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动物的经典语录
在集群生活的昆虫中,其集群的协调性和内部分化显著者,称为社会性昆虫。 白蚁类、蚁类、胡蜂类和部分花蜂类属社会性昆虫.
在集群生活的昆虫中，其集群的协调性和内部分化显著者，称为社会性昆虫。 蜂类、蚁类都是。
写在前面：
说来也是有缘，一个月前想着之后可能长时间不回重庆，就和王宇下山把之前办的西西弗书店书卡用掉。西西弗书店的书大多包装精美，放在显眼的位置。与之相比，《社会性动物》没有包装，塞在书架角落则显得有点凄凉。但我恰好走到这个角落，弯下腰发现了它，这是我和这本书的缘分，所以我想把它分享给大家。（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书读了没”）
但为什么要推出这个新栏目来向大家介绍它？因为要让我写一篇“推荐”来介绍《社会学动物》，实在是让我感到太为难了。我在读别的书的时候，脑子里往往会有另一个声音，我只需要读完过后回忆整理一下之前脑子里的想法，一篇马马虎虎的“推荐”也就出来了。但读《社会性动物》，我脑子里的声音却消失了。不是因为这本书内容太过枯燥，而是因为这本书所展现的社会心理学知识太过丰富，吸收尚且来不及，又何谈深入地思考？
所以我打算每读一章，就提炼一章的内容。一是让自己进一步消化，再来也让大家从我给的管中去窥一窥豹，从而发现这本书的魅力。
以下内容和素材皆从《社会性动物》中提取，全文8337字，预计阅读时间30-40分钟，建议时间不充足的读者分段阅读。
突然有人开始跑起来。在这一刻，他很可能是想起了与他的妻子有一场约会，而现在去赴约已经太迟了。别管什么理由，他在百老汇大街上向东跑去（或许是奔向玛瑞摩餐馆，一个男人最喜欢与自己的妻子约会的地方）。另外一个人也开始跑起来，可能是一个心情不错的报童。有一个人，一位仪表堂堂的公务人员，也是一路小跑。在10分钟的时间里，从联合仓库到法院大楼，商业街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奔跑。一声嘟囔逐渐演变成一个可怕的词——“决堤”。“堤坝决口了！”这种恐惧被人讲了出来，这个人可能是电车里的一位瘦小的老妇人，可能是一位交通警察，也可能是一个小男孩；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而且现在这一点也并不重要。两千多人一下子全都逃了出来。四下响起了“向东跑”的喊声，向东跑就可以远离那条河，向东跑就会安全。“向东跑！向东跑！”一个目光严厉、神情坚定、身材瘦削的高个子女人，沿着街心从我身边向东跑过。尽管大家都在叫喊，但我仍然不能确定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奋力追上，与她并行跑着，尽管她已经快60岁了，但从她那轻盈优美的奔跑姿势中，看得出她身体棒极了。“怎么回事？”我气喘吁吁地问道。她迅速瞥了我一眼，又继续将目光投向前方，稍稍加快了步伐。“别问我，问上帝去吧！”她说道。这是詹姆斯﹒瑟伯对“从众”进行的贴切描述。“从众”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但人们在想到“不从众”之人的形象时，往往赋予其高大，光辉，自由的形象。传记，历史类书籍中往往也会对“不久之前或历史”中不从众而做出决定的人给予高度评价。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实验调查和统计分析，在对此时此刻而非历史中的人进行评价时，人们往往会更喜欢从众者。
当然，本章不是想探究从众是否合乎时宜。但从众在某些情境中可能导致灾难或悲剧。例如希特勒周围的圈子被描述成完全从众的。“水门事件”中身居高位的人作伪证，销毁证据，不计后果地去行贿，可以部分归功于总统身边所形成的忠贞不二的圈子。“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事故”中，工程师曾多次警告发射后可能出现意外，但航天局的官员们因外部压力一致保持发射决定，无人提出异议。以上群体都陷入了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所说的群体思维之中。当此类群体中的成员面对从众压力时，个体会怀疑自己的异见，甚至对进入脑袋中的信息加以审查。
水门事件对以上这些灾难和悲剧的深层心理过程的研究要比责任追究难得多。但是也只有通过较深层次的分析和对这些过程的理解，我们才有希望改善人们的决策方式。
回过头来再去对“从众”下一个定义，可定义为由于受到来自他人或者群体的真实的或者想象的压力，一个人的行为或意见发生了改变。
在此引入一套由所罗门﹒阿希设计的经典实验。被试与其他三个伪装成被试的实验者的帮手参加同一实验。实验内容是将已出示的直线X与待选的三条直线A，B，C进行对比，选出与直线X长度最接近的直线。（具体实验内容，变量控制等请阅读原本）
前三个帮手会回答A直线，被试将最后一个说出答案。
