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的名义的说说
众口难调，不喜欢很正常，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大众喜欢的有时候自己还很反感。
人民的名义说说
作为一个“有幸”参加过地方政府那些个正处副局的聚会的人，我深深赞同这部剧。
赞同这部剧对于“官场政治规矩”刻画之深，刻画之强。也赞同这部剧，对于“改开”以来，现在这批居于党国各个部门要津的官吏们的奋斗史的刻画之深，刻画之强。
官场政治规矩，相当于是官场社会的道德。用《建国大业》里头载的孔令侃的话来说，就是“上海滩里里外外做了多少年了，来了一个督导专员就变天了？”
引用@董乔的回答：
然后，我想说说台词中的各种称呼问题，这个很有意思。关于称呼问题，59年中央有个规范文件，但是那是很早的事情了，之后各级地方党委也都出台过一些关于称呼的要求，其实并没有特别明确。而这部戏则是给出了一个范本一样的称呼模式： 1、称呼“同志”，这是毛泽东在50年代就要求全党的，所以在政府中互相称呼同志是基本原则。 2、对于上级称呼姓或姓名加职务称呼这是最标准的，例如，剧中反贪局局长称呼检察长为季检察长。 3、对于平级称呼**同志，但是这里也要注意平级当中的实际地位（是否是常委）与排名先后问题，例如李达康是市委书记，同时是省委常委，为副省级干部，而省检察长也是副省级干部，但是并非省委常委，于是李称呼季为昌明同志，而季称呼李为达康书记。而对于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来说，他跟李都是省委常委，但是其排名要在李之前，所以李称呼高为育良书记。 作者：董乔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208041/answer/154389494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像这种称呼，就是政治规矩。违反政治规矩，轻的那叫“不懂事”，重的那叫“自己搞自己那一套”，可是无论轻还是重，这就是相当于给自己的政治生命加上了一个包袱。
第一集中，季检察长在抓人之前一定要汇报给书记。第五集中，出了工人对抗拆迁的大事，高育良打电话，要求祁同伟赶快赶往京州市处理，祁同伟的思虑。这些都是受制于政治规矩的考虑。（什么人可以参加什么会议，什么人可以在会议上发表看法；要抓谁，不抓谁，怎么抓；经谁批准，由谁指挥；地方牵头还是中央直接来）
这样写实的场面，还有官商结交时候的规矩。比如丁义珍和一群人吃饭，商人的巴结，官方的“接待”，还有那个适时适地出现的黄色笑话，在我面前不仅仅是只有这小说，这电视剧而已，而是我参加过的很多次“应酬”也在我的面前了。
看到这里，从一个有经历的我来说，这部剧写实程度之大，写实深度之深，入木三分。
第二部分令我感触的是，这些身居党国要津的官员的发家史。
陈海，其父亲是陈岩石，原检察院检察长，是一个老革命。其老师是高育良，原某政法大学的政法系主任，现任是汉东省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原写作省委书记，谢谢评论指正）。
李达康，其现居京州市市委书记，是原省委书记的下属，其妻欧阳菁，是京州市城市银行的副行长。
祁同伟的岳父，是原省政法委书记。而他自己又是是高育良的学生。
陆亦可，现为某市反贪局侦察大队一处处长，其母亲是一位法官。
……
以我所见，仅在我省的小市里头，“门生故吏，同窗发小，父子母女，夫妻翁婿”在整个政府体系里头运作，比比皆是。有亲缘友缘关系，意味着是有亲缘友缘面子，这个面子，小了说，是个安排，是个调动，中了说，是个项目，是笔资金，大了说，就是一条人命。
这些个“门生故吏，同窗发小，父子母女，夫妻翁婿”的关系，是从“改开”以来，政治人才选拔过程的演变中出现的，尤其是以当时政法大学师生和农村干部提拔为主要选择方式中出现的，（所以，侯勇饰演的巨贪小官说的“农民的儿子”，那不是虚写，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学生和农村干部提拔的写实）。
像这些官吏，看在他们老师/父亲/岳父/老领导等面子上，“勉为其难”给人家办事的，这个数目不是少，而是很多（这也是从严打以来，底层怕干事的主要因素）；而在“改开”洪流下被冲毁的基层社会，不仅把这种“办事”看成是帮助，看成是荣耀，而且还把“不办事”的看成是迂腐，看成是清高，看成是“不识时务”。
想要在这样环境中，当一个想干事又不“办事”的好官，却只能“清静无为”已经是好的了。“挡了别人财路”，却没有被别人通过设计“阴谋”，双规入狱，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人生赢家”。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不会忘记初心，也不是所有人能够守住自己。就算是依照某乎最流行的利己主义来看，帮那些求着“办事”的人，在“合理范围”内帮衬一下，拿点“朋友之礼”，难道也不应该？“改开”初期，大家都没钱的时候，吃得饱饭的人，想的是让以后自己孩子也吃饱饭；到了后来，大家一部分人有钱的时候，吃的好饭的人，想的是让以后自己一家都能吃好饭。不管是在这些要津上的“老狐狸”们，还是望着这些“狐狸”的“花猫”们，都觉着“难道这个理错了吗？”
于是，以前的行业规矩，还是以后的行业规矩，这就是蔡成功们、高小琴们屡屡能在丁义珍们，胡玉贵们身上得手的重要原因。
