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慰藉中的经典语录
10月29日下午，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无可慰藉》译者郭国良作客杭州钟书阁，与年轻读者、文学爱好者们就石黑一雄的小说《无可慰藉》交流了自己的翻译感想。
石黑一雄，日裔英国籍作家，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无可慰藉》是他所创作作品中最长的一部。小说描写一位钢琴演奏家在一座谜样的城市里所经历的谜样的几天。他忽而是旁观者，忽而又被卷入其中，所见之人无不一往情深却又执迷不悟；所遇之事无不怪异荒诞，充满变数。在这座人心为怪诞的艺术价值观所左右的城市里，在努力寻找梦境出口，为这一切寻求解释的过程中，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正面临人生最为严酷的一场演奏。
为什么是石黑一雄
最近大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受到了国内的持续关注，他的多部作品也陆续在中国上市。根据瑞典学院的颁奖词，石黑一雄的小说富有激情的力量，在我们与世界连为一体的幻觉下，他展现了一道深渊。对此，郭国良谈了自己的理解，“人与自然、社会、现实，还有与他人、自身相处时，会发现各种矛盾、问题和困惑。而石黑一雄就像一个光明的医生一样，来解剖形成这些深渊的东西”。
其实在诺奖之前，中国读者普遍不了解石黑一雄，但他在欧美已经非常出名了。“要看一个作家的知名度，就要看他在学院里面被研究得如何。而石黑一雄，关于他和他作品的博士论文、专著已经非常多了。”郭国良解释说。至于石黑一雄凭什么脱颖而出，拿到诺贝尔文学奖？郭国良把其中的60%归于运气，引起了现场读者的好奇。“文学是很虚的东西，从某种角度上讲没有标准。其他的诺贝尔奖项是没有赔率榜的，只有文学奖，每年一两月之前就有人下注了。”
郭国良认为，石黑一雄具有全球性、流动性和艺术性。“全球性就是突破地域、国家、民族的局限，面向世界。关于流动性，以前我们说美国是车轮上的民族，但现在不一样了，全球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自己的国家，这之中自然就会有很多矛盾、困惑和不适应。石黑一雄则很擅长写人的根源问题。这些都是流动性带来的。至于艺术性，文学归根结底是人学，是研究人的精神的，与美学息息相关。”
“国际主义作家”的国际视野
石黑一雄一直把自己的小说创作视为一种国际文化的传播载体，他雄心勃勃地致力于创作一种能够把各种民族文化和背景融合在一起的“国际文学题材”，他本人也以“国际主义作家”自诩。郭国良概括了石黑一雄写作的几大主题：记忆、文化身份、时间、自我欺骗、人生困境、咏叹过去、历史、帝国、全球性题材。“他讲了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时间。人永远都被时间制约着，而时间和空间往往联系在一起，因此虽然小说主要讲一个人，但其他人也会有所涉及。还有地域，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往往是不可靠、不完整的，是作者为了故意遮蔽一些东西所呈现的自我。”
有趣的是，石黑一雄也是个音乐家，曾应和鲍勃·迪伦，两人相互影响，居然一前一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文学的胜利。”郭国良说，“石黑一雄的文风是克制隐忍、静水深流的，节奏不紧不慢，还有一定的内在音乐性，这是非常难得的。他受到契诃夫的影响，但只有这部《无可慰藉》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在读者中争议比较大，后来他只能回归到自己的惯常风格。这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吧，你有了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文风，但很难再尝试不同的风格。是伟大也是悲哀。”
流动的困境，无可慰藉
《无可慰藉》是一部颇具实验性质的小说。它与前三部作品风格迥异：卡夫卡的叙事，大量的超现实主义描写，变幻莫测的场景，走马灯式的人物，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主人公瑞德的梦境之中。小说基本上由第一人称叙述，讲述钢琴演奏家瑞德应邀来到中欧一座不知名的城市，以期通过钢琴独奏会的形式帮助这里的人们解决某种无法言状的危机，重新找回这座城市的文化重心。但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很快就发现，瑞德不仅没能帮助他人，自己反而如跌入兔子洞的爱丽丝，深陷困境，无可慰藉。
郭国良建议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把精力放在第一段。“开头大有讲究。”他朗读了《无可慰藉》中的第一段，“发现没有任何人——甚至服务台后也没有一个职员——在迎候我，出租车司机似乎有些尴尬。他穿过空无一人的大厅，或许是以为能在高大的植物或扶手椅后面找到一位员工。最后，他只得把我的行李箱放在电梯门口，咕哝着找了个借口，转身离开。”
“这里的taxi driver非常有意思，耐人寻味，因为原著第一次出现这个词的时候不用a却用了定冠词the，这在译文中反映不出来，作为译者的我很绝望。这就意味着这个人物好像在其他地方出现过。”可以说，没有目的流动性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文中的瑞德很有责任感，然而却有着现代人的身不由己。“文学语言追求暧昧，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越是厉害的作家，语言的暧昧性越强。一个词可以兼具多种意思，这也对我们的翻译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