根据实验结果显示，大约有3/4的被试出现了从众行为，即选择了直线A。即使将此实验放入如今进行再现，也还是出现了大量的从众行为。
对被试做出从众行为的原因进行推测，主要有两个可能。一种可能是，当面对着多数人完全一致的判断时，他们开始确信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另一种可能则是，他们做出了与众人一致的回答（尽管内心里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以便于被多数人所接受，或者避免因持不同的意见而招致众人的反感。与之相对应的是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确保自己的意见正确；另一个目的是通过不辜负他人的期望来赢得他人的好感。
而让人们对阿希式的实验进行旁观，他们对被试从众的预测，通常要高于被试实际的从众行为。由此可发现，我们会对自身因受群体诱导而出现遵从的程度做出过低的估计。
我们对阿希的实验稍作改变，即让被试在听到实验者的帮手回答后，非公开地回答该问题，这种实验方法得到了一个结论，并被许多实验进行了验证：留给个人的私密性越大，人们出现从众的可能性越小。
我们进一步通过实验总结增强和减弱从众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致性：群体中若出现异议，哪怕回答是直线C，而不是一致回答一个答案，都会大幅降低从众的压力。
表态：在听他人表达意见前进行事先表态，不太可能会因他人意见而从众地改变自己的态度。
个体与文化：
个人在某个领域的“自尊心”会影响其在该领域的判断。“低自尊”则更易导致从众。
与个体主义社会相比，集群主义社会的从众现象更为盛行。
施加压力的群体：
一个群体如果具有以下特征，则更容易导致从众：
（1）它由专家组成；
（2）其成员（无论从个体主义，还是从集群主义意义上看）对个体是重要的；
（3）其成员（无论从个体主义，还是从集群主义意义上看）在某一方面和个体是类似的。
解释：
对（2）进行举例，如果被试想保持和该成员的关系，则更有可能从众。
对（3）进行举例，如果被试是大学生，而成员也是由大学生组成，则更有可能从众。
如果个人在群体中处境安全，则更有可能做出偏离小组的行为。
奖惩和信息
从众的另外一种可能，是个体置身于一种不确定的场合，这时只能依据他人的行为去行事，那么在随后出现的类似的情境时，无需暗示，个体便会重复刚刚学到的行为。
例：标志模糊的男女厕所
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论点：在传说中的弗里多尼亚国，客人在饭后打嗝被认为是有礼貌的，这是一种向主人表示他们对饭菜满意的一种方式。假定你不了解这些，便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些外交官们的陪同下到一位弗里多尼亚国高官家中做客。如果饭后，这些外交官们开始打嗝，那么你也有可能会打嗝。是这些外交官为你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假定你再一次来到那位弗里多尼亚高官家里做客，但这次你是唯一的客人，在饭后你很有可能会打嗝。
社会影响与情绪
当人们在评价自己情绪品质这类具有鲜明个人色彩的现象时，人们也会遵从他人。有必要说明这里所讲“情绪”的含义。根据威廉﹒詹姆斯的观点，情绪既包括“情感”的内容也包括认知的内容。他对情绪的这种二重定义可以与自动电唱机播放歌曲相类比：首先，你需要投入一枚硬币启动电唱机；然后按键选择自己想听的歌曲。同样，情绪也需要从生理上唤起，而后才能认识它是什么情绪。
接下来让沙赫特和辛格出场。用表格的形式表述这个实验（同样，具体的实验规范请查阅原本）
注射消旋肾上腺素
注射无害的安慰剂
被告知药物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心悸，手颤）
A组
B组
未被告知
C组
D组
1）被试均被告知注射了一种名为“修普罗津”的维他命营养剂。
2）将一名实验的帮手介绍给每一组的被试，并告知被试这个人也被注射了“修普罗津”
3）在一种情景中，帮手会表现出欣喜若狂。在另一种情境中，帮手会表现得非常愤怒。
结果显示，未被告知注射药物可能引起症状方面的警告的被试会根据帮手所表现的情绪所影响，相应地表现出欣喜或愤怒的情绪。而注射安慰剂或被告知药物可能引起症状方面警告的被试，情绪受他人影响不大。
由此可进行总结：当物理现实清晰而且可解释的时候，被试的情绪受他人影响并不大。但是当他们感受到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强烈的生理反应的时候，他们便可能根据他人的行为或情绪将自己的感受进行解释。
社会影响：生与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人有意或无意的影响，会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重大的作用。除非我们了解了这一过程如何发生，这类影响也可能产生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社会结果。
