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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经典语录
明治天皇经典语句
明治天皇在位四十五年期间，是近代日本改革最为显著的日本领导人，日本实现了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发展，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完成了帝国主义，以后走上军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道路。他的名字是日本兴盛和崛起的标志。
明治天皇本人对于日本政治的主要影响，发生在1880年至1887年之间。这也恰好是明治国家构建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时期。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个皇帝要么是“乾纲独断”，要么是傀儡，但明治天皇的存在形态却与日本人模棱两可的态度非常类似：他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薛定谔皇帝”。而对于明治天皇理解的最大误区，就是把他本人理解为一个政治实体，然而在明治史上，明治天皇本人的权力与“宫中”集团密不可分。
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经常被战前日本奉为“睦仁大帝”所谓“宫中”集团，狭义上说是担任过“宫中顾问官”的官僚，但广义上讲，是以明治天皇的“帝师”群体、以及天皇本人信任的一些非主流派高级军官组成的政治团体。在探察近代日本历史时，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宫中”集团。一来他们在后世人的眼里并不及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些位于前台的政治家有名，二来他们的作用并没有写在各路已经问世的历史书籍或通俗小说里，而是深藏在他们本人的日记或宫廷记录里，研究深度不足者很难触及。
从身份来说，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宫中”集团重臣土方久元、“尊皇派”军人谷干城都是幕末土佐藩维新志士，“帝师”元田永孚也是熊本藩“国学者”，均各自拥有一定政治地位。但在明治维新以后，他们的地位显著降低，如今天皇成为自己的“学生”，失意的倒幕志士群体当然要发挥倒幕维新时期的另一大政治正确，双方于是一拍即合。
换言之，天皇的权力提升，本质上是靠了自己本身具有的名义权力，结合“非主流”的维新志士群体本就拥有的世俗权力，进而形成了一股足以和主流政治家抗衡的强大实力。
倡导“尊皇”的《教育敕语》起草者，“宫中”集团重镇元田永孚，他也是明治时代唯一一个可以穿着和服直接觐见明治天皇的人。“宫中”集团第一次显著影响政治，是在1880年日本政府因财政短缺而讨论是否对外借债事宜。当时以伊藤博文为主的高层政治家群体对借债额度略有争议，而“宫中”集团借题发挥，要求明治天皇亲自干预“外债”问题。而明治天皇亲自下令，要求全部高级官员立刻陈述意见，最终17人形成了8票同意、8票反对、1票中立的结果，意见难以统一一处。最终明治天皇直接发布“圣裁”，否决日本发行“外债”。
明治维新早期（推测为1870年）明治政府高级成员与西方使节的合影，中间矮个子是明治天皇.明治天皇之所以能够“圣裁”，不仅是因为有着“非主流”维新志士的支持，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明治政府得以建构的政治正确基础就是幕末以来流行的“尊皇”思想。无论伊藤博文等官僚集团再怎么心生怨恨，他们都不能直接反对天皇的意见，更不能做出任何对天皇“不敬”的举动。于是1884年5月，当明治天皇对伊藤博文的人事政策不满时，就直接以身体欠佳为由回居内宫，不理政务，而伊藤博文也只能干着急：按照古代礼法，没有天皇召见，臣子根本不能擅自进入内宫。
明治天皇闭门不出让伊藤博文颇为着急，而与此同时，担负着与天皇沟通任务的“帝师”元田永孚也闭门不出。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伊藤博文只与明治天皇在一次铁路竣工仪式上短暂同席，且双方没有任何实质性对华，这就引起整个明治政府的运转效率降低。
伊藤博文的办法，是迅速给全部华族（贵族）封赏爵位。1884年8月7日，受到封爵的292名授爵者在上午集体参拜皇宫，集体向着“皇祖神灵”宣誓效忠，表示“永世扶翼皇室尊严”；当晚，刚刚经历过一出日本古代典礼的263名华族又携夫人参加了极为盛大的西式晚宴，天皇、皇后与四大亲王夫妇均出席宴会。通过这一出“封爵”仪式，伊藤博文又一次笼络了天皇与“宫中”集团，但也足以说明天皇与“宫中”集团已经有着不可或缺的政治地位。
穿着西洋服饰的明治天皇（1888年前后）当然，明治天皇毕竟是被维新志士、也就是后来的明治政治家群体拥立起来，也不可能完全不听话。当伊藤博文意在建设新的内阁制度时，明治天皇又一次置若罔闻，伊藤博文选择直接上书斥责：“如今（天皇）若不能在政务上更加倾注圣虑，聪明之质恐有名无实”、“如此茫然之态度、模样面对历代之祖宗、万百世之皇孙，也与（天皇）职掌不相称”。如果去除掉必要的敬语表达，可以看出伊藤博文已经暴怒到何种程度。
