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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类书籍经典语录
军事类书籍经典语句
有什么好看的书，
有什么好看的书吗，
1、张爱玲：《倾城之恋》
2、马格利特·杜拉斯：《情人》
3、考林·麦卡洛：《荆棘鸟》
4、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5、渡边淳一：《失乐园》《男人这东西》
6、钱钟书：《围城》（婚姻的镜子）
7、劳伦斯：《虹》《爱恋中的女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8、泰戈尔：《飞鸟集》《草叶集》
9、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
10、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缓慢》
1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12、雪儿·海蒂：《性学报告》
13、德克旭贝里：《小王子》
我想推荐以下几本：
一、《战争论》，由普鲁士著名将领克劳塞维茨用12年时间写作，其妻子在其死后整理、出版。我为什么推这本，我有以下几点理由：
国内对《战争论》的了解，仍然有错误现象；这本当之无愧的“西方《孙子兵法》”并不为热衷于战略战术的人们所重视，总喜欢研究战略战术，在我看来显得功利主义；不是克劳塞维茨在误人子弟，也不是若米尼在误人子弟，而是喜欢将前人思想绝对化、简单化、神格化的人在误人子弟；《战争论》确系一部可与《孙子兵法》分庭抗礼的著作，但“真正了解《战争论》的人相当少，但断章取义，随意引述的人却很多”（这句话也可用在《孙子兵法》上）。第一点：
这是扒自我所加的一个qq群，一位群友就如此看待《战争论》。上述现象还不只是个案。
这是腾讯网上一位用户对战争论的评论。克劳塞维茨与军事启蒙——以战争隐喻为中心
还有知乎上有位仁兄，是这么看待《战争论》的。
我承认，《战争论》中有相当一部分论及战争史，但战争史并不是《战争论》的全部内容；我也承认，《战争论》中确有一篇（第五篇“军队”）论及行军、扎营，但是整部《战争论》就都是论及行军、扎营吗？不见得。
第二点：
诚如钮先钟所言，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阐述的，都是其读者所不想了解的。就是说，《战争论》并不像它书名看上去的那样专门论述战略战术。而，世之读《战争论》者，无不重视书中的战略战术。人们在阅读《战争论》时总会去关注它里面的那些战略战术时，我认为偏向于功利主义了（我并不是说，研究战略战术就没有任何价值）。恩格斯说过：“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可以说“没填饱肚子，就没办法战斗”，然而的，有些人总是将这一前提忘记，或者作为已知量、基础，予以忽视，就想着靠某种战术击垮对手。似乎的，天底下就是存在“傻瓜兵法”——傻瓜用了都能成为百战百胜的名将——据此，他们认为，对于不是战略战术的东西予以关注是不对的，是傻瓜（尽管他们自认为“要取得最辉煌的战果，并不需要探讨如何发展经济”）。
哪一些人才是傻瓜，历史已经做出检测。
第三点，富勒认为克劳塞维茨的“许多追随者都完全地搞糊涂了，成了他的暴力神圣论的牺牲品”，因为在富勒看来：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比喻为“扩大了的搏斗”（第一卷第21页），而且把战争与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相比较。从这点出发，他又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第1卷第22页）——暴力是手段，而“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1卷第26—27页）暴力必须推进到“其最大限度”而且，“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l卷第27页）。他嘲笑“不流血战争”的旧观念，说它“真是婆罗门教徒的事情”，并且认为“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第1卷第24页）。所以，他又写道：“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第1卷第403页）暴力上的固执成了一种命令，已经把他的许多门徒引入迷途，他们都接受了他的绝对意识。尽管如此，当克劳塞维茨从他的哲学罗网中解脱出来后，他自己又解释说，战争不是由“一种抽象”构成的，而是由“一种现实”构成的，“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第1卷第47页）。他又说：“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无论是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它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第1卷第48页）因此，“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第1卷第82页）“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第1卷第83页）也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象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第1卷第84页）更进一步地说，“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第1卷第29页）在现实世界中，“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第1卷第179页）但是，正如下节将谈到的，因为克劳塞维茨用“绝对战争”这一概念来解释拿破仑战争，同时，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也认为：战争是“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第1卷第28页）（以上引自解放军出版社的《战争指导》）
这是引自《 论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学说(续完)》一文。
除了富勒，还有利德尔·哈特，哈特也认为克劳塞维茨应该为一次大战中巨大的伤亡、衰落的将道负责。
利德尔·哈特批克劳塞维茨
在利德尔·哈特看来，克氏犯了六个错误：对战略的定义、战争唯一手段是战斗、血液是胜利的代价、理论模糊与晦涩使其学生产生错误理解、政策变成战略的奴隶、强调数量优势。其一，哈特认为克劳塞维茨对战略所做的定义：“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侵入了政治的范畴、把“战略”的概念限制得太狭窄了，只以单纯地运用会战为限。但是，谁都知道这么一句话：“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就将目的、手段的关系讲清楚了，而利德尔·哈特却认为侵入了政策的范畴，这该是谁错呢？
在《战略论》中有这么几句话：
由于受了康德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具有二元论的趋势。他相信有一个完满的(军事)理想境界，但同时又认识到，在现实的世界里，这种理想决无完全达到的可能。他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是有深刻认识的，指出了“军事理想”同“现实中的情况变化”有所不同。在《利德尔·哈特对克劳塞维茨的错误批判及其根源》作者翟东升看来，哈特的这番恭维，是不对的。克劳塞维茨所用的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代表人物有康德、费希特），而利德尔·哈特不懂这一辩证法，因此也就产生了许多误解。
颂扬“绝对”战争的观念、战争唯一手段是战斗、血液是胜利的代价。对于这三点，利德尔·哈特算是为一次大战那些蠢材将领发表了一通辩护之词：
由于克劳塞维茨一再地重复着这些言词，结果便使他那个本来就不太清楚的哲学反而变得更加模糊了。他的战争哲学，曾经成为普鲁士人的《马赛曲》，能够激励人们热血沸腾，但是也使他们的心灵中毒。这样一来，克劳塞维茨的哲学教条，就只配培养军士，而不能产生将军。按照他的学说，只有战斗才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于是，战略的桂冠被剥夺掉了，军事学术变成了大量屠杀的“技术”。而且，他的战争哲学怂恿着将军们一有机会就去寻求会战，而不想到要首先去创造对于自己有利的条件。许多经历过一次大战的军人，实际上都是死抱教条主义、不知变通的赵括式军人，自己打了败仗，不懂得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推卸责任——你比如说鲁登道夫（把锅扣在政治家头上），你比如说利德尔·哈特（把锅扣在克劳塞维茨头上）——这种行为对吗？当然不对。
我就想说了，英国人向来是陆军废柴（这也难怪，英国是海岛国家，海军是其强项），整个一次大战前前后后死伤不下90万，然后怪到人家德国人头上，说人家害死了自己（这就好比，一个穷人向一个富人求教如何致富，富人说：“偷……”，穷人没听完立刻说了一声告辞，就走了，然后四处偷窃，最终被抓了，放出来后说富人的不对，但富人认为穷人没听他说完就走了，他想说的是“偷自然的东西”，而穷人却以为是现成的、人家做好的）。
利德尔·哈特荒谬地认为克劳塞维茨“在开始阐述自己的学说时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可是到后来似乎出现了一点矛盾，他把政治当成了战略的奴隶----而且这种战略还是一种不好的战略”。事实是什么？
因此，决不可以让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假如离开政治交往来观察战争，那么，就会割断形成关系的所有线索，而且只会得到一种没有任何意义和没有任何目的的东西。只有在战争是单一因为敌对感情引发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情况下，才能够假设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然而，正象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现实战争就是政治本身的最高表现形式。使政治观点隶属于军事观点，那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隶属于政治观点。通过上述两段引文（均来自于《战争论》第八篇“战争计划”第六章），我们可以发现，所谓“他（克劳塞维茨）把政治当成了战略的奴隶”这一观点并不成立。
最后是利德尔·哈特对克劳塞维茨这位“数量教主”的最有根据的批判：
他的眼光显得相当近视，就在战争的机器时代已经敞开大门的时候，他还在宣扬自己的信念，说什么数量的优势仍在与日俱增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信条”增长了一般军人本能的保守主义思想，使他们不敢相信机械的发明有创立新型优势的可能性。当时，征兵制的广泛推行，使得大量兵力的征集有着一种很简单的办法。这也是促成保守思想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由于忽视了心理上的因素，这种由征兵制所建立起来的大军，一旦受到袭击，比较容易出现混乱和发生突然的崩溃。而过去的老办法，尽管不是那样经常和制度化，但总还是力图以受过良好训练的战士来组建军队。认为克劳塞维茨只能是机械工业时代军事思想家或其前夜的军事思想家，除了利德尔·哈特外，还有中国的杨杰（见《国防新论》前言）、苏联的斯大林（见《致拉辛同志的信》）。
谁都知道，任何一种军事理论的创立，都离不开当时的物质条件。举例来说，机械化战争论产生于工业革命时代炼钢技术、内燃机技术等相关技术十分成熟的时代（就是说，依据这个时代的条件，可以造出坦克这种武器）；制空权理论产生于航空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因此，在一个机械工业都不存在的农业时代，是诞生不了机械化战争论与制空权理论的，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杜黑、富勒那样对于军事技术格外敏感，克劳塞维茨就是这样。
克劳塞维茨认为：
在一次战斗中数量上的优势只是致胜因素之一，有了数量上的优势还远远算不上赢得了一切，也远远算不上获得了主要的东西，而且由于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的变化，获得的东西还可能是十分少的。但是，优势有程度上的不同，它可以是一倍，也可以是两倍、三倍等等。每个人都懂得，如果照这样增加上去，数量上的优势必然会压倒其他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只不过这种优势必须足以抵销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从这里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投入战斗。欧洲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组织编制和各种技能方面，彼此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在军队的武德和统帅的才能方面有时还有一些差别。在第五篇第三章，克劳塞维茨这样认为：