死刑认定程序指的是为谋杀案选定一个陪审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反对死刑的陪审员都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死刑认定程序是由那些最终被选进陪审团的人来完成的。身为律师和社会心理学家的哈尼推论道：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那些信奉死刑的陪审员在目睹那些陪审员因反对死刑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时，这可能会隐约地向他们暗示法律不支持那些反对死刑的人。这种结论可能会增加他们将死刑强加于人的可能性。后经实验验证，推论大体上是正确的。
十二怒汉对社会影响的反应
至此，我们已经采用了通俗的术语介绍了两种类型的从众，主要基于两个方面：
（1）个体从众是由于奖惩的原因，还是处于获得信息的需要；
（2）从众行为的相对持久性；
接下来，我们对“从众”进行解构，将人们对社会影响的反映划分为三种类型：依从、认同、内化。
依从：用来表示一个人为了获得奖励或者逃避惩罚而做出某种行为。通常，一个人的行为的持续时间与他所获得的奖励承诺或者所面临的惩罚威胁同样长。例：独裁者会通过奖励或惩罚来获取臣民对他的忠诚，但取消惩罚或奖励，臣民也会停止对独裁者的忠诚。（类似于经济学中的激励）
认同：指的是因个体希望与影响施加者保持一致，而对社会影响产生的某种反应。一旦我们发现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在某些方面具有吸引力或感染力，我们就倾向于接受来自这个人或这个群体的影响，并且采取类似的价值或态度----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获得奖励或者逃避惩罚，而仅仅是为了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相像。
例子：假设你有一名叫罗纬的叔叔，他热情、有魄力、也很有魅力；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喜爱他。罗纬大叔是一个守旧主义者，他认为视频，音乐等新媒介终有一天会毁了纸质媒介，并且让人丧失阅读，深入研究和复杂思维的能力。从儿时开始，你就多次听到他在公众场合表达这样的观点，这一点也成为了你信仰的一部分---并不是因为你对他有深入的思考并认为它是对的，也不是因为罗纬叔叔因为你采取了这一观点就对你有所奖励。只是因为你对罗纬叔叔的喜爱，这种喜爱之情使你萌生了要将他的一切吸收到自己的生命中来的倾向，因为他的这个观点也成为你的信仰体系的一部分。
内化：
将特定信念内化的动机是希望自己正确。一旦成为我们自身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种信念就会与它的来源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变得非常不容易改变。
对三种反应的特征进行对比，依从的持续时间最短，对个体产生的影响最小，会因为环境的压力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行为。
认同这种反应，所认同的那个人根本不必要在场，所需要的仅仅是个体希望与那个人相像。例如，罗纬叔叔搬到了另外一座城市，但是只要（1）对你而言他依然很重要，（2）他仍然持有同样的信念，（3）这些信念没有遭遇更具说服力的相反的观点的挑战。
认同所产生的效应，可能会因为一个人希望得到正确的认识而得以消除。
内化是对社会影响最持久的反应。正是因为人们希望自己正确的动机是一种强大的而且可以自我支撑的力量，它才不需像依从那样依靠奖惩之类的力量的持续监督，也不需像认同那样要依靠对另一个人或者某个群体的持续敬重。
对社会影响的这三种反应的主要成分进行分析。依从中最为重要的成分是权力。奖励和惩罚是产生这种类型依从的有效手段。但人们可能会质疑我们是否希望只是简单的依从。因为信任某个事物的内在逻辑要比仅通过外部手段继续制约要好得多。
在认同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吸引—被认同者所具有的吸引力。
在内化中，最重要的成分是可信性----提供这个信息的人的可信性。
将具体的社会影响分为三种类型的方法并非完美无缺。在某些情况下，三种类型可能会出现交叉。例如当个体与最早引起依从行为的个人或群体就继续相处做出坚定的承诺时，依从的持续时间就会增加。（这类情况会在本书第五章再做详细描述）
