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的说说
《隔膜》作为叶圣陶的早期作品迥异于其后期的创作。众所周知，作为“文学研究会”的缔造者之一，叶圣陶的小说带有浓厚的“为人生”色彩，试看他的几部名篇《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多收了三五斗》、《饭》等，均体现了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和文研会的其他成员如鲁迅、沈雁冰、王统照等人一样，叶圣陶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作来，极切地关注着社会问题，当仁不让地汇入早期“社会问题小说”的创作队伍中，并成为“其中成熟最快且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隔膜》之于叶圣陶正如《野草》之于鲁迅，它们都是“独语体”的，越过社会，越过众人，也越过自己显而易见的风格，退回到隐秘的内心深处，不求反响，不求共鸣，不求为人所知。他们只是要单纯地记录那些困扰自己纠缠不清的思绪，让它从笔端滴落留驻纸上，作为曾经有过的记忆。
阅读《隔膜》，除却那稍稍带有时代特征的“蓄音片”、“令郎”、“作揖”等语词外，我们看不出它所叙述的情境离我们的遥远。相反，拨开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烟云，我们似乎能够轻易走入作家的心底，轻车熟路地洞悉其心境以及他所要表达的情感，我们与他之间的同感并未因为创作时代的久远而消弥。因为那种相似的感同身受的苦恼与迷茫同样曾纠缠过我们每一个人。《隔膜》的感觉与我们是相通的，这便是它历经八十多年仍能打动读者的深层原因。文章不长，几乎完全是叙述者一人的讲叙，只在大体的环境概括中，简单勾勒了三个场面，以承托起短篇小说的框架。至于具体的情节波澜则并未展开，没有起承转合，没有旁枝末节，作者
一开场的自述已奠定了整个文章的基调和主题。所以，这是一篇不太象小说的小说，若归入散文亦无不可。因为如果大致抽空或置换文中的三个场面，抽空所涉及到的人物和对话，文章的主题和基调丝毫不会受到影响，依然成立，只是那样它将成为名符其实的散文，与小说这一体裁的相隔也就太远了。这样古怪的小说，不仅在二十年代，即便整个现代文学的长河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作者截取的三个场景分别是“相逢”——亲戚的书斋、“饮宴”——朋友的餐室、“闲聚”——众人喧闹的茶馆，这便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网系中提取出了三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一是自己无法左右与选择的血缘关系，二是生活中接触较多可以互相照应的熟识关系，三是毫无瓜葛的陌路关系。三种关系一是天意给予的，二是自我选择的，三是难以称为关系的关系，它们几乎可以涵纳世上的一切交往，虽然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与浓淡程度，不能绝对得同日而语，但它们给予叙述者的感觉却异常雷同、如出一辄，那就是——隔膜。相逢如何，不过是说意料之中你应我答的话，客套的寒喧的程式化的但又不能省略的话，找一些掩饰尴尬填补沉默的无关紧要的问题，但说者只顾说了，似是尽了义务卸去责任，于是并不专心听答者的应对，对其几乎充耳不闻，答者也便跟着淡漠无味。交流在尴尬中阻塞了，象中间被筑起堤坝的小河，浪花只在自己小小的范畴中盘旋。饮宴又如何呢？与不相熟的人举杯叙情，即便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却只是言不由衷的应酬而已，依是各怀了各的心，虚情假意一番。人头攒动吵嚷热闹的公共场合里，互相问好高声谈论，似是交情笃深一拍即合，却又毫在意对方，少了谁也不会被发现，多了谁也不会有人惊喜，大家都在热烈的无聊着。三个场景概括要约了无所不在的隔膜，无所不在的寂寞，委实让人难以承受。
《隔膜》写了人的荒诞处境，写了人日常的一种孤立无援的存在方式，隔膜也是人无法摆脱的一种无奈境遇。尽管身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却互不了解，互不关心，互不在乎，互无意义，他人在自己眼中如同自己在他人眼中一样，仅沦为一个无足轻重单调而空洞的行动符号，人是这样群居而又孤独无助与自身绝缘的动物。这种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天涯的疏离是令人恐惧的，人活着非旦要面对扑面而来的困扰艰辛还要逃避与类群的接触，岂不是一种绝境中的绝境，挣扎中的挣扎？
隔膜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墙壁，人们竞相筑起的用于自我防卫的墙壁又成为难以跨越的隔膜。人成为彼此在世间的障碍物、累赘、或危险品。人人设防、人人自危，在保持距离互相隐瞒这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默契，自觉自愿地加深拉长着原有的鸿沟。
《隔膜》中的叙述者烦恼于那些无聊无谓的交往应付，烦恼于那些“蓄音片”式的对话交流，也烦恼于欲摆脱而不能的窘然处境，在与亲戚的叙旧中，“我如漂流在无人的孤岛，我如坠入于寂寞的永劫，那种孤凄彷徨的感觉，超于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相细胞，使我神思昏乱，对于一切都疏远，淡漠。”在作客友人家中，“我想他们各有各的心，为什么深深地掩饰着，专门用蓄音片说话？这个不可解。”“我没有别的盼望，只盼时间开快步，赶快过了这两点钟。”在人群川流不息的茶馆，“我欲探求他们每天聚集在这里的缘故，竟不可得。他们欲会见某某么？不是，因为我没见两个人在那里倾心地谈话。他们欲讨论某个问题么？不是，因为我听他们的谈话，不必辨个是非，不要什么解答，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这是无可穿透的心与心的隔膜。人们象一个个刺猬，本欲在冬日里相互偎依取暖，然而彼此倒立起来的刺又使它们难以接近，于是只能处于一种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下，欲达不达模棱两可地延宕着，枯燥无味的心绪永不得改变。