在过去各个时期军队的勇气和士气都曾使军队的物质力量成倍增强，今后仍会如此。但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个时期，军队在组织和装备上的巨大优势造成了精神上明显的优势，在另一个时期，军队机动性方面的巨大优势造成了精神上明显的优势。有时，新的战术体系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有时，军事艺术又极力主张根据概括一切的大原则巧妙地利用地形，有的统帅在这方面还常常能够从对方得到很大益处，但是这种作法现在已经过时，只得让位给自然而简单的作战方法了。如果我们毫无偏见地考察最近几次战争的经验，那就必须承认，无论是在整个战局中还是在决定性的战斗中，特别是在主力会战中，这些现象已经很少见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前一篇的第二章。如今，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很接近，以致最强军队和最差军队在这方面己经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别了。当然，科学水平可能还有显著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表现为一些国家先发明和运用较好的军事成就，而另一些国家模仿它们并很快地赶上它们。甚至象军长和师长这样一级的指挥，在军事活动中也都有着大致相同的见解和采用大致相同的方法，以致除了最高统帅的才能以外（统帅的才能的产生完全是偶然的，很难说它同民族的文明程度和军队的教育程度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只有军队的战争锻炼能造成显著的优势。因此，交战双方在上述各方面越是处于均势，兵力的对比就越起决定性的作用。看完这几段文字，我们可以认为，克劳塞维茨只是把除兵力以外的其他条件视为均等条件，即：二者唯一差距在于双方所掌握的兵力对比（比如，莱比锡会战，拿破仑有16万，联军有28万人）。
但，利德尔·哈特却不明此理，用20世纪的经验看待19世纪的经验（如果说克劳塞维茨“就在战争的机器时代已经敞开大门的时候，他还在宣扬自己的信念，说什么数量的优势仍在与日俱增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么利德尔·哈特是不是要对信息技术对战略战术的影响发表一番高论呢？）。
利德尔·哈特对克劳塞维茨的批判，还在于张冠李戴，1832年出版的《战争论》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大红大紫，据富勒的说法：“尽管克劳塞维茨已经写出了《战争论》，但是并未被人注意，不过，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却已广泛流传，以至于在许多军官的背囊中都能找到这本书。”这是关于南北战争时期的几句话。若米尼（又译约米尼，二者是同一个人）的《战争艺术概论》畅销四海（除了中国，我国国人虽然对若米尼不陌生，但其著作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有节译本，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全译本），而《战争论》却直到漏洞百出的第二版问世才销量大增。
照《 利德尔·哈特对克劳塞维茨的错误批判及其根源》一文作者翟东升的看法，虽然20世纪初，若米尼的声誉迅速下降，但其倡导的战略教条伴随着他的说教式、规定式、简化论思想方法却在各国职业军人中间顽固地活了下来。
但，看《法国大革命对若米尼军事思想的影响》一文可知，若米尼的说教式、规定式、简化论并非空穴来风，就是说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言，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是政治改变的产物。正是法国大革命使人民群众登上战争舞台，变“有限战争”为“总体战”，因此如果说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所作所为使人民在理论上处于平等地位，那么征兵制使每个人在实际上都处于同一条直线上。长期以来，军人（比如说骑兵与军官）都是有产者、富人把持的，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英雄不问出身”的时代开始了，虽然你出身低微、又有缺点，但只要你肯努力，那么没有什么不可能。没进过军校的若米尼可以当将军、破落贵族出身的拿破仑可以当全军领导人（而拿破仑的那些元帅也不用说）。既然征兵制使得军队规模庞大了，但如果不能将其战斗力最大化，只能是一帮乌合之众。对此，拿破仑认为可以靠集中兵力的方法，这一原则后屡试不爽。其次，法国大革命附属品——理性主义、浪漫主义——也对其理论产生了影响，前者使若米尼相信军事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有特定、不变的规律存在。于是，有了这么几句话：
后者——浪漫主义——对其理论影响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使其理论模糊化、出现了英雄史观。
但是，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之中也不是没有反对绝对化，在若米尼看来：
在战争中，用数学计算的方式行动是最能压抑天才和最容易误事的。战争理论在18世纪还只有个别的方法和体系，而在19世纪则已经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即便如此，也“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兵法已达到一步也不需要再向前发展的程度了。在太阳底下，尽善尽美的东西是没有的!就是组成一个由卡尔大公或惠灵顿领导的委员会，让我们这个世纪的所有在战略战术方面的名流，以及最高明的工兵和炮兵将军都参加这个委员会，也不能使这个委员会创造出一套对所有军事领域，尤其是对战术是完美、绝对和不变的理论”。（以上两段引文，来自于《再现拿破仑战争艺术：若米尼〈兵法概论〉浅说》第三章（一））
可惜的，对于这一创见，后世将领总是喜欢化繁为简、不能脱离旧思想束缚。
因此，是学习前人走前人老路，还是有所取舍？应该看自己而不是别人。
第四点，我为什么说《战争论》是一部可与《孙子兵法》分庭抗礼的“西方《孙子兵法》”？因为，在我看来，二者皆有其所长所短，彼此是互补的，而且有些东西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比如说《孙子兵法》也有集中优势兵力，但不如《战争论》所论，那么繁多，而是：
胜兵若以镒称铢。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而有些研究《孙子兵法》与《战争论》的人（你比如说利德尔·哈特），就喜欢在这两本书里照彼此对立的观点，比如说利德尔·哈特不明《孙子兵法》中的奇、正变化之理，而是想当然地认为奇就是间接战略，正就是直接战略，就用他所理解的“奇”来反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里面的“直接战略”。
但，《孙子兵法》中说过：
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同理，克劳塞维茨也说过：
但是采用不流血的方法也不一定合适，因为是否合适，这不是由我们的条件而是由敌人的条件决定的。所以，利德尔·哈特与孙子建立“反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同盟”的企图，算是破产了。对于二者的了解都不够深入，怎能提出反对意见呢？
最后是我自己写的一个回答，跟《孙子兵法》、《战争论》有关：
《孙子兵法》与《战争论》二书有何异同之处?
二、《尉缭子》
我之所以要说这本书，是因为在我看来，目前这个时代里，兵形势家们的思想有了用武之地吧。
兵形势家是什么？班固认为：
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而在汉书当中，兵形势家仅存《尉缭子》一本，其他的都丢了。
为何说“目前这个时代里，兵形势家们的思想有了用武之地”，我认为，在于不注重将力量的根植、力量的发挥相结合之故。前者为形，后者为势。光谈形而不谈势，光谈势而不谈形。这不是哪一种更重要的问题，而是要将众多因素（不管主次）加以统一起来的问题。
举例来说，关于中国足球，以前有人问我，孙子兵法能帮助到中国男足吗？
我的回答是：
后来，研究了去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觉得，这就在于我们形、势做得不到位之故。
首先的，要想像世界杯那些足球强国一样，不是钱的问题（克罗地亚不如我们发达，可是你看人家的足球队），而是许许多多的问题。这是“形”。
其次，对于中国足球而言，我们的“有限战争观念”是有害的，我所说的“有限战争”与军事上的“有限战争”不一样，我所指的是只是将足球运动作为一种体育运动、玩玩就好，没必要全力以赴。
可是，我在2018年的这一届世界杯中，看到另一番景象。恕我近乎歇斯底里地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有“人民战争”之优良传统，但，在哥伦比亚人与日本人面前，简直是小儿科！
侣行哥伦比亚 在哥伦比亚，当足球运动员是需要勇气的，当国家队队员是最需要勇气的，因为有叫嚣“输球就会要了某个国家队队员的命”的毒贩。
现身于世界杯的大空翼。我们没有穷凶极恶的毒贩去逼国家队夺冠，我们没有自己的大空翼，可是“踢球是为了玩乐，而不是为了名次”，这种信条有意义吗？
《尉缭子》讲的是什么？就是形的建立、势的运用于发挥。我们不注重形、势，所以不能打进世界杯，我主观上认为是最大的问题。
其次，来说说军事战略问题。许多人都会背诵“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但是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彼知己”与“百战不殆”的关系又是什么？
先说第一点，从《尉缭子》中的“兵形势家思想”出发，我认为，在于国力的培植、发挥，不敢、不肯发挥力量去威慑敌人却想着“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白日做梦。“不战而屈人之兵”虽然是一种理想境界，但综合国力的培植与发挥，却可以造成威慑。但威慑并非灵丹妙药，对于日本这样的敢于践踏国际法的国家，如果不敢动武，仍然不能使之屈服。甚至说，如果死守某种信条，被人打还给人医疗费，则还不如宋襄公。
再来说第二点，知彼知己可以说是“形”，百战不殆是“势”。空谈知彼知己而回避“百战不殆”，在我看来是亡国论；侈谈百战不殆却不愿意“知彼知己”，是速胜论。
可以说，要想真正达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光有“知彼知己”的情报是不行的，还要有“百战不殆”的愿望与努力；光有“百战不殆”的愿望与努力，是不够的，还要“知彼知己”。
以上，是我对《尉缭子》的读后感。
第三本，我认为是杜黑的《制空权》，关于这本书，我要首先批判这么一种观点：
我不点名批评说这些话的人，但我要指出的是，世间兵法不过三六九等，有莽夫兵法、怂人兵法、阿q兵法、智叟兵法，却无傻瓜兵法。那种以为掌握了某种兵法就会无往不胜的，是大错特错的；以为创立军事理论就该面面俱到、犹如神谕一般，是庸人之见！
《制空权》并非完美无缺，这一点我承认，但并不能因为某些民族历史上打了败仗，就认为其所创造的一切都该全盘否定（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岂不是说因为1840年至1949年这一段屈辱经历，所以要否定我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要全面倒向外国人？岂不是说，我中华民族五千年所缔造的一切都不如彼之欧美2、300年内所创造的？）；不能因为《制空权》中存在不合乎当时历史环境的观点，就说其全盘无用。
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这是毛主席批斯大林时引用的一句话，可笑的是，有些自诩毛粉、德粉的人，在学习毛主席或研究德国、英国军事理论时却没掌握这一点，所以说出这种话。
于去年3月3日过世的林虎将军在为《空中国防论》做序时认为：
杜黑等人的军事理论中的许多重要观点，已经被历史的实践所证明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如认为只使用空军，就可以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否认防空的必要，否定陆军和海军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等等，这些当然应该否定和批判。但是，“瑕不掩瑜，不可尽弃为瓦砾”，错误的东西并不是他们军事学术的全部(更不是米切尔军事学术的主要部分)，也不能以这些错误的东西最终评定他们军事学术的价值。（加粗部分是我加的）
我承认，研究军事，是任何人的权利，不管此人有无军队履历、实战指挥经历（但我认为，据此就给人乱戴“军事家”的做法，是不对的）。但是，这种非理性观点——因为有错就认为全错——不能说是对的。
《制空权》究竟说了什么呢？以下是我整理的：
旧有战争理论失去其支撑点，因而失衡，新的战争理论正在急速生成；比法国大革命更大更全面的全民参战，拉开帷幕；空军飞了100多年，空中战场也打了100多年。先说第一点，在飞机发明以及运用于战争之前，统治世界军事家大脑的，不是《孙子兵法》，就是《战争论》，也有《战争艺术概论》以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军战略》。这些战争理论，无不建立于线式、平面的战争之上，何谓“线式、平面的战争”？就是，不管两军如何机动、迂回、规避、推进，都处于地球平面之上，不管如何发挥指挥艺术，总会遇上你的“万里长城”。
