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经典语录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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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座高峰，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完美诠释了中国古代思想之自由、文化之灿烂，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孔子、老子、墨子等伟大文学家、思想家为后世留下了一座座瑰丽的艺术宝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名言警句。

1、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

2、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

3、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

4、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

5、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

6、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

7、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庄子

8、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

9、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

10、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

11、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12、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

13、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14、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

15、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

16、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

1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

18、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

19、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

20、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

21、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

22、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23、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

24、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

25、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

26、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

27、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武

28、严家无悍勇，慈母有败子。——韩非子

29、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

30、小人谋身，君子谋国，大丈夫谋天下。——鬼谷子

31、物极必反，困则思变。——鬼谷子

32、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武

33、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武

34、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晏子

35、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

36、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

37、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

38、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韩非子

39、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

40、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

相比于野合而生的身世传闻，孔子赴周都问礼于老子是《孔子世家》中一段更为扑朔迷离的悬案。

早在北宋的时候，就有陈师道、叶适等学者先后对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之声经历明、清而不衰歇，终于，到了1919年2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其中考证老子和孔子的文字引发了民国时代争辩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古史讨论。

胡适坚持认为老子的时代应该略早于孔子，而《史记》中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也是大体真实的。对此，钱穆在他的大作《先秦诸子系年》中做出了猛烈的抨击。

据亲历过这段往事的人回忆，当年钱穆曾经在北大教授会上当着胡适的面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出，证据确凿，你就不要再坚持了吧！”而胡适则回应：“钱先生，你所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证据充足，我为什么反对？反正老子又不是我老子！”

胡适和钱穆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泰山北斗，他们之间关于孔子问礼老子的争论从20世纪20年代爆发，持续了三十年之久，却最终谁也没能说服世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固然犯了众怒，引得梁启超、顾颉刚、冯友兰等学术名流群起而攻之，可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写就的《老子杂考》同样遭遇了不少质疑。据说，当年历史学家邓广铭读到这篇文章时感慨道：

当我们今天再度试图去寻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历史真相，发生在胡适与钱穆之间的那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也正是那一场争论，让我们看到了两个破译悬案的“陷阱”：

首先，从《史记》的文字记载看，说到孔子去周都洛邑问礼这件事的时候，司马迁言之凿凿，显示出他对所述事实较有把握。可说到孔子后与老子的会面，司马迁却谨慎地写下了一个“盖”字——盖，就是可能。

也就是说这场会面只是司马迁的一个推论。既然是推论，就会有事实上的疑点。而疑点无外乎出现在两个地方：一种可能是司马迁对孔子、老子是否曾经会面甚至是不是并世之人没有十足把握；另一种可能则是司马迁虽然认定他们二人真的见过面，但会面是否发生在这次孔子访问洛阳期间，司马迁吃不太准。

这两个疑问等于提示了我们，在剖析这段悬案的时候应该将孔子赴周与问礼老子这两件事情解绑，区别加以对待。

事实上，我认为钱穆先生撰写的那一篇《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考辨》（收录在《先秦诸子系年》）落入的“陷阱”就在这儿：文章一开篇，钱先生就通过考证南宫敬叔的经历，力图证明他并没有和老师孔子一道去过周都洛邑，并进而判定孔子与老子的会面也属虚妄。

但是将孔、老二位哲人的历史性会面系于孔子赴周之时，这个系年本来就是司马迁的推论。即便我们考证出南宫敬叔与孔子赴周这件事是虚构的，那也只能证明司马迁推论孔、老会面的时间出了错，而不能就此武断地否定孔、老会面的存在。

孔子与老子会面的记载并不首见于《史记》。在道家后学所做的《庄子》一书中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孔子与老聃的会面。如果说对《庄子》的记载，我们还能以偏好寓言虚构来加以质疑的话，那么儒家后学所做的《礼记》一书中也同样写到了孔子与老子的会面，我们又该怎么去解释这个巧合呢？

其次，胡适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时候是先写《老子传略》再写《〈老子〉考》的。而钱穆对他的质疑，也是写了《〈老子〉辨伪》又写《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考辨》。言外之意，二位先生都认定传世的这部《老子》（《道德经》）就一定是老子的作品，而一旦这部作品被证伪，那自然要殃及作者的合法身份。

