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作品秧歌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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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作品秧歌经典语录

1、《沉香屑·第一炉香》
2、《沉香屑·第二炉香》
3、《茉莉香片》
4、《心经》
5、《倾城之恋》
6、《金锁记》
7、《封锁》
8、《红玫瑰与白玫瑰》
9、《留情》
10、《鸿鸾禧》
11、《桂花蒸·阿小悲秋》
12、《连环套》
13、《创世纪》
14、《多少恨》
15、《殷宝滟送花楼会》
16、《十八春》（后改名为《半生缘》）
17、《小艾》
18、《秧歌》
19、《赤地之恋》
20、《浮花浪蕊》
21、《色·戒》
22、《相见欢》
23、《琉璃瓦》
24、《年轻的时候》
25、《等》
26、《花凋》
27、《霸王别姬》
28、《五四遗事》
29、《同学少年都不贱》
30、《怨女》
31、《牛》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张爱玲的作品秧歌经典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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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布者:Mayday千夕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   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才会失望。因为有爱，才会有期待，所以纵使失望，也是一种幸福，虽然这种幸福有点痛 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思念你，我就不会妒忌你身边的异性，我也不会失去自信心和斗志，我更不会痛苦。  如果我能够不爱你，那该多好。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如果情感和岁月也能轻轻撕碎，扔到海中，那么，我愿意从此就在海底沉默。你的言语，我爱听，却不懂得，我的沉默，你愿见，却不明白。 你问我爱你值比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都是严格的考验。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是袖珍戏剧。   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时间和机会；不要做的事情总找的出藉口。 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 回忆永远是惆怅。愉快的使人觉得：可惜已经完了，不愉快的想起来还是伤心。   一个知己就好象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 替别人做点事，又有点怨，活着才有意思，否则太空虚了。 书是最好的朋友。唯一的缺点是使我近视加深，但还是值得的。 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  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 人因为心里不快乐，才浪费，是一种补偿作用。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块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一般的说来，活过半辈子的人，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  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湮没了。 男人做错事，但是女人远兜远转地计划怎样做错事。女人不大想到未来——同时也努力忘记她们的过去——所以天晓得她们到底有什么可想的！ 男人憧憬着一个女人的身体的时候，就关心到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了她的灵魂。  惟有占领了她的身体之后，他才能够忘记她的灵魂。 要是真的自杀，死了倒也就完了，生命却是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变的更坏，更坏，比当初想象中最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 太大的衣服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性，走起路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的地方是人在颤抖，无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颤抖，虚虚实实，极其神秘。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短的是生命，长的是磨难。 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 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   硕达无比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栓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但是，酒在肚子里，事在心里，中间总好象隔着一层，无论喝多少酒，都淹不到心上去。 男人彻底懂得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   他看着自己的皮肉，不像是自己在看，而像是自己之外的一个爱人，深深悲伤着，觉得他白糟蹋了自己。 女人还没得到自己的一份家业，自己的一份忧愁负担与喜乐，是常常有那种注意守侯的神情的。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善良的人永远是受苦的，那忧苦的重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只有忍耐。 深情是我担不起的重担，情话只是偶然兑现的谎言。 我爱你，为了你的幸福，我愿意放弃一切--包括你。 小小的忧愁和困难可以养成严肃的人生观。   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最悲哀的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  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象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听到一些事，明明不相干的，也会在心中拐好几个弯想到你。 你死了，我的故事就结束了，而我死了，你的故事还长得很。     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 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

张爱玲

1974年，在美国的张爱玲给洛杉矶华人学者庄信正写信，请求他帮忙在洛杉矶图书馆找寻《丁玲选集》这本书。她在信中说：“洛杉矶只有你们USC图书馆有本《丁玲选集》,1952年开明书店出版，有五个短篇是1927-30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1930年春上海》等。似乎1931年开始转变，写《水》等。我想这一本香港总有，预备写信去问。万一没有的话，想请你在离开这里之前借出来，让我去影印一份。”