1886年9月，伊藤博文与明治天皇达成“机务六条”。里面规定，除非首相邀请，天皇不得突然参与内阁会议；天皇若“下问”国政，只能召见对应的国务大臣及次官，不能进一步“下问”；国务大臣若想汇报主管事项，即便天皇生病也可进入内宫“拜谒”。这无疑是对天皇在1884年闭门不出的报复性制度。
伊藤博文（1841-1909）是明治国家的缔造者与明治宪法的起草人，他最出色的地方就是尽全力调和国内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矛盾在与伊藤博文等政治家达成协定以后，明治天皇很忠实地执行了自己作为立宪君主的角色，尽可能帮助伊藤博文稳定政府。1887年首相兼宫内大臣伊藤博文遭到朝野政治家的共同反对，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家板垣退助（土佐藩出身）宣布辞去爵位，萨摩阀官员的领导黑田清隆也攻击伊藤博文，谷干城（土佐藩）更是辞去官职。为了稳定政府，明治天皇亲自出面接见黑田清隆，促成伊藤与黑田两人见面会谈，他同时多次派遣使者找到板垣退助、谷干城两人，希望他们不要闹事。应该说，明治天皇这一次付出也直接帮助政府化解危机，最终伊藤博文把首相让给黑田清隆，专心出任宫内大臣。
为了规范天皇与“宫中”集团的职权与责任，伊藤博文在1888年4月创设“枢密院”，以作为所有法律法规的最高咨询机关。由于立法权属于“天皇大权”，那么最高咨询机关事实上就掌握着国家的最高立法权。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与1947年《日本国宪法》都是经由枢密院审核而最终颁布的。
1946年，日本在战败后召开了历史上最后一次枢密院本会议，确定颁布新的日本国宪法，建立民主主义制度。中座者为昭和天皇。在第一代枢密院的15名成员里，有8人曾经做过“宫中顾问官”，此外还有宫内大臣土方久元、宫内次官吉井友实，再加上天皇曾经支持过的军人鸟尾小弥太，广义的“宫中”集团总计占据11席，几乎是占据绝对多数。应该说，把“宫中”集团拉入枢密院这个正式组织，结果就更容易让“宫中”集团对于政府的反对意见有一个输出渠道，进而防止他们在背后暗地鼓捣什么阴谋。只要“宫中”集团安定了，明治天皇自然也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其实之所以喜欢讨论天皇拥有多大权力，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衡量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到底天皇有没有参与发动战争？天皇应不应该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每一场战争负责？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说，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场战争爆发之前，明治天皇都发出过一些“泄气话”：甲午战争曾被他评价为“此非朕之战争”，日俄战争之前他更是说过著名的“本以为四方之内皆同胞，世间却频起波风”。乃至于日俄战争的宣战诏书草案里，他都加入了关于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语句，后来被官僚集团删除。从这些碎片记载里，可以说明治天皇并不是一个多么积极的好战分子。
日俄战争御制诗：よもの海，みなはらからと思ふ世に，など波風のたちさわぐらむ。但另一方面，当两次战争打响后，明治天皇都第一时间亲临大本营，以帝国大元帅之名义召开作战会议。甲午战争里，天皇离开居住多年的东京，而来到日本西部重镇广岛，乃至于给日本国民一种“御驾亲征”之感；日俄战争的大本营虽然设立在东京，但明治天皇却对前线战况非常关注，甚至于直接对军队人事做出指示。1904年底，日本陆军迟迟未能攻克位于中国东北的俄军战略要地旅顺城，多名官僚请求更换主攻旅顺的司令官乃木希典，然而明治天皇却出于个人感情，明确写下“不许撤换乃木”一言，硬是让这位有些愚钝的战将坚持到了最后。战后，由于担心在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的乃木希典自尽，明治天皇要求他出任皇室学校“学习院”院长，而乃木希典也成为其孙儿——昭和天皇人生中的第一位导师。
乃木希典（1849-1912）对于明治天皇的这些矛盾举动，一般认为是他受限于明治宪法制度，不可能直接对战事做出指挥，也无法直接决定是否开战。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明治天皇在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日本不那么强大、饱受其辱的时代，那么对于战争，他更容易出现的想法其实是“如果败了会怎么样”。恰巧无论对清朝还是对俄国，日本都是以小敌大，以弱战强，这种不安全感与对战争失败的恐惧就会被无限放大；但作为天皇，他又必须要走上前台，这就使得他对于战争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