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的经典语录

治国的经典语录这篇内容是经过特别精心的整理的，这篇经典语录的内容相关性较强，所以，如果您想要看看治国的经典语录的话，这一篇治国的经典语录应该是您需要的。

治国的经典语录

治国的经典语句

论语
(Analects (of Confucius))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
《论语》以记言为主,故称语.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论语》书中的“鬼神”思想
鬼神思想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神秘恐惧心理的表现，也是人类对人生命运的一种虚幻寄托。就是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当代人的鬼神思想也时有所现，甚至人造神的现象也屡有发生。那么，鬼神现象是否存在？科学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么当代人为什么还有鬼神观念，甚至有的人深信不疑呢？这是社会存在与人心理的复杂性以及人的素质的缺陷性所致。然而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巫鬼势力旺盛、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时代，孔子是怎样看待鬼神的呢？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表明孔子对鬼神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鬼神是否存在，孔子并未多加评说，也不反对别人对鬼神的信奉，而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孔子平时也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鬼神，他认为这些都是对人无益的事情。有一次，孔子生病，子路请求代老师祷告。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回答道：“有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神地祗祷告’。”孔子说：“如果是这样，我早就祷告过了，可为什么还会生病？”还有一次，季路请教怎样事奉鬼神，孔子说：“活人我还不能事奉，怎么能去事奉鬼神？”孔子虽然不反对别人信奉鬼神，但作为他自己对鬼神是抱有怀疑态度的，虽然他不能证明鬼神是否存在，但他自己是不相信鬼神的。这说明孔子已具有无神论的思想萌芽，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作为孔子的世界观，对其思想具有重要影响。
二、关于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三、关于君子人格的塑造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四、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和目的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 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二，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其三，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其四，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五、《论语》书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 ”、“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六、关于务政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其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其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弛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七、关于治国与安邦的道理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有关治国的道理在《论语》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要治理好国家，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这一思想虽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伦理观念，但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伦理纲常确实起到了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不论处于什么时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以“人伦纲常”治国呢？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时作了说明，子路问孔子：“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孔子也认为，重视伦理纲常的作用也不能脱离礼让。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即用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人伦纲常的礼才能得以保证。在这里礼让成为维系人伦纲常的精神纽带。
其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子主要严于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端正自己本身，严于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孔子还 以舜为例说明君主严于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孔子看来，真正能从容安静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也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罢了。这里舜的庄严端正行为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所在。
当然，孔子还认为君主治国除了行为端庄之外，还应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