但是，飞机的应用，使天空成为新的战场，在天空，彼此不会遇上堑壕、铁丝网这些障碍物，要想防空，除了用高射炮、地空导弹外，就是用飞机把敌方飞机打下来。
在《制空权》中，有这么几段话：
既然战争只能在地球表面上进行，军队就只能沿地面划定的交通线运动和交锋。为了战胜，为了控制所觊觎的地区，一方必须突破对方的坚强防线攻占这一地区。由于进行战争越来越要求投入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为了保卫自己不受敌人侵犯，随着战争的发展，交战国被迫将沿战线部署的部队不断延伸，直至象上次战争那样，战线实际已伸展到整个战场，这样就把各方军队的一切通路都给挡住了。在战线后方，或在地面武器最大射程之外，交战国平民并不直接感受到战争。任何敌方进攻都不能威胁该距离之外的人们，平民生活仍能安全地，比较平静地进行。战场是有严格范围的，军队和平民之间有明显区分。为适应国家战时需要，平民只是多少加以组织而已。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甚至存在着法律上的区分。因此，尽管世界大战显著地影响了许多国家整体，实际上只有少数人真正卷入战斗和死亡。大多数人继续在安全和比较和平的条件下工作，为那少数人提供战争资源。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如果不首先突破敌人防线，就不可能侵入敌人领土。可以说，这正是《制空权》问世前，各国军事理论家无不殚精竭虑，为此耗费毕生精力去探求使敌屈服的战争艺术。
但在杜黑看来：
但是这种情况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有可能不用首先突破坚固防线就能进入它的远后方。这是空中力量使它成为可能。飞机在行动和方向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它可以用最短时间(沿直线)沿任何方便的路线向任何地点往返飞行。人们在地球表面上不能做任何事来干扰在三度空间中自由飞行的飞机。历来规定和影响战争特性的一切因素对空中的活动都是无能为力的。由于出现这种新武器，战争的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地面大炮的最远射程之内，而将在交战国数百英里的陆地、海洋范围内直接感受到。安全和平静的生活区域不再存在，作战也不再局限于实际战斗人员。相反，战场已扩大到交战国整个国境，全体公民都将成为战斗人员，因为他们都将暴露在敌方空中进攻之下。士兵和平民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分。陆上和海上的防御不再能保护国家后方，陆上海上的胜利也不能保护本国人民免遭敌方空中攻击，除非这种胜利能占领敌国领土，摧毁它的航空兵部队赖以生存的基础。所有这一切必不可免地会给未来战争的样式带来深刻的变化，战争的主要特性必将与以往任何战争根本不同。因此，我们应当完全明白，从保卫一国免遭敌方攻击角度看，空中力量的不断发展，不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实用方面，将会如何导致地面武器效能的相对降低。由此我们应当得出严酷而又必然的结论，就是，鉴于今天的航空技术的发展，一旦发生战争，即使我们沿阿尔卑斯山部署最强大的陆军，在海上部署最强大的海军，也不能有效地抵御敌方坚决轰炸我国城市的企图。飞机的运用，使“沿阿尔卑斯山部署最强大的陆军，在海上部署最强大的海军”没有了用武之地，那么由此可见，那些建立于前航空时代的军事理论，在这个新时代里，算是显现出了它们的不足。举例来说，《战争论》有这么一句话：
虽然同时使用全部军队是可能的，但是所有的要塞、河流、山脉和居民等等，简单地说就是整个国家，要同时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国家小到战争一开始就能席卷全国。难道说，这句话在目前这个已经出现空军、空中战场、空中战争的时代，还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吗？
再来说，马汉的“制海权理论”，马汉的制海权理论中，主张舰队决战。马汉此人对新兴技术的态度是保守的。若米尼认为：
武器的变化只影响实践，而不影响原理。对于这句话，马汉是坚信的。然而的，这是人之常情，天才往往存在疏忽，马汉如此，杜黑也一样。但，杜黑对于技术是敏感的。在《制空权》中，杜黑不止一次宣扬航空技术对陆上战争、海上战争的影响。
在历史的今天，远超于一次大战以后、二次大战以前的今天，如果我们再说“武器的变化只影响实践，而不影响原理”，是大错特错的。
第二点，杜黑认为：
现今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使战争带有一种全民特性，即国家全体居民和全部资源都被吸入战争熔炉中。而且，既然社会肯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人类现在就能够预见到，未来战争在特性和范围上都将是总体的。尽管人类的预见能力有限，我们还是可以完全肯定地认为、未来战争的特性将和以往战争根本不同。由于出现这种新武器，战争的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地面大炮的最远射程之内，而将在交战国数百英里的陆地、海洋范围内直接感受到。安全和平静的生活区域不再存在，作战也不再局限于实际战斗人员。相反，战场已扩大到交战国整个国境，全体公民都将成为战斗人员，因为他们都将暴露在敌方空中进攻之下。士兵和平民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分。陆上和海上的防御不再能保护国家后方，陆上海上的胜利也不能保护本国人民免遭敌方空中攻击，除非这种胜利能占领敌国领土，摧毁它的航空兵部队赖以生存的基础。（引自《制空权》第一部分）
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 第一章
陆军和海军已经丧失它们曾具有的保卫国家后方的能力。尽管这个国家拥有陆军和海军，现在已暴露在敌人空中攻击之下。战场不再受限制，它扩展到整个陆地和海洋以及所有交战各国。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不再能划出明确界限：全体公民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能成为敌人进攻的牺牲品。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比较安全地、平静地生活和工作；办公室将和堑壕一样不安全，前者可能更不安全；面临的危险将危及每个人每件事。（引自《制空权·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第三章）
当战争的这条一般原则应用于空中战争时，由于必须改变一种传统，人们可能认为这条原则不人道。因为人们认识到战争已不再是军队之间的冲突，而是国家之间，全体人民之间的冲突，上次战争采取的形式是军队之间长期消耗，这被认为是自然而合理的。现在由于航空兵的直接作用，使人民直接对抗人民，国家直接对抗国家，排除了以往战争中将它们隔开的中间护屏。现在实际是人民和国家相互打击和扼杀对方。今天，无论从事实上或理论上都不再容许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有任何区分了。从理论上，是因为当国家进行战争时，每个人都参加一份：士兵拿枪，妇女在工厂装炮弹，农民种小麦，科学家在研究室做实验。从事实上，是因为今天的攻击可以达到任何人。现在看来最安全的地方可能就是堑壕。粉碎敌人抵抗即能赢得战争胜利，而在其最弱点上直接攻击这种抵抗能更容易、更迅速、更经济、又流血较少地做到这一点。武器的作用越迅速，威力越大，就越能更快地实现主要目标，对精神抵抗的影响也越深，因而它也就成为更文明的战争，因为损失与涉及的人数相比较小。武器越能用于攻击一般平民，个人利益直接受害越大，战争的可能就越小，因为人们不再能说：“我们大家都准备战争，但去战斗的是你们。”（引自《制空权·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第四章）
但是这种事件在不同情况下还有某些区别。当战争是某些人的私事，例如说是亲王们、国王们、皇帝们以及别的当权者之间发生的，人民则支付军费并消极地忍受战祸，政府首脑召集他们的军队，玩弄战争游戏。通常赢得一个战役就足够达到目的并停止战争，因为在战胜者击败敌军之后，他就可自由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敌国，而敌国无力进行进一步抵抗。当决定性战役失败后，政府首脑别无选择，只能尽力谋求和平。在拿破仑时代，我们看到决定帝国命运的战役只持续几个小时。这些过去的被表面理解的战争模糊了现实，在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之间带来了混淆。换句话说，由此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战争的目标就是敌人的武装力量。尽管社会结构已产生根本的变化，这种信念依然保持着。这样一来，国家认为他们是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公民们则担任了一个付费的观众的角色，对战争作壁上观。更有甚者，他们合法地被排除在战争之外，宣称他们是“非交战者”，好像战争不是他们的事。战争现象独立于他们作为国民的生活之外。只是公民之中的特殊阶层和组织(他们与其他公民不同，并分离出来)被委以准备和进行战争之责。当战争到来时，政府认为战争不是他们的职责，就委托某些人去进行战争，然后坐到后面等候战争结局。归根到底，这不就是两支武装力量之间的事吗？给司令官以全部权限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战争的目的不就是摧毁敌方的武装力量吗？平民们又有什么办法来干预这种事务呢？面对这样一种目的，不管怎么说，别的又怎么谈得上呢？就这样，错误的果实成熟了。但是这种概念的谬误即便在拿破仑时代也是很明显的，对它进行热诚的但又常常是表面的研究会使人走入歧途。拿破仑，这个战神，以自己付出过的代价证明，战场上的胜利，敌方军队的溃败，只要这些军队后面还有什么东西的话，就不是决定性的。对于他的规模宏大的军队和他的天才所取得的胜利，俄国用它的天气及广漠的领土对付它，对于他那英勇的将军们，西班牙用充满激情的游击队的抵抗对付了他；而这位皇帝既不能使俄国也不能使西班牙屈从于他的意志。手段不能达到目的。在那个时代摧毁敌人武装力量的战场胜利，对那些武装力量后面只有消极的非武装人民的国家，是赢得了战争。拿破仑最后失败是因为他的武装力量后面没有什么东西支持它。世界大战开始时，这种看法并未改变，但现实情况已经改变了，所以这种看法就失败了。现在已不再是政府首脑们在进行战争，而是生活和思想一致的人民在进行战争。要战斗并要取胜的意志现在已是人民本身所固有的了。武装力量不是别的，只是敌对双方国民意志的中间手段而已，在武装力量后面，已不再是消极和听天由命的真空，而是全体国民和所有的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战争甚至在形式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到处都存在对付敌国抵抗的战斗。现在我们说：“能够再坚持十五分钟的一方就能取得胜利”，我们说这句话时指的是国家。我们不再说：“谁能打败敌人的军队谁就打赢战争”。所有的公民都把自己看成是交战者，他们都为战争效劳，战争现在是每个人的事情了。政府本身感受到人民的热情支持，了解到他们和任何人一样关心战争。军事领袖们也认识到是人民的高昂的斗志给武装部队以力量，他们向政府建议应尽可能地鼓舞人民的斗志。在陆上，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在至今还称为战线的地方进行的，但战斗却不是按照拿破仑时代的经典方式发展。出现了人力和军火的惊人耗费，并直接影响到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这些国家出于抗战决心，把它们的全部资源都投入这些战线，一次投入一点，慢慢地耗尽。有时整个军队都混乱不堪，并大批伤亡，但在他们后面的国家都准备好制止这些和改组它们。（引自《制空权·扼要的重述》第四章“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
我国《司马法》中有这么几句话：
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入罪人之地，无暴圣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引自《司马法·仁本》）
对照两本书，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两种不同的战争观（不光是文化差异，还有别的）。
为什么有这么巨大的不同？有人一定认为是将道的衰落之类的。我并不这么看。在人类历史中找个自己心目中的“战神”，并且以其指挥艺术为基准衡量其他将领（也可以是以某个时代里某些将领为衡量标准）。比如以“人屠”白起为模型，在战争中贯彻“尽敌为上”的才算符合“将道”，否则不算。这是什么逻辑？
《华杉讲透孙子兵法》里有这么句话：
学我者生,像我者死我知道这句话出自齐白石。而我在读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中，作者也举例说明要懂得质疑、取舍（那个案例是，某青年为了成为某知名学者，不仅拿来了一些著作来苦读，还学人家深夜与人聊天、白天大睡懒觉）。
第三点，杜黑认为要想取得领空安全，就不能依靠防空，要想打赢空中战争，就不能依靠配属航空兵，因此只能组建独立空军，并且取消陆军、海军的配属航空兵，用独立空军来打空中战争。
在杜黑看来：
