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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话说说前两句诗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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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话说说前两句诗的意思



大家好,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诗经中的怨刺诗进行解说。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把《诗经》的三百零五篇诗歌分为祭祀诗、周史诗、农事诗、燕飨诗、怨刺诗、战争徭役诗、婚姻爱情诗七个类别,明确提出了“怨刺诗”的概念。在这些分类中,祭祀、田猎、宴饮、征役等诗我们一看便知其主题内容,唯独怨刺诗不是依其主题来命名的。怨刺只是一种情感基调,怨刺情绪不仅蕴含在政治生活、战争徭役、情恋婚姻中,也广泛存在各种社会生活中,可以说,只要有矛盾,就会有怨刺情绪,就会有怨刺诗的产生。

关于怨刺诗的定义,孔颖达说:“怨与刺皆自下怨上之辞。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责其愆咎。大同小异耳。”《说文》心部:“怨,恚也。”“恚,怒也。”《毛传》解释《大雅·瞻昂》的“天何以刺”曰:“刺,责也。”同样的“刺”, 《魏风·萬屦》的“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这里的“刺”就有明显的讽刺之意了。《诗经》怨刺诗可以这样定义:一般把《诗经》中对时政、君侯、婚姻、战争等特定内容和对象进行讽谕和批判,内容含有强烈怨愤和不平的诗篇统称为怨刺诗。《毛诗序》将八十二篇“风”诗和四十九篇“雅”诗列为“刺诗”,接近《诗经》的一半;至今被公认为怨刺诗的也可以占到《诗经》的三分之一。关于怨刺诗产生的社会背景,《毛诗序》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书·礼乐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历史也的确是这样,周王朝东迁之后,周室开始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社会动荡,人伦废弛。引起士大夫阶层严重的不满和忧虑,因而产生了许多忧国伤时与讽刺腐败的诗篇,也就是被后人称作“变风”“变雅”的怨刺诗。大多数学者认为,怨刺诗是《诗经》中的“变风”“变雅”的作品。“变雅”的作者多是上层统治者,而“变风”的作者多是下层劳动民众。

《诗经》的怨刺诗给读者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反映的思想深刻而敏锐,表现的情绪总体上哀怨而激愤。从众多怨刺诗的艺术特点来看,《诗经》中怨刺诗的表现手法高超而多样。《诗经》中政治怨刺诗影响了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创作,即使今天再读这些政治怨刺诗,仍然会被其艺术美所打动。大致来看,《诗经》中各种类别的怨刺诗都有着不同的特点:政治怨刺诗情绪怨怒而内容深刻;婚姻怨刺诗激愤中含有婉约;战争怨刺诗深沉而幽怨。从纯创作技巧的角度说,《诗经》创作多为传统约定俗成的套路,自然天成。

第一,“怨刺上政”的怨刺诗。政治怨刺诗与政治生活有关,诗歌内容的基调以怨怒为主,并直接指向现实政治生活,对时政、国君进行讽谏。怨恨统治者“不修其政”的政治怨刺诗在《诗经》中占了很大比重,此类怨刺诗有52首。这些诗主要针对政治黑暗腐败,统治者或统治残暴,或淫乱误国,由此带来的国运哀败,近小人,远贤者,人心向背,民生哀怨等种种问题。从这些诗所表达的内容、语气和方法上看,有些是出于贵族士人之手,像《民劳》《板》《荡》《桑柔》等都是这一类诗,有些出自中下层人士之手,如《伐檀》和《硕鼠》《毛诗序》云:“《伐檀》,刺贪也。”是批判某些人“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此类怨刺诗数量较多,作者在抒发情怀的时候,因为身份地位的不同,在诗中宣泄情绪的方式也有所差异,有的怨刺诗偏重于语气委婉,偏重于“刺”,有的怨刺诗怒气冲天,偏重于“怨”。 《小雅·正月》就是一首典型的政治怨刺诗。《诗序》说“大夫刺幽王也。”正是周幽王荒淫,重用奸佞,终使朝政昏乱,导致国家走上了覆亡之道。面对即将崩溃的西周王朝,作为正直而清醒的士大夫,对此感慨万千,用诗歌倾诉心中的忧愤与不平。相比之下,《相鼠》则是一首严厅的斥责诗。诗歌斥责了剥削阶级偷食苟得,贪婪无耻。《相鼠》在每章中,巧妙地分别运用顶真句,即第一章的“人而无仪”,第二章的“人而无止”,第三章的“人而无礼”。由这种蝉联直下、环环相扣的句式造成一种一气呵成的气势, 更增强了全诗的战斗力和感染力。应该说,《相鼠》中的“怨”是十分强烈的;同时,“刺”的力度也很强,着实是一首有深刻表现力,且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相当完美的诗篇。