如果有人说你傻，你肯定气愤。

可你没看到吗？

很多高人看起来好像比你傻啊？

若你遇到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的智慧需要提升了层次了。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古代善于为道的人，不是教导人民知晓智巧伪诈，而是教导人民淳厚朴实。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人们之所以难于统治，乃是因为他们使用太多的智巧心机。所以用智巧心机治理国家，就必然会危害国家，不用智巧心机治理国家，才是国家的幸福。

【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了解这两种治国方式的差别，就是一个法则，经常了解这个法则，就叫做“玄德”。玄德又深又远，纠正具体事物的偏差而复归到真朴，然后才能顺乎于自然，从而一顺百顺。

　　《论语》是一部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根据当时孔子的言行记录整理而成的儒家经典著作，约成书于战国前。现存《论语》20篇，约500节，万余字。《论语》集中体现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的思想，是一部传世之作。二千多年来，人们不断地研究《论语》，认识、发掘其思想，渊远流长，经久不衰。这种研究一直延续到新的世纪。国外有学者称：“21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为什么《论语》能几千年经久不衰，魅力无限呢？关键在于《论语》这部经典自身体现的价值。人们普遍认为，《论语》所反映的孔子学说，其影响遍及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众多领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标识。有人认为，“《论语》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论语》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主流文化的木之本、水之源、心之魂”。除此之外，后人对于《论语》的至深酷爱和潜心研究，不能不说是《论语》生命之树常青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载，两千多年来，《论语》研究的各种版本已达三千多种，浩如烟海。并且，《论语》研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发展。仅近几年出版的研究《论语》的各类版本达几十种之多。它们视角不一，各具千秋。综观众多《论语》研究版本，可分为五种类型，提供于此，供同学们选读：
　　1．注释式。按照《论语》的篇章结构，对《论语》按顺序作出注释、译文。通常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通俗。唐满先的《论语今译》、来可泓的《论语》、徐志刚的《论语通译》、杨伯峻、杨逢彬的《论语译注》等均属这类读本。李学勤主编的《论语注疏》，是对《论语》的点校整理，整理内容包括标点、文字处理、校勘和吸收研究成果。
　　2．评述式。与注释式所不同的是，注释式是三段式，即原文、注释、译文，评述式则是在注释式的基础上，加了评述。《论语今读》（李泽厚）是原文、译、注、记。作者说，“记”者，我的评论札记和解说也。《论语直译》（来可泓）是原文、今评、注译、评述。关于“评述”，作者先将这一章的内容主旨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点明主题。然后，评述分析文章的文意。作者认为，“这是用力最勤的地方”。郭竹平注译的《论语》有“理解”一节。童升编译的《圣算知天命〈论语〉新解》有“评析”。古棣、戚文、周英著《孔子批判〈论语〉译说》有“解说”。《（原注）〈论语〉》有“赏析”。刘琦译评的《论语》则在每篇尾作“评点”。
　　3．专题式。改变《论语》的篇章结构，确定一个主题，作出编排，加以评述。《孔子论学》以孔子“所创造的教与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为主线，从“教学育人”、“虚心好学”、“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修身自省”、“培植盛德”、“举贤论人”和“师生关系”等八个方面“综观”。《半部论语治天下》以“治天下”的主题，归纳成“为学篇”、“治国篇”、“修身篇”、“交友篇”、“处世篇”、“义利篇”、“治国篇”、“孝亲篇”、“教育篇”等八篇。《〈论语〉与现代管理》认为《论语》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宝库，从《论语》中提炼出与现代管理紧密结合的62个经营理念。《论语菁华》认为《论语》“全面反映了儒家初创时期的政治观、道德观和教育观”。该书按三个部分编写：“政治主张”、“道德观念”和“教育思想”。
　　4．组合式。将《论语》与其他相关书合编出版。《儒学十三经》介绍“十三经是儒家奉为经典的十三部古书”，十三经中就有《论语》。这是一部十三经的“导读本”。还有“丛书”性的。有三种组合，即三种书的组合。中华千古流传书系中有一本《老庄语录·孔子语录·孟子语录》，其中“孔子语录”是《论语》的原文、译文。蔡志忠古典漫画里有“大学”、“中庸”、“论语”三种。包括《论语·儒者的诤言》。还有两种组合。如《论语·孟子》《孔子说·孟子说》。
　　5．专著式。属研究《论语》的专著。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是关于《论语》的讲演录。书中对《论语》二十篇的每一段原文，都作了详细而又生动的讲道。“尤为新颖的是，作者将对原文的串讲撮编为一个个历史故事，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论语趣谈》作者着意“突出原著精华，保持一定的品格，又有可读性，让读者不感到枯燥并引起一定的兴趣”。《我与〈论语〉——桃花源游记》是“作者通过刻苦自学，用十几年的时间钻研《论语》的心血之作”。《〈论语〉之谜》，对历史文献浩海留下的“悬案谜团”发掘、整理、分析，有益于增加知识，开阔眼界，丰富生活。
　　《宋史·赵普传》载：赵普"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筐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赵普少年时当过小吏，没有学术，也不喜欢读书。后来当了宰相，宋太祖经常劝他读书。他一旦读书以后，很感兴趣，特别是晚年，手不释卷。他一回到家，就关起门来，打开箱子，拿出书来，一读就是一整天。第二天去办公，一切都处理得非常顺利。他死以后，家属打开箱子一看，就只是《论语》二十篇。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论语》载赵普对宋太宗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后人从此引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治天下，就是管理天下。半部《论语》就可指导统治者管理天下，说明《论语》是一部宏观管理学的精品著作，赵普读了此书，"次日临政，处决如流"，确实对宏观管理有指导作用。日本一些企业家把《论语》当作职工必读书，并用《论语》上的观点实行企业管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可见《论语》也可以作为微观的企业的管理学著作。