在做出依从行为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种行为或者这种行为的后果中发现，即使最初引起依从的原因（奖励或惩罚）不再出现，继续这种行为也是由价值的，依从行为就会持续下去。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次级收益。因此，尽管依从本身通常不能够产生持久的行为，但它却有可能为那些能够产生较为持久效应的事件的出现创造条件。
服从是依从的一种形式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一系列服从相关实验：
通过广告招募40名男性志愿者参加一项学习与记忆的实验。被试来到实验室后，一位专家模样打扮的实验者向他们解释，将通过对他们的实验来检验惩罚对学习的影响。学习期间要求其中一人，即学习者，对一列词进行记忆，而另一个人，即老师，将对他进行检查。两人通过抽签决定各自的角色；真正的被试抽到的是老师的角色。他被领到一个“电击发生器”前，电击发生器上有一个仪表板，仪表板上有30个拨动开关，刻度从最低点的15伏（标有“轻微点亮”）逐渐上升到中度水平，然后逐渐上升到高达450伏的电击（标有“XXX”）。要求老师通过操作这些开关，在学习者每次做出错误回答之后，向他发出一个强度逐渐加大的电击。
接着，老师跟随实验者和另一个人（学习者）走进隔壁房间，在这里学习者被绑到一个电椅装置上，这个装置通过电极连接到电击发生器上。学习者称自己的心脏不是太好，实验者向他保证，“尽管电击可能会很疼，但不会引起任何持久的组织损伤。”
实际上，学习者知道自己根本不必担心。他并非真正的被试，而只是实验者的一个帮手，而且抽签指派角色也在事前做了手脚，以保证他能够扮演学习者而真正的被试能够成为老师。学习者也并没有真的被通上电。
学习开始后，学习者多次做出正确的回答，也出现了几次错误。每当错误出现时，老师都会按动下一个开关，根据估计实施一次更强的电击。在发出第五次电击时，强度到了75伏，受难者开始表示不满并发出呻吟声。强度达到150伏，他请求允许他退出实验。到180伏的时候，他大叫再也受不了了。当电击水平达到了标有“危险：极度点击”的时候，老师听到受难者在砸墙并请求让他离开房间。但是，这当然不是正确的答案，于是实验者要求老师继续增加电压，按动下一个开关发出下一次电击。
该实验的被试是一个随机样本，样本中有商人、专业人士、白领职员和蓝领职员。到实验的最后会有多大比例的人继续实施电击？在社会心理学课上，对240人的班级进行调查的时候，99%的学生都会表示，在学习者砸墙后就不会再实施电击了，对40名精神病专家进行调查，他们预测只有4%的被试在受难者拒绝回答（在300伏）后仍对他进行电击，实施最强电击的人不会超过1%。
但实际情况是，65%的被试，会继续实施电击直到实验结束。而对这些被试进行标准人格测试，完全服从和成功拒绝服从压力的人之间没有差异。服从者也并非对受难者表现出的痛苦无动于衷，但他们仍然服从，直到最后。
实验结果令人震惊，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中出现过的盲目服从行为。阿道夫﹒艾希曼将自己屠杀数以千计无辜百姓的责任归功于对上级军官权威的正当服从。越南战争中，陆军中尉威廉﹒卡利被指控蓄意、无辜地谋杀美莱村的越南妇女和儿童。他坦率地承认了这些事实，但却说自己认为这样做是对上级军官权威的正当服从。
当然，我们需要避免对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做出过分的解读。因为存在一些可能使得服从增加到最大限度的因素：
（1）由于志愿者是自愿参加的，所以被试有理由假定受难者也是自愿的，因此他觉得双方都有义务防止实验中断。另外一项研究中，当他和其他两位公然反对实验者的教师一起参加实验时，完全服从的比例降到了10%。
（2）实验中发出命令的是耶鲁大学实验室一位富有声望的科学家，他的开场白使得被试们相信这是在研究一个很重要的科学问题。为了详细研究权威人物的影响，米尔格拉姆通过将耶鲁大学的科学家替换成另一位科学家，发现服从比例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之后还继续设计了一个实验：科学家在实验将要开始前被叫走，替代其进行督促电击的是科学家的学生。替代者假装偶然想起要让老师在学生每次出错后增加电击的水平，此时被试服从的比例一下子跌倒了20%。
（3）另一个因素是权威人物是否在场，当实验者不在房间里而是通过电话来发布命令时，被试服从比例下降到25%以下。而且有几个进行实验的人出现了欺骗行为，他们发出的电击在强度上比所要求的要低。
（4）随后的研究中发现，老师距离学习者越远，就越可能服从权威的命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老师实际看到学习者时，只有40%的人会继续发出电击。相比之下，仅仅听到受难者叫喊的老师继续实施电击的比例则达到了62%。而现代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派出了近距离接触潜在牺牲者的可能性，就更容易导致使用死亡武器的人对无辜目标悲惨命运的漠不关心。
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不服从
