柳青创业史的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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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创业史的经典语录

柳青创业史的经典语句

  创业史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最早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延河》杂志上，每期两章。这是1959年春天的事。《创业史》小说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这部巨著蕴藏着作者柳青14年农村生活的丰厚积累。  柳青同志生前计划写四部，仅完成了两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和巩固。它们既是互相联系的，又是各自独立的。小说梁生宝买稻种情节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创业史（第一部故事梗概）1929年，亦即民国18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  冬天，哀鸿遍野，灾民黑压压地涌向渭河滩。下堡村蛤蟆滩的二茬光棍梁三，收拾得齐整干净，大步流星地在女性灾民群中穿行。梁三年过四十，妻子新丧，大家当然明白他的企图。果不其然，梁三将宝娃子母子二人领进了他的草房院。他抚摸着宝娃子的头，发出了再创家业的豪壮誓言。  宝娃至此改姓梁，大号叫梁生宝。梁三是蛤蟆滩上的勤劳农民，其父艰难创业，给他留下了三间正房，为他娶了妻子。然而，他命运不济，牛死妻亡，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连祖上传给的三间房也变卖了，只剩下个空荡荡的草房院。如今，饥荒又给他送来了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男娃，潜藏在心中那不屈不挠的创业希望又升腾了!然而，创业艰难。  梁三苦苦劳动十年，光景依然如旧，得到的只是失败和屈辱，以及脖梗上的死肉疙瘩、喉咙里永远咳不完的痰。创业的担子，历史地落到了生宝的肩上。生宝，从小即非同凡俗，七八岁见人就打招呼，使一些人瞠目结舌。十三岁当长工，就将工钱换的小牛犊牵回家，听着他雄心勃勃的计划，养父梁三都惊呆了。  十八岁他又独自租种了十八亩稻地，创业的劲头，超过父辈几等。但是，他辛苦一年的收获，全被地租、高利贷敲榨干净。到了解放前夕，为了躲避国民党溃兵抓壮丁，梁生宝被迫进了终南山，成了不敢见天日的“黑人”。梁家三代的创业史，最终画上了一个辛酸的句号。梁三老汉终日像土拨鼠一样生活着。  解放了，蛤蟆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地主吕二细鬼、富农姚士杰都被斗倒了，贫雇农土地还家，梁家分到了十来亩稻地。他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对着毛主席像两泪双流。此时，仿佛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精力，注入梁三老汉早已干瘪的身体，已经熄灭的个人发家愿望，又重新燃烧起来。  他在睡梦中笑出声，梦见自己竟成了“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而此时当了民兵队长、入了党的梁生宝，则完全沉浸到建立互助组的事务里去。父子之间在创业上的激烈冲突，就要爆发了。195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鞭炮声响彻了哈蟆滩，富裕中农郭世富的新瓦房上梁了。  村民们都来看热闹，梁三老汉更是艳羡十分。他哪里知道，世富老大要和生宝的互助组对着干呢!此时，春荒笼罩着蛤蟆滩。这是互助组和整个蛤蟆滩最困难的时刻。