　　中国这种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很不相同。中国传统管理学是模糊的、抽象的、不容易操作的。不像西方管理学那样明确、具体而又容易操作。中国传统管理学有这些特点，需要高水平的人去细心体悟，才能加以应用，也才能获得成功。如果以为管理学就是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那么对于中国传统管理学来说，则不能适应。这是需要"好学深思"，才能"心知其意"。欧洲一些人认为日本企业管理是最成功的，而这其中就有中国传统管理学的内容。中国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就在辽阔的国土上管理着五千九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国，中国传统管理学当然有很丰富的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
　　北宋初年的宰相赵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绝不是一个学问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会有“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震聋发聩的名言传世。
　　赵普原本是淮南滁州的一名乡村教师。公元956年，为了争
　　夺淮南江北地区，后周大将赵匡胤率领大军与南唐守军在滁州打了一场恶仗。由于得到了赵普的帮助，赵匡胤大获全胜，为他日后的帝业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从此以后，赵普便被视作心腹，如影随形地追随赵匡胤建功立业。宋朝建立后，赵普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又辅助宋太祖统一了南中国。到了宋乾德二年（964年）赵普被任命为宰相，晋封为韩王。
　　赵普一生先后三次做宰相，这在宋代并不多见。按理说，赵普身居宰相高位，又是颇受倚重的开国元勋，只须照章办事即可功德圆满、善始善终，可是，赵普的仕途却一波三折，并不顺利。概言之，赵普的后半生是：因专横跋扈而受制约、因贪图钱财而受猜忌、因不学无术而受轻蔑、因结党徇私而遭罢黜。就其秉性来说，来自大臣的不满，来自皇帝的约束、猜忌，甚至是罢黜，都不是不能忍受，使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君臣上下对他的轻视。而“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在他第二次为相时的一句牢骚不平之语。
　　宋初君臣认为，鉴于五代时期“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群犬交吠”般纷乱政局的根源在于藩镇拥有重兵，不受中央节制。而要避免宋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就必须“兴文教，抑武事”。为了培养更多的文士，中央政府“崇建太学，教养多士”，还迅速恢复和完善了科举考试制度，加紧选拔文人充实各级官僚队伍。宋太宗更是明确提出，要“与士大夫治天下”。君臣上下，注重文教蔚然成风。
　　相形之下，赵普的学力已明显地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宋史》卷256本传记载：“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太祖曾多次向赵普问及前朝制度，他都无以对答。最使赵普难堪的一件事发生在宋太祖乾德初年，事情的经过是：“乾德建元，太祖谓古所未有，韩王（赵普）称誉，卢（多逊）曰：‘王衍在蜀，曾有此号。’太祖大惊，以笔涂韩王面曰：‘尔怎得及他！’韩王经宿不敢洗”。这段话出自赵绍祖《读书偶记》，《宋史》卷三《太祖本纪》也记载此事，却多有不同，言太祖还说了一句话：作相须读书人。分明是说，你赵普并不是一个读书人，而不是读书人就不能做宰相。如此看来，赵普后来在仕途上的失意就成了必然。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赵普罢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这是他自当年滁州之战结识赵匡胤以来，第一次远离政治中心。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赵普第二次出任宰相。赵普由野入朝，几年间朝中任用了更多的文人，已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赵普昔日不学无术的劣势也就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君臣们也越发认为赵普的学养不够了。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记载：“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就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的“原生态”。从赵普的回答中不难看出其强烈的情绪化色彩，这完全是一种牢骚不平之语：言外之意是说，我读书范围是不出《论语》一书，可我当年能够*它帮太祖平定天下，现在仍然能够*它辅佐陛下您把天下治理好。现今满腹经纶的文臣儒士遍布朝野，哪个又能有我的功劳大、能力强呢？——恐怕这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那么，赵普的一句牢骚话何以会如此引人共鸣、传之久远？依笔者浅见，一为《论语》一书影响之广，一为“治天下”之意识深得士子之心。《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自战国初年成书以后，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诗》、《书》、《礼》、《易》、《春秋》为儒学“五经”；到了东汉因倡导孝道，在“五经”之外又加上《孝经》和《论语》，变成了“七经”，这是《论语》第一次跻身于“经”；到唐代变化较大，除了《诗》、《书》、《易》不作变动，将《礼》分作《周礼》、《仪礼》和《礼记》，另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称作“九经”，《论语》未被列入；到唐文宗太和年间，在“九经”的基础上增加了《论语》、《孝经》和《尔雅》，称“十二经”；到了北宋年间，又加《孟子》称“十三经”，《论语》得以保留。——从汉代到宋代，《论语》几次作为儒家典籍跻身“经书”之列。但是，即使同样是“经书”，也要依照篇幅长短划分等级，《论语》因其篇幅过短，只被看作是“小经”，所谓“小经”就是“大经”的辅助读物，而更多的时候，《论语》是被当作“经”之下的“传”或“记”来看待的。所以，《论语》一书长期作为妇女儿童启蒙课本使用，唐代墓志记载不少妇女居家“常读《论语》”，杜甫在其《最能行》一诗中写道：“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诗中讲的就是这种情况。直到五代后期，赵普在滁州乡下对村童教书，授课范围想必不出《论语》，自己只知道《论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论语》地位的真正提高，是在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连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详作“集注”，影响深远，《论语》历史性地提升到“大经”的地位。到元明清三代，“四书”完全取代了“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论语》也成了士子必学之书，所以赵普这句话备受学子关注。