在个人与他人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想把他人当作对象，当作客体，同时又想摆脱自己成为他人的对象，使人感到压抑的地位，于是人们不得不处在紧张乃至冲突的关系之中。“他人是我的地狱，”我们每个人都在别人的目光下苟活，处于从属于他人的境况之中。这就是《隔膜》想要表现的深层含义。
作为二十年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个宗旨是以文学干预生活的知识分子，叶圣陶的《隔膜》是一次意外的收获。这里没有恼人的社会问题，没有底层小人物的悲哀，没有抨击批判滴血为墨的铿锵力度，但是却是绵里抽丝的缓慢而持久的钝痛，它不是为表现什么，不是为教化何人，只是单纯地记录了自我感觉，这是作家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所成就的，以它原生态的极强生命力感动了读者。通过文本，我们理解了八十年前的作者，理解了八十年前那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空虚和痛彻骨髓的孤寂，我们不自觉得为它颤栗。也许，在喧哗里落寞，在孤寂中陶然是人类永远无法自解的一个谜语吧！
叶圣陶 （1894～1988） 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原名绍钧，字圣陶，江苏苏州人。是继鲁迅之后,新文学运动初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914年开始发表了10余篇文言小说，1919年加入新潮社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叶圣陶从1921年起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中学和大学任教。1923年起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曾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主编过《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等多种重要刊物，发现、培养和举荐过巴金、丁玲、戴望舒等作家。他还出版不少诗集、评论集和论著，编辑过几十种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致力于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叶圣陶其文：
（一）创作经历
1、他在20年代陆续出版了《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等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倪焕之》。他的出版于1922年3月的《隔膜》,是新文学史上第二个短篇小说集（第一个是郁达夫的《沉沦》）早期小说大多描写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代表作品如《潘先生在难中》等；后转向摄取与时代斗争有关的重大题材，如《夜》、《倪焕之》等，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他的小说呈现出朴实冷隽的艺术格调。从1925年到二十年代末,叶圣陶的创作取得了全面的丰收。叶圣陶本时期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特色。最显著的,就是以饱满浓郁的政治热情,迅速直接地描绘革命斗争的壮烈图景,歌颂群众运动的宏伟场面。这就使他本时期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战斗精神被茅盾誉为“杠鼎”之作的《倪焕之》是新文学史上优秀的革命现实主义长篇名著。
“九·一八”事变之后，积极参加爱国抗日活动，发表了《多收了三五斗》等著名的短篇小说，技巧日臻圆熟。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到四川工作和生活，写作以散文和文艺评论为主。主要散文集有《脚步集》、《未厌居习作》，《西川集》，《小记十篇》等。他的散文感情朴实，意趣隽永，语言洁净，大多具有厚实的社会内容。《藕与莼菜》、《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牵牛花》、《春联儿》等是他散文中各具特色的名篇。
2、叶圣陶还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童话集《稻草人》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但有时气氛显得低沉和悲哀，稍后的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着重表现人民群众团结抗暴的集体力量。他的童话构思新颖独特，描写细腻逼真，富于现实内容。鲁迅说，叶圣陶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表·译者的话》）。
（二）创作主题及其风格
