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经经典语录
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在唐朝寺院僧众念经坐禅，皆以茶为饮，清心养神。当时社会上茶宴已很流行，宾主在以茶代酒、文明高雅的社交活动中，品茗赏景，各抒胸襟。 唐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很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对茶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也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 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在南宋末期(公元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经山寺求学取经，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茶道引进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 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直到日本丰臣秀吉时代(公元1536~1598年，相当于我国明朝中后期)千利休成为日本茶道高僧后，才高高举起了“茶道”这面旗帜，并总结出茶道四规:“和、敬、清、寂”，显然这个基本理论是受到了中国茶道精髓的影响而形成的，其主要的仪程框架规范仍源于中国。 中国的茶道早于日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最早提出了“茶道”的概念，也在该领域中不断实践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没有能够旗帜鲜明地以“茶道”的名义来发展这项事业，也没有规范出具有传统意义的茶道礼仪，以至于使不少人误以为茶道来源于他邦。 中国的茶道可以说是重精神而轻形式。有学者认为必要的仪式对“茶道”的旗帜来说是较为重要的，没有仪式光自称有“茶道”，虽然也不能说不可以，搞得有茶就可以称道，那似乎就泛化了，最终也“道可道，非常道”了。
《道德经》洋洋洒洒五千言，是我们中国古代哲学、组织学、管理学以及战略谋略这些智慧的祖典，甚至有人说兵法也是源自《道德经》，可以说《道德经》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底层代码，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
《道德经》全书都是围绕「道」展开论述的，「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观念，他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从他所预设的「道」中展开的。
可以说，我们中国人血脉里就流淌着「道」，我们中国人总是追求着治国之道、经营之道、养生之道、夫妻和睦之道、成长之道，甚至花道香道茶道，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只知道追求名利，这话不对，本质上，我们都是求道的人。
《道德经》中第一章是老子关于道的总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说：「道」是无法用言语清晰表达出来的，如果可以，那就不是我们所说的「大道」；「道」的形态和概念，如果我们可以为他定名，那也就不可能是「道」永恒的形态与概念。
老子想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道可以行走，但是，随着我们不断地行走，道路本身也会拓展和变化，因此对于未来，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豁达比聪明更重要。
《道德经》会延伸出很多重要的主题，比如无为而治、不言之教、上善若水、虚怀若谷、祸福吉凶、进退取舍等等，这些问题古今中外相通，他就像一面镜子，道学家在里面看见美德，企业家在里面看见战略，政治家看到治世之道，父母亲看到育儿经，每个人都会在里面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学《道德经》最大的好处，就是重新梳理思维方式，提升对自己人生的领导力，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的人都应该学《道德经》，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是一件事，一以贯之，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自己人生的领导者。
《庄子》中有这样一则意味深远的故事，齐桓公在堂上读书，木匠在堂下做车轮。木匠停住手中的活儿问桓公：「您读的是什么？」 桓公漫不经心地说：「圣人之言。」 「圣人还活着吗？」 桓公说：「已经死了。」 「那么说您读的只是古人留下的糟粕了！」 桓公听了大怒，说道：「我在这里读书，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