　　其次，儒家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要学以致用；要为帝王师，主张“格君心之非”。南宋时期的事功学派坚守了这一点，赞赏“勃然有以拯民于涂炭之心”，主张以天下为己任。后世对这种天下意识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优点。所以，赵普的“治天下说”能够引起士人的强烈共鸣。
　　综观赵普个人的“功名事业”，可谓隆隆其始而未能克终，而他“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牢骚不平之语，反倒成了“千古名言”！其中奥妙，耐人玩味。

《学而》是《论语》第一篇的篇名。《论语》中各篇一般都是以第一章的前二三个字作为该篇的篇名。《学而》一篇包括16章，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中重点是“吾日三省吾身”；“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仁、孝、信等道德范畴。
宋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论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元 高文秀《遇上皇》三折：“（赵普）每决大事，启文观书，乃《论语》也，此时称小宋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论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论语》是一部前后贯穿，逻辑清晰的思想理论，与《老子》类似。如同议论文一样，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概念都在第一章得以展现，而在以后的章节里一一加以论证。整部《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开始，展开人生、社会、做人；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作结束，前后呼应，主题鲜明。
孔子也在《论语》中两次说明：“吾道一以贯之。”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论语》不是一部言论集，在整部书中，许多句子曾在不同的章节多次出现过，例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等等。如果《论语》是一部语录类的书，那就没有必要将一些警句多次地引用。只有议论体的文章才会在需要的时候重复引用一些观点。这种重复引用也不会是编书人的失误，以孔子弟子的学问，他们不会笨到在言论集中出现了重复的引用而不知道。
那孔子为什么采用对话体来写议论文呢？首先，这比较容易保持原貌，因为这些道理不是一个人在旷野中冥想出来的，是通过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碰撞出来的，人类思想碰撞的过程有如影视的画面一样亮丽、鲜活，不仅有必要记载而且奇妙无穷；其次，这些对话的场景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思想形成的过程，而且还会激发后人新的联想，就如同我们身处这些画面之中，参与他们的讨论；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些对话的记载还在教导我们分析问题的方法，如同子贡悟出来的那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人生的道理如此细细地品位方可回味无穷。
《论语》导读
“孔子高贵的行谊[行仪]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孔子学说世代相传，提示全世界人类丰富的做人处世原则。”
这是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给在旧金山举行的孔子2533年生辰纪念大会的献辞，美国总统给一位中国的古人这样高的赞誉，实属罕见。其后不久，在世界范围内评选对世界文化有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的十大思想家，孔子名列榜首。在两千多年之后，孔子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是他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胸怀所致。这位先哲的语录成了我们中国人行动的指南和修身的座右铭。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青年学生，我们应该了解孔子，学习这位圣哲以仁为总纲的思想体系，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服务。
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年出生在鲁国陬邑昌平乡，3岁时父亲叔梁纥去世，后随母颜征在迁居母家曲阜阙里。17岁时母亲逝世，孔子将父母合葬于防山。19岁娶宋亓官氏为妻，一年后生子孔鲤。由于家境贫寒，孔子早年做过管理仓库和畜牧的小吏（委吏和乘田），前522年到周拜老子为师，学业大进，学成后返回鲁国讲学，弟子纷至门下。
前501年，孔子50岁时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后又升为司空、大司寇，前496年又代理宰相，杀少正卯，三月之后，鲁国民心归正，男女有别，道不拾遗，宾至如归。可是齐国的一个计策很快结束了孔子卓有成效的从政生涯，鲁国摄政者中计贪图享乐三日不朝，孔子不待脱冠辞职，率领学生愤而离开了鲁国，开始了他长达14年之久的颠沛流离的生涯。
前497年起，孔子先后周游了卫、陈、曹、宋、郑、蔡、齐、楚等国，希望能找到一个推行他的“仁义”学说的明君，但都被拒绝。虽然也曾得到卫灵公的礼遇，楚昭王的赏识，但大多数场合是历尽艰难，备尝辛酸：他曾畏于匡，围于蒲，不容于曹，被逼于宋，见困于陈蔡，七月断粮。荷蓧丈人叱之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长沮、桀溺拒绝为他指路，郑人讥之为“丧家之犬”，随行弟子怨声载道，但孔子仍以顽强的毅力，旷达的人生态度，坚持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