1、圣陶谈到他作小说的态度，常喜欢说：我只是如实地写。这是作者的自白，我们应该相信。但他初期的创作，在“如实地”取材与描写之外，确还有些别的，我们称为理想，这种理想有相当的一致，不能逃过细心的读者的眼目。后来经历渐渐多了，思想渐渐结实了，手法也渐渐老练了，这才有真个“如实地写”的作品。仿佛有人说过，法国的写实主义到俄国就变了味，这就是加进了理想的色彩。假使这句话不错，圣陶初期的作风可以说是近于俄国的，而后期可以说是近于法国的。因为是“如实地写”，所以是客观的。他的小说取材于自己及家庭的极少，又不大用第一身，笔锋也不常带情感。但他有他的理想，在人物的对话及作者关于人物或事件的解释里，往往出现，特别在初期的作品中。爱与自由的理想是他初期小说的两块基石。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开始时的思潮；但他能用艺术表现，便较一般人为深入。
2、自由的一面是解放，还有一面是尊重个性。圣陶特别着眼在妇女与儿童身上。他写出被压迫的妇女，如农妇，童养媳，歌女，妓女等的悲哀；《隔膜》第一篇《一生》便是写一个农妇的。对于中等家庭的主妇的服从与苦辛，他也有哀矜之意。《春游》（《隔膜》中）里已透露出一些反抗的消息；《两封回信》里说得更是明白：女子不是“笼子里的画眉，花盆里的蕙兰”，也不是“超人”；她“只是和一切人类平等的一个‘人’”。他后来在《未厌集》里还有两篇小说（《遗腹子》，《小妹妹》），写重男轻女的传统对于女子压迫的力量。圣陶做过多年小学教师，他最懂得儿童，也最关心儿童。他以为儿童不是供我们游戏和消遣的，也不是给我们防老的，他们应有他们自己的地位。他们有他们的权利与生活，我们不应嫌恶他们，也不应将他们当作我们的具体而微看。《啼声》（《火灾》中）是用了一个女婴口吻的激烈的抗议；在圣陶的作品中，这是一篇仅见的激昂的文字。他憧憬着“艺术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是自由的，发展个性的；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却都被揿在些一定的模型或方式里。圣陶极厌恶这些模型或方式；在这些方式之下，他“只觉一个虚幻的自己包围在广大的虚幻里”（见《隔膜》中《不快之感》）。
3、圣陶小说的另一面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圣陶后期作品（大概可以说从《线下》后半部起）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便是写实主义手法的完成。圣陶的生活与时代都在变动着，他的眼从村镇转到城市，从儿童与女人转到战争与革命的侧面的一些事件了圣陶写作最快，但决非不经心；他在《倪焕之》的《自记》里说：“斟酌字句的癖习越来越深”，我们可以知道他平日的态度。他最擅长的是结尾，他的作品的结尾，几乎没有一篇不波俏的。他自己曾戏以此自诩；钱杏邨先生也说他的小说，“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尽之感。”
4、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叶圣陶是发起人之一,后来又成为其骨干成员和创作上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强调文学必须反映人生,关心民众疾苦，同情被压迫损害者；他的创作集中地、充分地体现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血与泪” 的文学宗旨。叶圣陶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对旧中国的教育界十分熟。在他写的近百个短篇中,与教育有关的占三分之二以上。这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构成了叶圣陶创作的独特领域――教育文学。叶圣陶教育文学的民主性,首先表现在他对封建教育有一个清醒、透彻的认识，对衰朽没落的旧教育进行了大胆的否定。叶圣陶教育文学的民主性，还表现在以栩栩如生的儿童形象，展示了封建社会中少年儿童悲惨不幸的遭遇和他们肉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暴虐、磨难。喊出了被束缚、禁锢在封建教育下儿童的心声和愿望，要求全社会尊重儿童、关心儿童、同情儿童、了解儿童，使他们获得发展天性的自由，这是叶圣陶民主主义教育文学另一个重要表现。他的创作表达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解放、平等的要求,是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相一致的,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从总的倾向看,叶圣陶“五四”前后的创作属于批判现实主义。（朱自清、叶圣陶语）
（三）语言艺术风格：
1、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叶圣陶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细密的观察、客观的写实，亦庄亦谐、庄谐结合的笔法，平实朴素、凝练精粹的文学语言，这一切就构成了叶圣陶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个性。客观、冷静地谛视人生，细密、精确地观察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再现生活,是叶圣陶艺术风格最突出的特点。他确实重视细节的描写,使细节描写在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细节传神状物如此生动真实，是与作者对现实生活和自然现象反复深入地观察琢磨分不开的，叶圣陶丰富的生活体验为他细节描写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庄严、严重与轻快、幽默兼而有之，并能使两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熔铸于自己的创作中，使自己的作品亦庄亦谐、庄谐结合，这是叶圣陶艺术手法的另一个特色。