过了没多久，张爱玲再次给庄信正写信：“志清说丁玲的书哥大都有，可待影印，又建议我托你介绍在本地大学图书馆付费取得借书证，那当然值得。……我打过一个电话去，问知他们有她在延安时代很多冷门著作，等中大决定要这篇研究再去看。”

张爱玲这一番恳切地求助信源于她当时打算接受香港大学研究丁玲小说的工作。当然，除了赚钱，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张爱玲对丁玲始终比较感兴趣。她曾经在给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在信中谈起丁玲：“我也觉得丁玲的一生比她的作品有兴趣。”

离开大陆二十多年后，张爱玲为何突然要研究丁玲？这不免让人感到好奇。丁玲比张爱玲大了十几岁，当丁玲成名时，张爱玲还是个小孩子。而当张爱玲1943年在上海横空出世时，丁玲已是经革命风雨历练的“武将军”。其实早在“左联”时期，丁玲的作品风格就已经发生明显转变，对于这一点，张爱玲也是十分清楚的。

张爱玲最早接触丁玲的作品，还是在上中学时。1937年，张爱玲写了一篇关于丁玲的书籍推荐——《书籍介绍<在黑暗中>》，发表在校刊《国光》上。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张爱玲就直接表达了对丁玲的喜爱，说她的《母亲》和《丁玲自选集》都给人特别深的印象。她还评价了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和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认为《梦珂》“文笔散漫枯涩，中心思想很模糊，是没有成熟的作品。”但对《莎菲女士的日记》评价很高，认为这篇小说“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角莎菲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一般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的女性们。作者的特殊的简练有力的风格，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它的养成。”

在延安时期，丁玲已不是单纯的作家，她还担负着许多行政职务。1948年，丁玲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作品于1952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张爱玲创作的鼎盛期在1943-1945年间，之后开始进入了沉寂期。除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外，她与胡兰成第一段婚姻的结束也带给她无尽痛苦，而在创作上，面对新社会，她也面临适应新时代，发展新题材的困惑。

在抗战结束后，张爱玲除了创作了几部卖座的剧本外，她也开始尝试新题材，写了《秧歌》、《赤地之恋》等长篇小说。1952年，张爱玲离开了她熟悉和喜欢的上海，去了香港。在此期间，她的《秧歌》英文版在美国出版，这使张爱玲下定决心，将自己的创作方向转向美国。

1955年，张爱玲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本以为在写作上可以更进一步，但现实却给了她残酷的打击。《秧歌》虽然在美国顺利出版，但销量并不好，而《赤地之恋》更可以用惨淡来形容。

1956年，张爱玲和徳裔美国人赖雅结婚，由于赖雅身体状况很不好，几乎陷于贫困状态的她不得不整日为生计奔波。当朋友介绍她香港大学研究丁玲的项目时，她就十分积极地做准备工作了。不可否认，钱对那时的张爱玲来说非常重要，但对丁玲始终怀有浓厚兴趣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与张爱玲不同，丁玲的写作生涯可以说几乎都和当时的大背景大事件关联在一起的。张爱玲认为丁玲在1931年开始转变，那个时间点正是丁玲加入“左联”和共产党。1933-1936年被国民党逮捕的这三年里，丁玲并没有条件进行创作。1936年到陕北后，丁玲主管文艺方面的工作，除了行政上的职责，她还经常深入群众中间。在这样的环境下，丁玲仍然写出了《田保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风格更是由早期强烈的个人意识转变为描写广大农村现状以及农民斗争的大时代背景。

1952年，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这部作品随之被翻译为多国文字被广泛传播。以张爱玲对丁玲的关注度，她很可能也读过丁玲的这部小说，甚至也影响了她作品的文风。