前484年，由于学生冉求为鲁国立下战功，已经68岁的孔子才得以返回鲁国，从此他寄希望于青年，广招学生传道授业，前后及门弟子三千余人，突出者70多人。同时他又整理文献，删定《诗》、《书》，整理《礼》、《乐》、《春秋》。孔子晚年亲人相继死去，前485年，夫人亓官氏去世，前483年儿子孔鲤不幸死去，年仅50岁，前482年大弟子颜回去世，前481年弟子子路在卫国战死，这些给孔子心灵增添了无限的忧伤。
前479年，孔子病重谢世，享年73岁，他长眠于鲁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多弟子服丧三年，子贡服丧六年才离去，孔子以他的学问、道德和品格赢得了弟子们深深的爱戴。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为之撰《史记·孔子世家》，赞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余续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恭敬）回留之不能去之。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对孔子最为中肯的评价。
孔子的思想和学说主要集中反映在《论语》一书中，《论语》为语录体散文，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由其弟子所撰。《论语》自西汉以来被尊奉为儒家经典，汉董仲舒以《论语》折狱，宋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便成为学子必读书。尤其是元明清以来，科举必取《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语句命题，《论语》更为世人熟读，有人喻之为中国的《圣经》，可见其重要地位。
《论语》约1万5千多字，有不同的版本，有关《论语》的研究资料，可谓汗牛充栋。许多问题见仁见智，争论颇多，但无妨对总体精神的理解，孔子的主要思想要之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礼为行为规范。
孔子认为，礼是文明社会的必然产物，只要人不逃避文明社会的生活，那么礼就无处不在地规范着人的每一个活动。他经常教育儿子孔鲤和弟子们说：“不学礼，无以立”（立身处世），“不知礼，无以立也”。孔子认为，礼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没有礼，就无法敬礼天地神只；没有礼，就不能把人分为君臣上下的不同等级；没有礼，就不能分别家庭、亲戚的亲疏远近。而春秋时代的社会争乱，根本原因在于欲穷于物，物屈于欲，人欲横流，名分紊乱。要纠正这种弊端，惟一可靠的途径就是重建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周礼的权威，用周礼来约束人们的一切行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非常强调“正名”，即辨正礼制等级的名分，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人人安其位，守其分，西周盛世可重建于天下。
在孔子看来，礼是各种执政行事的规矩准则，也是为人做事的尺度，是不可或缺的规范。“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恭敬而不懂礼会疲劳；谨慎而不懂社会懦弱，勇敢而不懂礼会动乱，直率而不懂礼会伤人。君子用深厚感情来对待亲族，老百姓就会走向于仁；不遗弃老朋友，平民百姓间的人情就不会淡薄。）
孔子自己是周礼忠实的实践者，他从小就好礼，他的生活不论怎样细小都必须讲礼，“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他宁愿追随先进于礼乐的野人（城外之民），而不愿从后进于礼乐的君子。他说：“只要恭敬而有礼，四海之内到处的人都可以成为兄弟了”《先进》
二、 仁为思想核心
“仁者，人也”，这是人的本性的表现，是人的美德的概括，从孔子的观点看来，礼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体现了社会对人的外在约束；仁则是人的本质，是修己爱人的内在自觉性。只有外在约束而无内在自觉，则人的行为完全成为强制的结果，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只有内在自觉而无外在约束，则人人按自己的标准行事，就会打乱尊卑上下的秩序。孔子从整顿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认为孝悌为仁之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没有孝也就不会有仁与忠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樊迟问仁，孔子回答“爱人”，这是指爱亲之后爱他人。大弟子颜渊死，其父颜路请以孔子之车为颜渊之棺椁，孔子尽管很悲伤，却不同意给车，理由就是自己儿子孔鲤死，尚且无椁，何况是非亲生的颜渊呢？孟子评论说：鲤，子也。颜渊，他姓也。子死且不礼，况其礼他姓之人乎？”孔子的仁首先是爱亲，其次是爱人，这里是有区别的。
孔子的仁内涵极其丰富，包括先难而后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居处恭，处事敬，与人忠；刚、毅、木、讷等，孔子强调仁不仅是某种外在形式，指出外在的容色和语言都应该服从于内在心灵的塑造。子曰：“巧言令色，鲜仁矣”《学而》（花言巧语，虚言假色，这是很少有仁爱的）。此外，仁包括了勇，“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仁包括了恭、宽、信、敏、惠，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传人。”仁还包括了大忠，孔子认为，只有殷的微子、箕子、比干三大忠臣才算是仁人《微子》，仁还包括了举贤用贤。子夏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
孔子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取义成仁成为儒家重要的人生准则。
三、 义为价值准绳
