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正想要阅读中苏关系史纲经典语录，想要了解中苏关系史纲经典语录的相关语录，豆豆语录网精心整理了中苏关系史纲经典语录的经典语录，供大家参考阅读，那么，下面这些中苏关系史纲经典语录内容，如希望是您喜欢的。
中苏关系史纲经典语录
中苏关系史纲经典语句
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中苏关系经历了结盟（1949-1953）、蜜月（1954-1957）、分歧（1958-1960）、破裂（1960-1964）、对抗（1964-1979）以及走向正常化（1980-1991）等不同阶段，其中真正构成政治、军事同盟关系的时间不过十余年。
历史还是得细细评，不去看看精彩的历史过程，单纯想找一个所谓的“答案”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答案。
以下是我尽可能从更多的点去还原这段历史，历史曾是如此精彩，你得细品。（以下内容一万余字，建议点赞+收藏细读）
历史的复杂性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或是掌握的历史，只是历史的冰山一角。我们永远无法看到历史的全貌，也永远不可能看到历史的全貌。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在传承过程中，都是历史的“点“，而不是历史的”面“，且会失真；另一方面，一个人的精力和记忆有限，历史学家终其一生，所掌握的历史也只是沧海一栗。所以，也可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了解真实的过去。
中苏同盟的兴衰过程，即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
第一阶段：1954—1957年
1957年莫斯科会议：中苏关系转折点
1953年3月5日晚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大元帅斯大林突患脑溢血，在莫斯科郊外昆采沃的别墅中去世，享年74岁。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在1930年代搞肃反扩大化、搞个人崇拜以及卫国战争初期因缺乏警惕造成巨大损失的内幕。
1956年的波匈事件是当代世界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产生过重大影响。波兰发生的事变，以及随后发生的波苏矛盾得以和平解决；而在匈牙利，抗议活动演变成为当局无法控制的动乱，苏军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事变才得以结束。
1957年6月18日，苏共内部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六月事件”。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层内部逐步形成了两个派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构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并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经过秘密的协商和串联，在6月18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以7票赞同4票反对的投票通过了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
面对突然打击，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采取了拖延战术，国防部长朱可夫、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则紧急出动军用运输机，将经过挑选的约200名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致使形势发生逆转，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会上，通过了 《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个事情引起共产国际的不满。认为赫鲁晓夫“小题大做，恐怕是以宗派反宗派，以教条反教条，以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 这次事件继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之后第三次严重地打击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威信。
他们说，对于苏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不发表意见，我们也不发表意见，现在只有毛泽东说的才算对的。但此时莫斯科对中共，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一无所知。于是赫鲁晓夫派米高扬飞往中国，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后来，中共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对赫鲁晓夫的支持。
苏共对这三件事情的处理，严重影响到了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中的威信，致使苏共的影响力日趋下降。与此相反，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和地位确实明显提升，甚至已经在苏共之上。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在中共强有力的作用和影响下得以平息，使得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令人瞩目地凸显出来，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报告所说：这标志着又一个重要时代的到来——朝鲜战争的‘胜利’已有所预示——并确定了毛作为唯一健在并能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模范领袖的地位”。
在1956年至1957年，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和领导人的讲话，特别是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甚至在苏联都纷纷援引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国报纸的说法，用来证明中国对自己的理论或道义上的支持。仅此一点便可以显示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正在节节上升。
如果说在波匈事件期间，中共还只是协助苏共处理东欧问题，那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共已经与苏共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958年9月15日,国务院情报与研究署关于中苏同盟的分裂及聚合因素的情报报告中看法是:事实上，尽管两个国家在物质力量和具体权力的先决条件上差距很大，但在政治意识上，至少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共产党中国拥有与苏联平等的地位，甚至偶尔在意识形态领域超过苏联”。
1957年底,中苏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但是，会议结束不久后，同盟关系就出现了裂痕。导致分歧的恰恰是对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背叛了莫斯科会议的路线。
关于莫斯科会议