解放后，张爱玲和丁玲甚至有过一次碰面的机会。1950年，张爱玲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会场几百人都穿着中山装，唯有张爱玲穿了一件旗袍坐在会场的后面。会议间隙，丁玲走到张爱玲身边，善意提醒她应与大家保持一致。当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家就站在自己面前时，不知当时的张爱玲作何感想？那时两人的身份地位已是差别很大，丁玲身居高位，而张爱玲则是努力适应新形势的惶惑者。

喜爱一个人的作品，必然会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表面看，她们两人的作品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丁玲在人生的每个转变时期作品的风格都不一样，张爱玲虽然也有意跳出自己熟悉的那个天地，试图去写更广大人民的生活，但终究因为隔阂感而不复当红时的盛况。丁玲可以说是完全彻底地融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阵营，而张爱玲尝试之后只能惘然作罢。当她去了美国后，就更与这片她曾经熟悉的土地绝缘了。

至于研究丁玲的项目，最后也因为香港大学没有批准立项而作罢。有人说张爱玲这样的大作家去研究丁玲，似乎不太说的过去，其实从民国时期以来，丁玲是较早有高度觉悟和女性意识的作家，她写于1942年的《<三八>节有感》，开门见山就说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地被提出呢？”类似这样超前的思想，甚至比波伏娃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还要早。

张爱玲是绝顶聪明之人，她想要研究丁玲，一定也是看到了她身上不同凡响的、具有研究价值的部分。只可惜最后没有了下文，不免让人感到遗憾，否则我们应该能看到张爱玲对这位现代中国女作家及她一生命运的独特见解。

现在是变了又变换了又换，找个稳定的太不容易

张爱玲《秧歌》的不真与真

张爱玲1953年在香港完成的小说《秧歌》，以描写我国经济恢复时期江苏一个土改后农村的流血群体事件为主要内容，是一个很不错的文学作品。张爱玲力图用自己的视角写出历史真实。

胡适非常喜欢张爱玲的《秧歌》，认为秧歌以“饥饿”为主题，不但极为细致地描写出普通农民面对饥饿时的绝望，还通过分析造成饥饿的原因，突出表现农民需求和政府管控之间的矛盾，人性与制度的冲突。而小说中也有政府在农村的文化、组织建设（农民识字班，妇女协会，贫农组织等），虽然也是政府控制农村的手段，但因为带有社会进步性，显然没有“饥饿”主题鲜明。

张爱玲极少接触农村，1947年去温州附近的农村和胡兰成呆了一阵子，还写了散文《异乡记》，散文中对农村场景的描写与《秧歌》一字不差（比如村貌，王同志在老乡家打听妻子下落，杀猪等）。1950年有可能短暂体验过农村的土地改革，但至今没有客观证据，小说中的农村细节也没有比《异乡记》更多，但她靠有限的经历，就能将接触到的一些农民看得比较透，并塑造出性格比较立体、很符合现实生活的农民，当然，她也不能像多年扎根农村的作家那样写出性格各异，想法丰富和立场复杂的农民，但写的很细致和具体，这显示出她过人的才华。她还看过解放区有关农村的小说，如丁玲（《赤地之恋》多处引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等人的作品，并尽可能在纸面上了解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因此，有些人指责张爱玲拿了外国钱后就完全“胡编乱造”是站不住脚的。

《秧歌》的背景是1951年秋收后至转年初一段时间在上海附近的农村，此时书中的农村的传统宗法制完全解体，政府在农村已经取得支配地位（办公地是原来的庙，庙里的神像都砸了，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有类似描述），土改刚刚在前一年完成，农民们分得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农民都分了一亩多地”（张爱玲去过的浙江温州是少地地区，但江苏不可能每家农民只分一亩多地），而且当年秋收是个丰年，但是农民却从年初开始就一直吃不饱肚子，主人公金根更是因为农业生产突出，被评了劳动模范，但整整一年举家食粥，小女儿更是饿的可怜。小说中金有嫂向月香借钱时，道出了原因：“收成虽然好，交了公粮就去了一大半。现在那些苛捐杂税倒是没有了，只剩一样公粮，可是重得吓死人。蚕丝也是政府收买，茶叶也得卖给政府，出的价特别低。”