2、叶圣陶是一个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一直留意语言”(《〈叶圣陶选集〉自述》）,以平实、质朴、凝练、精粹的文学语言著称。他的语言有一种不雕凿、不做作的朴素美。他很少用浓艳富丽、华而不实的词藻语汇,即使在“五四”前后“全盘西化”的浪潮里,他的作品也很难发现冗长拗口、曲里拐弯的欧化句子。他特别讲究锤字炼句,自称有“斟酌字句的癖习”。在遣词造句上,他一贯简短利落、准确贴切,精炼纯粹，达到了以少胜多、一语传神的极富表现力的境地。
三、叶圣陶其趣：
（一）写童话的原由：他大力提倡白话文，是我国语文教材改革的先行者，主持编写了新中国第一套通用教材--全国中学、师范学校语文课本。叶先生是我国语文教育界的前辈，是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叶圣陶热爱学生、热爱教学，学子们童心的无邪、童真的灵幻、童趣的稚拙时时感染着他。这时，他读了鲁迅《二十四孝图》一文，说有一位童年小友因为只能读“人之初，性本善”，觉得生活枯燥乏味，缺乏生气和希望，竟至死亡。由此，萌发了为儿童写作的愿望。他拿起笔来，成为我国近代童话创作的第一人！
（二）酒：著名教育家叶圣陶（1894－1988）爱酒嗜酒，一生留下诸多酒话。本文向大家介绍有关他的几则饮酒轶闻雅趣。
文友酒会
三十年代，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时，其同仁中不乏好酒者。叶圣陶和丰子恺等几位朋友便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友酒会，叶圣陶自任会长，规定只有一顿能喝5斤以上黄酒者方能申请入会当会员，每周的周末举行一次会员聚会。当时，同在开明书店任编辑的钱君陶也想入会，但他仅有三斤半酒的酒量，能否批准入会心里没有底。一次他问已是酒会会员的丰子恺自己能否入会，丰子恺感到说不准，表示要请求会长叶圣陶后方能决定。当丰子恺向叶圣陶汇报此事时，叶圣陶幽默地说，君陶的酒量要打七折，就算一个预备会员罢。事后，叶圣陶路遇钱君陶，便风趣地对他说：“你也是酒会会员了，要锻炼酒量，争取早日报‘预备’两字去掉！”
醉酒经历
叶圣陶一生好酒但自制力很强，很少有醉酒的记录。据叶圣陶儿子叶至诚介绍，从他记事开始，叶圣陶醉酒仅有两次。一次是1946年11月30日朱德总司令60大寿时，当时定居上海的叶圣陶受邀出席朱总司令生日午宴，因过于兴奋激动，醉酒后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两位工作人员护送回家。
另一次是抗日期间在武汉大学时，有一位武汉大学的英国教授雷纳，听说叶圣陶善饮，想与其较量一下。他专门邀请叶圣陶到他的寓所对饮，叶圣陶欣然前往。那次也是中午，两人如何对饮不得而知，到午后太阳打斜时，叶圣陶才踉踉跄跄回家。叶至诚迎上前去扶他时，他还笑着说：“我呒啥（吴语意为‘没关系’）。”后进卧室躺下睡着了。事后叶至诚了解到，那次较量，雷纳教授先喝醉了，只是他在自己的寓所，而叶圣陶还走了一段路。
海棠雅聚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曾先后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和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他在北京寓所的院子里有一棵海棠树，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年海棠花盛开的4月19日，叶圣陶总要邀请朱光潜、俞平伯、王伯祥等一批挚友亲朋来家小聚。而每当此时，俞平伯总会带上一瓶桂花酒，朱光潜则捎上一瓶白兰地，主人在准备的下酒菜中，必备一只叶圣陶自制的酱鸭。他们赏花饮酒，促膝谈心，花香酒香，沁人心脾。此情此景，堪称饮酒之最佳环境，超过任何的星级宾馆和酒家。“十年内乱”中，叶圣陶、俞平伯等人均遭受迫害，“海棠雅聚”自然也就好景难再了。
叶圣陶享年94岁，堪称高寿。除了他心胸开阔善待人生外，适量饮酒也是他的长寿原因之一。虽然叶圣陶黄酒能喝5斤以上，但大多时候仅以一两多白酒解瘾，可见他具有极强的自制力。叶圣陶晚年欣逢太平盛世，每天晚饭时他喜欢饮上一杯绍兴黄酒或葡萄酒，对酒的钟爱直至生命终止。
（三）叶圣陶与朱自清
叶圣陶与朱自清相识于1921年秋天。叶圣陶和朱自清志趣相同，而且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不久就成了好朋友。叶圣陶蛰居上海，朱自清则在北平，一南一北，但鱼雁不绝。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病不幸逝世。8月30日，叶圣陶、陈望道等与清华同学会联合举行的朱自清追悼会，并在会上致词，对失去一位文坛干将和诚挚知友而痛惜不已。收起
应该以平常心、做平常事！要知道一家人，也需要相互尊重、也需要沟通、理解、信任、支持与宽容！没有谁欠谁的，谁都愿意听好话、谁都愿意被尊重！如果能做到这些，相信夫妻之间就会消除隔阂，达到相互信任的目的。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隔膜》 过传忠 叶圣陶先生从1914年就开始了创作生涯。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的创作忠实于“为人生”的信条，因此，即使时隔数十年的今日，他的一些现实主义佳作，读来仍使人感到亲切，仍具有一定的价值。这价值，在内容上，可以看作一面镜子，即使当时社会的留影，又是今天现实的警戒；在表现形式上，则可以当作一种楷模，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学习和借鉴。短篇小说《隔膜》就是这样一篇佳作。这篇创作于1921年2月的作品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什麼着力刻画的人物形象。但是，作为一幅社会风俗画，它却颇具特色，自有它吸引人的地方。让我们来细细地欣赏一下。 