首先在接待规格上，中共代表团就显得与众不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到来特别重视，提前两天派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专程到苏联国境第一站伊尔库茨克去准备接待工作，并且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不过毛泽东事前一再提出，不要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中途停留时他也不准备走出飞机，免得感冒，除在莫斯科机场发表谈话外，沿途不要组织欢迎，因为天气太冷，他和宋庆龄都不能乘坐敞篷汽车，对此，赫鲁晓夫一一照办。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抵达莫斯科后，所有来宾都住在莫斯科市郊的列宁山别墅，只有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内，在郊外还有两处备用别墅，赫鲁晓夫殷勤地对毛说，这里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乔治大厅相通，很方便，而毛主席本人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为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赫鲁晓夫还专门为他特制了木板床，甚至把寝室卫生间的马桶都改成了蹲式的。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的发言方式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所有代表都是在会上宣读事先准备好并经本党中央批准的发言稿，而且事先将俄文译稿发给与会者，只有毛泽东三次发言都是即席讲话，以至苏联的会务人员和新闻记者都颇感紧张和不便，特别是在11月18日的大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站在讲台上作报告，只有毛泽东坚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表讲演。
会议上的一些分歧
1.和平过渡问题
1957年11月8日，中苏关于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问题产生了分歧。苏共认为，目前的国际局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和平共处，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的过程，其二是指政权取得后对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主要争论是在第一点，中共认为必须提出两种可能性，而且重点强调武装斗争的前景。不过这个分歧，在双方的互相妥协中得到了化解
现在看来，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趋势：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人当家的局面正在受到挑战——中共已经有能力，也有愿望参与对运动的指导了，当然，为了中苏团结，毛泽东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但恰恰是这种求同存异的做法，为日后中苏争论和大论战埋下了伏笔。
2.以“苏联为首”的提法问题
关于“苏联为首”这个提法，社会主义阵营中大多数国家都是反对的，尤其是波兰、南斯拉夫、意大利党在讨论宣言时，明确表示反对。包括赫鲁晓夫自己也是反对这个提法的，因为苏联国内正在搞批判斯大林，这种提法有可能被理解为试图恢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式的领导方式。
赫鲁晓夫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苏为首。
毛泽东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我们还差得远，如果以我们两个为首，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毛泽东首先讲到需要有一个党为首的理由，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
毛泽东接着讲到为什么要以苏联为首，他说：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也没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而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尽管苏共也犯过一些错误，但目前还是它的实力最强，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
难怪在1959年10月，中苏两党会谈发生激烈争吵时，赫鲁晓夫在情急之中叫嚷了一句，只许你们指责我们，不许我们批评你们，说什么以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赫鲁晓夫后来体会到，如果所有其他党都承认一个党可起带头的作用，那么这个头其实也可以更换，今天一个头，明天另一个头，我们认为中国人在为自己准备条件，将来要担任这样的角色。
3.关于核战争的言论引起误会
毛主席的本意其实是想告诉各个兄弟国，不要怕，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但是这个讲话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引起了参会者的误解。据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讲这段话时，除了宋庆龄发出会意的笑声外，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地一片寂静，会后许多代表的反应都十分强烈。”因为大家都不希望再发生战争，而误以为毛泽东希望打核战争。
考虑到，1957年10月15日，中苏刚刚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这一事实，赫鲁晓夫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讲演，表示担心，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后来中苏论战苏联攻击中国的核政策时，中国政府才在声明中引用了这段话，而全文是在1992年正式发表的，毛泽东是这样说的，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
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杨尚昆回国后在一次报告中有如此评价：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
第二阶段：1958年—1959年
总结结而言，中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则反对这样的激进政策；中国要制造紧张局势，苏联则坚持必须缓和。至于造成这些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发展道路的认知差异。
具体表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金门炮击、中印冲突、赫鲁晓夫访美等事件。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炮击金门事件
背景：1957年，莫斯科会议大会的发言中，毛泽东郑重宣布，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赫鲁晓夫赶超美国的时间表后来遭到苏联经济学家和多数主席团成员的质疑和反对。而毛泽东的这句话却吹响了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第一声号角，风靡全国的大跃进运动盖源于此。
超英赶美的背后，毛主席的真实目标是赶超苏联。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毛指出，有人说我们13年抵苏联40年，很好，应当如此，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
1958年4月 15日，毛主席宣布：我国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表面上谈的是赶超英美，实际上的目标是要超过苏联。
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把眼光盯住了莫斯科。他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毛泽东还兴奋地说，林彪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
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同一天，毛泽东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
