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屋的说说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认同我，谢谢各位。
优酷
以下是原回答:
我强烈推荐姜文拍摄的 鬼子来了。这真的是一部极好的电影，非常非常有内涵，优酷里有资源，可以看。以下是影评。不喜勿喷。
这部电影开头是马大三和他的情人正在干羞羞的事，然后就有人来敲门， 于是出现的下面的对话。 “谁呀？”“我！” “我”是谁呢？
这个“我”影片中并没有告诉我们是谁，但有个细节，
驳壳枪，暗指xxx。这一举动并没有我们原本意义上军民一家亲的概念，不符合我国的影片对历史的态度。
接着马大三就聚集了村民，商讨办法，是不是把那两人交给日本子，马大三不停的添油加醋，那伙子人说只要他的命，他却和村里人说他们会要全村人的命 ，大家还是决定听马大三的话，反正过几天人来了就把人带走了。
日本兵凶残，暴戾。但被囚禁的花屋小三郎却在求饶。马大三和村民也觉得“我”不会来了，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好多天了。他们决定杀了这两人。马大三准备动手。可他下不去手，把人藏在山上，他瞒着村民，可是几个细节又能看出村民的善良和可恶
终于马大三忍不住了，说出事实的真相
于是他们又决定请刘爷出手杀人，刘爷外号刘一刀，近代史上最后一个刽子手，就是午时问斩的砍头官。
但刘爷听说杀日本人，说了这两句话
他的意思就是要谦让，实际就是怕。但还是被说服了，他去杀日本人，但号称刘一刀的他，一刀并没有杀死日本人，这时笑点就出现了。
暗讽中国人杀中国人，厉害地很。要杀日本人，一个个都不敢了。
这时村民们也不想杀花屋小三郎了，准备用他和日本人谈条件花屋也想活下来，十分配合。
村民们决定以命换粮。而花屋也像变了一个人，只想求生。可是他到了日本军营
回归集体的花屋很快又变成了残暴的日本兵。结局是这部影片最最最精彩的一部分，我就不把见解写下来了，毕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部电影被世界评价为中国最好的一部电影。
以下是姜文对这部电影的一些看法日本以前一直在人数上等等和中国争执。现在他们换了，直接在法律上寻找依据。当年东京审判是移植纽伦堡审判的。有日本所谓的专家就说，这两者不能移植。我们谈的焦点是破坏和平罪，反人道罪。什么是破坏和平罪？就是侵略主权国家。什么是反人道罪？就是屠杀平民。所以日本人要给南京大屠杀翻案，就是要抹杀证据。我对我们现在的一些提法有些疑惑，比如说“七七事变”，为什么抗日战争要从芦沟桥开始。那是北京南郊，日本人怎么跑那开战来了？“事变”是日军愿意用的字眼。因为它可以说这不是一场战争。他们会说，那是个事变。日本人在用法律上的漏洞为自己摆脱罪名。他们说“南京大屠杀”不是杀平民，那是战斗减员，以死三十个日本人杀三千个中国人的比例战斗减员，杀的那么多人不是平民，是军人。是军人与军人间的死亡。荒谬！但日本给现在的青年人灌输的就是这种思维。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电影作品现在成为了日本人所谓的“证据”。比如说有个片子，有个喊“平安无事喽”的人，后来给游击队报信说鬼子来了，日本人说这个人不是平民，是个间谍，杀他不算杀平民。还有的电影里说“一百多鬼子，两百多伪军”，那就说不清楚了，有多少人是伪军杀的，没法算。我们说的“全民皆兵”是个理想，所以我不想拍一个给日本鬼子送刀柄的作品（掌声），我拍了《鬼子来了》（掌声）。我记我老家那有个村子在大年三十给日本人全杀了，给我印象特别深，所以我一定要拍一个纯粹反应平民的片子。但很遗憾，中日双方对此片的意见都是：这个村子不能全是平民！！！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日本人的阅读量很大，他们在不停地吸收。我推荐给大家几本书，一本是《菊花和刀》、一本是《日本与日本人》、一本是《“大东亚战争”总结》。同一年，姜文参加阿忆主持的《谁在说》节目时，提到：我们去留学，是为了自己发财，还是为了了解世界？有没有人背着包，是为了了解那个地方，然后把它写出来？有一个西方人叫“小泉巴玉”。