陆军虽然主要是一支地面军队，它也可以拥有在水上航行的作战手段以协助完成陆上作战任务。但这并不排除海军单独用自己的海上手段完成作战使命而完全不必要有陆军参加。同样，海军主要是一支海上军队。它可以拥有陆上作战手段，以协助它完成海上作战任务。这一事实并不排除陆军可以单独用自己的陆上手段完成作战使命而完全不依靠任何海上手段。依次类推，陆、海军都可以拥有空中手段以协助完成各自的陆、海作战任务。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现实性、甚至必要性，即有一支空军能够单独用它自己的手段完成战争使命，完全不必有陆、海军参预。在杜黑看来，所谓的“独立空军”是：
组成能够夺得制空权的空中力量的所有航空兵器的总体。在杜黑看来，进行空中战争，必须贯彻连对方的“鸟巢”、“鸟蛋”也一并摧毁的“总体观念”。就是说，单单消灭敌方现有的航空兵器是不够的，还要摧毁“它的机场、供应基地和生产中心”，因为：
空中的飞机可以逃避，但是，正如蛋和巢被毁的鸟一样，外出的飞机返航时将找不到可以降落的基地。对于独立空军的结构，杜黑认为光有轰炸队还不够还要有空战队：
最大限度的轰炸力量；与敌人可能实力成比例的空战力量。在1927年加入第二篇时，杜黑认为，独立空军应该由两种到三种飞机，即：轰炸机、空战机（后来认为应该用一种既能空战又能轰炸的军用飞机取代二者，此即“战斗轰炸机”）、侦察机。
对于战斗轰炸机，杜黑认为：
我由此产生一种想法，觉得应当有一种既适于空战、又能轰炸的飞机，为了简单起见，我称之为“战斗轰炸机”。这种飞机具有上述活动半径、速度和防护装甲，但是它的武器应当既足以进行空战，又能攻击地面。如果用W表示在满足其他三项特性后可以用于武器(包括枪炮、弹药、乘员)的剩余重量，如果一支独立空军包括C架战斗机和B架轰炸机，那么它的空战能力将为CW，轰炸能力将为B(W-w)，w代表轰炸机用于防御的武器重量。但如果独立空军全部由战斗轰炸机组成，则飞机数将为C+B，空战武器的重量将为W(C+B)或CW+BW。如果现在每架飞机上两种武器(用于空战和用于攻击地面)都是按比例分配的，那么可以用于对地攻击的武器总量将为BW。换言之，这支独立空军在空战能力上将和另一支相同，但由于没有自卫武器，在对地攻击能力上将略占优势。在这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另一点。如果一支独立空军的飞机总数分为战斗机和轰炸机，在遭遇敌人时不可能同时行动，而要错开时间。首先进行空战克服敌方抗击，然后对地面目标进行轰炸。这样，第一阶段只有战斗机能参加作战，第二阶段只有轰炸机能参加作战。同样，只有机枪手能在第一阶段活动，只有轰炸手能在第二阶段活动。反之，如果独立空军全部由战斗轰炸机组成，这些人员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就可以用全部武器进行空战，然后在第二阶段再转为攻击地面目标。这就是说，同一乘员既可以当机枪手，也可以当轰炸手，利用节省下来的人员重量就可以增强独立空军整体的火力。此外，一支由轰炸机和战斗机组成的独立空军在遇到敌人时，不得不用它的一部分飞机去战斗而没有行动自由，因为战斗机在交战中必须全力保护轰炸机。如果空军全部由战斗轰炸机组成，全部飞机都能投入交战，就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因此，从各方面看，独立空军的主体最好全部由既能空战又能进攻地面的作战飞机组成。在这方面我们甚至还可以再进一步。飞机的这些特性或至少其中一部分最好是可变的。例如，既然活动半径、防护装甲和武器能转化为运载能力，既然一架飞机的这些重量的总和是固定的，其中任何一项的重量就可以靠牺牲其他一项或所有各项的重量而得到增加。按照用途的不同，这样做可能有利。因此，在制造战斗轰炸机时需要考虑这些细节，它应当使这些特性容易改变。如果独立空军的作战活动半径较短，那么显然，减少它的燃料载重，增加相应的武器重量将更有用。相反，如果活动远离基地，那么就需要减少装甲甚至武器。一旦夺得制空权，独立空军自然就不再需要进行空战，因而也不再需要大量的防护装甲和空中防卫武器。在制造战斗轰炸机时就应当考虑能立即调整或取消这两种装置的重量，用于增加飞机的活动半径或对地面目标的打击能力。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最好能使战斗轰炸机的这些特性具有伸缩性。我们已经确定了构成我国独立空军机群的战斗轰炸机的全部基本特性。留给技术专家和飞机制造家的问题就是要造成这种飞机，能在实际可能范围内最好地满足要求的条件。这种飞机如果要满足全部要求，肯定是重型、多发动机和中等速度的飞机。既然独立空军将成集群地在陆地和海洋上活动，战斗轰炸机就应当是水陆两用的。如果目前不可能造成这种飞机，独立空军就应部分由水上飞机、部分由陆上飞机组成，两者具有相同的性能。目前的技术发展状况可以造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些要求的飞机，今后的进展肯定会使这种战斗轰炸机的效能更强。我们通过推论已经确定战斗轰炸机应当具有的特性，它是应当构成独立空军作战机群的唯一一种飞机。由于独立空军能自立，它是能进行空中作战的唯一机体。在第二篇第七节，独黑接着认为：
适用于独立空军的战斗轰炸机，是一种具有大的活动半径、有能飞越阿尔卑斯山的高升限、有足够速度、有大的运载能力足以装备充分的武器和防护装甲的飞机，这种飞机和用于民航的商用运输机相类似，只要用相同重量的武器和装甲代替旅客、货物、邮件就行了。在第二篇结论处，杜黑认为：
在这期间，许多国家已在使用2000马力的飞机，6000马力的飞机正在制造。这正可以实现制造战斗轰炸机(类似突击力量中的战列舰)，也是按照我在本书中阐述的思想建设真正的独立空军的基础。面对这些巨型飞机，它具有强大的武器，坚固的装甲，足以飞越海洋的活动半径，每一架都能破坏一座城市的要害中心，那么还能死守世界大战中通行的飞机使用观念吗？关于战斗轰炸机，自杜黑写出这些文字，出现了三种意见，一种认为杜黑所认为的“战斗轰炸机”正类似于二次大战中使用的b-17轰炸机（《制空权》英译本（40年代的）作者就这么认为：“如果对杜黑的想法理解正确的话，他所描述的这种飞机正类似我们当代的“空中堡垒”，但是威力更大。”），一种认为是二战之后出现的战斗轰炸机（《制空权》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的）作者就这么认为：“实际上“空中堡垒”B-17并不是一种既能轰炸又能空战的战斗轰炸机，而只是一种自卫能力较强的轰炸机。杜黑设想的这种飞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做不到的。真正的战斗轰炸机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产物，到六十年代才渐趋完善。”），但在《解读《制空权》》的解读者看来，前一种更为合理。
关于这样一支独立空军，杜黑认为，它将无往而不胜，1930年杜黑应《航空技术杂志》编辑邀请写作的《19XX年的战争》中，拥有1500架战斗轰炸机、180架战斗巡逻机的德国独立空军后发制人，仅仅两天之内就将占据数量优势（5976架）的同盟国航空兵部队打得再也不能有所作为。
制空权
后续历史，有些符合历史发展（比如说杜黑说夺取制空权最好的方式是把敌人的飞机全部摧毁在地面，二次大战及以后的一些局部战争中，这种做法得到了应用，尽管说进行空战也能夺取制空权），有些却要另当别论（比如说杜黑认为防空无用、配属航空兵无用、多余、有害。实际上，这些错误与时代有关，首先杜黑那时候还没有雷达、防空导弹，因此杜黑认为防空无用也就存在合理的一面；其次，陆、海军航空兵并非真的无用、多余、有害。40年代爆发的塔兰托战役中，正是英国皇家海军的航空兵对躲在军港里的意大利舰队进行了袭击，难道说，这能证明“配属航空兵无用、多余、有害”?第三，对于战略轰炸，杜黑的想法也过于夸张，侵华战争中日军飞机也对中国军民进行了轰炸，但中国军民并没有就此屈服；不列颠空战中，德军对英国本土进行了狂轰滥炸，但英国人有选择屈服吗？也没有！同样的，盟军对德国本土的轰炸，更没有加速法西斯德国的毁灭）。
关于这本书，我想最后引用杜黑说的几句话，来作为回顾，这些话，今天看来确实是经典名句。
固守过去不会对我们的未来有什么教益，对未来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胜利对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对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第四本，我推《总体战》，有人一定会跳出来，说：“什么？竟然是那个主张“政治应该服从于战争”的家伙的书！”我虽然不赞同鲁登道夫的这个观点，但我是认为这本书也值得一读。理由如下：
在鲁登道夫之前，虽然有总体战观念提出者，但鲁登道夫却是第一个；对于鲁登道夫所鼓吹的“一切服从于军人”，要客观评价，我国抗日战争中就存在这种错误认知，因此必须详细研究《总体战》；鲁登道夫说经济因素影响着战争也影响着民族精神团结，你能说进行战争的人可以不吃不喝、不要任何补给从而能够打赢战争，而不管它打多久吗？鲁登道夫对于人与武器的认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资产阶级军事学术界这一范围而言）关于第一点，我在“《幼女战记》中谭雅的《论总体战》是否原型出自鲁登道夫？”这个问题底下，做了回答，应该说，将军事的、民事的、精神的、物质的全部力量都用于战争中，鲁登道夫并非首创。《外国著名军事著作丛书·总体战》一书翻译者戴耀先认为，《孙子兵法》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第一本。
《幼女战记》中谭雅的《论总体战》是否原型出自鲁登道夫？
孙武之后，鲁登道夫之前，还有许多（比如前面的杜黑），但他们说的，都很简单，有的实践多于论述，有的只是点出这其中的一点（比如说克劳塞维茨关于人民之于战争的观点）。而鲁登道夫却是较全面、较详细论述总体战方方面面的第一人。
在克劳塞维茨那个时代，国家首脑不顾人民的意愿而发动的所谓“内阁战争”，也就是政府以其军队进行的战争，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所谓人民参与战事，一般只是交纳税款，或是由于军队的行军、宿营和作战而直接受到伤害。世界大战与近一百五十年的所有战争相比，表现出完全另一种特征。不仅各参战国的军队在相互厮杀，竭力毁灭对方，而且人民也在为战争效力。于是，战争矛头也指向人民，也使人民遭受深重灾难。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意愿，以及为达到有限的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战争，已经成为过去。在鲁登道夫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着王朝战争的结束，因此以后的战争必将是全民性质的。
未来战争会在精神、体力和物质力量上，向人民提出完全有别于世界大战的要求。将来，军队对人民，尤其对人民精神团结的依赖性，肯定不会减弱，相反却会远远超过1914－1918年世界大战时的程度。关于这一点，随着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使人民远离了战争，但我认为，自从20世纪出现了不同于克劳塞维茨时代的情况，战争就不会再回到18世纪。
对于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对于鲁登道夫所鼓吹的“一切服从于军人”要客观、公正的做出评价。
鲁登道夫认为，由于战争变王朝战争为总体战，因此政治应该服从于战争，一切也应该为军人服务。
但是，无条件服从军人的任何指令，却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说抗战时期就存在“抗日无罪，扰民有理”现象，就是一些国民党军队打着抗日旗号欺压民众。难道说，这也是一种“一切了战争”吗？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创造胜利，还会瓦解我们的抵抗力量。
毛主席说过，兵民结合是胜利之本。如果一支军队，所作所为足以激起民愤，甚至倒向敌人，请问这是谁的错？倒向敌人一边的民众吗？在我看来，这是为真凶的洗白！
怎么做才算真正的“一切为了战争”？我认为，其一，改掉政治应该服从与战争的错误观点；其二，严厉整饬军队军规军纪、、完善国家法律，只要发生扰民行为，严惩扰民者（包括他的领导、领导的领导），当然必须建立于令人信服的周密调查下；第三，战时应该严肃处理贪污腐败现象，凡是贪官污吏，应该一律处罚，不论贪污程度。
第三点，鲁登道夫对于经济的认知。应该说，在这一方面，鲁登道夫并不是第一人。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认为：“在战争中,金钱比军备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金钱才能使军备发生效力。”
古罗马人也认为，财力与军力是战争胜负的基础。
进入中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雇佣兵这种以战争为行当的，当时流行着这么一句话：“没有一枚银币不是瑞士的”，后世的法国著名战略学家博福尔认为：“在欧洲古代，你若没有钱，就不能招到瑞士的雇佣兵”（见《战略入门》第二章）。
进入18世纪，沙皇俄国的彼得大帝致力于改革、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政策，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也曾大力发展经济，以此作为强大军力的基础。奥地利名将蒙库科利认为：“战争第一要素是钱，第二要素是钱，第三要素还是钱”。
19世纪出现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极大发展了各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举例来说一次大战之前，德国的经济实力就位居欧洲第一，仅次于美国。