如果按照小说中给的原因，农民口粮和收入不足是顺理成章的。有些实际情况张爱玲可能不太了解，我国三年恢复时期主要采取休养生息的思路，以1951年的粮食税，贫农8%，中农加倍，当时没有粮食统购（粮食统购在1953年秋收时开始，1956年又取消粮食自由市场），国家也收购粮食，但是买卖自愿，卖粮也可以选择民间粮商，不可能交了公粮就去了一大半。而且，土改是前一年完成的，大部分地主存粮也会分给农民，当时大一点的地主家里基本都能存百十石粮食，至少能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口粮（这一点张爱玲应该知道，为表现饥饿主题被取舍掉了），遇到春荒、夏荒，政府也会组织贫困户向富农和上中农“借贷”一点余粮。至少，国家政策方面不会像《秧歌》那样，在1951年对农民重度盘剥。51年时，因为国家逐步恢复工业建设，城市人口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没有出现丰收后谷贱伤农的趋势，张爱玲将丰收与农产品跌价的联系，可能受了茅盾的《春蚕、秋收、寒冬》中对30年代初农村状况描述的影响。小说中还回避了国家对生产建设的支持，金根被评模范，可以被理解为政府在推动生产时只有精神鼓动，却没有实质的行动，而同时期小说都提到此时有倾向贫农的生产贷款，技术下乡，以及硫酸铵化肥和新耕种方法在农业适宜地区的推广。

小说中群体事件的导火索，除了村里摊派给志愿军做军鞋外（感谢离离图总裂夫的提醒，那时已经不发动老百姓做军鞋了，可能是张爱玲看了孙犁《风云初记》这一类抗战时期农村题材文学，知道曾有老百姓做军鞋的事），过年时政府还组织村民慰问军属，每家出半扇猪，四十斤米糕，这项愚蠢的强制命令使民众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谭老太太因此想起了抗日战争时几个不知哪个山头的兵痞，其中一个（张爱玲恶作剧般将这个兵痞取名叫李得胜，而老太太姓谭，谭与檀同音，借指《诗经》中《伐檀》讽喻统治者劳民欺民，不顾百姓疾苦），亲手抢走了家里的猪。谭老太太想，要是儿子被新四军拉走了，自己也是军属，也能得半扇猪，四十斤米糕。（这里张爱玲有个小失误，只有解放军家属的户数与普通农户的比例高到不可思议的1:1，每家才可能平均摊上这么多粮食；而且当时就算有这种摊派，也会优先“宰”富农，不可能是均摊，很多读者都认为“半扇猪”政策是“神”在推动关键性剧情，全小说的最大败笔）。如果不考虑现实情况，小说则很好地给出“政策伤农”——矛盾积累恶化——小事引发——群体事件发生，这是条相当自洽的逻辑链。金根缴米糕时，干部说分量不足，双方发生口角，使得饥饿的农民们围攻干部，开始抢粮。干部王同志在保命的本能下，杀开一条血路逃脱。之后王同志认为“必然有人挑拨”，带民兵抓了几个抢粮的农民拷问。金根走投无路下自杀，妻子悲愤下烧仓，上演了人间惨剧。