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6月23日，毛泽东在一次军队干部座谈会上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8 月 23 日，赫鲁晓夫一行离开中国不久，中共突然采取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并引起美国的干预，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这件事触怒莫斯科，并使赫鲁晓夫感到无法容忍的原因大概有四个方面，
第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赫鲁晓夫为此十分恼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还抱怨说，作为盟友，苏联不知道中国明天会做什么。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
第二，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
第三，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
第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当即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 P-12 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新式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 — 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哪里还像是苏联的盟国？
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11月，毛泽东在郑州一次会议上说道：苦战3年，再高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
苏联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态度：沉默
在中国推广人民公社化的半年内，对于“大跃进”，从当时苏联的社会层面的反应来看，基本上是热情支持的，报刊上也是一片赞扬声。对于人民公社，苏联一些基层干部开始表现极大兴趣，而上层领导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对它不称赞，也不批评。
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对外谈论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据波兰的档案记录，那一天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不过，这个内部谈话当时并不为人知。
不久以后，西方传闻，苏联领导人私下发表了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尽管后来苏联报刊驳斥说，这是汉弗莱在造谣，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
对此，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在二十一大的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中国的公社问题，是为了给苏联的干部“打预防针”，免得对中国“盲目效仿”，而给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赫鲁晓夫还提到，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访问中国后，保加利亚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并且出现了把集体农庄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的迹象。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出面制止这种荒谬事情的发生。
就赫鲁晓夫的个性而言，大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据当时在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回忆，那时在莫斯科留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赫鲁晓夫听到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半年之后，赫鲁晓夫终于还是公开谈出了对人民公社的看法。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回忆并检讨了苏联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与二十一的报告相比，这个讲话也没有提到中国，而且措辞更为缓和，本不该引起什么强烈反应。
但波兰报纸在发表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而《真理报》却在7月21日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而且选择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机。那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为彭德怀的万言书发火，这个讲话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
插曲：
“本来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纠正在大跃进中所出现的“左”的错误。毛主席采取的方法是让全党都冷静下来，通过认真的看书、学习和讨论，来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所以一开始，毛主席把这次庐山会议叫做开“神仙会”。毛主席自己就带头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而且还开了个书单给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起来学习，以引导全党一起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就是在这个时候，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一通发言，就把那些对大跃进有意见的人都汇集起来了。彭德怀当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是很高的。虽然他不是政治局常委，但因为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使他的威望一下子升得很高。他在开庐山会议之前去苏联和东欧访问，赫鲁晓夫就把他称作是“国际英雄”，并且用接待元首的礼仪破格接待了他。可能当时在党内，除了毛主席，其他的人没有一个是在他的眼里的。而那个时候，毛主席已宣布退居二线，刘少奇刚当上国家主席不久。彭德怀又是主持军队工作的人。而且取代了粟裕当了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又是和他从“平江起义”开始就在一起的，关系特别好。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的表现就显得更加微妙了。后来毛主席中央常委会上当着面对彭德怀说，有很多同志担心，我死了以后，没有人能管得住你。这句话确是实话，并非虚言。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中苏之间关系出现的变化。在庐山会议召开前，赫鲁晓夫贸然向中国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核潜艇基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抵制，使得赫鲁晓夫对毛主席大为不满。而彭德怀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却是很暧昧的。彭德怀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把解放军的服装一律改为了苏式的军服。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直是采取敌视和攻击的态度。但他对彭德怀却是大加赞扬，就是在举行庐山会议的期间，赫鲁晓夫正在美国访问，他在美国发表的演讲中也公开地赞杨了彭德怀。而就在彭德怀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刚回来，苏联就宣布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弾样品，和停止在核领域与中国的合作。这显然是一种向中共施加压力的表示。此外与彭德怀一起去访问苏联的同志向毛主席反映，在访问期间，苏联曾撇开中方的翻译，而与彭德怀单独进行了会谈。这明显是不正常的。