而，经历过一次大战的鲁登道夫对于经济的认知，确实可以让他有资格认为：“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中，对民族团结的必要性和经济对战争的意义很少论及，就是冯·施利芬将军这样一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也没有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根据一次大战经验，鲁登道夫认为财政、粮食、燃料、服装、矿产、化工、农业等，对战争胜负、民族团结密切相关。通读《总体战》第三章“经济与总体战”，我们可以这么说，一个要想在总体战、全面战争、反侵略战争中取胜的国家或民族，其军政首脑必须对经济以极大关注，平时应该做好战争准备，对于影响战争胜负、社会秩序的产品应该尽力做到自给自足；战时应该实施经济管理，对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破坏经济管理的行为应该严惩不贷。
第四点，对于人与武器。鲁登道夫认为：
自古以来，军队中除能发挥力量的人之外，就属技术。刀、盾、箭、弓、战车、投石器、石筑胸墙，都是“技术辅助器材”。技术常此以往，而器材——进攻器材和防御器材——却不断完善，出现了前送部队和兵器的必不可少的铁路、运输车、军舰和飞机，以及其他器材。没有这些“技术”辅助器材，军队及其运用简直无法想象。在世界大战中，军队仍由士兵和各种技术辅助器材构成。作战器材，从消耗大量弹药、射程达数公里的大口径火炮，到近距离投掷的手榴弹，多种多样。机动方面，除铁路运输外，又出现了汽车运输。海上，有装甲战舰游弋；水下，有潜艇航行；空中，有飞机翱翔。然而，世界大战前，军事技术还不象大战中和现在这样完善。军事技术的意义在世界大战中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战争时间越长，人们对它的意义认识得越加清楚。战场上，力争以强大火力消灭敌人，同时保护自己，这就要求部队不断增加新式装备。于是，除了轻机枪之外又出现了重机枪，研制出不同口径的迫击炮，制造了速射枪，增加了各种口径的火炮，弹药数量大增，还出现了装备机枪和轻型火炮的装甲车，小部队利用汽车和摩托车进行转移更是屡见不鲜，根据不同任务制造了种类各异的飞机，由飞机投掷的炸弹、爆破弹和燃烧弹也设计得日臻完善。而人的地位似乎不断下降。自我到最高统帅部任职之时起，我便开始着手在最前沿尽量以“机械”代替人的工作，也就是说，增加诸如机枪等兵器的数量，以增大火力，并将只装备步枪的步兵从最前沿调回。为消灭敌人并保存自己，我三令五申要求增加弹药数量。在这方面，敌人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前面，为应付世界大战的技术装备会战，我们不得不奋起直追，以弥补过去的损失。但是，最终还是要看掌握技术辅助器材的人。技术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人和技术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军队的实力。然而人总是处在第一位的。虽然是没有生命的装备将人运往前线，但装备却是由人来操纵的，并由人赋予它以消灭敌人的力量。“技术对抗技术”，自古至今都是如此。在世界大战中，往往是有了某种进攻器材，就出现一种防御器材与之对抗。由于军舰有了装甲，人们便研制了能摧毁这种装甲的火炮。由于敌舰航速的提高和我舰航速的随之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命中精度的困难，人们设计了自动测量仪和瞄准具。在其他领域，因有坦克而有轻型火炮或大口径机枪；因有飞机而有高炮，以及精确的瞄准设备和作用距离很远的探照灯。可以说，技术辅助器材间的相互斗争，逐渐使攻防手段趋于平衡，或者促使人们另辟蹊径，巧妙与敌对抗，譬如设置各种障碍物和器材，阻滞摩托化纵队的行进。这并不是说，一种新的技术器材的发明不能暂时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巨大作用。但尽管如此，在一场欧洲战争中，士兵始终处在第一位。殖民战争会呈现另外一种景象，因为在这种战争中是装备精良的部队与手无寸铁的部族作战。总体政治的义务就是将有作战能力的人征召入伍，赴敌作战。同时，还要使部队装备保持最佳状态，平时就要装备各种用于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和保护人民的技术器材。战时制造和维修技术器材均需耗费时间。这是技术装备的弱点所在。为弥补这一弱点，平时就要为装备的制造和维修采取多种措施。但是这会给训练带来困难。习惯于完全依赖技术器材作战的士兵，在战争中是离不开军事装备的。这是《总体战》第四章的内容，在第五章里，鲁登道夫认为：
并不是说，发扬最大火力就能将敌人歼灭。火力要在进攻中直至对敌人阵地的冲击中得以发扬。在凡尔登、索姆河畔和佛兰德的作战中，炮火尤如雨注，然而人却仍能在弹坑中生存。企图仅仅通过火力就能将顽强敌人的抵抗粉碎，是一种错误想法。或许能在此处或彼处取胜，但最后的胜负还要取决于人与人、坦克与人或坦克与坦克的战斗。在空旷的战场上，进攻的步兵须从远方向敌人接近。为此，需要己方炮兵提供不间断的强大炮火支援，以压制敌炮兵火力，尔后逐渐向敌步兵转移火力。己方步兵在前进中还需要轻型随伴火炮的直接火力支援。最后，步兵在重机枪火力掩护下——还不时得到迫击炮的火力支援——依靠步枪和轻机枪的强大火力接近敌人，最后以肉搏战迫敌屈服。坦克的速度快于步兵，但只是在实施突破时才使用。最后制服敌人的仍是步兵或坦克上的人员。无论武器的作用如何巨大，人还是决定战斗胜负的主要因素，这不仅在陆上如此，就是在条件特殊的空中、海上和水下也依然如此。空、海军在进攻中，也是依靠各种武器的火力，不断接近敌人，在最近距离上将敌人制服。从这五段中，我们可以提炼出这么几个观点：
技术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人和技术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军队的实力。然而人总是处在第一位的。虽然是没有生命的装备将人运往前线，但装备却是由人来操纵的，并由人赋予它以消灭敌人的力量。这并不是说，一种新的技术器材的发明不能暂时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巨大作用。但尽管如此，在一场欧洲战争中，士兵始终处在第一位。并不是说，发扬最大火力就能将敌人歼灭。火力要在进攻中直至对敌人阵地的冲击中得以发扬。在凡尔登、索姆河畔和佛兰德的作战中，炮火尤如雨注，然而人却仍能在弹坑中生存。企图仅仅通过火力就能将顽强敌人的抵抗粉碎，是一种错误想法。或许能在此处或彼处取胜，但最后的胜负还要取决于人与人、坦克与人或坦克与坦克的战斗。无论武器的作用如何巨大，人还是决定战斗胜负的主要因素，这不仅在陆上如此，就是在条件特殊的空中、海上和水下也依然如此。在鲁登道夫之前的时代里，不是因为技术发展相对缓慢而产生了强调精神因素忽视物质因素的军事理论或军事思想，就是产生了顺应高速发展的技术浪潮而过分强调武器杀伤威力对精神因素的影响的军事理论或军事思想。
举例来说，战前法国的攻势崇拜就是这样。富勒在《战争指导》中认为福煦应该为一次大战中那些采取盲目进攻而付出大量伤亡的法国军人负责。可是，我在阅读我国台湾省学者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与苏联人的《战争初期》中发现，并非如此。
那就是，在福煦自己的理论里，并没有否定防御的作用；不仅如此，比福煦还要早的杜皮克也没有忽视防御。然而的，在《战争指导》之中，我们看到：
法国的进攻学派却从他那里得到了鼓舞。（这是《战争指导》第七章，关于杜皮克的）
真相呢？在《西方战略思想史》第十二章“法国学派”里，我们看到：
他又指出速射火器对防御有利，在敌火之下前进几乎已不可能。也许只有疯人才会对此表示怀疑。所以，要想发动攻击，惟一的方法就是寻找有利的时机，采取侧面迂回的行动，或引诱敌人离开其所据守的阵地。（Ardant Du Picq，Battle Studies，pp．155–162，有钱的大爷们，你们还是自行掏钱去买吧，我想说的是亲眼目睹比道听途说来得有效）
不过，杜皮克的这些，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当攻势崇拜达到高潮时，这些攻势崇拜患者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正确的，饥不择食，逮着什么就都拿来吹嘘，哦，原来老杜跟我们一样：
此时攻势崇拜已经发展到了高潮，由于杜皮克的书强调精神力量，所以也就被用来作为支持此种潮流的理论基础。（《西方战略思想史》第十二章“法国学派”19世纪前期）
（以上两张图出自《战争初期》第一篇）
图中的格拉曼宗，就是德格朗梅松，杜黑在《制空权》中在与他人的论战中认为：
法国的军事学说到德格朗梅松的奇谈怪论达到了顶峰，他说：“在进攻时，不顾一切是最安全的”。这种学说使法国处于灭亡的边缘，完全是因为它违反现实和常识。它的根据是从一种来自奇怪的蠢话的进攻神秘主义，这种想法曾在当时的法国最高统帅部占统治地位，不幸它又被许多人所摹仿。凡是违反现实和常识的东西是注定要失败的，就像神秘主义的法国军事学说失败一样。富勒也在《装甲战》第八章第一节开头认为：
在战争史上常有人说消极防御必然导致灭亡，而我还没有听人断言：无休止的进攻——即法国人说的“进攻到底”——十之八九也会导致覆没。正确的理解是：作战艺术有赖于进攻和防御之紧密结合，犹如建筑大厦少不了砖和水泥一样。由于防御是不甚壮观的作战样式，往往被人忽视，和平时期尤其如此。但是，防御对于正确的进攻行动正如弓对于箭一样是不可缺的。有鉴于此，我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一切机动攻势行动都必须具备一个坚实的战术基础。如果我对其重要性有些言过其实的话，那也是对正确内容的夸张。钮先钟在《西方战略思想史》第十二章中还认为：
因为福煦在其晚年变成了世界级的伟大人物，于是有许多事情也自然会被扯到他的头上，这也可以说是有幸有不幸。至少有两件事应在此略加以说明。一般人常以为福煦是新法国学派的开山大师，实际上，那是一种夸张不实的说法，他不过是此一学派中的成员之一，而在19世纪末期，其影响力也并非特别巨大。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福煦和他的著作才受到过度的尊重。此外，又常有人（尤其是美国人）以为福煦在思想上的灵感是来自杜皮克的著作。这也只是想当然，而绝非事实。杜皮克的《战斗研究》是在1880年初版，几乎不曾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福煦的《战争原则》是出版于1903年，在其书中不曾提到杜皮克也不曾对其文章作任何引述。杜皮克的书也在1903年再版，此次再版之后，逐渐开始风行，但福煦在其《战争指导》（1905）一书中仍未提到杜皮克的著作，似乎可以显示他的思想与杜皮克几乎毫无关连。在之后的“攻势崇拜”一节中，钮先钟认为：
攻势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固然已经逐渐在法国抬头，但仍在合理限度之内，尚未发展到疯狂或盲目的程度。最显著的证据即为官方的战争计划所采取的战略观念仍为攻势防御。甚至于后来被公认为法国新学派掌门人的福煦，在其著作中虽强调精神因素的重要，但也并未完全忽视防御，他把“安全”（security）列为原则之一，即可为明证。不过，到20世纪初期，攻势崇拜的风气开始形成，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这一段，给我们一个信息，那就是攻势思想走火入魔并非始于普法战争之后的几年，而是到了20世纪初。
发动此种风潮的人以所谓“少壮派”（Young Turks）的优秀中级军官为主力，其领导者为最著名的格南德梅森少校（Major de Grandmaison）和库尔曼上尉（Captain Frederic Culmann）等人。他们在南非（1899–1902）和日俄（1904–1905）战争之后，指出面对着现代武器的强大威力，必须有极伟大的精神力量，始能驱使军人进攻。于是必须采取“全面攻势”的准则（doctrine），始能培养此种精神。法国现有的防御攻势思想最后必然会退化成为纯粹守势。为什么是20世纪初？而不是富勒在《战争指导》中说的19世纪70年代？这是因为，在这两次战争——布尔战争（文中的南非战争）、日俄战争——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战术教训：
正面进攻失败后围攻取得成功；野战工事和铁丝网显示巨大的防御威力；机关枪的杀伤威力不断增大；最重要的是，还是速射炮发扬了威力。以上四点，搬运自《战争指导》第八章第三节有关于日俄战争的部分。
格南德梅森毕业于法国战争学院，为福煦之爱徒，在1906年曾著一书来宣扬此种思想，书名为《步兵训练与攻势战斗》（Dressage de l'infanterie en vue du combat offensif）。他首先分析战术领域中的新发展，并指出攻击者现在有许多新手段可以使用。例如，可以利用地形和黑夜的掩蔽，依赖炮兵的密切支援，采取化整为零的队形等等。所以，面对着意志坚决、武器良好的敌军，正面冲突最后必然难以避免。采取这种行动时必须像野蛮人一样的拼死前进，不惜一切牺牲，不计一切利害。他利用杜皮克和福煦的理论来作为其思想号召的基础的。其最终的结论即为平时必须加强训练，以养成全面攻势的精神（the spirit of all–out offensive）。在格南德梅森领导之下，一群法国青年军官在陆军中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这个所谓少壮派的集团深信他们的理念完全正确，并宣称决心倾全力来实现其理想，而不顾一切的反对。1908年，格南德梅森出任法国参谋本部中主管作战的第三局局长，于是他开始进入陆军组织的权力核心，并握有草拟和修改战争计划的大权。1911年在内部权力斗争暂获解决之后，一位地位比较中立而且也非战争学院毕业的霞飞将军（General Joffre）接任参谋总长的职务。霞飞采取无为而治的作风，一切都听从少壮派的主张，于是在三年之内，法国陆军的战略准则和战争计划都开始作了彻底的改变。霞飞上台之后，法国参谋本部即着手进行两项重要工作：（1）修改各种教范（Regulations）；（2）拟定新的战争计划。在教范方面有1913年10月28日颁发的《大部队指导教范》（Regulations of Large Formations）；1913年12月2日颁发的《野战勤务教范》（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1914年4月20日颁发的《步兵野战教范》（Infantry Field Regulations）等。这些教范即为攻势崇拜思想的实体代表。其中所用词句都极端强调攻势精神的决定性价值，例如：“法国陆军已经回到其传统，今后除攻击以外将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法则”。这些文件表现出强烈的卫道热诚，指责防御观念为必须扑灭的思想异端。除一再确认“只有攻击能导致积极结果”以外，几乎完全不考虑物质因素，而只强调精神的重要。以上引自《西方战略思想史》第十二章“法国学派”攻势崇拜一节。