小说描写了当时南方城镇中市民生活的三个场面，由在乡下当教师的“我”，用第一人称按照自己进城活动的顺序把它们串联起来。第一个场面，是在一位亲戚的书斋裏。从环境描写来看，那大概是一个境遇不错的殷实之家───……悬空的煤油灯照得全是雪亮，连墙角挂着的那幅山水上的密行题识都看得清楚。……果盤裏梨和橘子放出引人食欲的香气，茶杯裏有上升的水汽，我和他对面，坐在一个极漂亮的书斋裏，这分明是很优厚的款待呀！然而，和这漂亮的陈设，舒适的环境，温馨的空气，优厚的款待形成鲜明对比，却是“我”的截然相反的感受───我如漂流在无人的孤岛，我如坠入于寂寞的永劫，那种孤凄彷徨的感觉，超于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个细胞，使我神思昏乱，对于一切都疏远，淡漠。我的躯体渐渐地拘挛起来，似乎受了束缚。“漂流”“坠入”，何等痛切；“透入”“每一个细胞”，又何等深刻，难怪连“躯体”也“渐渐地拘挛起来”。“我”的这种“孤凄彷徨的感觉”，被传达得十分细腻真挚。那麼，这种“超于痛苦以上”的感觉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有什麼意外的遭遇吗？抑或是与主人有了什麼纠纷？不是，全然不是。这痛苦只是由于主客之间无法避免却又难以应付的寒暄。听听他们的谈话吧───主人是“灵机忽动”，问了句：“你们学校裏的毕业生有几成是升学的？”对这个好不容易打破了沉默的“新鲜而有可发挥”的问题，客人虽努力“酬答”，主人却只是以“恍若初醒的神情”答了个“是”，那“神思”是“并不属于所发的问题”的。又一次难堪的沉默之後，轮到客人发问了。他借助刚才一问一答的联想，总算“从虚空的波浪似的脑海裏捉住了一句具体的话”，问道：“两位令郎都进了工业学校，那裏的功课还不错麼？”谁知这断而复续的话却引来了主人的一大段唠叨───-那裏的功课大概还不错。我所以送儿子们进那个学校，因为毕了业一定有事务派任，觉得比别处稳妥些。但是我现在担任他们的费用是万分竭力的了。买西文书籍一年要花六七十元，应用的仪器不可不买，一支什麼尺便需二十元，放假时来回的川资又需百元……难怪“我的注意力终于松散”，这种“报销账”似的答话怎能不使人“觉得淡漠无味，终至于充耳不闻“呢？尽管客人自认刚才的发问还是充满了诚意的。鲁迅先生曾概叹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不相通”。叶老所描述的这番寒暄正说明了人与人之间这道互不相通的鸿沟，是何等地难以逾越。而作品中绝妙的神态描写和心理刻画，更对这道鸿沟极尽渲染之能事。作者写到了人物的眼神───那位主人和我对面坐着，我却不敢正视他，───恐怕他也是这样───只是相着那幅小篆的对联作无意识的赏鉴；……然而眼珠真不容易驾驭，偶不留意就射到他的脸上，看见乌黑的胡须，高起的顴颊，和很大的眼珠。不好了，赶紧回到对联上，无聊地想那“两汉”两字结构最好，作者的印泥鲜明净细，倒是上品呢。这段充满讽刺意味的精细的描写，多麼传神！作品在写“我”搜索枯肠寻找“话茬”的时候，又有这样一段心理刻画───室内依然是寂寞，那种超于痛苦的感觉又向我压迫，尽管紧拢来。我竭力想和他抵抗，最好灵机一动，也找出些谈资来。然而我和醉人一般，散乱而麻木的脑子裏哪里能够想出一话呢？那句话我虽然还没想出，但必然是字典上所有的几个字，喉咙裏能发的几个音拼缀而成的，这是可以预言的。这原是很平常，很习惯，算不得什麼的事，每一小时裏不知要拼缀几千百回，然而在此时此地，竟艰难到极点，好奇怪呀！当真奇怪吗？其实也不。小市民阶层空虚无聊、苍白无味的生活，“从各自私，人各自利”的狭窄卑琐的精神世界，怎能不使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瞭解、沟通与和谐“艰难到极点”呢？第二个场面，在“朋友家的餐室里”。这回上场的任务要多得多，气氛和色彩也要热烈与丰富的多了。请看───连我一共是七个客，都在那裏无意识地乱转。圆桌子上铺着白布，深蓝色边的盆子裏盛着色泽不同的各种食品，银酒杯和银碟子在灯光底下发出僵冷的明亮。仆人执着酒壶，跟在主人背後。主人走到一个位子前，拿起酒杯，待仆人斟满了酒，很恭敬的样子，双手举杯过额，向一客到，“某某兄”，就将杯子放在桌上。那位“某某兄”遥对着主人一揖。主人拿桌上摆着的筷子，双手举过了额，重又放在原处。“某某兄”又是一揖。末了主人将椅子略动一动，便和“某某兄”深深地对揖。这才算完了一幕。这还只是第一幕，戏才开头。作者把这桌酒席比作一出戏。而且是“傀儡戏”，真是十分恰当。他写着───我曾看过傀儡戏，一个活人扯动傀儡身上的线，那傀儡就会拂袖，捋须，抬头，顿足,做种种动作。现在我化为傀儡了，无形的线牵着我，不由我不俯着，作揖，再作揖，三作揖。“我”成了傀儡，不得不在“第七幕”登场，像前面六位客人一样地重复着“作揖再作揖”的动作，这真是既繁琐又乏味的表演！然而，不管怎样乏味与繁琐，主客却照样都装出一副无比强烈的兴致。主人要“表现出无限恭敬和欢迎的笑容”，客人也都得“擎起酒杯”“道谢”，“然後对于主人的话一致表示同情”。就连吃东西都得有一定的“上流人文雅安闲”的规矩，“嘴唇都作收敛的样子，且发出唼喋声音”，“嘴裏咀嚼时”也必须“异常轻缓”，真又是何等的虚伪和做作。 刻画得最成功的任务要数这位主人──那主人最是烦劳了：他要轮流和客人谈话，不欲冷落了一个人，脸儿笑着向这个，口裏发出沉着恭敬的语音问那个，接着又表示深挚的同情于第三个的话。───“是”字的声音差不多每秒内可以听见，似乎一室的人互相瞭解，融为一体了。───他又要指挥仆人为客人斟酒，又要蓝视上菜的仆人，使他当心。不要沾污了客人的衣服，又要称述某菜滋味还不恶，引起客人的食欲。叶老真不愧为大手笔，只用了一百多字的篇幅，就把这位“八面兼顾”的主人的“忙迫”劲写得有声有色又有条比紊。这段文字连用了五个“要”四个“又”，从同客人的轮番谈话到对仆人的指挥监视，从对道道菜肴的称赞道难以隐蔽的申情，作者写来忙而不乱，丝丝入扣，充分体现了驾驭文字的功力。第三个场面，是在茶馆裏───第二天早上，我坐在一家茶馆裏。这裏的茶客，我大都认识的。我和他们招呼，他们也若有意若无意地和我招呼。人吐出的气和烟袋裏人口裏散出的烟弥漫一室，望去一切模糊，仿佛是个浓雾的海面。既然是个“海面”，当然就有众多的在上面浮游的生命。于是作品像拍电影一样，镜头推出了一个又一个近景───有几个执着烟袋，只顾吸烟，每一管总要深深地咽入胃底。