当然，舍去这个，还有祁同伟们关心的“副省长的位置”，李达康们关心的“市里的GDP”。“高位”和“GDP”,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政绩”。
从千禧年以来，国家大动向是说“稳定压倒一切”，是要“一心一意谋发展”，于是，政绩（GDP）就是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丁义珍外逃的时候，李达康回到京州市，想到的不仅仅是丁义珍的腐败问题，想到的更加是京州市的投资商们逃走不逃走的问题。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往大了说，往脸面上说，那叫关系人生群众的生活。往小了说，往实际上讲，那叫关于个人能力和政治前途。
这种政治前途，是很多富有干劲的“老干部”们向往的，尤其是“改开”以后上来的这批人以及这批人所提拔起来的人。他们身居要津，看下属，不是看过程，而是看结果（形势变了以后，也开始注重过程了），不是看计划，而是看财务报表。为什么？潜移默化形成的政治规矩，就是除了GDP，什么都是虚的。你干再对底层人民的胃口，没有GDP，那么对不起，这叫“虚誉”。
当然，说了这么多，以码农无产阶级为代表的阿乎国人，大约是体会不到这些东西，也不想体会这些东西。我也就说这些说到这里。我接下来想说一说本剧所展现的“反腐”。
从开始赵处长的反腐，到后来丁义珍的反腐，展现的不仅仅是些许理想化的反腐过程，而恰恰把怎么腐败的方式展现了出来。
侯勇饰演的赵处，前任就是倒在了贪腐上，按照一般的政治逻辑，上去的人基本是“不敢腐不想腐”，可是他还是腐败了。为什么？只不过一次应酬的机会，让丁义珍硬生生的把银行卡送到了他的手里。——你不想腐，那就阴谋诡计设计你，让你腐败。你不敢腐，那就柳暗花明罗织你，逼你腐败。
李达康的妻子欧阳菁，是城市银行的副行长，丁义珍从她那“拿钱走账”；陆毅饰演的猴子，发小蔡成功来求他办事的时候，先拿着烟酒，美其名曰土特产，送给他；猴子收下一瓶酒，推掉其他的之后，蔡成功瞄上了猴子的儿子，下次登门拜访，拿着溜溜球和游戏机（谢评论区指正）给了小猴子（侯浩然）。——你丈夫不会腐，那就联系你夫人；你大人不能腐，那就叮上小孩子。
总之，在传统的“人情社会”里头，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中，总能被有心人以有心的方式“成功搞一波”公器私用（比如，赵东来手下的警车，轻易被“借”出去载假警察们）。
中下层的政商生态，在这部剧里头，写的是淋漓尽致。
当然，除去这些，还有展现的“工人们”自发的对抗那一场戏，也很值得展开。但是这场戏深究下去，已经牵涉到了和贪腐“没什么关系”的“国改私”，我也就说道这里为止了。
二更：
因阿乎宣传部要求，删去千字
从本剧对老同志陈岩石形象的刻画来说，这个形象从细节上禁不起推敲，但是对照于现实经历，我可以说，老同志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是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未必都如剧中刻画的陈岩石的形象一样，那么的大公无私，但是在对于党国方针大政的建言献策中，还有一定的作用。
本剧里头，陈岩石的身份是很特殊的，他是原先服装厂“国改私”的负责人，在这个服装厂里头算得上“老领袖”，政治关系又决定了他可以帮着服装厂工人说说话。省委扩大，扩大到他一个人，不仅仅是因为他在这种矛盾中有特殊的作用，而更加是针对于他对汉东省京州市官场生态的了解。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大抵如此。
令人注意的是，本剧也展现了不少政府对于“舆论领地”的，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应对措施。答主曾经在一次讲座中询问过一个大报的创报人（该先生也曾供职于某省宣传系统，已退休），关于重大的社会事件，报纸（媒体）如何保证公众知情权和防止舆论骚动引起的社会动荡两者的合理配比。他的回答很清楚，报纸（媒体）都有内参途径，首先内参上报，而后经由相关方面，适时适地的引导发布。但是这是传统的媒体，现在网络媒体的即时性极快，这种及时，逼得政府在面对“谣言信息”的处理和真实信息的引导中，要有加快措施。单从效果角度去看，这些手段无论在剧中，还是在现实中，都有不足。这些不足，有先天原因，就是“不信任”。老夫子说过，“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些“信不立”如何消除，也是另外一个话题，不展开。
（说明，此答案不定期更新，答主因注意分寸，不会过线，但是如果有谁天然因为自己的立场不相信的话，那么无须在本答案评论区留言。因为世界上很多事，由不得你信或不信，他就在那里，不随你的态度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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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爱你的人什么都不在乎，只在乎怕失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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