“义者，宜也”，宜就是适宜，恰如其分，做得恰如其分就是义，否则就是不义。孔子一生不问事之有利无利，“子罕言利”，只问合义不合义。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了解礼义，小人了解利害）。”“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君子行事处世，不绝对地迎和，不一概地否定，是非之际，不感情用事，而是以义作为标准）。孔子及其后学是以是否合乎等级秩序来制定义与不义的标准。在孔子看来，正义并不是人人平等，事事平均，正义只意味着每个人在等级的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能力和身份的位置的权利。“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这是他一生不慕富贵，甘于淡泊的真实写照。孔子常说：见义思义，见危授命《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孔子忧的是无义，“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孔子把仁、义、礼三者看作一个整体，密不可分，行礼不可不知义，义就是礼的内容，礼就是义的形式。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孔子说：君子以正义为本质，通过礼制实行它，用谦虚的语言表达它，守信完成它），孔子认为，义为最高原则，一个人是否仁，是否知礼，都是以是否知义为最终裁决的。一个人如果不知礼，人就会变得野蛮；如果没有仁，仁就会变得残忍；如果没有义，人就没有处事原则，轻则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重则犯上乱下，颠倒秩序，破坏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因此孔子强调，“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克己复礼”，“闻义不能徙（实行），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四、 知（智）为认识手段
孔子强调以知为认识手段，诱导社会成员知仁、循礼、行义。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孔子把知看作是君子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樊迟问如何才是智，孔子说：“尽力做对人民适宜合理的事情，敬鬼神却疏远它们，这就可以叫智了）。孔子认为，知还注重于知人举贤。“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便枉者直。”《颜渊》（樊迟问智，孔子说：“了解别人”。樊迟没弄明白，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放在歪邪的人上面，便能使歪邪的人也改正过来。”
生活中不失言不失人，这是普通人不易做到的，但知者能做到，这是孔子的观点。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孔子说：可以与他谈话而不谈，错过了人才；不可以谈话而与他谈，浪费了语言。智者不错过人才，也不浪费语言。）
仁是孔子思想内核，是最高的生活境界，知也是孔子高度赞赏，经常与仁相提并论的。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孔子说：“智者喜欢水，仁者喜欢山。智者在动的过程中判断一切，仁者在静的过程中爱人。智者以分析清君子与小人之行为而乐，仁者以使人增寿的长相亲爱而高兴。”）“仁者安仁，知者利人”。《里仁》（仁者安于仁的环境，智者正固仁而利于仁。）“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宪问》
孔子承认人的先天素质是有差异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只有最聪明的人和最愚蠢的人，才不改变。）但孔子更强调的是学而知之。“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阳货》（喜欢仁爱而不爱好学习，那毛病是愚蠢，喜欢智慧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放纵。）
五、 中庸为思想方法
中庸是孔子的思想方法，其主要特征是：
1、 过犹不及。“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子贡问孔子：“子张与子夏，哪一个更好一些？”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头，而子夏没达到。”子贡说：“那么，子张更好一些吗？”孔子说：过了头等于没达到。”）在孔子心目中，只有无过无不及的中正是最好的，这个中正就是礼。“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孔子认为只有用礼这个标准才能明确什么是过和不及，什么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因此中庸不是折中，折中主义是在原则对立的观点之间采取的无原则的迁就态度，而中庸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在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都必须遵守的礼。
2、 和而不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和谐而不结党，小人结党而不和谐。）在先秦时代，人们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叫做和，把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叫做同。孔子认为，君子坚持有原则的和睦相处，反对无原则的苟同，不喜欢有原则的和睦相处。只有和是可行的，而同是要不得的。
和而不同还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凡事关原则性的大问题，就要坚持原则，不应苟同；凡无关原则的小事；要讲协调和睦，不要小题大做，闹不团结。
3、 时中与权
时中就是适时用中，也就是看准时机，运用中庸的法则行事。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在某种条件下是中的行为，在另一种条件就不是中。要时时得中，便要审时度势，灵活处置。孟子说过这样的话：“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是孔子在出仕与不出仕上的时中。子路问：“闻斯行诸？”（知道了就去做吗？）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退缩），故进之（鼓励他）；由也兼人，故退之（抑制他）。”《先进》这是孔子在教育方法上的时中。有时时中又表现为待人处事的权变和灵活，孔子曾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孔子认为，为学最高境界是在坚持大道基础上的通达权变。
六、 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和“诲人不倦”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进行教育没有对象的区别）主张是一个创举。他一生用了四五十年的努力开创了私学，他招收的学生不受贵贱、贫富、老幼、国籍的限制，先后弟子达三千人。成为优秀者如颜回、仲弓、子路、原宪、曾参、闵子骞都出身于贫贱之家。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凡是自带肉干以上物质到堂上见到我的，我没有不进行教学的）。只要象征性地表示对老师的敬意，孔子就来者不拒。