有几个手支着头，只是凝想。这当中，推出了一个特写镜头───有一个人，尖瘦的顴颊，狡猾的眼睛，踱来踱去找人讲他昨夜的赌博，他走到一桌旁边，那桌的人就现出似乎谛听的样子，间或插一两句话。待他转脸向别桌时，那人就回复他先前的模样，别桌的人代替着他现出似乎谛听的样子，间或插一两句话了。好一个“现出”，好一个“似乎谛听的样子”，好一个“代替着他”，这些麻木而又狡猾的茶客对于这套虚伪无聊的表演已经熟练到炉户纯青的地步了。然而，他们的无聊和卑琐还在发展──一种宏大而粗俗的语声起在茶室的那一角，“他现在卸了公务，逍遥自在，要玩耍几时才回乡呢。”坐在那一角的许多人哄然大笑。说的人更为得意，续说道，“他的公馆在仁济丙舍，前天许多人乘了车马去拜会他呢。”混杂的笑声更大了。玻璃窗都受到震动。我才知道那人说的是刚死的警察厅长。一个死人，竟能给茶客们带来这麼多的乐趣，这茶馆裏“讪笑、诽谤、滑稽、疏远”的空气由此也可见一斑了。难怪“我”要这样说了───我欲探求他每天聚集在这裏的缘故，竟不可得。他们欲会见某某麼？不是，因为我没见两个人在那裏倾心地谈话。他们欲讨论某个问趣麼？不是，因为我听他们的谈话，不必辨个是非，不要什麼解答，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是的，“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鲁迅先生曾说过，北人的特点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人的特点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看来，在这裏，真是南北合流了。为了揭示这三场面的内在联系，作品在结构上也作了精心的安排，那就是在三个场面之前，先写了一段引子。引子从“我”乘船进城写起。两岸的景色、惬意的顺风、和谐的水声，这些“寂静、闲适”的景物描写反衬了旅途中“我”的心情。这个“我”正在为进城後如何应付将要出现的“繁扰纷纭”而煞费苦心呢。这些担优和苦恼不是没有来由的，这正是“以往的经脸”的总结。于是，他推测，他预言，他甚至设想了进城诸般问答的内容。这番周到的设想到不仅总起了全文，大体规定了作品的范围和基调，而且，作为一种伏笔，帐号为下面一个个场面安排了铺垫，它们果然在後面都一一应脸了。引子部分最巧妙的是关于蓄音片的比喻。“我”把这类毫无生气的寒暄比作可以“彼比递寄”的蓄音片，而且在後面多次提及。这就生动表明了，小市民的灰色生活正像蓄音片那样周而复始地单调地旋转，永远没有新鲜的内容，永远没有积极的变化。这些蓄音片发出的噪音，仿佛始终在你耳边聒噪，使你不由得不对这样死水一潭的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烦躁与厌恶之情。叶圣陶先生曾说过，作家应该“写出全民族的普遍的深潜的黑暗，使醋睡不愿醒的大群也会跳将起来”。只要将这比喻和鲁迅先生《〈呐喊〉自序》中关于“铁屋子”的那番话稍一对照，就不难发现二者的异曲同工之妙。是的，叶圣陶先生虽然没有像鲁迅那样提出“毁坏这铁屋”的主张，但他对“大群”“醋睡不愿醒”的小市民阶层的关注、呼唤与批判，却也是完全服从于改造人生改造社会这一总目标的。而由于他对长期生活与其中市民阶层生活的熟悉，他所揭露的黑暗便最为“普遍”与“深潜”。小说主题的独特性与深刻性，或许也正在于此吧。小说中的生活是最“普遍”的，场面并不惊心动魄，情节也不引人入胜。然而，就在这一幕幕司空见惯的生活实景中，作者仿佛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解剖了那病态社会中几个典型的细胞。挖出了“深潜”于其中的令人震惊的病毒和细菌。应该说。作品中所描写的拜客、酒宴、茶馆这些热闹纷繁的场景，大都是人与人之间最融洽的场合，也是最能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情与友谊的时刻，可是，那热闹只是一潭死水之上蚊蝇的暂时喧嚣；那融洽只是泛起的沉渣在随波逐流中的平安相处；而那交情和友谊，更只是各人生存竞争之中不得不借助的一种外力。经过这麼一写。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矛盾是何等尖锐，初步醒悟的“我”与周围“大群”“酣睡者”的对比是何等鲜明，广大读者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共鸣。作品透过那灯红酒绿茶余饭後的道道妙幕，触到了一颗颗冰冷的毫无生气的心。这一独具慧眼的揭示和烛幽显微的暴露，使作品对小市民生活的批判有了更大的现实性和一定的深刻性，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力量。从艺术上看，这样的小说，缺乏完整的情节，没有塑造出立体感较强的典型人物，有人甚至会认为它不像小说。但是作为一种类型，作为创作的一种风格，它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鲁迅小说中的《头发的故事》《兔和猫》《示众》等作品，也大体属于这一类型。由于它们能对社会现实有较真切地反映，或场面、或事态或群像，也能给对读者以生活的启迪和艺术的享受，以读者还是十分欢迎的。至于这类作品篇幅的长短适度、记录的平实简洁、语言的机智转神、表达的质朴隽永、反倒值得目前那些动辄上万字，充斥着编造痕迹的短篇小说的作者们进行认真的学习。如果在我们的小说园地能不断地开放出一两朵这样的小花，那麼，我们的文坛一定会增添更多的春色。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隔膜》 过传忠 叶圣陶先生从1914年就开始了创作生涯。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的创作忠实于“为人生”的信条，因此，即使时隔数十年的今日，他的一些现实主义佳作，读来仍使人感到亲切，仍具有一定的价值。这价值，在内容上，可以看作一面镜子，即使当时社会的留影，又是今天现实的警戒；在表现形式上，则可以当作一种楷模，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学习和借鉴。