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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思极恐―――――――――――『图源自网络』 【侵删】
恐怖网络经典语句
网友调侃“世界之最” 下次，我砍一棵树，两头削尖。申请世界上最大的牙签纪录。 --“吉大才子” 我在地上刨三个洞，把三个手指伸进去，申请做世界最大的保龄球。 --“独息梧桐” 他们还有机会再拿一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一大月饼盒。(指中华圆月) --“yaoye2” 我在地上挖个坑，灌点水，申请世界上最小的湖。 --“天堂汗脚”
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眼中，战后世界格局应该既保持力量平衡又维护基本原则，他们希望通过避免再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错误，来防止一场新的战争的发生，希望大国之间互相合作，希望用联合国这样一个集体安全机构来恢复威尔逊的国联传统，希望促进最大限度的政治自决和经济融合，从而铲除那些在他们看来导致战争爆发的根源。斯大林对战后世界格局的构想是完全不同的，他心目中的战后世界格局，是能保证他和他的国家的安全，同时鼓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他认为这种竞争将导致一场新的战争的发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残杀，最终将使苏联统治整个欧洲。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战后世界构想是一个多边的构想，在这个共享中，即使是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也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的相互包容，而斯大林的战后世界构想却是建立在不同利益必然冲突的基础之上。
政治学家喜欢用“安全困境”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采取行动，但他这样做时会损害另一个国家或另外几个国家的安全，而当那些国家也采取措施来维护自己被损害的安全利益时，他们采取的措施又反过来危及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国家。结果就出现了一个不断加深的互不信任的漩涡，在这样一个漩涡中，就是那些最用心善良、最富远见的领导人也发现自己无法自拔，一方的猜疑加重另一方的猜疑。
人类倾向使用武力的特点导致了过去所有战争的发生，就像修昔底德曾经预言的那样“一切都是人性使然” 。不同的只是武器的改进增加了死亡的人数。
乔治·马林科夫，他是一个满脸冒油的苏联官僚，政绩恶劣。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的权力斗争中，马林科夫由于幸运而非本事，成为在苏联掌权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布拉沃”试验12天以后，（1954年3月23号）他说了一番是自己的同事以及西方观察家都很惊讶的话。他公开说，用“现代武器”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将导致“世界文明的终结”。苏联科学家很快证实了马林科夫的说法，他们在给科里姆林宫最高层的绝密报告中指出，只要有100颗氢弹爆炸，“整个地球的生命就会无法生存”。
丘吉尔作为政治家，要比马林科夫杰出的多，丘吉尔过去也不是以和平主义者闻名，几年以前他曾经建议美国趁仍有核垄断优势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但是，在“布拉沃”试验以后，他完全改变了立场。他对他的二战盟友尔森豪威尔说，如果在英国爆炸几颗氢弹，英国将变成无法居住的地方。但是这也并非一定就是坏消息。他在英国下议院说，核战争产生的“新恐怖导致了战争中消灭对手的平等性出现，我的话听上去可能很奇怪，但我们应该从核战争会造成所有人毁灭的事实中看到希望，甚至信心”。
霍布斯鲍姆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中，资本主义被刻意改造了，改造资本主义的人是美国和英国那些制定经济政策的官员。如果认为人们从不吸取历史教训，那是错误的。”（极端的年代）——约翰·加迪斯《冷战》P120
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的确产生了强大的心理效应：在苏联和东欧，他是更多的人，在表面上继续服膺于马列主义，而在私下里却不再信奉他。在那里发展出一种如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所称的 “双面生活”：“ 这种种的撕裂：公共场合下和自私下的自己、官方和非官方的语言，对外的服从和内心的反抗，…我为国家的管理鼓掌，但我在个人生活中从未对此表示赞同。”
阿尔巴托夫指出：“正如在政坛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你侥幸做冒险之事，且看似取得了成功，你笃定会重复这种政策，你会继续这么做，直到一不小心犯下大错。”
约翰加迪斯1989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时说：“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必须应对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欧洲经济……无论我们是否希望，日本是世界政治的又一个中心……中国是另一个巨大的现实……我重申，所有这些都是世界力量重组过程中发生的典型的重大事件。”——约翰·加迪斯《冷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 P236
苏联解体之后，戈尔巴乔夫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社会主义的阿卡琉斯之踵就是，它无法将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为高效劳动力提供激励、并鼓励个人的创造性相联系。实践证明，市场提供了这些最好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