他们一方面要筹划新的一年生产，一方面要度春荒。但他们手中既无钱又无粮，这是多么大的困难啊。村主任郭振山寄希望于富农和中农，希望通过活跃借贷以解燃眉之急。  然而，余粮户响应者寥寥无几。富农姚士杰偷放高利货，郭世富要和贫雇农“和平竞赛”。郭振山已经对局面失去控制，加之自己要走自发道路，故对贫雇农的困难、对自发势力均作壁上观。在这种形势下，梁生宝自然成了互助组和贫雇农的主心骨和带头人。为了推行一年稻麦两熟的丰产计划，他顶着霏霏的春雨，到郭县为互助组去买百日黄稻种。  为了筹集生产资金和度过春荒，他组织互助组组员开进终南山割竹子。这些举措，打击了自发势力的气焰，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困难，稳住了互助组的阵脚。这些行动，也在蛤蟆滩庄稼人的心底掀起了重重波澜，他们从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然而，生宝的行动有时却不为梁三老汉所理解。  继父时常对他冷嘲热讽，称其为“梁伟人”。对此，生宝毫无怨言，他相信继父会觉悟过来。这时的生宝已近而立之年，继父在解放前为他买的童养媳已经病死。由于一心扑在事业上，婚恋大事还没解决。团员徐改霞倾心于他，他也暗恋着这个美丽的姑娘，然而，为了不影响工作和党的荣誉，他抑制自己的感情，故意疏远改霞。  失望至极的改霞在郭振山不怀好心的鼓励下，终于离开了哈蟆滩，到北京当工人去了。生宝率众入终南山后，互助组育秧的事由记工员任观喜和农技员韩培生负责。富农姚士杰的活动更加猖狂，处心积虑要搞垮互助组。他占有了互助组成员栓栓的妻子素芬，并指使素芬去诬陷梁生宝，达到分裂互助组的目的。  在他的阴谋策划下，梁生禄、栓栓两家与互助组疏远了。后来，由于栓栓在割竹子时被扎伤，两家竟一起退组。对此，生宝毫不畏惧。割竹队如期完成了任务，挣了一大笔钱，解决了互助组的暂时困难。关心着生宝事业的梁三老汉，思想感情也在发生变化。秋天，梁生宝的互助组获得了大丰收，蛤蟆滩的统购统销工作也提前完成。  生宝的威望不断提高，互助组更加壮大，退组的又回来了。郭振山的所作所为使他威信扫地。为了恢复威信，他积极整顿他所在的官渠岸互助组。经过县里的培训，梁生宝他们又成立了全区第一个农业社——灯塔社。梁生宝的创业成功了!在铁的事实面前，梁三老汉服气了。  他穿上了新棉衣到黄堡镇去打油，受到人们格外的尊重。他流泪了。这是幸福的泪，欢悦的泪!它饱含着蛤蟆滩人创业的自豪与艰辛。作品评价：柳青在皇甫村踏踏实实地生活了14年，对农村中各种人物了如指掌，这给他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创业史》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郭士杰、郭振山等一批十分成功的形象。  特别是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两个人物，已排进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有特色的典型形象的行列。梁生宝是全书的中心人物，是社会主义农村中的英雄典型。在披荆斩棘带头创社会主义大业中，他有胆有识，既有宏伟的气魄，又有实干精神。他身上既有勤劳、朴实、善良的中国传统美德的闪光，又有公而忘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精神的张扬。  这是一个讲原则、重情感，使读者倍感亲切可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三老汉是书中写得最凝重最精彩的人物，是极有感染力的艺术典型。作者不是单线条地勾勒这一人物，而是深挖精凿，浓墨重彩地描绘他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他鲜明感人的多重性格。这是一个最有深度、最能显示作者艺术潜能的不可多得的中国老农的形象。  《创业史》结构宏伟，气势磅礴，充分昭示了柳青雄浑而劲健的艺术风格。它的语言质朴而凝重；恰到好处的抒情段落，好似警句格言一般留在读者的记忆中，实为现代文学中的精品。