短篇小说《隔膜》就是这样一篇佳作。这篇创作于1921年2月的作品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什麼着力刻画的人物形象。但是，作为一幅社会风俗画，它却颇具特色，自有它吸引人的地方。让我们来细细地欣赏一下。 小说描写了当时南方城镇中市民生活的三个场面，由在乡下当教师的“我”，用第一人称按照自己进城活动的顺序把它们串联起来。第一个场面，是在一位亲戚的书斋裏。从环境描写来看，那大概是一个境遇不错的殷实之家───……悬空的煤油灯照得全是雪亮，连墙角挂着的那幅山水上的密行题识都看得清楚。……果盤裏梨和橘子放出引人食欲的香气，茶杯裏有上升的水汽，我和他对面，坐在一个极漂亮的书斋裏，这分明是很优厚的款待呀！然而，和这漂亮的陈设，舒适的环境，温馨的空气，优厚的款待形成鲜明对比，却是“我”的截然相反的感受───我如漂流在无人的孤岛，我如坠入于寂寞的永劫，那种孤凄彷徨的感觉，超于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个细胞，使我神思昏乱，对于一切都疏远，淡漠。我的躯体渐渐地拘挛起来，似乎受了束缚。“漂流”“坠入”，何等痛切；“透入”“每一个细胞”，又何等深刻，难怪连“躯体”也“渐渐地拘挛起来”。“我”的这种“孤凄彷徨的感觉”，被传达得十分细腻真挚。那麼，这种“超于痛苦以上”的感觉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有什麼意外的遭遇吗？抑或是与主人有了什麼纠纷？不是，全然不是。这痛苦只是由于主客之间无法避免却又难以应付的寒暄。听听他们的谈话吧───主人是“灵机忽动”，问了句：“你们学校裏的毕业生有几成是升学的？”对这个好不容易打破了沉默的“新鲜而有可发挥”的问题，客人虽努力“酬答”，主人却只是以“恍若初醒的神情”答了个“是”，那“神思”是“并不属于所发的问题”的。又一次难堪的沉默之後，轮到客人发问了。他借助刚才一问一答的联想，总算“从虚空的波浪似的脑海裏捉住了一句具体的话”，问道：“两位令郎都进了工业学校，那裏的功课还不错麼？”谁知这断而复续的话却引来了主人的一大段唠叨───-那裏的功课大概还不错。我所以送儿子们进那个学校，因为毕了业一定有事务派任，觉得比别处稳妥些。但是我现在担任他们的费用是万分竭力的了。买西文书籍一年要花六七十元，应用的仪器不可不买，一支什麼尺便需二十元，放假时来回的川资又需百元……难怪“我的注意力终于松散”，这种“报销账”似的答话怎能不使人“觉得淡漠无味，终至于充耳不闻“呢？尽管客人自认刚才的发问还是充满了诚意的。鲁迅先生曾概叹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不相通”。叶老所描述的这番寒暄正说明了人与人之间这道互不相通的鸿沟，是何等地难以逾越。而作品中绝妙的神态描写和心理刻画，更对这道鸿沟极尽渲染之能事。作者写到了人物的眼神───那位主人和我对面坐着，我却不敢正视他，───恐怕他也是这样───只是相着那幅小篆的对联作无意识的赏鉴；……然而眼珠真不容易驾驭，偶不留意就射到他的脸上，看见乌黑的胡须，高起的顴颊，和很大的眼珠。不好了，赶紧回到对联上，无聊地想那“两汉”两字结构最好，作者的印泥鲜明净细，倒是上品呢。这段充满讽刺意味的精细的描写，多麼传神！作品在写“我”搜索枯肠寻找“话茬”的时候，又有这样一段心理刻画───室内依然是寂寞，那种超于痛苦的感觉又向我压迫，尽管紧拢来。我竭力想和他抵抗，最好灵机一动，也找出些谈资来。然而我和醉人一般，散乱而麻木的脑子裏哪里能够想出一话呢？那句话我虽然还没想出，但必然是字典上所有的几个字，喉咙裏能发的几个音拼缀而成的，这是可以预言的。这原是很平常，很习惯，算不得什麼的事，每一小时裏不知要拼缀几千百回，然而在此时此地，竟艰难到极点，好奇怪呀！当真奇怪吗？其实也不。小市民阶层空虚无聊、苍白无味的生活，“从各自私，人各自利”的狭窄卑琐的精神世界，怎能不使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瞭解、沟通与和谐“艰难到极点”呢？第二个场面，在“朋友家的餐室里”。这回上场的任务要多得多，气氛和色彩也要热烈与丰富的多了。请看───连我一共是七个客，都在那裏无意识地乱转。圆桌子上铺着白布，深蓝色边的盆子裏盛着色泽不同的各种食品，银酒杯和银碟子在灯光底下发出僵冷的明亮。仆人执着酒壶，跟在主人背後。主人走到一个位子前，拿起酒杯，待仆人斟满了酒，很恭敬的样子，双手举杯过额，向一客到，“某某兄”，就将杯子放在桌上。那位“某某兄”遥对着主人一揖。主人拿桌上摆着的筷子，双手举过了额，重又放在原处。“某某兄”又是一揖。末了主人将椅子略动一动，便和“某某兄”深深地对揖。这才算完了一幕。这还只是第一幕，戏才开头。作者把这桌酒席比作一出戏。而且是“傀儡戏”，真是十分恰当。他写着───我曾看过傀儡戏，一个活人扯动傀儡身上的线，那傀儡就会拂袖，捋须，抬头，顿足,做种种动作。现在我化为傀儡了，无形的线牵着我，不由我不俯着，作揖，再作揖，三作揖。“我”成了傀儡，不得不在“第七幕”登场，像前面六位客人一样地重复着“作揖再作揖”的动作，这真是既繁琐又乏味的表演！然而，不管怎样乏味与繁琐，主客却照样都装出一副无比强烈的兴致。主人要“表现出无限恭敬和欢迎的笑容”，客人也都得“擎起酒杯”“道谢”，“然後对于主人的话一致表示同情”。就连吃东西都得有一定的“上流人文雅安闲”的规矩，“嘴唇都作收敛的样子，且发出唼喋声音”，“嘴裏咀嚼时”也必须“异常轻缓”，真又是何等的虚伪和做作。 刻画得最成功的任务要数这位主人──那主人最是烦劳了：他要轮流和客人谈话，不欲冷落了一个人，脸儿笑着向这个，口裏发出沉着恭敬的语音问那个，接着又表示深挚的同情于第三个的话。───“是”字的声音差不多每秒内可以听见，似乎一室的人互相瞭解，融为一体了。───他又要指挥仆人为客人斟酒，又要蓝视上菜的仆人，使他当心。不要沾污了客人的衣服，又要称述某菜滋味还不恶，引起客人的食欲。叶老真不愧为大手笔，只用了一百多字的篇幅，就把这位“八面兼顾”的主人的“忙迫”劲写得有声有色又有条比紊。