国君及士大夫的举一动都关系国作,从当时人们的视角来看,国君特别是土大夫的淫乱行为不属于正常婚姻范畴,而是一种“乱”和“淫”,是违反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的,所以,把讽刺国君及士大夫淫乱行为的怨刺诗列人政治类怨刺诗。《鹑之奔奔》是《郦风》的第五篇,这是国民讽刺贵族淫乱的诗。对于该诗,虽然不同学者存在不同看法。但仅就诗歌本身所展示的形象分析,本诗还是具有明显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毛诗序》认为,此诗是讽刺公子颂与卫宣姜通奸乱伦。此种说法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鹑之奔奔》共两章,每章四句,共16个字。两章实际上只有一字“兄”与“君”不同。“鹑之奔奔,鹊之蛋哥。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鹑”,即鹌鹑;鹊,即喜鹊。奔奔、薑哥,《毛传》言“居有常区,飞则相随之貌”。是说这两种鸟平时相处有固定的配偶。这里诗人采用类而兴的艺术手法揭示诗的主旨,讽刺一些人(君主)的荒淫无耻和乱伦现象。用两种对爱情忠贞的鸟来反喻贵族男女的姘居淫乱,连禽鸟都不如。形象生动,讽刺有力,指责无情,直抒胸臆。“人之无良,我以为兄(君)”诗中的“兄”(君),似乎很难指为某一具体历史人物,故不妨认为泛指贵族、国君。“无良”就是没道德,即无耻之徒。这是诗人真情的流露,诗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几乎是指着对方鼻子破口大骂,也不管是不是兄长和国君了。同样,《墙有茨》与《新台》等也是怨刺贵族淫乱的诗篇。如果说《新台》是记录了卫国百姓的怨骂,《墙有茨》在情绪上则显得委婉深沉,舒缓含蓄。《墙有茨》分三章,均以“墙有茨”发端起兴,同时兼有比义。茨者,蒺藜之草,墙上设茨,即喻统治者为遮内丑不使外扬之意。故诗中反复吟咏,“不可扫”“不可襄”“不可束”,在这反复之中,诗意由之层层递进。该诗很是含蓄,说是“疾之不可道也”。然而正是这“不可道也”,诗篇将卫国百姓对上层统治者糜烂腐化、荒淫无耻的蔑视尽泄于字里行间,将宫闱深处见不得人的污秽之事于“不可道”之中巧妙地“尽道之矣”。

第二,征成类怨刺诗。在《诗经》中,有关征战、戍边、行役的诗近二十首,这类诗可以说是开后代边塞诗的先河。征成诗的出现,可以说是西周到春秋时期战乱频仍的产物。征戍类怨刺诗有两类,一类 是反映异族侵略给百姓造成灾难的怨刺诗,另一类是厌战思归的怨刺诗。针对异族侵略的怨刺诗。西周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阶段。从表面上来看,周朝打败了商朝,统一了黄河流域;然而,在以西周国都镐(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为中心的疆域之外,仍然与分布在今山东和淮河流城的东夷等少数民族部落发生些摩擦。在南边,西周和楚也经常发生冲突,而最严重的要算分布在北面和西北面的一些游牧部落,其中最强大的是“鬼方”和“獗狁”。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为华夏,和他们相毗邻的或是错杂居住的则被称为戎狄、蛮夷。华夏各国之间除了不间断的争霸战争外,经常发生与周边民族的战争。烽火燃起便是男子上阵之时,民众备受兵役之苦。国家征召男丁编人部队作战是因为外族的人侵,不得已而为之。普通民众和应征士兵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把怨恨的矛头对准侵略的异族。在《诗经》中,对异族战争的怨刺诗基本含在征戍诗中。此类的篇目有《小雅·六月》《小雅·出车》等。《小雅·采薇》就是一首描写成卒生活、怨恨外敌人侵的诗。《汉书·匈奴传》云:“(周)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和《击鼓》不一样,《击鼓》是怨恨本族统治者无休止的征战,《采薇》则是对异族侵略的仇怨。《采薇》用士兵的口吻,写其在战后归家的途中,追述戍边作战的苦况及思乡之情,再现了从军生活的辛苦和悲伤,多层次地表现了行役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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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桃代指佳人,绿柳代指公子。佳人懒懒的倚靠在绯红色的朱门上,公子扶着车辕温润如玉,很不留情面的话语断绝了小姐对我的念想,对不起啊,不是小姐不好,只是小姐并非在下的意中人。自想,指点,莫批。

诗的第一、二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前里江陵一日还”,意思说早晨才辞别了五彩云霞映照中的白帝城,一天时间就回到了千里之遥的江陵,白帝城在山上,地势高峻,从江上回望白帝城,犹如在彩云之间千里是举整数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