钮先钟在上述文段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
攻势崇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固然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所有其他欧洲大国也都莫不受到其影响，但影响最深远，后果最严重者又还是法国。为什么20世纪初期，法国军人会如此沉溺在此种思想潮流中而不能自拔？《战争指导》一书作者富勒虽然没有替钮先钟这个不可能产生任何交集的中国学者回答这个问题，但在《战争指导》一书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我认为可作为答案的材料：
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在战术上发了狂的“拿破仑”，但拿破仑的会战是以他那个时代的武器为基础的，武器决定了战术，可是福煦却忽视了这些。他是在渐渐地和完全地模仿着拿破仑，而又很少有自己的变化，也不考虑弹仓式步枪和速射炮的特性，好象它们就是耶拿和弗里德兰战场上的滑膛枪和火炮。而在《西方战略思想史》一书中，钮先钟自己的答案是什么？
法国人在普法战争之后，努力寻求战败的原因，于是很自然地把德国的军事思想视为学习的对象。但很可惜，他们的研究并不深入，所以也就很容易发生误解。尤其是像高尔兹等人的著作中本来就含有高度的攻势色彩，他们对于克劳塞维茨或毛奇的思想也缺乏正确的了解。因此，普德学派的著作对法国军人造成了强烈的误导作用。由于民族意识的作祟，法国军人对于拿破仑有其传统的崇拜心理，克劳塞维茨思想的输入，杜皮克著作的发现，又都与此种传统相结合，共同形成一种特别强调精神，而相对轻视物质的偏见。第三共和时代的法国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经常动荡不安，使军事组织的内部团结也受到不利的影响，尤其是1894年杜列弗事件（Dreyfus Affair）的发生，在法国造成极大的震撼，使军队在士气上受到严重的损害。于是军事当局为了振奋士气，维持团结，也就更有提倡攻击精神的必要。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德国的国力日益增强，使法国在权力平衡上的劣势日益明显。面对着此种不利的形势，法国的确感到非常无奈，于是为了逃避物质的现实，只好投入精神的幻想。曾任军政部长的梅希米（Adolphe Messimy）说：“我们所需要的陆军应能以军事素质来抵消数量弱点。数量和机器并不能决定胜利，决定胜利的是军队的素质。我所谓素质者，其意义即为优越的攻击力。”法国军事思想深受当时在法国流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那也就是所谓“柏格逊主义”（Bergsonism）。柏格逊（Henri Bergson）为法国哲学大师，反对实证主义，认为其观点流于机械化，而忽视了人性的尊严。他相信只有直觉才能掌握人生的奥秘，并创造了所谓的“生气”（élan vital）。此种近似神秘主义的哲学思想足以助长军人重精神而轻物质的趋势。如何看待这五点？关于第一点，将打败自己的人作为学习对象加以研究，这种事，任何国家都有。拿破仑战争中法军连战连胜，普鲁士等欧洲国家、欧洲地区就掀起研究法国的风潮，比如说克劳塞维茨、沙恩霍斯特。而中国、日本也一样。但是，这种学习并不很深入（这又是一种通病，大家只是学了一点皮毛，还未触及精髓，就认为已经把对方的真本事学到了家），甚至产生错误理解。第二点，民族意识这种东西，也不止法国，俄罗斯人特别注重苏德战争，特别喜欢拔高自己的历史（无论是讲沙俄时代的1812年卫国战争，还是讲《大纵深战役理论》）；咱中国人对于抗战、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也很看重。况且，拿破仑当年领兵作战，确实没有任何物质优势，物质优势全在反法联军（日本著名军事家石原莞尔在其著作中有这样的文字：是社会制度的变革，导致了军事上的变革。帝国大学（日本有七所帝国大学，一定程度支撑了日本的崛起）的教授们关于这个问题曾跟我说“是不是有什么新武器？”我强调说“没有什么新武器”，他们马上又说“那样的话，就是武器的生产能力提高了”。我只好回答说“那种情况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法国革命不是由兵器的进步引起的，学者们好像都不满意这个回答，但是不满意归不满意，现实终归是现实。）拿帝可以做成的事，那么攻势崇拜患者们想当地认为自己也可以。于是，从这角度上讲，一次大战那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要论罪的不是拿破仑、克劳塞维茨、杜皮克、福煦，而是早已“为国捐躯”的攻势崇拜患者们。第三点，第三共和国时代，法国国内社会问题很多，比如说人口下降（人口下降对法国国防也构成了一定影响，比如说不敢打持久战）、经济滑坡，比如说法国政界像走马灯一样变幻，比如说1894年的这个德雷福斯案件（即，上文的“杜列弗事件（Dreyfus Affair）”）。这个案件是这样的，有人发现有个法国军官出卖军事机密给德国人。于是法国军方就把帽子扣在德雷福斯这个犹太裔法国军官头上，不顾一切地要惩罚他，但遭到巨大的舆论压力（连当时的著名作家左拉也出面了），后来大家发现另有其人，但法国政府拒绝承认错误，直到1906年才判德雷福斯无罪。这一案件使法国军方名誉受损，因此只能像钮先钟所说的那样“为了振奋士气，维持团结，也就更有提倡攻击精神的必要”。第四点，法德国力发展的差异，使处于劣势的法国不可能在数量上、物质上压倒德国，因此要想打赢德国人只能在非物质领域——尤其是精神领域——下功夫。数量不够，质量来凑，物质不够，精神来凑。第五点，是关于一个哲学家的。我毕竟不是研究哲学的，在此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最后的，我还是想说，各位如果有兴趣，还是花钱去买杜皮克、福煦二位的著作来读吧。我再重复一遍：亲眼目睹比道听途说来得有效。
再来是看鲁登道夫所认为的企图仅仅通过火力就能将顽强敌人的抵抗粉碎。
看《战争指导》一书第九章第四节可知，炮兵轰击理论是当时企图用火炮摧毁前方一切敌对阵地的思想，但是这种先用炮兵猛轰，再让步兵推进收玉米的方法却不能带来行之有效的结果。为了摧毁某一障碍，又制造了新的障碍，结果“使得他们的前进变得如此之难，以致于步兵通过这凸凹不平的地带后，却不能得到补给。因此，必须在这混乱不堪的战场上修建道路，以便使拖运枪、炮和补给品的车辆得以前进。然而，等到修好道路的时候，敌人的防御工事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因而另一场穿透战又要重新开始”（引自《战争指导》第九章第四节）。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唯武器论的漏洞就出现了，只要没能一下子消灭对手，那么就会有无限的麻烦。一次大战是消灭了某一障碍又出现新的障碍；二次大战中有“老鼠战争”之称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也是如此，而原子弹的采用，虽然杀伤了日方十几万人，但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尽管如此，在这座城市边缘上的工厂，却几乎完全没有被损坏。“据估计，如果战争继续进行的话，这些工厂能在三十天以内恢复正常的生产。（引自《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第24页。《战争指导》第十三章第十节）
这不是一个只要增加了武器数量、质量（即提高了它的总的杀伤威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1在什么都不加的情况下是不会变成其他数字的。
那么，这种对人与武器的看法，在后来如何呢？非常遗憾，在德国，鲁登道夫的这些思想被纳粹分子弃之一边，德国人在面对苏联时又回到了一次大战的技术装备会战，为了迎战t34、kv、斯大林，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黑豹、虎式、虎王、老鼠一系列质量越来越大的坦克，而德国经济实力却因为这些质量越来越大的武器而受到极大影响，反映到武器生产方面，就是产量越来越低（袁腾飞在其所写的二战史著作中认为德国应该集中财力、人力、物力在黑豹坦克上，这种观点，我就不加以评论）。而在其他国家，似乎的，由于鲁氏的反动观点而也受到牵连。
鲁登道夫对于每一种新式武器和装备，都曾表示欢迎，但是，他却只是盲目地把这些东西添加在他的统计表上，而没有考虑如何从大战略的需要来加以使用。他对于战争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来没有认真的思考，甚至于缺乏明确的概念。用简短的话来说：鲁登道夫的军事观点，就是尽量扩大各种类型的武装力量，认为这样便可以达到某种境界。至于这种境界究竟是什么，他既不感兴趣，也不会为之担心。很明显，他要肯定地表达的只有一个思想，“最高军事统帅应该给政治领袖们下达训示，指导他们如何工作，而后者必须遵守他的训示，完成他们的任务，为战争作出贡献。”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负责决定国家政策的人们，必须把充分的行动自由权交给最高军事统帅，给他一张空白支票，让他可以自由支取国家民族的现有资源，来解决国家民族的未来生命问题。（利德尔·哈特《战略论》第十五章）
苏联方面采取的是全盘否定态度（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岁月里，对于鲁氏的态度，也是如此，直到戴耀先将《总体战》翻译为简体白话版，并写了本《诉诸总体战的神灵》）
但是，这并不是说鲁氏对人与武器的看法，也是完全不对的。
二次大战时期，德国对英国本土进行了多次轰炸，但并没有摧毁英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同样的，盟军对德国本土的战略轰炸也没有使德国人民选择投降（这不是说德国人中就没有反对纳粹的人）；这说明，那种过分强调武器因素而轻视精神的观点是不对的。而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人为了与美国作战，而是使劲浑身解数，玩起了荒谬的“一亿总玉碎”、“本土决战”，妄图凭借精神优势、大量竹枪打败机械化的美军。但是，我们看到，神风敢死队终究成了美太平洋舰队高射炮手眼中“一打就着的火鸡”，日本人“牺牲”了那多么多人，却只换来5%的成功率。但是，穷凶极恶的日军部头头不管这些，甚至将清醒派送上前线（当时有人在报纸上刊登了篇《竹枪不足以迎敌，要用飞机，要用海基飞机》，却被送上前线，最终侥幸存活）。可见，这种与欧洲的情况截然相反的情况取得的，也是一样。过分轻视武器、物质强调精神的后果，就是如此。
人与武器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认为得将《总体战》与《论持久战》中有关人与武器的观点结合起来看才行。
（题外话，若谁想研究总体战，我认为还可以去看一本书，那就是《吴子》，此书对于总体战情况下，被侵略国的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政治家、军人的关系应当如何，存在有益的地方，而且我认为这本书对于日本人“和”文化，应该也有一定影响）
第五本书，我认为是《战争初期》，苏军将领伊万诺夫带头撰写的一本研究战争初期问题的书籍。
此书对于我们了解70-80年代苏军军事理论中的“先发制人”、“突然袭击”、“闪击战”成分，是有益的；此书对于我们了解二战及二战之前的资本主义国家关于战争初期的观点，也是有益的；虽然苏联解体，中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成为一种过去式的“噩梦”，但妄图重演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修正主义苏联做过的人、集团却大有人在。第六本，是《战争指导》。尽管说，作者富勒通篇充满着“厚古薄今”、“贬低苏联及共产主义”、“排斥无限战争”等我不敢苟同的观点。但我认为，仍然存在益处：