可是我们都知道，今天流传下来的先秦诸子著作中伪作不在少数。《管子》、《商君书》并非管仲、商鞅所作，这已经成为历史学界的共识。但并没有人因此便去质疑管仲、商鞅这两个历史人物的真实性，为什么到了老子这里，证伪的逻辑就变了呢？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是写到了“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可他并没有节引这五千言的原文，因此我们甚至无法判定司马迁说的那五千言是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道德经》。

这是我们在寻绎孔子问礼于老子这段历史的时候必须要规避的第二个“陷阱”： 考证传世的《道德经》的成书年代是一回事，考证老子这个人物的历史事迹则是另一回事。不将《道德经》与老子解绑，将会给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造成巨大的困扰。

从《孔子世家》和《老子韩非列传》的相关记载看，司马迁对老子个人历史的叙述的确存在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处。关于这一点，清代学者汪中在《老子考异》一文中曾提出过质疑：

在我看来，汪中对《史记》所载老子史实最有力的质疑就集中在上面这一段文字当中。他质疑的立足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 自从周室东迁、王权衰落之后，周朝中央政府的原任官员流向了各诸侯国谋职的大有人在，但很少看到各诸侯国的人才反向流入周畿。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人，而楚国无论从政治、文化还是外交上都是与周天子隔阂最深、关系最疏远的诸侯国，楚人老子为什么要逆时代潮流而动，跑到周朝作官呢？

第二， 即便老子卓尔不群，执意入周都谋职，他也不可能获任史官。杨宽先生所著《西周史》说：

西周以降的惯例，史官必是世袭。司马迁的祖上就是周朝的太史，而他本人在汉武帝时期还接任了先父司马谈遗下的太史令一职，证明史官世袭的传统，其生命力极其顽强。老子以楚人入周都谋职，半路出身的他怎么能做周朝的世袭史官呢？

因此“楚人”与“史官”——司马迁笔下老子的这个双重身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兼容的。

除了汪中所说的上述两点，我们还不能忽视的是，司马迁说孔子拜访老子的目的是问礼。

鲁国本是西周各封国中保存周朝礼乐最完备的国家，这也是鲁人引以为傲的政治资本。而根据《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本人出生在一个礼乐教育非常严格的家庭，所谓“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刚过而立之年，孔子已经被鲁国世卿孟僖子赞为“达人”，并要求自己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师事孔子以学礼义。这显示出问礼老子之前，孔子在鲁国已经是一个颇有名誉的礼学专家了。

可楚国与中原声教阻隔，礼乐氛围最为单薄，楚人对中原礼义又素无信仰，老子要真是楚人，他的礼乐造诣怎么可能高得过孔子呢？

这样分析一圈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对孔子问礼老子事件的诸多质疑都集中到了这个关键点上：老子到底是不是楚国人？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史记》的记载最为可疑。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说司马迁修撰老子历史的原始文献主要来源于《庄子》，可《庄子》并没说过老子是楚人。另外，《史记》说老子的“故乡”苦县属于楚地，这也有问题。司马贞《史记索隐》曰：

老子的“故乡”苦县在春秋时期本属陈国。楚国灭陈后，苦县才为楚国所吞并。而根据《史记·陈杞世家》的记载，楚惠王灭陈发生在公元前478年，可是公元前479年——也就是楚国灭陈的前一年，孔子就去世了。

换句话说，如果老子真是苦县人，孔子在世的时候见到的只能是陈人老子而不可能是楚人老子。就是这个楚人老子的记载让人不得不怀疑司马迁搜集的老子史料掺杂了后世杜撰的成分。

如果《史记》中“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的记载不可信，那么老子的真实身份该是怎样的呢？

从《庄子》保存的原始记载看，孔子西行入周的目的并不是问礼，而是藏书。因为老子本是周朝的史官，熟悉周都的人物掌故，所以子路建议孔子在动身之前先去拜访一下老子，通一通他的门路。