诲人不倦是孔子的一贯教学态度，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孔子的这种态度来自于他实施仁治、德治的积极政治要求和学而不厌的好学精神，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要说圣和仁，我怎么敢当呢？倘说实行而不满足，教导他人不厌倦，那就可说是差不了。）
《论语》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形象鲜明生动，这是突出的特点。
《论语·先进》：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谨；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这是《论语》中很具文学色彩的一章，它通过对孔子师生一次谈话的记叙和描绘，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循循善诱、亲切和蔼的孔子、坦率自信、有勇而知方的子路、审慎谦让的冉有、谦虚而知礼善辩的公西华、悠然洒脱的曾皙等人的性格特点。
文章一开始，孔子先启发大家各言其志，子路不假思索抢先回答。“率尔而对”反映了子路急躁、坦率、爽快的性格，这种毫不谦让的积极态度与他那充满自信的回答内容相一致，他声称能将困于战争和饥荒的大国治理成勇而知义的礼义之邦。这种谦让不够、自信有余的态度引起了孔子的微笑，其中含有轻微的批评。冉有的回答显得彬彬有礼，说话较为谨慎，他愿意治理一个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并将礼乐方面的治理让给君子，态度相当谦虚。公西华的回答更加谦虚，他不自诩能治理国家，而是委婉地表示，愿意作为一名学生学习怎样治理国家。他们的回答符合孔子的道德规范，思路相同，个性有别，但曾皙的回答更为出色，当孔子问他的志向：“点，尔何如？”曾皙鼓瑟正接近尾声，铿的一声把琴放下，然后恭敬地站起来回答：“我的志向和他们三位不同，在暮春时节，穿上舒适的春装，和五六个成年人结伴，再带上六七个少年，一起到沂水中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再在舞雩台上吹吹风，最后大家唱着歌高高兴兴地往回走。”曾皙没有直接描述他的志向，但他是以形象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太平盛世的和煦景象，寄寓了自己的志向。这一蓝图既符合儒家礼义之邦的治国理想，又符合孔子晚年隐含的出世隐居的心思，孔子感慨地说：“吾与点也。”这喟叹既表现了孔子对曾皙洒脱言志的赞许，又表现了孔子对曾皙勾画的理想境界的向往。
最后，在曾皙的提问下，孔子作了评价，他认为要用礼来治理国家，而子路说话不谦虚，所以笑他。孔子充分肯定了冉有和公西华的谦虚态度，肯定了他俩具备治理国家的才能。
本文从孔子启发学生言志开始，以弟子们的言志而展开，最后以孔子的评价而结束，结构完整，人物个性鲜明。
语言简练，寓意深远是《论语》又一大特色。
《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押，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父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是一篇表现孔子较高语言艺术的驳论文章。鲁国的季孙想扩大地盘，要攻打颛臾，怕孔子反对，所以让冉有、子路去探探口气，全文围绕着师生间的辩论而展开。
文章先从冉有报告事实开始：“季氏将伐颛臾”，孔子马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攻伐颛臾是错误的，这违背先王曾经授权颛臾主持东蒙山祭祀的规定，指出颛臾的国境早在鲁国的疆土之中，本来就是社稷之臣，不应当攻伐。
冉有听到老师明确反对，就想推卸责任：“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但孔子紧抓不放，先引周任的话，说明为人服务就应该根据自己的才力就任相应的职位，做不到就该辞职，现在季氏犯这样大的错误，你们就应该搀扶他，防止跌下悬崖。他用了两个比喻，一是将季氏比作虎兕，将颛臾比作龟玉，季氏攻伐颛臾，就好比虎兕从笼里跑出来伤人，颛臾被消灭，就好比龟玉在椟中被毁。二是将冉有、季路比作虎兕和龟玉的看管人，虎兕出押伤人，龟玉在椟中被毁，是看管人的责任；同样，季氏行凶，颛臾遭毁，也是你们作为季氏家臣的责任。这段驳论充分体现了孔子对季氏发动不义战争的谴责和对自己学生冉有、季路的批评。
在老师的步步紧逼下，冉有只好说出讨伐颛臾的理由：颛臾城郭坚固，又与季孙的私邑费接近，不夺取它就有后患。听到学生为季孙的侵略政策辩解，孔子直接批评说：君子非常讨厌那种嘴上不说‘我想要它’而一定要替自己的行为找借口的人。他指出，正确的治国政策应是做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该施行文德教化，以“德”服人，如今季孙氏内部存在着分崩离析的危险，真正可忧的不是颛臾，而是“祸起萧墙”，恐有被人收拾的危险。
在全文的驳论中，孔子采用了历史材料、现实事例、名人名言等多种论据，论据充分、论证有力，语言犀利，含义深远。比喻、排比、反诘、呼告等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丰富了文章意蕴，强化了论辩力和感染力。

"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出自《宋史》。当时宋朝开国丞相赵普每遇政事不能决，便于归家后查阅家中一箧中书，次日则问题迎刃而解，久之家人好奇，偷偷发箧一看，原来里面只有半部《论语》。于是时人便说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且说《论语》作为儒家经典，自问世以来，便被儒者奉为圭臬，影响了数千年。那么这部《论语》的魅力究竟何在呢？赵普又为何能凭半部《论语》治天下呢？
现在让我们带着问题，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去看看这部《论语》的由来。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论语》的中心人物--孔子。当下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孔子的文化背景：孔子的祖国是鲁国，而鲁国是周文王之子周公旦的封地，古史曰：周公定礼乐，这么说来当时的鲁国就是周文化的繁衍地了，周文化经过七百余年的发展，已趋向成熟，此时孔子继承了周文化的精神，并加入了自己在春秋乱世的文化碰撞中产生的思想及体证，成为周文化之集大成者。掠过背景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被后人称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本人。
孔子自幼好学，精通六艺，后感春秋乱世给苍生带来的灾难之深重，因此他想通过传扬自己的思想来改变乱世，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于是游走列国劝说各国君主接受自己的主张。但是他的治世方法为治本之法，用于当时则体现为教导人民学习礼乐由此感化世人而致太平。然而这种方法见效需时较长，对于当时的君王来说远没有开疆拓土征战杀伐来得痛快、实际。于是他屡屡被拒之门外，甚至有陈蔡间绝粮之困，最后孔子晚年回到故国编修古籍直至终老。