  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县人，1938年到延安后开始小说创作。在写作《创业史》之前，出版有长篇《种谷记》(1947)和《铜墙铁壁》(1951)。50年代，柳青较长时间生活在陕西长安县的皇甫村，参与了当地农业合作化的过程。这期间，除了不多的散文特写(收入《皇甫村三年》)和中篇《狠透铁》等以外，都在为拟议中的宏篇巨构《创业史》作准备。  《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1960年第一部在刊物上连载，次年出版单行本。“文革”发生，使写作计划中断。“文革”结束后，改定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但整个计划终于未能完成。《创业史》的故事发生在陕西渭河平原的下堡乡的蛤蟆滩。第一部写互助合作“带头人”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第二部则写到试办农业合作社。  对于这部小说的主旨，作者作过这样的说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  ”(注：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西安)1963年第8期。)作家对农民的历史境遇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弥补了这种观念“论证式”的构思和展开方式可能出现的弊端，但反过来，这种写作方式还是极大地限制了作者生活体验敞开的程度。小说第一部出版后，在文学界获得极高的评价。  一年多的时间里，报刊赞扬的评介文章有五十余篇。肯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农村广阔生活的深刻程度”。若干评论文章指出，作家的杰出之处，是敏锐地揭示还不为许多人所注意的“生活潜流”，揭示潜在的、还未充分暴露的农村各阶层的心理动向和阶级冲突，并向历史深处延伸，挖掘了矛盾的、现实的、历史的根源。  小说通过活跃借贷、买稻种和分稻种、进山割竹子、新法栽稻等事件，组织起了错综的各条矛盾线索。这些矛盾着的力量最终构成两个“阵线”：一边是坚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梁生宝、高增福等贫雇农，另一边则是土改时弯下了腰，现在又想重振威势的富农姚士杰，从土改时惊惶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富裕中农郭世富，和开始走个人“发家”道路的村长郭振山。  而处于这两条“阵线”之间的，是像梁三老汉这样的徘徊、摇摆的农民。作家表现了不同心理动向的各阶层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广阔”和“深刻”，这是当时对“史诗性”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尺度。当然，柳青在小说中有关农村阶级关系的这种“深刻”阐析，根据的是50年代人们已耳熟能详的政策文件；作家的创造是把对农民生活和心理的体验和艺术想像，纳入这一框架之中。  《创业史》高度评价的另一依据，是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而特别受到注意的，则是梁生宝这一“新人”的“光辉形象”。把这一人物的创造，看作是《创业史》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是当时批评界的相当一致的认识。有的批评家把梁生宝与阿Q放在一起比较，来谈论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学的变化和发展。  这种讨论方式，包含了“艺术典型”等级的价值估断。(注：姚文元《从阿Q到梁生宝——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上海文学》1961年第1期。)《创业史》运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在人物语言方面，采用经过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是充分书面化的。  这构成了一种对比。叙述语调与人物语言的距离，有助于实现叙述者对故事的介入，显示叙述者“全知”的“权威姿态”：直接揭示人物的情感、心理、动机，“观察”、“监视”人物的思想、心理、行为与“历史规律”的切合、悖逆的程度，对人物、事件作出解说和评论；虽然这种评论常用诙谐和幽默的方式进行。  在小说的艺术形态上，柳青似乎并不追求像赵树理那样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也不追求故事性和行动性。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获得批评界的赏识。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发现五六十年代文学与延安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创业史》(第一部)，在60年代曾发生争论。  1960年，邵荃麟在《文艺报》编辑部的一次会议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  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在此前后，严家炎撰写的评论《创业史》的文章，(注：《〈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6期)，《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他不同意《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的“流行的说法”，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他的根据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形象的“丰满”、“厚实”，即美学的标准；另一则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处于观望、动摇的“中间状态”农民的表现，在揭示社会生活面貌的“深度和广度”上的意义，即题材的价值问题。  与此相关，严家炎指出，梁生宝在当代农村小说“新英雄人物”塑造中，虽然是“水平线以上”的，但其成功程度，并不像大家所推崇的那样。他提出这一形象在塑造上的“三多三不足”的缺陷(他后来补充说，“三多三不足”有的并不是缺点)：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  在争论中，严家炎又进一步指出梁生宝形象的过分理想化的问题。这些观点，受到包括作家在内的大多数批评家的反对(注：批评邵荃麟、严家炎观点的文章，除柳青的外，主要有艾克恩《英雄人物的力量》(《上海文学》1963年第1期)、冯健男《再谈梁生宝》(《上海文学》1963年第9期)、蔡葵、卜林扉《这样的批评符合实际吗?——与〈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商榷》(《延河》1963年第10期)、吴中杰、高云《关于新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上海文学》1963年第10期)、朱寨《从对梁三老汉的评价看‘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实质》(《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姚文元《使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的理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反动实质》(1964年12月14日《解放日报》(上海)。  )。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文中，柳青激动地说，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对于他所不能同意的看法，他根本不打算说话，但对严家炎的观点，“却无论如何不能沉默”，因为其中“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我如果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对革命文学事业不严肃的表现。  ”(注：《延河》(西安)1963年第8期。)论争双方在文学创作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深刻”表现农村的斗争等要求上，并无分歧。分歧的是对艺术形象所作的美学评价，以及题材价值的不同认识。就后者而言，邵荃麟、严家炎等事实上是强调有着“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形象与表现“历史真实”的联系。  在这点上，邵荃麟等在某种程度上回到原先的论敌胡风的立场。在美学评价上，严家炎等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成规”(客观描绘，性格刻画，形象的丰满、完整)来质疑柳青的创作，而柳青在反驳中，却提出一种更具“直接性”的美学标准。他对《创业史》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矛盾冲突，冲突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形式，人物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思想性格，有这样的“气质”、心理、行动等等，都根据现实政治理论和政策规定，给予确定的、条分缕析的说明。  

