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经典语录

父与子经典语录这篇内容是经过特别精心的整理的，这篇经典语录的内容相关性较强，所以，如果您想要看看父与子经典语录的话，这一篇父与子经典语录应该是您需要的。

父与子经典语录

父与子经典语句

俄语文学中这种经典作品，都已经被说的很透了。作品的政治意义社会背景是客观地摆在那儿的，前面的答案说的都没错。大多数俄罗斯文学就是有政治倾向的，《父与子》是其中非常非常政治的那种。个人觉得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它的文学性不是最强的，不及《猎人笔记》那么优美好看，其政治意图盖过了美学意图，但它有自己的价值。最可贵的是，屠格涅夫努力想要去描绘新旧时代交替时的茫然和困惑，他也许无法解决问题，但在努力描述问题，让有能力解决的人看清。十九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经历了许多巨变，每一次都伴随着一些人的痛苦和彷徨，也是这些痛苦催生了伟大的作品。《父与子》算不上屠格涅夫最好的作品，但是一部无法替代的作品。之前刚好有参与翻译《剑桥俄国小说指南》，附上其中关于《父与子》的一段：

“俄国小说家与艺术家一样，他们可能并不需要激进派批评家的驱动，就会本能地在互相冲突的政治思潮巨压下做出回应。杜勃罗留波夫在《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中的控诉立竿见影，他批判所有主人公都软弱无用，屠格涅夫就回应了他的批评。1860年，屠格涅夫对1856年出版的小说《罗亭》作出了一个重大更改。原版的结局是罗亭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但在1860年的结局中，罗亭在巴黎与革命兄弟并肩作战，在路障前挥舞着红旗，牺牲街头。革命者罗亭赎罪的形象，与后来屠格涅夫笔下《父与子》的主人公，“新人”巴扎罗夫的形象如出一辙。《父与子》描写的是代际更迭，书名本身就指向1861年这一历史转折点。巴扎罗夫带有许多“新人”的特征：他没有高贵的血统，他反对将农民理想化，对艺术、自由革命主义、神圣的信仰等一切囿于陈规的东西漠不关心。他对文明教化的完全无视印证了他“虚无主义者”的头衔。他声称自己只愿意投身于客观的自然科学，绝不屈从于任何人，独来独往，完全是自己的主宰。他显然是充满希望的“六十年代人”，是反抗四十年代人的“父”辈原则和信仰的“子”辈代表。为了让人物能够准确反映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者将小说的年代设定在1859年。屠格涅夫所有小说都具有这种编年史的特点，非常重视时代“演变发展的模型”，着重描写某个时代中人们对特定政治难题的无尽思考。

1862年春，《父与子》紧随《废除农奴制法令》之后出版，其政治影响立竿见影。小说出版后，俄罗斯的政治光谱出现了各种微妙的变动和反应，这证明屠格涅夫成功地塑造了“新人”形象。但是关于屠格涅夫的真实意图，人们有所争议。他的好友安年科夫希望弄清巴扎罗夫是否真的是“一股冲向未来的强大推动力，还是一颗虚无主义的恶心疖子”。大多数批评家都相信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有所偏袒，并且对其进行了劝诫。

在所有激进者中，几乎只有德米特里·皮萨列夫一人认为巴扎罗夫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诚实勇敢的年轻人形象。对屠格涅夫最刻薄的攻击来自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曾任编辑的《现代人》杂志，《现代人》评论他实际上是描绘了一颗恶心的疖子，一幅令人厌恶的年轻激进分子的漫画。由此，屠格涅夫绝望地发现自己被归入了反动分子的阵营。关于屠格涅夫真实意图的政治讨论风暴，轰轰烈烈地持续到十九世纪末，这一场论争的余音在二十世纪仍然回响不绝。

《父与子》引起的政治余波，使得不同的政治流派都更为清楚地划分了自己的立场。它让“子”与“父”之间的分歧成为焦点，前者是六十年代缺乏耐心的激进分子，后者则是四十年代饱受磨难的自由主义者。《父与子》提出了一个新名词——“虚无主义者”，而其实质其实是对新一代人捉摸不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