故事高潮环环相扣，非常流畅，有人也质疑农民暴动的“阈值”有点低，刚分地不到一年，为了四十斤米糕就反了。当热，小说中人“饥饿”到这个状态，确实很容易做出这种非理性群体行为。张爱玲说1950年发生过农民抢粮，在公开的文学杂志上看到的，后来也有人专门找过那篇文章，但没找到。现在已知的，1950年初春节后，在新解放区扬州周边农村发生过群体抢粮（1949年人均粮食产量仅为207斤/人，解放战争那几年国统区大城市很大程度靠美国粮食维持，而且当时新生政权正面临上海的粮食投机危机，存粮分配受到的挑战极大），当时扬州地区刚接盘，土改还未开始，动员富农户给贫困户借粮的效果不明显，粮食发放又不到位，导致冬天农民没饭吃，把运河边的疑似中转粮库给抢了，之后的处理，出现了不少抓人打人的事。这与小说中的1952年初出现那种土改后的“丰年抢粮”极端事件有明显区别，从现实的角度上看，书中矛盾激化的真实性依据很是牵强，几年前就停止的和几年后才实行的对农民有负担政策一下子给51、52年的农民压上，再把对农业的支持政策全剔除，农民的税费负担大得过于夸张了，但艺术效果比真实的抢粮事件更能表达作者的思想，这也是艺术创作的自由。更有意思的事，当时台湾地区竟然把《秧歌》封禁了，小说中写土改时重税害民，新中国的一些人用嘲笑的方式指责小说胡写，却真真正正地冲了台湾政府的肺管子。

如果不考虑史实，小说中揭露的东西还是很令人警醒的。书中政府方的代表——王同志，是个有能力、有觉悟，而且还比较善良的人，老百姓说他比听说过的“倒吊着打人的两个干部”强得多，他在革命中婚姻不顺、仕途不顺，却工作努力，善待群众，不是那种“贪官酷吏”，但他认真执行自己都觉着不合理的政策，导致了民变，他个人悲剧和村里百姓的悲剧，是制度的害处造成的。这也是吻合张爱玲对左派做法的忧虑“全部自由一交给别人，势必久假而不归。”

老百姓要吃饭，张爱玲要自由，《秧歌》巧妙地把吃饭和自由结合在一起，虽然当时的现实，老百姓在解放后还是吃上了饭，最明显的就是51-52年中国的平均死亡率出现骤降，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关，反而与张爱玲主张的自由没有什么明显联系。但是回头一看，张爱玲对集体专政之害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政体属于集中决策，层层贯彻，执行起政策比较“刚”，结果不论好坏，都比较明显，在总体氛围走极端时，不合政策的反馈会严重推迟，加大社会危害，就像有人常说的“一时能得九十分，一时能得二十分”。三年恢复时期，政策制定和实施比较得当，总体对农民利益有利，但如果顶层政策设计有大的失误，影响就是灾难性的，而且在万不得已情况下会牺牲农民整体利益去补窟窿，后来我国的工业化优先、集体化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的几重影响下，出现了三年饥荒，而政治和执行政策激进（如大跃进和公共食堂，以及对反对意见的压制）使饥荒初期的形势进一步加重，发生原因远比张爱玲在小说中描述的复杂得多。张爱玲对体制缺陷的预见性在当时看是很可观的，但也不宜过度吹捧，当时整个西方都认为中国不能独立解决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张爱玲对此接受，因为她离开大陆前的整个50年和51年秋收之前全国粮食供应确实很紧张，但之后粮食生产进入上升期。小说中虚拟的政策原因只不过激化了矛盾，矛盾的根本原因是粮食生产在整体上绝对不足，这可以说是小说中最不符合现实的一条。

张爱玲熟悉的两性题材把握得好，比如一个干部在闹洞房时惹了新娘，村民说这个干部其实也很可怜，土改工作两年没回家了，通过干部的性压抑反映了组织化集体化对人的伤害。张爱玲还写了一个情景，金根的妹妹结婚登记，干部问“为什么嫁给他？”，回答“因为他能劳动”，张爱玲希望让读者看到政治渗入到百姓生活的不合理性，但她又在细节“失误”了，这段对话是赵树理1950年小说《登记》中揶揄官僚主义的，而且全国都流行开了，除非想开玩笑，在正式场合都不会再出现这种对话。再有，王同志在新四军时期，娶了个从城市来的参加工作的女学生，这与很多党干部的婚姻经历类似。后来妻子小产后在敌后的当地群众家休养，而且处境也比较危险，养好后开小差回城市了，王同志寻找未果，女方刻意回避，后来改嫁一个商人，在战乱涂炭、民族危亡的年代幸运地独自提前上岸了。张爱玲对笔下王同志的前妻是很偏爱的，给她安排了满意的结局，成为小说中唯一的一抹亮色，寄托了作者追求自我，崇尚人性和自由的人生理念（原型放下救民族危亡、给亲人幸福等“执念”，就能无牵挂地追求自己一个人的自由，张爱玲将她视为知音，她这样做我虽说不上赞许，但不少读者还是能对此同情的）。而王同志从一个抗战时的团级干部，由于未知原因，在解放后只当个乡委书记，他虽不计名利，努力工作，善待农民，但经常陷入精神矛盾，到头来仍然落个罪人，错就错在他的人生选择，没有选择自由（估计王同志就算干成焦裕禄，用张爱玲的价值体系评价，还是离不开体制反人性）。