创业史

作者：柳青

简介：《创业史》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郭士杰、郭振山等一批十分成功的形象。柳青在皇甫村踏踏实实地生活了14年，对农村中各种人物了如指掌，这给他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两个人物，已排进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有特色的典型形象的行列。梁生宝是全书的中心人物，是社会主义农村中的英雄典型。在披荆斩棘带头创社会主义大业中，他有胆有识，既有宏伟的气魄，又有实干精神。

比起《山乡巨变》（周立波著，同为十七年文学代表作，题材同为五十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人物塑造和矛盾设置大量参考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柳青的《创业史》的原创性更强，且对浩然和路遥等几代农村题材作家都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在文学史中的意义更大。

《创业史》中，梁生宝、梁三老汉和郭振山这三个典型人物，是原先与同期的中国小说中所没有的，在文学形象上有扩展意义。

梁三老汉这个角色的深刻和丰富性，比《山乡巨变》的亭面糊，甚至《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狗鱼老大爷都更为动态且立体。他是一个老派农民，偏传统的观念和梁生宝‘新人‘理念有不少冲突，但也有很多一致，最终在事实面前，主动改变自己，转而支持儿子的事业。《创业史》中多次借他人之口说，梁生宝很多方面都随他的继父梁三老汉。比如，踏实肯干，勤劳实在，还有，梁三老汉“心眼正”，他对妻子、女儿很好，对梁生宝视如己出，对童养媳也当亲闺女疼，算得上是一个模范家长，他也从不算计乡邻。他是很有真性情的，比如在清明时，见儿子没想着给童养媳上坟，替童养媳感到委屈，在她的坟前哭了一场，以至于招到思想保守的亲属的指责。这都说明老汉的品质与儿子有很大的一致性。

有人觉得梁三老汉头脑和眼界有限，其实不然，他也算是小说中一个明白人，他按自己的理念做事的，想通过自己的勤劳获得一份家业，“二十亩地砖瓦房、老婆孩子热炕头，最好再来一头牛，踏踏实实过日子”是他的目标，他几次立家业的梦想成空，前几次还很乐观，因为他还觉得养死两次牛是偶然因素，直到后来儿子被逼逃丁，还把牛赔进去了，地也租不下去了，他明白自己的失败是坏世道的必然，郁闷得了气喘病，直到解放后分了田地，生活有了盼头气才顺过来。但他绝非贪财物的人，解放前继子被抓丁，他毫不犹豫地卖牛赎回儿子。他对儿子的事业一度不理解，但也从不暗中破坏，只是儿子不用庄稼人的老路子走，他觉得不牢靠。老头他怀疑儿子办合作组能成功，在别上劲的时候，不是随意发狠，而是主动去找他知道的明白人-乡委的卢书记去聊一聊。卢书记给他耐心做了工作后，他也就觉得儿子换个路子试试不是坏事，可见他虽然倔，但讲理，并不是一味保守。后来合作组取得成功，他的家业目标虽然还没实现，但穿上了新棉裤棉袄，生活前景乐观，还因为是梁生宝的爹被人尊重。他此时想的是儿子的事业过了最难的阶段，但还有很多事等着他，足见这个老头看事物时有比一般人强的地方。

书中对梁生宝的评价，“公平”和“能干”，在当时的农村里一个村也挑不出几个。习惯小生产的农民能做到“公平”难能可贵。梁生宝的“家教好”，养父梁三老汉言传身教，通过诚实劳动，做正直善良的人。在租地时长期受压迫，逃丁时遇到共产党，后来当了民兵，参与了土改，他通过自身的经历，接受了“只要还有私有制，农民就会穷的穷、富的富”的社会主义观念，因此积极参加合作化。

“能干”包括三方面，一是劳动技能高，梁生宝随老爹自小干农话、拉长工，各种农活动精，在本村的年轻人中算首屈一指的；二是脑子活，能活学活用，看事能长远，他虽只上过扫盲班，文化水平差点，读写算比不上同村上过几年学的，但是通过主动的党内学习，对党的政策能有自己的理解，甚至和县乡两级的领导谈起政策来也能说得头头是道（领导走的时群众路线，用的是群众语言，要是换个说官话的那个领导，照样也谈不了），在农民找富裕户借贷失败后，他能想起省里模范互助组在大会上介绍的搞副业的经验，组织贫困户上山砍竹编扫帚卖钱，使贫困户渡过春荒，增加收入，这更是他学习能力的体现；三是组织能力强，梁生宝逃过抓丁，年纪轻轻就在外地磨砺，懂得和人打交道，他执行起来合作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的政策，非常得心应手，合作组有人闹退组时，能和颜悦色地让坚决退组的两家退出，还留下活话“随时都能回来”，同时说服犹豫退组的一家，有道德缺陷的“油子”白占魁申请入组时，能力排众议接受，使得很多组员佩服梁生宝年纪轻轻就有大将之风，他办事公道，积极带动贫困户，不为私利，因此更能服众。