这段文字连用了五个“要”四个“又”，从同客人的轮番谈话到对仆人的指挥监视，从对道道菜肴的称赞道难以隐蔽的申情，作者写来忙而不乱，丝丝入扣，充分体现了驾驭文字的功力。第三个场面，是在茶馆裏───第二天早上，我坐在一家茶馆裏。这裏的茶客，我大都认识的。我和他们招呼，他们也若有意若无意地和我招呼。人吐出的气和烟袋裏人口裏散出的烟弥漫一室，望去一切模糊，仿佛是个浓雾的海面。既然是个“海面”，当然就有众多的在上面浮游的生命。于是作品像拍电影一样，镜头推出了一个又一个近景───有几个执着烟袋，只顾吸烟，每一管总要深深地咽入胃底。有几个手支着头，只是凝想。这当中，推出了一个特写镜头───有一个人，尖瘦的顴颊，狡猾的眼睛，踱来踱去找人讲他昨夜的赌博，他走到一桌旁边，那桌的人就现出似乎谛听的样子，间或插一两句话。待他转脸向别桌时，那人就回复他先前的模样，别桌的人代替着他现出似乎谛听的样子，间或插一两句话了。好一个“现出”，好一个“似乎谛听的样子”，好一个“代替着他”，这些麻木而又狡猾的茶客对于这套虚伪无聊的表演已经熟练到炉户纯青的地步了。然而，他们的无聊和卑琐还在发展──一种宏大而粗俗的语声起在茶室的那一角，“他现在卸了公务，逍遥自在，要玩耍几时才回乡呢。”坐在那一角的许多人哄然大笑。说的人更为得意，续说道，“他的公馆在仁济丙舍，前天许多人乘了车马去拜会他呢。”混杂的笑声更大了。玻璃窗都受到震动。我才知道那人说的是刚死的警察厅长。一个死人，竟能给茶客们带来这麼多的乐趣，这茶馆裏“讪笑、诽谤、滑稽、疏远”的空气由此也可见一斑了。难怪“我”要这样说了───我欲探求他每天聚集在这裏的缘故，竟不可得。他们欲会见某某麼？不是，因为我没见两个人在那裏倾心地谈话。他们欲讨论某个问趣麼？不是，因为我听他们的谈话，不必辨个是非，不要什麼解答，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是的，“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鲁迅先生曾说过，北人的特点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人的特点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看来，在这裏，真是南北合流了。为了揭示这三场面的内在联系，作品在结构上也作了精心的安排，那就是在三个场面之前，先写了一段引子。引子从“我”乘船进城写起。两岸的景色、惬意的顺风、和谐的水声，这些“寂静、闲适”的景物描写反衬了旅途中“我”的心情。这个“我”正在为进城後如何应付将要出现的“繁扰纷纭”而煞费苦心呢。这些担优和苦恼不是没有来由的，这正是“以往的经脸”的总结。于是，他推测，他预言，他甚至设想了进城诸般问答的内容。这番周到的设想到不仅总起了全文，大体规定了作品的范围和基调，而且，作为一种伏笔，帐号为下面一个个场面安排了铺垫，它们果然在後面都一一应脸了。引子部分最巧妙的是关于蓄音片的比喻。“我”把这类毫无生气的寒暄比作可以“彼比递寄”的蓄音片，而且在後面多次提及。这就生动表明了，小市民的灰色生活正像蓄音片那样周而复始地单调地旋转，永远没有新鲜的内容，永远没有积极的变化。这些蓄音片发出的噪音，仿佛始终在你耳边聒噪，使你不由得不对这样死水一潭的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烦躁与厌恶之情。叶圣陶先生曾说过，作家应该“写出全民族的普遍的深潜的黑暗，使醋睡不愿醒的大群也会跳将起来”。只要将这比喻和鲁迅先生《〈呐喊〉自序》中关于“铁屋子”的那番话稍一对照，就不难发现二者的异曲同工之妙。是的，叶圣陶先生虽然没有像鲁迅那样提出“毁坏这铁屋”的主张，但他对“大群”“醋睡不愿醒”的小市民阶层的关注、呼唤与批判，却也是完全服从于改造人生改造社会这一总目标的。而由于他对长期生活与其中市民阶层生活的熟悉，他所揭露的黑暗便最为“普遍”与“深潜”。小说主题的独特性与深刻性，或许也正在于此吧。小说中的生活是最“普遍”的，场面并不惊心动魄，情节也不引人入胜。然而，就在这一幕幕司空见惯的生活实景中，作者仿佛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解剖了那病态社会中几个典型的细胞。挖出了“深潜”于其中的令人震惊的病毒和细菌。应该说。作品中所描写的拜客、酒宴、茶馆这些热闹纷繁的场景，大都是人与人之间最融洽的场合，也是最能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情与友谊的时刻，可是，那热闹只是一潭死水之上蚊蝇的暂时喧嚣；那融洽只是泛起的沉渣在随波逐流中的平安相处；而那交情和友谊，更只是各人生存竞争之中不得不借助的一种外力。经过这麼一写。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矛盾是何等尖锐，初步醒悟的“我”与周围“大群”“酣睡者”的对比是何等鲜明，广大读者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共鸣。作品透过那灯红酒绿茶余饭後的道道妙幕，触到了一颗颗冰冷的毫无生气的心。这一独具慧眼的揭示和烛幽显微的暴露，使作品对小市民生活的批判有了更大的现实性和一定的深刻性，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力量。从艺术上看，这样的小说，缺乏完整的情节，没有塑造出立体感较强的典型人物，有人甚至会认为它不像小说。但是作为一种类型，作为创作的一种风格，它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鲁迅小说中的《头发的故事》《兔和猫》《示众》等作品，也大体属于这一类型。由于它们能对社会现实有较真切地反映，或场面、或事态或群像，也能给对读者以生活的启迪和艺术的享受，以读者还是十分欢迎的。至于这类作品篇幅的长短适度、记录的平实简洁、语言的机智转神、表达的质朴隽永、反倒值得目前那些动辄上万字，充斥着编造痕迹的短篇小说的作者们进行认真的学习。如果在我们的小说园地能不断地开放出一两朵这样的小花，那麼，我们的文坛一定会增添更多的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