在人类历史上，同样存在着类似勇气可嘉，激动人心的事例，但是我们不能对人们服从权威的普遍性视而不见。当我们参观抗战纪念馆时，会沉浸在自己面对压力宁折不屈的幻想之中，当米尔格拉姆实验的被试要求对他们的表现进行预测时，由于受到他们价值观和自我概念的影响，所有的被试都回答他们会在中等或者中等以下水平停止电击。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实际情景的压力会如何超越他们的价值观和自我概念。由此可见，社会学因素的压迫会产生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所以对人行为的判断也不应只对准个人素质。
不介入的旁观者是从众者
曾经的“小悦悦”事件造成了社会的震动，媒体在讨论中国社会所出现的道德滑坡，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影响因素不只有道德层面的。
在美国，曾经出现过一位女士在纽约第五大街摔倒休克达40分钟，期间数百名头脑清醒的行人停下来，呆呆地看上一会儿，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于是研究者们提出一种假定，大量的人目睹危机事件的发生，将对每个人的帮助举动产生抑制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其他人都在权衡求助或者不求助的合理性与恰当性。在这里还要加入两条规律。正如前文所说，（1）从他人哪里得到的提示往往是合理的，尽管在某些紧急的情况下会出现误导。（2）在公共场合毫不掩饰个人强烈的情绪被认为是“不冷静”的。当我们身边有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多数人会尽力表现得比实际上更无畏、更坦然、更放松，或者对异性更没有兴趣。例如，从夜总会观赏脱衣舞的那些客人们的脸上，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厌倦的表情，据此我们绝不会猜想他们为之兴奋或者对此感兴趣。
在这两点的基础上对在第五大街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假定你在她扭伤十分钟后来到了现场。你看到一位女士躺在地上，看上去很难受。你还看到了什么？你看到许多人从她旁边走过，瞥了她一眼，然后继续赶路。你会对情况做何种估计？你可能得出不宜介入此事的结论。因此，有许多人在附近这一事实，看起来更能增加某个人出手相助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却降低了任何一个人前去帮助的可能性。
为此，比伯﹒拉塔纳和朱迪斯﹒罗丁围绕着“危难中的女性”进行了一项实验。实验中，以为女性实验者要求大学生填写一份问卷。然后实验者经过一个没有上锁的卷帘门回到隔壁房间，临走向大家交代问卷完成后她便会回来。几分钟后，她上演了一起事故。学生们实际听到的是这位年轻女性的声音：先是爬上椅子，接着听到一声尖叫和倒塌的声音，听上去好像椅子倒了，她被摔倒了地板上。接下来学生们听到了呻吟和叫喊声。
实验的变量是人们是否单独呆在房间里。那些单独呆在房间的被试，有70%的人向她提供了帮助。而在那些与一些陌生人呆在一起的被试，只有20%的人提供了帮助。因此实验结果显示，其他旁观者在场会抑制人们采取行动，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旁观者效应。
这类实验和社会事件表现了人类处境相当冷酷的一面：如果有人通过不介入做出了不良的示范，或者某一行为的责任看上去被扩散到了每一个人，人们就会想尽一切可能地逃避相互帮助。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如野营的伙伴，同地铁车厢里的乘客在面对危机之时会选择挺身而出。原因是满足了两个条件：
（1）处于同一个狭窄空间或者志趣相同的人们中间往往能够产生“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2）他们与受难者处于面对面的情境中，并且不可能迅速离开。
尽管此类事件的发生的紧急程度都是确认无疑的，但当帮助的代价很高时，人们也很少会去救助。除了考虑帮助的代价外，人们还会考虑他们的帮助所带来的好处。大量证据表明，如果人们确信自己所付出的真的有用，他们就会去帮助别人。而当旁观者不相信自己可以减轻受难者的痛苦时，受难者的痛苦与旁观者的反应速度之间边存在一种反向关系。这也可以用移情的观点进行解释，当看到另一个人处于痛苦之中时，我们也可能会出现不愉快的生理反应。受难者越痛苦，我们的不愉快感越强。为了减少这种不愉快感，我们可以帮助受难者，也可以在心理上远离这一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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