梁宝生属于农村青年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路遥在《平凡的世界》有所继承。不可否认，现在有一些人不喜欢梁宝生宝。对美国化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梁生宝一心扑在社会主义农村改造事业中，甚至经常要放弃一些私利，对他们来说，法无禁止的个人利益都是要争的，否则就是不自由的，反人性的。但是，要是按照法德的主流自由主义观念，梁生宝为实现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物欲所驭”，这才是真正的大自由、大人性。每个读者的价值标准都不一样，至于怎么评价梁宝生，不必强求一致，如果能对他的人生理念有所理解，对读者来说仍是一件好事。

郭振山是一个很动态、比较复杂的人，他在土地改革中起过领导作用，还是有名的庄稼把式，在村中十分有威信，日子过好了，郭振山一度有发家的想法，甚至还定了个“五年计划”，受批评后，经历痛苦的思想斗争，决定将个人利益与党的要求相协调，把发家的计划放弃了。他对自己在村里的权威很看重，不希望被梁生宝这个后起之秀挑战，因此不愿意梁生宝的合作组壮大，不过也不曾想过下绊子。在另一方面，他也很努力地进行党的工作，也领导一个合作组（但这个合作组属于强强联合，被批评后才开始接受困难户），在粮食国家收购中表现也不错，平常看不惯损人利己的行为，对一些贫困户生活上的困难比较关心，总体上仍能对农村的建设事业有贡献。上级说他有能力但也不一心为公，做合作化的基层领头人的条件不及梁生宝。

路遥《人生》中人民公社支书高明楼，就是郭振山这一类人，有觉悟、有水平、也有私心，对人民公社总归还是起稳定作用的。到了在人民公社体制出现城乡拉开、人身绑定、在很多时候和地方阻碍生产，相比其他农业模式出现比较性劣势的时候，郭振山式的领导会使这种劣势加重。

早时候的一些评论说，郭振山是在“堕落”的过程中，只是还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体制的约束，没到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最终结果。这种说法过于偏激了。读者不难相信郭振山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是大量存在的，对社会起到的作用也是利弊均有。

《创业史》中对矛盾的设置还是很可观的。梁生宝（社会主义新人）、郭振山（有缺陷的农村领导）、梁三老汉（较开明的传统贫农）、郭世富（有中庸意识的勤劳上中农）、姚士杰（心地阴暗，有能力的富农）这些重要角色，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理念，这些个理念各由不同的部分组成，不同理念的不同部分有的针锋相对，有的不共戴天，有的能达到妥协，甚至有的还能深度契合，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农村意识形态圈。相比之下，《山村巨变》连反革命都反得那么地“田园化”，在思想认识上明显不如柳青那么沉厚。

两性观念在中国农村题材革命小说中几乎是落不下的。而且，共产党的婚恋政策和性权利观念往往与传统农村的保守观念有抵触，这逃不出敏感的作家的眼睛，他们希望通过小说施以影响。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还算是尽量拉近这两者的距离，把农村保守观念中对恋爱自由的微弱支持最大化地利用了。孙犁《铁木前传》中，小满希望离婚另嫁，最求幸福，也多少得到了些同情。而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了在日军兽窟中受蹂躏，最后携带情报逃出的农村女孩贞贞，最后随干部们去延安学习，并投身革命的故事，而干部们对贞贞的尊重和友善，使保守的村民不理解和敌视。《创业史》中，梁生宝性格上的缺点（一听改霞说去工厂就不想理人家了），和错把个人爱情置于靠后人生行动的做法（非要等秋收后再谈恋爱），使他失去了一次获得一个不错的人生伴侣的机会。而素芳的遭遇更加令人心酸，素芳被家庭深度压迫，因为自身的想法较为狭隘，在试图找到出路的尝试中，又被姚士杰玩弄，在村中也备受歧视，这也说明了，人类解放的进程中，在事实上总有一些角落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并未被真正解放。这也是《创业史》的一个超越时代的意义。

另有《创业史》与农业集体化关系的评论，见ef="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948839">如何评价《创业史》与农村集体化道路的关系？

忍耐有时是比激动更强大的精神力量，但并不是每个人的天然禀赋。这是事业对人的一种强制。

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处仅有几步，特别是人年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