他是美国长大的，父母是希腊人和英国人。他41岁才到日本，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叫“小泉智子”，自己也改名儿叫“小泉巴玉”。他也很认真地研究了日本。我们也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人去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否则，我们大多数人对外国只能是道听途说。瞎传，传到最后，大家可能把假的都当真事儿了。如果我们永远活在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里，灾难一定会发生在我们头上，而是敌人头上。我为什么拍《鬼子来了》，跟我这种想法有很大关系。我做了很多调查，发现在知己知彼上，我们做得很差。而当时的很多日本师团长是中国通，完全知道你在想什么，有什么弱点。我觉得，如果小事情不注意，大事情上就会犯很大的错误。我们说日本人是“投降”，有什么“投降诏书”。但他们从来没说过投降，只是说“终战”，那叫《终战诏书》。大家可能在很多电影中听到过日本天皇宣读诏书，但实际上里边根本没有“投降”两个字。你说这是翻译问题，但我认为不是。那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投降，也愿意这样理解。但是问题是，日本不这么理解。“终战”无非是“停战”的意思，而投降和停战是两回事儿。他们从来没说过“我们投降了，我们错了”。相反，他们没说自己错，也没说投降，只是说美国人扔了两颗原子弹，生灵涂炭，日本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对不起为国捐躯的臣民和将士，日本人民也会惨遭灭绝，甚至全世界文明都会受到损害。他们是基于这种考虑才说，我不打了。这些资料不是说找不到，图书馆就能查到，原文的和中文的都有。但40多年来，我们一直以为是日本投降。我觉得，我们尊重真实性。知道了真实性，才能知道我们该怎么对它。
在其他的采访中，姜文更加详尽地阐述了拍《鬼子来了》的原因：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日本军队很愿意拿武士道说事儿，不但是为了激励士气，也为了吓倒敌对国。直到今天，前辈也好，我们自己也好，一提起武士道就以为日本人全是“不成功便人成仁”，动不动就切腹。这恰恰是中了毒。日本人希望一代一代你都这么认为，因为这可以让你害怕。其实日本兵投降的人也很多，不是所有人都敢真正切腹。你到敬国神社看看，剖腹自杀的人没有你想象的多——包括东条英机、岗村宁次、精卫首相——没有一个是“哐哐”就拿刀把自己肚子拉开的。最可笑的是东条，他把左前襟儿上画了个圈儿，拿枪去打。他干嘛要画在衣服上，画在肉上不行吗！画衣服上跟个破筒似地一蹭就歪了，子弹从胳肢窝穿过去。这不是做秀吗！他往嘴里开一枪不也是死定了吗！再说武士是不能拿枪的，得切腹，要得就是这股劲儿！看过《红灯记》吗？其实，东条的做法跟王连举一样，是自己给自己一枪，但并不想死。我们不要再中这个毒，大部分日本军人都做不到武士道。《鬼子来了》要破除这种毒素，打破偏见。在想象力上也比《阳光灿烂的日子》要好一点儿。但是，如果是你说的那种想象力，我觉得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负责的。如果我们是孩子的时候童心就被压没了，如果现在又去压没自己孩子的童心，等到他该运用想象力的时候，他已经全忘了。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我们经常弄不清现实和虚幻的界限。表现在生活中就是真话假话一块儿说，想象的和有证据的一块儿用。如果界限很清楚，什么话我是有证据的，什么话没证据，什么是假设，什么是真实，你反而会在想象中表现得更加自然和游刃有余。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最后给个赞呗，谢谢各位老板。
花屋優花地址:函館市日吉町3丁目44−6 可以在当地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