看至此处不免要插些话外音，我们从上述描写看到的是一个不得志的智者，那么孔子若要求高官厚禄能否得到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前提是，他要放弃自己的主张，与当时如庭舞八佾的季氏及犯上作乱的阳虎等乱臣贼子同流合污。这在他来说简直是不能容忍的。对于富贵，他曾说过"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足见其心志。再退一步来说，孔子门下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士，其中各类人才都有，若然他要自己建立一个国家并在国中实行自己的主张也完全可以做到，但他不愿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他将周天子置于何地了呢？这岂不是其名不正而其言亦不顺、与那些乱臣贼子无二了吗？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到《论语》的内容上。《论语》共分二十篇，却只有数千言。然而正是这数千言，囊括了孔子思想的精华，反映了孔子的天命观、道德观、政治观、教育观，处处体现了孔子通彻人生的大智慧，可谓是其言简而其意深远。
而且《论语》中那些生动精辟的名言警句，如：温故知新，是可忍孰不可忍，
三思而后行，任重道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患贫而患不均等等。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成语，渗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广为人们所熟知，并对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接下来，让我们来稍稍举例分析一下《论语》中各个方面的内容。
内容一： 治国之道。《论语·学而》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这就是说为政者应敬业而守信，节约用度而爱护人民，在农闲时合理使用人力， 不耽误农时。又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指如果用法律去强制百姓，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他们犯罪，但是治标不治本，比不上使百姓具有羞耻之心从而自觉遵守社会道德。
内容二： 文化教育。孔子在《论语》中提纲挈领地指出文化的重要作用："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也。"（清人入主中原时，曾因此语而箭射孔子像，引起天下文人的激愤，后康熙为挽民心曾亲至孔庙祭祀。）此语意为如果一个没有文化基础的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就算它曾一度兴盛，灭亡后也没有根基可供它再度崛起（元代蒙古帝国的兴衰便是例证），反不如虽暂时无国而文化永存的民族，还有机会可东山再起。又说："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就点出了教育应注意普及，为师者自应充实自己并用爱心去孜孜不倦地教导学生。
内容三：学习态度和方法。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此意为学习应脚踏实地，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算瞒尽天下人也瞒不了自心。又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就指出了兴趣对学习的重要作用。这点相信大家都曾有过体会："兴之所钟，昼夜思之"（如今的"网虫一族"亦复如是）。孔子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说明学思双行的重要性。
内容四： 个人修养。孔子道："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可为知也。 "这是指应多完善自己，如若不为人所知，就要多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而不要怨天尤人。又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这是说一个人有过错不要紧，只要能改过就好，如果有过错而不肯改，这就是真正的大过错了。
看至此处暂告一段落。上述四点不过是《论语》之一斑，而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思想的闪光点，领略到孔子的大智慧。若然大家有兴趣仔细阅读一遍《论语》，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原则和观点都可谓至理，完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从而感叹无怪乎赵普可凭半部《论语》治天下了。
至此，我们会发现《论语》中浮现的孔子，以炯炯的目光洞彻了人生，领略了宇宙的至理，却又是如此的寂寞，不被世人了解；又是如此执着，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利益天下苍生而奔走不休，而他同时又是如此的豁达，不自怨自艾。缅怀之余，不禁令人想起宋朝文天祥《正气歌》 中的两句："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在上下五千年的浩瀚古籍中蕴藏着无数古哲深遂的思想，以及宇宙人生的真理，身为新世纪先锋的我们又岂能身在宝山而不识宝呢？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到古籍大海中去探寻那一颗颗闪亮的珍珠吧！

出 处 典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出自《宋史》。相传宋朝开国丞相赵普每遇政事不能决，便于归家后查阅家中一箧中书，次日则问题迎刃而解。久而久之，家人好奇，偷偷朝箧里一看，原来里面只有半部《论语》。于是时人便说，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自古以来争议颇多。有人认为，赵普凭借半部论语治天下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有人认为，半部《论语》治天下纯属古人炒作的结果；有人认为，《论语》中包含的法学知识非常丰富，完全可以治理天下。台湾作家李敖则认为：“《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 而笔者以为，半部《论语》虽短，但如果像赵普那样认真地研究和执行，将其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治理天下有何难？而某些规章制度虽长，可如果不执行、不推敲、不研究，长也是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