庐山会议期间还有一件陈毅汇报的事。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期间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去见陈毅，并要求与他个别谈话，陈毅就把秘书都叫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司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一听，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苏共领导人是一直想分化中共上层，想支持反对派把毛主席搞掉的。后来贺龙访苏时，也企图策反贺龙，说他们一个元帅就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可以把毛主席搞掉。贺龙当场发脾气，并报告总理。总理立即向苏方提出抗议，不再出席会议，回国了。彭德怀后来被指责为“里通外国”，应该是事出有因的。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说，别的人都可以平反，就是彭德怀不能平反，因为彭德怀“里通外国”。(《戚本禹回忆录》第十章 我所所知道的庐山会议的若干情况)
说明：戚本禹回忆录2016年在香港出版发行，他所提供的两个材料目前未见其他历史学家论述。沈志华的材料主要是苏联档案，要么是他材料中没有，要么是他选择性处理；当然，也有可能是戚本禹说谎。但是目前在档案没有解密的情况下，无法判断，不过个人觉得戚没有说谎的必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决定向赫鲁晓夫宣战。
毛泽东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怒气未消，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
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
就在这时，7月28日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因此，毛主席组织从理论上对苏共发起进攻。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第三次来华访问，双方领导人会谈时发生了严重争吵。苏联人感到，对中共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批评。赫鲁晓夫气愤地说：“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
尽管争论主要是围绕对外政策进行的，但毛泽东头脑中考虑的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以至10月4日在东郊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时，毛泽东仍然大讲特讲“大跃进”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人民群众如何创造了“人民公社”，与苏联历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国的人民公社有哪些优越性等等。
尽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认识到中苏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两国的同盟至关重要，但又同时又都认为对方的错误是必须改正的。于是，1959年10月以后，中苏双方都开始宣传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
1960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言论及其随后对印度的访问，使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正在追求与西方达成妥协，并将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问题只是爆发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将如何点燃。
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毛泽东心中的目标是要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树立一面赶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旗帜，是要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率和榜样。
第三阶段：1960—1964年，双方就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在莫斯科看来，北京这次发动的理论攻击是向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于是，出现了苏共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的场面。在理论上无法压服中共后，赫鲁晓夫不顾众人反对，决定从经济上给中共施压。
7月16日，苏联政府宣布限期撤退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也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
1963～1964年，双方通过报纸和电台开展的公开性政治大论战。前期属于内部讨论和争执，目的在于说服对方承认错误并留在阵营内。
1962 年末，中共在内部将与苏共的分歧确定为敌我矛盾后，双方开始了指名道姓的政治大论战，目的在于击败对方并将其排除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中苏两党关系先行破裂。
与此同时，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对外防御战略，苏联成为除美国之外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个假想敌，莫斯科则在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僵持时把中国视为觊觎苏联领土的扩张主义者。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命运至此已经无可挽回。
沈志华认为从本质上讲，1960～1964 年中苏之间进行的是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自身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中正统地位的斗争。
第四阶段，1965～1969 年，中苏关系从两党分手走向两国交恶，中苏同盟彻底破裂。
1965 年 3 月中共拒绝参加莫斯科会议，标志着中苏同盟公开瓦解，国际共运正式分裂。毛泽东未能取得对苏联创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权，甚至难以在其中立足，便决定“另起炉灶”，重新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队伍。
此后，随着边界问题的愈益被政治化，领土纠纷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因素，介入到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之中，中苏国家关系日益恶化，双方均视对方为敌对国家。最后，1969 年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使。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