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话剧经典语录
希望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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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安忆与城市
《长恨歌》 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 ——王安忆1.1为什么以城市为背景
1.1.1女性的独特视角
众多作家更愿意把视野投向乡村、小镇之时，王安忆则特立独行为她的小说选择了城市这样一个背景底板，一个开放而又繁闹的空间。这某种程度地源于她的女性立场。在她看来,作为一个人造的自然,城市更为适合于女性生存。她们卸下了农业社会对于体魄的苛刻要求,这个崭新的场所更多地接纳了女性的灵巧和智慧。她们有宁静的一隅，并有滋有味地经营着属于她们自己的色香味俱全的小天地。如王安忆自己曾经说到：
“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也有英雄，她们才是”1.1.2展现城市的文明
显而易见,王安忆把城市视为现代文明的一个必然阶段，她毫不掩饰对于城市的好感。《长恨歌》不时体现出鉴赏城市的眼光和趣味，王安忆深知咖啡厅气氛、花团锦簇的窗帘以及街上当当地驶过的电车之间隐藏了何种迷人的性质。王安忆笔下的城市不仅仅是一个死板的景观,不仅仅是建筑物的简单聚合拼凑，而是一个活灵活现的我将其称之为“完整的形象”。全书中所展现的几种城市片断：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式的女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城市的“完整”。
1.2小说里的城市
1.2.1景与物
我们仅从第一章便可见一斑。写弄堂：
“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被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写流言：
“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有时是东西厢房的黄衣草气味，有时是樟脑丸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这城市的弄堂有多少，流言就有多少，是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的”写闺阁：
“拉开窗帘，便可看见后排房子的前客堂里，人家的先生和太太，还有人家院子里的夹竹桃。这闺阁实在是很不严密的。隔墙的亭子间里，抑或就住着一个洋行里的实习生，或者失业的大学生，甚至刚出道的舞女。那后弄堂，又是个藏污纳垢的场所。”再写鸽子：
“鸽子是这城市的精灵。每天早晨，有多少鸽子从波涛连绵的屋顶飞上天空！它们是唯一的俯瞰这城市的活物，有谁看这城市有它们看得清晰和真切呢？许多无头案，它们都是证人。它们眼里，收进了多少秘密呢？”1.2.2人与世俗
上海人是精明的，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精明过度或许就成为了一种小市民习气。从《长恨歌》的开篇，我们便可以看到,上海的弄堂里满布着流言，而这流言或许是小市民习气的最好证明。在程先生建议她去竞选“上海小姐”时，王琦瑶“心头一亮”，因为她看到了从弄堂走向大马路的希望，小市民那种希望向上爬的心理在王琦瑶的身上隐隐作祟。
生活在上海这座繁华都市的女人们,受着金钱的熏陶，使他们在用王琦瑶的话来说，她的爱情观，就是“在心子里做人，见不得人的，却是实惠”。既然“面子”与“心子”不可兼得,倒不如潇洒一点舍弃一边。
2悲剧
悲剧眼光将人看作寻根究底的探索者，而赤裸裸的，无依无靠的,孤零零的，面对着孤独和死亡这些无可回避的事实。——西华尔《悲剧眼光》2.1悲在何处
小说的叙事角度是“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作为弄堂女儿的王琦瑶的生命经验的展开是跟随着上海这座城市在时间的漂流里不断耗损而获得的。城市的历史阶段也就成为了女主人公生命的时代，王琦瑶复杂的人生印象便在这时代的变迁之中得以展现。
小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46年到1948年，围绕着竞选“上海小姐”的事件，讲述解放前夕上海的生存状况。第二部分从解放到文革结束，讲述王琦瑶这一类市民在无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的“隐居生活”。第三部分从文革结束到王琦瑶被杀，讲述了一个怀旧梦想的破灭。
2.2个中缘由
2.2.1 人物性格的不可避免性
