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经典语录
魏忠贤当权的后期，各地官员纷纷为他建立“生祠，以歌颂他的丰功伟绩
张宏杰先生的文笔是没得说的，读他的文字就像毒品，总是会有想接着看下去的欲望。然而他的文字表达的观点，却值得商榷。
张宏杰先生写中国历史，最爱批判一下中国古代的人权状况，批判古人没有自由精神，乃至于批判国民性。然而这并不仅发生在中国，世界各地的历史上，人民的生活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吧？随便举一例，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导致日耳曼人口下降25%-40%，而战争的原因，居然是贵族与宗教，这很不人权吧？然而欧美的史学家，不会去指责当时的日耳曼人，没有独立自主之精神，没有民主之意识，居然替贵族以及教宗打仗，杀得尸横遍野，进而把日耳曼人的国民性批判一番。
事实上，所谓国民性一词，本身涉及种族歧视，而张宏杰先生写的，还是自己国家的国民性。所谓国民素质，无非是与经济实力有关，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50后的国人出国旅游，常常所谓大呼小叫，引来外媒恶评（事实上这是外国人对中国人默许的种族歧视，若是非洲黑人去美国旅游不懂礼貌，你看有几个媒体胆敢报道黑人国民性），这根本上是因为50后在成长过程中，家境不宽裕，仓廪实而知礼节，当饭都吃不上的时候，怎么会有精力去学习礼貌呢？然而90后的国人在外留学，大抵能遵守外国规矩，这恐怕也和经济条件的改善有关。
日本古代之人权状况，绝对不会比中国好，然而日本史学家，政客却绝不会去宣传，为何呢？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大力宣传并扣之以国民性的大帽子，实在是不当，日本政府大力宣传爱国主义以及对东亚其他国家的种族主义，怕是也不会出现张宏杰先生这样倒打一耙的吧。
我说的不仅限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这本书，还提到张宏杰先生写的其他作品，但书里的观点，却大同小异。试看张宏杰先生唯一一本被翻译到日本的书：
《中国国民性の歴史的変迁 ―専制主义と名誉意识》
果然很有助于日本人加深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
随后说几句，张宏杰先生出生于1972年，形成价值观大约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形成这种价值观，其实也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