张爱玲在文字上的反讽给人印象深刻，比如杀猪的情节（张爱玲在《异乡记》写过看富裕农民杀猪，过程基本一样，但此猪非彼猪），猪从上架到被杀一直是姿态舒展的，眼中似带笑的，类比了文中敦厚的农民被体制绑架和剥夺。另外，最后在苏北农村扭北方秧歌的描写，在血案后，仍在操控下演出了天下太平，预示着更大矛盾的发生，有点鲁迅《祝福》最后庆新年场景的效果。

至于小说中那个有性格弱点的、把民变写成形势一片大好的知识分子，说句实话，这个旁观者在故事发展过程和小说的思想表达上并没有什么用，许多关于他的描写其实可以省略，如果写成一个刚直的知识分子被迫屈服，其实艺术效果会更好。

可能有人不太喜欢张爱玲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她的立场、她的人生经验，她在社会中的位置，使得张爱玲不理解和认同社会主义的理念，也和一般群众疏远。如果站在书中那些农民的立场看，张爱玲同情他们，也欣赏他们的一些优点，但不爱他们，只爱自己，这种人其实很难真正去信任。一些比较亲近社会主义的人，可能对张爱玲在文中的一些刻毒而生气，但一些有恶意的批评甚至诅咒，如果能妥善对待，从批评中发现有合理性，也能使被批评者少犯或改正错误，最终对社会进步有利。最后还是想说，《秧歌》主要矛盾冲突的现实对应性不真，这与作者相关社会生活的极度匮乏有关，没有实践，光凭脑补，是难以在文艺中还原社会真实的，尽管如此，张爱玲的忧虑和反思是真诚的。小说的思想阐述和文学性都是不错的，如果写成对社会细节要求不严的社会幻想作品，必会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更大的意义，还有可能成为中国的《1984》。但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秧歌》的硬伤不能忽视。

附，《秧歌》跋（张爱玲），既然作者本人认为自己写这篇小说的目的之一是要批判现实，就更要深刻理解现实，寻找矛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否则，就像一记华丽的重拳打在影子上。《秧歌》作为中国少数尚能拿的出手的反土改小说，却不能与土改小说的巅峰作品比肩。

可以看出，张爱玲的思维能力不错，从好几个方面的证据中，都推出了体制压制，把其他方面的信息都无视了，最后从体制压制推导出自己认为的火烧仓“真相”，明显有西式教育的影响（可以看看西方儿童教学，就是引导孩子从几个小故事推出一个小的结论，再用结论解释最后一个小故事，完成归纳演绎思维过程），但这样搭不了宏大构架，难以全面理解和分析社会现实，张爱玲写这种题材很吃亏。

张爱玲是我笔下的其中之一人物……！想知道我是谁吗？无人问津无人知晓我的来历，都知道张爱玲了可没有人认识一个叫陈缘的姑娘，张爱玲是陈缘的化身，陈缘为了写作并没有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公布于众，于是大家都认为张爱玲是有多么伟大，其实伟大的背后总有一个秘密人助攻，而大家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陈缘才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