在战争中，你不要为绝对的观念所束缚，也不要为不可改变的契约或决定所约束。就象机会的游戏一样，战争从来都是不能预定结尾的。行为总要适应环境，而环境则经常都在变化。在战争中的野蛮行为是不合算的，这是一个少有例外的真理。另外，不要使你的敌人陷人绝望，尽管你会赢得战争，但是那样几乎会拖延战争，这对于你是不利的。纵观战争史，值得注意的是，敌友关系是频繁变化的。当你打败了你的对手时，你应该明智地让他再站起来。这是因为，在下次战争中，你有机会需要他的帮助。无论是防御或进攻，都不存在内在的强弱的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行动，至于哪个更适应，主要是根据具体的环境来决定。有时进攻是比较适应的，例如，在拿破仑战争中就是这样。因为他的天才加上敌人的守旧思想，使得他采取进攻的形式比较有利。有时，防御进攻是正确的，例如惠灵顿在西班牙的杰作。一个民族的社会健康是其军事权力的精神基础。不管攻击者的精神多么坚强，这种精神并没有避弹的功效。一支军队的战斗威力存在于它的组织之中。想办法消耗它的精力或是设法使它失去作用，都可以摧毁它的战斗威力。第一种方法包括杀死、杀伤或俘虏敌人的士兵，即躯体的战争；第二种方法则是要使敌人的指挥权利失效，即头脑的战争。拿一个人来作例子，第一种方法就是使他遍体鳞伤，最终由于流血过多而死亡；第二种方法则是一枪就打准他的脑袋。如果有人想要继续战斗，那他就得在武装斗争之外的领域中去寻找新的战争。谈到这个问题，读者应该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峙僵局，并不是用武力手段解决的，最后，还是用经济手段，即对中欧国家进行封锁的办法解决的。第七本：《论持久战》
这本书，我必须指出，作者是提出人民战争基础上的持久战的人，因此这就与那些阴谋家喜欢说的“蒋百里才是提出持久战的第一人”完全就是两码事。
在这本书里，毛主席既批判了以唯武器论（毛主席不是唯武器论这一说法的发明人，发明人是章乃器，这一点，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承认的）为代表的亡国论，又批判了速胜论，认为硬打只有失败。因此认为唯有打持久战一途。对于如何进行持久战，他认为应该首先认清敌我优劣，然后根据敌我优劣制定战略计划、战役战术方针，主张在充分进行了政治动员的条件下依托人民群众打游击战。当然，该书还提到一些今天看来也有价值的。比如：
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射击原则的“荫蔽身体，发扬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因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跃进运动，疏开队形，种种方法都发生了。因为后者，于是扫清射界，组织火网，种种方法也发生了。战术上的突击队、钳制队、预备队，第一种为了消灭敌人，第二种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准备依情况使用于两个目的——或者增援突击队，或者作为追击队，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增援钳制队，或者作为掩护队，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照这样，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其他我还想推荐的：
《斗战经》，日本人自己写出来反对《孙子兵法》的，对于我们了解猪突猛进在日本军事文化中的地位有一定帮助；《制胜的科学》，总的说来就是“上刺刀，乌拉！”对于了解毛子为何那么喜欢端枪打冲锋有帮助；《论游击战》，理想主义者的游击战，就像玩共和国之辉时打败了七冷酷就自以为能够打败原版红警七冷酷一样，嗯，天真的格瓦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这本书，真的有必要去读，2012年时新浪博客上出现了一篇文章，居然认为这本书没有中文版！《装甲战》，装甲战理论先哲富勒的得意之作，尽管后者在后来。。。。。。《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如果你读马汉的书厌倦了，那么不妨读读这本，换一种口味《步兵攻击》，沙漠之狐的成名之作《战争艺术概论》，作者才是在欧美军事思想界取得统治地位的，而且这本书进入我国很晚，20世纪50年代才有第一个中译本！
《堂吉诃德》
·《倾城之恋》
·《昆虫记》
·《小王子》
·《呐喊》
·《飘》
·《胡雪岩全传》
·《国富论》
·《老人与海》
·《百年孤独》
·《悲惨世界》
·《红楼梦》
·《红与黑》
·《汤姆叔叔的小屋》
·《毛泽东传》
·《曾国藩家书》
·《水浒传》
·《战争论》
·《三国演义》
·《孙子兵法》
·《史记》
·《君王论》
·《全球通史》
·《物种起源》
·《论语》
·《圣经》
·《我与地坛》
·《我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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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曼珠沙华》（含《彼岸花》）
4.《剑歌》（含《碧城》）
5.《七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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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军》（含《东风破》、《神之右手》）
3.《龙战》
4.《辟天》（含《归墟》）
5.《神寂》
6.《织梦者》（《云荒卷》、《海的女儿》）
云荒·羽：
卷一.《青空之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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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全球知名的思想先锋、演说家和畅销书作家。他的许多观点，使成千上万的人发现了生活中的简单真理，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健康、更成功、更轻松。 面对复杂的问题提出简单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他被认为是最好的专家。他是许多畅销书的著作者或合著者。他的《谁动了我的奶酪?》提供了应对变化的极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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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由主动性通往卓越的成功模式，全球销量超过8亿册!一种流传百年的管理理念和工作方法。一个关于送信的传奇故事，蕴涵着企业成功和个人发展双赢的真谛。一位英雄的故事揭示了成功的一种模式，故事中的英雄就是那个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今天，每一个企业都在呼唤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成为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寻找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重用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成为了今天职场的主旋律。本书堪称一部成功学圣经。
【内容简介】 励志指数：★★★★★
《把信送给加西亚》所讲述的是一个“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传奇故事。在19世纪美西战争中，美方有一封具有战略意义的书信，急需送到古巴盟军将领加西亚的手中，可是加西亚正在丛林作战，没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此时，挺身而出的一名年轻中尉——罗文，不讲任何条件，历尽艰险，徒步三周后，走过危机四伏的国家，把那封信交给了加西亚。
这位名叫罗文的英雄接到麦金莱总统的任务——给加西亚将军送一封决定战争命运的信，他没有任何推诿，而是以其绝对的忠诚、责任感和创造奇迹的主动性完成了这件“不可能的任务”。
在孤身一人没有任何护卫的情况下，罗文中尉立刻出发了，一直到他秘密登陆古巴岛，古巴的爱国者们才给他派了几名当地的向导。那次冒险经历，用他自己谦虚的话来说，仅仅受到了几名敌人的包围，然后设法从中逃出来并把信送给了加西亚将军——一个掌握着决定性力量的人。
整个过程中自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偶然因素与个人的努力相关联，但是，在这位年轻中尉迫切希望完成任务的心中，却有着绝对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表彰他所做的贡献，美国陆军司令为他颁发了奖章，并且高度称赞他说：“我要把这个成绩看做是军事战争史上最具冒险性和最勇敢的事迹。”
这一点当然毫无疑问，但人们更应该意识到，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因为他杰出的军事才能，而是在于他优良的道德品质。因此，罗文中尉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他的事迹100多年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以主动性完成职责，无数的公司、机关、系统都曾人手一册，以期塑造自己团队的灵魂。
故事中罗文正直、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品质是每个人在工作中应该学习的榜样，因此此书也被许多单位与集体作为培养员工敬业精神的优秀读物。
十大励志书籍NO3《如何停止焦虑, 开创人生》
如何停止焦虑, 开创人生
作者：卡内基
推荐指数：★★★★★ 励志指数：★★★★★
《如何才能停止焦虑开始新生活》能够帮助一度沉沦的人们摆脱生活的迷惘、戒除多年的网游瘾，重新树立起人生目标，保持积极心态，当然读完本书的英文版本，英语水平会等到一个大的提高。当你茫然无措的时候，这本心灵励志书无疑就是让你停止焦虑的一根救命草，因为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这本书会在以下16个方面帮助到你:
1.给你一些实际的,经过测试的解决焦虑问题的方法.
2.立刻告诉你如何解决你所面临的50%的生意上的烦恼.
3.给你提供7种途径去建立能带给你平静与快乐的态度.
4.告诉你如何减少金融方面的忧虑.
5.说明一个能让你的许多忧虑不成立的规则.
6.告诉你如何把批评变为你的有利条件.
7.说明家庭主妇如何避免疲劳以及保持看上去年轻的状态.
8.告诉你四条能够帮助你避免疲劳与焦虑的工作习惯.
9.告诉你如何在你的工作生活中每天多出一小时.(应该是指让你的工作更有效率,就像八小时可以当九小时用一样)
10.告诉你如何避免情绪上的不适.
11.书中包含很多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停止焦虑并且开始新生活的故事.
12.给你Alfred Adler的十四天治疗抑郁症的处方.
13.告诉你让世界闻名的医师William Osier消除焦虑的21字箴言.
14.解说让空调制造业的创始人Willis H. Carrier对抗焦虑的神奇三步曲.
15.教你如何使用被William James称为"焦虑的王牌解药"的方法.
16.告诉你很多知名人士战胜焦虑的详情,如<<纽约时报>>的出版人 Arthur Hays Sulzberger;哥伦比亚大学的前任校长Herbert E. Hawkes;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Ordway Tead;以及Jack Dempsey; Connie Mack; Roger W. Babson; Admiral Byrd; Henry Ford; Gene Autry; J.C. Penney; and John D. Rockefeller.(都是人名)
十大励志书籍NO4.《唤醒心中的巨人》
《唤醒心中的巨人》
作者：安东尼·罗宾斯
【阅读推荐】 推荐指数：★★★★★
哈佛商学院的学生更应了解“潜能学”，安东尼·罗宾的著作应是学生励志必修课外的一门必修课。
——哈佛商学院院长 麦克阿瑟
安东尼是人类潜能级别最高的导师，他的学识值得世人永远学习。
——《纽约时报》
他拥有非凡的天赋，善于给人以启迪。
——前美国总统 克林顿
醒来吧!控制你的生活! 安东尼·罗宾斯是世界顶级激励大师。你将在本书中与这位大师共享那独到而又强大的课程，用来唤醒你心中蛰伏的巨人。他是公认的控制心理变化的专家，在本书中，他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循序渐进的课程，使你通过富于灵感和乐趣的轶事、例子和一步步扎实的策略，组成一个控制情绪和财政困难并获得巨人般灿烂生活的程序，用来帮助你发现你的真实目的，并控制你的生活，激发你控制命运的能力。
安东尼·罗宾斯在本书中，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循序渐进的课程，使你通过富于灵感和乐趣的轶事、例子和一步步扎实的策略，组成一个控制情绪和财政困难并获得巨人般灿烂生活的程序，用来帮助你发现你的真实目的，并控制你的生活，激发你控制命运的能力。
【内容简介】 励志指数：★★★★★
《唤醒心中的巨人》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潜藏着这种“炸药”——你内心无穷的创造力。数个世纪以来，其威力让那些善用它的人步入成功，也使那些企图滥用它的人走向毁灭。当你挖掘并利用体内的TNT时，一定要小心翼翼，为潜意识里的第一次爆炸做好准备，用它轰走你的错误思想，打开一条改变你、完善你整个生命历程的崭新通道!用它来移除你停滞不前、恐惧、疑虑、担忧、紧张、灰心、憎恨、贪婪、偏见的高山。不过提醒你，当你靠近它、捧起它时，一定要拿好，并且只能用它去干好事。
世上之所以有成功与失败之分，关键在于，前者能发现并善用自己的这种内在威力，而后者未能发现或善加利用。但愿《唤醒心中的巨人》能让每位读者重新认识自己的力量，发挥出那些潜藏的天资。
TNT!一种危险的烈性炸药，一个骇人听闻的字眼!