前文中已然提到，生存的环境使得女主人公王琦瑶的爱情婚姻观上极度务实和功利，带有小市民那种希望向上爬的心理习气。所以这一切不可避免的悲剧，源于她对自身未来生存问题处心积虑思考之后自觉自愿的选择。然而“上海小姐”的参选，却又进一步将王琦瑶的命运推向深渊。如果说被说服决定参加选美比赛是自己自觉自愿的选择的话，那么参选后接踵而来的后果则是在王琦瑶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不自觉地走向悲剧。
进一步的加剧则是在住进爱丽丝公寓直到李主任因飞机失事罹难那一刻，闪耀着奢侈的光辉的日子即将终结，从头到尾好似美梦一场。而在这段日子里所更加加剧的对权利、对荣华富贵的向往，使王琦瑶放弃了有尊严有爱的生活。这种功利性的选择正是王琦瑶通向悲剧深远的重要一笔。
白晓华在《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命运》中这样评价到：
“作为女性，王琦瑶总是奋力地寻找着男人的坚强和保护，到头来却发现她选择的男人总是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总是他们先被打倒、被击败。李主任仓促间把命都搭上了，康明逊无奈中逃之夭夭，程先生连自己的命运都承担不起，最后只剩下王琦瑶在风雨飘摇的孤苦境地中继续这漫长的生命之旅。从表象上看，经历了风雨之后的王琦瑶似乎有了几分女性的自醒自觉，总是以一种韧劲在与一切做着抗衡，不用依凭男性寻找到独立的生存空间，抛弃世俗的一切来接纳曾经被她用物质交换出去的爱情。可实质上她的抗争总是带着些妇人性，是躲在狭小的空间里的小挣扎、小把戏，既没有和男权社会抗争的实力，也没有走出“大世界”寻找出路的信心。一旦社会有一丁点的风吹草动，她的世界也就随之坍塌了。徘徊在得到与失去之间，王琦瑶不过是在和自己做抗争，忙来忙去还是一个人，她始终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到这里，她的悲剧命运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就只剩一个悲剧的结局。”2.2.2 社会结构下“徒劳的”抗争
可以这样来分析，王安忆赋予了小说以双重的悲剧意蕴，它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同时又是这个城市的悲剧。在这里，女人是城市的代言人，城市则是女人的写照，她们彼此说明，互为参考，两相映衬。
王琦瑶的上海，说到底还是男权主宰的社会，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性注定是处于从属和受伤害的地位，她生命中的几个阶段都无不如此。小说里作为作者主要描写对象的的女人们，似乎从来就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闲人，她们在你情我侬、灯红酒绿的上海滩里闲闲散散、无所事事地消遣着人生。男权主宰下的社会结构，使得女性只有去寻找依附而毫无反抗之力。只有不断地依附，才能在这样的上流社会生存下去，反抗只会带来一无所有与悲哀。要想生存就必须适应这样强加的生存规则的被迫没有抗争的一出悲剧。
3跨越千年的长恨韵致
3.1 共通性
王安忆的《长恨歌》中的女主人公王琦瑶在获得“上海小姐”称号之前的平凡生活，正是杨玉环的少女时代——“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从典型的上海弄堂里的女孩，到成功竞选“上海小姐”，毅然舍弃爱情的“底线”程先生，成为权贵李主任的外室正是杨
玉环得到了皇帝的专宠——“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李主任的不幸罹难，王琦瑶的痛彻心扉，又是杨玉环痛别唐明皇——“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我们不得不承认“红颜薄命”的命运是如此相似的跨越时空的界限，流淌在古今两个女人的血液中。
3.2两般离恨
白居易的“长恨”是萦绕在诗中，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对爱情遭受命运拨弄和被政治伦理摧残的叹惋。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是在至深至浓时被突然斩断的，自然“长恨绵绵”。
王安忆是的“长恨”则是在在小说之外，王琦瑶的实利观使她确实过上了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生，但是以一生的不幸为惨痛代价的。她的生见证了上海的变迁，她的死是真正的碧落黄泉,而不是白居易笔下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对爱情得以接续的苦心寻觅。王琦瑶的碧落黄泉是悲剧的谢幕,而白居易笔下的“碧落黄泉”是爱情高潮的迭起。
最后想借用白居易的一句《长恨歌》以收束全文：
“上穷碧落下黄泉，此恨绵绵无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