既然是赴洛之前先访老子，孔、老的会面就一定不会在洛邑。那么，该在哪里？该在什么时间呢？《庄子·天运》曰：

这就是说孔子与老子的会面并不发生在他的早年，而发生在他的晚年。会面地点并不是周都洛邑，而是沛地，即后世的彭城（据成玄英疏）。

《庄子》本以荒诞寓言居多，上述记载中，前一段说孔子拜访老子是为了“藏书”，后一段又说是为了“问道”，彼此抵牾，那老子与孔子会面于沛是不是还可信？

赫胥黎说：“古代的传说，如果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像梦一样平凡地消失了。但奇怪的是，这种像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睡半醒的梦，预示着真实。”在我看来，老子居沛，就是《庄子》虚构寓言中的一项基本事实。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庄子》其他篇目的相关记载。

《德充符》一篇说，一个名为“叔山无趾”的鲁国刑人拖着残疾的形骸踵见孔子。拜访过孔子后他旋即又去了老子那里。叔山无趾既是双脚残疾的刑徒，又是踵见孔子，行动自然很不方便，这也就意味着他的活动范围不可能很大。见过孔子之后马上去拜访老子，那老子的所在该不会距鲁国很远。

假设老子此时住在周都洛邑，《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前往洛邑的时候鲁侯都要特意赐他马车，可见绝非踵行可赴。而子路又建议孔子远赴洛邑之前先去拜访老子。如果老子住得离鲁国太远，这样的拜访也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老子居于鲁国近南的彭城显然比居于洛邑更符合上述文献记载的情况。

另外，《庄子·庚桑楚》中又记载：

据成玄英疏，畏垒之山就在鲁国。而贾逵《姓氏英览》又说吴郡有庚桑姓，称为七族。老子的这位弟子庚桑楚极有可能就是吴人。吴人北上中原必溯泗水而行，彭城正在泗水之上。庚桑楚自吴地北上求学于老子，学成后又就近居于鲁国，这应该是这位道家弟子的人生行止。

除了庚桑楚，《庄子》中还提到了老子的另一位弟子栢矩：

鲁国人叔山无趾南下访问老子，而老子的两位弟子庚桑楚和栢矩则在成学后北游齐、鲁，显示出以彭城为中心的老子学派与齐鲁之地交往密切，有游学齐鲁的弟子们为老子揄扬声誉，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子路要建议孔子南下拜访老子了。

除了上述记载外，《庄子》中还有另一处提到了沛地：

这一段文字中的“阳子居”，据成玄英疏，就是大名鼎鼎的杨朱。他专程南下彭城寻访老子，可老子西游秦国，已经起程了。杨朱一路追踪老子的脚步，终于在汴州也就是开封赶上了老子。这说明老子西游入秦，是从彭城出发，溯泗水一路西进的。

我们把上述《庄子》各篇目中记载的老子信息综合一下可以看出，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老子为楚人，可能涉嫌对《庄子》的误读。

《庄子》中老聃应该是一位周朝的史官，离开周畿之后隐居于南方的彭城。而不是像司马迁说的那样，老子本就出生在楚地。周人在遭遇丧乱之后避于楚，并不罕见。想当年周成王亲政之后猜疑周公旦，周公也曾奔楚。

如果老子也是一位奔楚的周朝史官，那么汪中对《史记》的两点质疑——楚人不入周都求仕和不得担任世袭史官——就将迎刃而解。

老子最后是不是真的去了秦地，我个人对此深表怀疑。

首先，秦、楚两国在当时的中原人士眼中都是蛮夷之邦，可要在这两个国家中挑一个落脚，他们多半还会挑选楚国。

关于这件事，最好的证明就是秦穆公的谋主百里奚。这位出身虞国的智囊在晋献公假途灭虢之后被当做晋、秦联姻的“添头”送往秦国，可他愣是逃到楚国去了，还是秦穆公花了五张羊皮给他赎回来的。