十大励志书籍NO5.《阿甘正传》
作者：(美)温斯顿·格卢姆
【阅读推荐】 推荐指数：★★★★★
随着这本书改编成励志电影，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了，原书改编的同名电影获1995年第67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改编、最佳剪辑、最佳视觉效果六项大奖。影片改编自温斯顿·格鲁姆的同名小说。我们每个心中都有一个阿甘。原著和电影有许多不同，相比起来更原汁原味，感动是一样的。
【内容简介】 励志指数：★★★★★
阿甘是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在学校里为了躲避别的孩子的欺侮，听从一个朋友珍妮的话而开始“跑”。他跑着躲避别人的捉弄。在中学时，他为了躲避别人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就这样跑进了大学。阿甘被破格录取，并成了橄榄球巨星，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接见。
在大学毕业后，阿甘又应征入伍去了越南。在那里，他有了两个朋友：热衷捕虾的布巴和令人敬畏的长官邓.泰勒上尉。这时，珍妮参加了美国国内如火如荼的反越战活动。甘一直爱着珍妮，但珍妮却不爱他。在战争结束后，甘作为英雄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在一次和平集会上，甘又遇见了珍妮，两人匆匆相遇又匆匆分手。
在“说到就要做到”这一信条的指引下，甘最终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在他的生活中，他结识了许多美国的名人。他告发了水门事件的窃听者，作为美国乒乓球队的一员到了中国，为中美建交立下了功劳。猫王和约翰.列侬这两位音乐巨星也是通过与他的交往而创作了许多风靡一时的歌曲。最后，甘通过捕虾成了一名企业家。为了纪念死去的布巴，他成立了布巴.甘公司，并把公司的一半股份给了布巴的母亲，自己去做一名园丁。甘经历了世界风云变幻的各个历史时期，但无论何时，无论何处，无论和谁在一起，他都依然如故，纯朴而善良。
在隐居生活中，他时常思念珍妮。而这时的珍妮早已误入歧途，陷于绝望之中。终于有一天，珍妮回来了。她和甘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在一天夜晚，珍妮投入了阿甘的怀抱，之后又在黎明悄然离去。醒来的甘木然坐在门前的长椅上，然后突然开始奔跑。他跑步横越了美国，又一次成了名人。
在奔跑了许久之后，甘停了下来，开始回自己的故乡。在途中，他收到了珍妮的信。他又一次见到了珍妮，还有一个小男孩，那是他的儿子。这时的珍妮已经得了一种不治之症。甘和珍妮三人一同回到了家乡，一起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珍妮过世了，他们的儿子也已到了上学的年龄。甘送儿子上了校车，坐在公共汽车站的长椅上，回忆起了他一生的经历。
十大励志书籍NO6.《士兵突击》
作者：兰晓龙
兰晓龙，199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后进入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成为一名职业编剧。曾创作话剧《红星照耀中国》，电视剧《石磊大夫》、《步兵团长》。话剧《爱尔纳·突击》于2002年获得全军新剧目展演编剧一等奖。2005年2月《爱尔纳·突击》获得老舍文学奖、曹禺戏剧奖。
【阅读推荐】 推荐指数：★★★★★
《士兵突击》是一部展示军人的励志小说。这部小说中的士兵叫许三多，这个“阿甘”似的士兵，在中国军队严酷的训练中百炼成钢，演绎了一则从乡村到军营的成长故事。许三多像是两个人，可根子里的他还是让你佩服、让你回味，甚至是他的“傻”，也足以让你去喜欢。面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鲜活的士兵形象，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军人特别是当代的战士们依然保持着最可爱的口质!人们的确是最可爱的人。
这部书是在中国大陆热映后引起了一股“士兵热”。许三多和钢七连那句“不抛弃，不放弃”相信让曾经脆弱的我们感到力量。从连队的拖油瓶到老A兵王，许三多向我们展示了平凡人执着的伟大。
【内容简介】 励志指数：★★★★★
《士兵突击》真的不是一部励志小说，它是哲学、是人生，是我们成长的历史。每一位读者都能在许三多身上找到自己的一些影子。许多三像是两个人，可根子里的他还是让你佩服、让你回味，甚至是他的“傻”，也足以让你去喜欢。你会觉得：“一本好书，能教会你怎样做人!”
金戈铁马，斗志男儿，士兵的精神世界丰富和冷峻;一个有着性格缺点的普通农村孩子，他单纯而执着，在军人的世界里跌打滚爬。因为他的笨，让全人受累;因为他的认真，让全连队为之感动;因为他的执着，让全营战士为之骄傲。虽然他的家乡祖屋在爆炸声中变成一堆瓦砾，却无法阻止他坚毅的军人步伐;善良的怜悯，并未使他忘记军人的职责，枪杀毒犯……他在种种困厄和磨难中百炼成钢。他的名字叫——许三多。
十大励志书籍NO7.《把梦留住》
作者：南木十口
【阅读推荐】 推荐指数：★★★★★
可能这本励志书对于一些读者有点陌生。这是中国第一部西部志愿者励志支教纪实，作者作为在校大学生，2006年来到被联合国称为“地球上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宁夏西海固地区参加为期一年的志愿者支教工作。旨在告诉大家一个他所见到所体会过的西部，告诉大家在黄土高原上一群为自己理想苦苦追索的孩子们的故事，告诉大家在中国大西北腹地每天所发生的平静而又悲壮的故事。该书中，一切皆为真人实事。相信看过这部支教纪实都会那朴实的语言为之动容落泪。走向成熟的第一步，是珍惜现在，珍爱身边的人。
【内容简介】 励志指数：★★★★★
2005年8月，叶楠和其他8名队友一起奔赴宁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海原县，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叶楠被分配到海原县西安乡中学。这是一所座落在黄土高原上的乡级初级中学，不仅学校教学条件较为落后，生活条件也和厦门有天壤之别，这里年降水量不足300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全校700多名师生的用水全部依赖拖拉机从外地的拉来的一点水，毗邻沙漠的地理环境让沙尘沙暴天成为家常便饭，冬季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下叶楠和学生们一起忍受没有暖气等取暖设备的严寒冻伤，夏天大家一起适应着一个多月不能洗一次澡的干燥生活，拉肚子和流鼻血成了叶楠每周的必修课，身体开裂的皮肤和粗糙难咽的食物也让叶楠感受到了西部的沉重，生病的时候在乡下缺医少药，更多的是需要自己的意志力去忍耐坚持。
在克服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困难的同时，叶楠担任了西安乡中学的许多工作，包括政教处助理，团委辅导员和两个年段的生物和体育老师，并在晚自习时间担任文科所有学科辅导老师。繁重的学校工作也给了叶楠施展自己所学所长的舞台，发挥其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科所学，帮助西安中学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协助校长将学校管理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叶楠参与校园建设规划，和当地师生一起投身于宁夏“普九”攻坚战。其开辟了许多第二课堂的文艺活动，把许多新颖的知识和理念融入课堂之中，并在海原县其他学校作了许多专题讲座。叶楠带领和培训西安中学代表队夺得了海原县法律知识竞赛第二名。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叶楠不仅很快在课堂上为学生们所接受，而且在课外和他们成为了知心朋友，其要求住在学生宿舍隔壁，每天晚上坚持为学生解疑答惑和谈心沟通。一年的支教工作，帮助西安乡中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叶楠和队友利用每周周末的时间深入学生家庭家访，叶楠们的足迹遍布了西安乡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自然村，西部的村落分布分散，许多地方需要徒步行走近十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且没有经验的支教队员们常常要遭遇迷路和沙暴的考验，白天和晚上高达40度的温差也让他们几乎瞬间冻僵。但是深入学生家庭家访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切身走访许多贫困孩子的家庭，理解了他们所担负的不能承受之重：有的孩子从小痛失父母孤苦伶仃，有的家庭全年仅数百元，有的孩子还生活在原始的窑洞，有的孩子一周全部伙食仅是5个干粮馍……那种让人痛彻心肺的生存压力不仅让叶楠忍不住流泪，也坚定了叶楠必须做好西部支教工作的信念。
十大励志书籍NO8.《心灵鸡汤》系列
《心灵鸡汤》
作者：杰克.坎菲尔和马克.汉森
推荐指数：★★★★★ 励志指数：★★★★★
《心灵鸡汤》是世界上最畅销的系列励志读物之一，以其简短、精炼的语言为读者讲述了一个个充满哲理的小故事。作者选文一直遵照的准则为：以浅显的语言表达着人间真情;以至深的情感述说着五彩人生;在每一个角落把真情的火炬点燃;让每一缕清香在尘世间流传;让真情在心灵的碰撞中凝固成永恒。 后泛指有益于精神或心理的充满哲理的小故事。
杰克.坎菲尔和马克.汉森两人皆为美国励志演讲者，曾帮助数百万人找回勇气，他们合作推出《心灵鸡汤》，获得了“全美《纽约时报》第一名畅销书作家”的称号，更受到全球读者的热烈欢迎。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作品有《心灵鸡汤》1—6集、《心灵鸡汤——激励女人》、《心灵鸡汤——致天下有情人》、《心灵鸡汤——亲情记录》等书。
“鸡汤”(CHICKENSOUP)一词，在欧美常常被用于泛指富于营养且经济实惠的物品，尤指滋补品。《心灵鸡汤》其书如其名，旨借其中浸透关爱与挚诚的字句，犹如香浓滚热的鸡汤滋养键轭饥肠一般，润泽那些在生活风雨中被擦伤冻僵、被尘封垢污的心灵，使之回复初始的光彩和活力。
《心灵鸡汤》的编者是当代美国名气很大的作家杰克·坎菲尔和马克·汉森，他们以其独到眼光遴选了这些貌似平凡却让人读来回肠荡气的小短文，它们来自于普通的生活琐事，携带着毫无矫饰的朴素率真之美，用能够相互触探的真实感和赤诚相对的亲切感，营造着白云出岫般凌空子真善美之上的极致情境。尽管，由于国情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其中某些价值观并不适合于中国，相信读者自会鉴别。
“Chicken Soup”在欧美通常泛指富于营养且经济实惠的滋补品。《心灵鸡汤》意指书中的文章犹如香浓的鸡汤润泽读者的心灵。1993年，由HCI出版的第一本《心灵鸡汤》在美国面市，旋即引起轰动，被《纽约时报》评为该年度畅销书，《时代周刊》更是称其为“十年来出版界的一大奇观”。该书文章均来自全美各地的征稿。为确保征稿质量，HCI要求每本书的征稿数量不少于5000篇，从中挑选出200篇寄给社会各界人士阅读，最终精选出101篇优秀文章编辑成册。迄今为止，《心灵鸡汤》在美国已经出版了100多本，并被译成40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目前全球总销量已超过8000万册。
十大励志书籍NO9.《平凡的世界》
作者：路遥
【阅读推荐】 推荐指数：★★★★★
《平凡的世界》是中国著名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励志巨著;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作者在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近十年间的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不忍释卷;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
掩卷深思，心中浮浮沉沉，颇有感叹世事沧桑 ，人海茫茫之情，正象路遥在后记中写道“希望将自己的心灵与人世间无数的心灵沟通。”
近几年长篇小说中表现农民生活和农村题材的不少，确实也涌现出一些力作，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赵德发的《缱倦与绝决》，这些作品的背景确也波澜壮阔，纵横数十年。但我认为，若从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小处着笔来看，《平凡的世界》显得更加大气。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励志小说，也是小说化的家族史;作家高度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特别是主人公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今天的大学生朋友仍有启迪。
【故事梗概】 励志指数：★★★★★
《平凡的世界》时间跨度从1975年到1985年，全景式地反映了中国近10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以整个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转型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们的形象，成功地塑造了孙少安和孙少平这些为生活默默承受着人生苦难的人们，在这里人性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人生的苦难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纷繁地交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不忍释卷。
而书中最引人感动的，还是孙氏兄弟不甘为命运的玩偶，在沉重的生活中发掘自己被禁锢的价值，自强不息的命运主旋律。
十大励志书籍NO10.《肖申克的救赎》
《肖申克的救赎》书籍
作者：斯蒂芬.金
【阅读推荐】 推荐指数：★★★★★
每个美国家庭都拥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可能就是斯蒂芬·金的小说。
——英国作家 克莱夫·巴克
这本书绝对不容错过，我保证你会一头栽进去而无法自拔……他创造的人物栩栩如生得让你几乎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
【内容简介】 励志指数：★★★★★
一部不容错过、让人手不释卷的励志杰作，带你体验如同四季变化般的人性绝望与希望之旅。本书是斯蒂芬·金最为人精精乐道的杰出代表作。其英文版一经推出，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冠军之位，当年在美国狂销二十八万册。全球已翻译31种语言，《肖申克的救赎》等电影原著小说。
目前，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三十一种语言，同时创下了收录的四篇小说中有三篇被改编成轰动一时的电影的记录。其中最为人精精乐道的便是曾获奥斯卡奖七项提名、被称为电影史上最完美影片的《肖申克救赎》(又译《刺激一九九五》)。这部小说展现了斯蒂芬·金于擅长的惊悚题材之外的过人功力。书中的另两篇小说《纳粹高徒》与《尸体》拍成电影后也赢得了极佳的口碑。其中《尸体》还被视为斯蒂芬·金最具自传色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