其次，《庄子·寓言》虽然提到老子西游于秦，可是事件的叙述在老子到达汴梁后便戛然而止。最终老子是否真的抵达了秦国，不得而知。《老子韩非列传》说：

据司马迁的说法，这个函谷关令尹喜是老子西游入秦的人证。但尹喜这个人物的身份本身就很可疑，他当是根据《庄子·天下》篇杜撰出来的。《庄子·天下》的原文说：

很明显，《天下》篇中“关尹”是一个与老聃等量齐观的得道智者，而不是一个俗吏。“关尹”变成了“关令尹喜”，大概率是三人成虎的讹传。

最后，《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老子“莫知其终”，可《庄子》却明确记载了老聃的死。《庄子·养生主》：

从《庄子》的记载看，老子学派的活动范围基本集中在以彭城为中心的淮泗之地，最远不过于齐、梁。而根据《老子韩非列传》的说法，老子为苦县人，庄子为蒙城人，我们把这些传说中或真或假的地点一一标注在在地图上，就会发现传说散落的地理面积并不大：

从地图上看，道家学派的活跃地域其实很有限，远不及孔门周游天下的范围那么大。孔子的足迹最远不过楚国，不知老子为什么要去秦国。

《养生主》的记载显示，老子的丧礼是由弟子们操办的。如果真像司马迁说的那样，老子入秦隐居，他也不会是孑然一身。那后世为什么不见有秦国道家学派的记载，这也是疑点之一。

孔子在五十一岁的时候南下彭城与老子会面，他们谈了什么？

《礼记·曾子问》提到孔、老会面的时候两人谈到了丧葬礼仪的问题，而《庄子》的若干篇目则说老子向孔子宣讲道的精义，令孔子有醍醐灌顶之感。儒、道两派后学对这场历史性会面的叙述抵牾如是，究竟谁更可信呢？

在作出判断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1993年郭店楚墓中出土了竹书《老子》三种，其中文字与传世的今本《道德经》有不小差别。

今本《道德经》中“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文字，简本写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

今本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这段话，简本则干脆没有。

郭店楚墓的时代被考古界判定为公元前300年左右，也就是战国中期。据此，则简本《老子》的成书时间还要更早。简本与今本的文字差异显示，道家学派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礼乐仁义的激烈反对者，他与儒家学派对立应该有一个渐趋尖锐的过程。

老子既是周朝的史官，世习礼乐，自然深知周朝礼义的精神。如果他和孔子这两位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曾经会面，那他们的话题恐怕很难离开一个“礼”字。

只不过历世浸淫礼乐的周官老子既然选择了弃官避世，则很可能已经当对周礼的秩序和作用失去了信心，而以周公为法的孔子则还在艰难地追逐着恢复礼乐盛世的梦想。

参考文献：

郭庆藩《庄子集释》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廖名春《郭店楚简老子校释》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钱穆《庄老通辨》

汪中《述学》

杨宽《西周史》

徐志钧《老子帛书校注》

节录自“知乎”专栏——晋公子读《史记》

  先秦诸子散文先秦诸子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 小说《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先秦诸子散文发展三阶段:春秋末期:《论语》《墨子》 语录体为主战国中期:《孟子》 《庄子》语录体向专题论文发展战国末期:《荀子》 《韩非子》专题论文第一阶段:《论语》 《墨子》语录体为主《论语》:主要是记孔子言行的书,有孔子弟子所记。  语言接近口语(师生谈话录),没有过多修饰。《墨子》:此书也是墨子弟子所记。文章质朴,较少文采,但逻辑性强,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说理,是说理文的一大进步。第二阶段:《孟子》 《庄子》 语录体向专题论文发展《孟子》:实则仍为语录体,但《孟子》是当场纪录,作者就是孟子。  是一本集体著作,其中大量采取对话,双方都有所辩驳,大大促进了散文向论文体发展。《庄子》:有的仍含有辩驳的影子,但有些篇章带有驳论,论辩,对答,正面阐明自己的观点。开始演变为专题论文,中国的论文真正地确立了。第三阶段:《荀子》 《韩非子》专题论文《荀子》:其文多长篇大论,大抵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  《韩非子》:其散文特点锋芒锐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1,摆脱了语录体,成为专题论著。2,不是一个学派的集体著注,而是一个学者的个人论文集。3,不是以驳论文为主,而是以正面论述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