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镶一经典语录
本来准备看完原著小说再来回答的，但最近书积得有点儿多，就先尝试用两部剧场版（《虐杀器官》、《和谐》）提供的材料来挖掘伊藤计划的思路，以完成度更高的《虐杀器官》为主。
看了一下知乎上的回答，比较失望。基本上没人指出伊藤计划所关注的问题域以及他写作时可能动用的思想资源，只有一些介绍性的文字，对于深入理解作品没太大帮助。
直死之喵眼：伊藤计划、大屠杀、政治国家与《和谐<harmony/>》zhuanlan.zhihu.com1.人类恶意与大屠杀
一切从《虐杀器官》开始，是关于大屠杀的故事。
《虐杀器官》描述了两场大屠杀：一场是约翰·保罗用“杀戮文法”在世界“边陲”制造的动荡和骚乱，即明面上的大屠杀；另一场则是谢泼德上尉亲身参与、由世界“中心”美帝主导的对世界“边陲”的暴力根源的定点清理，即潜在的大屠杀。两场大屠杀，代表了人们对大屠杀的两种认识。
一种认识是将大屠杀解释为人性问题：人性中天生存在暴力和阴暗面，文明化进程阻止了这些负面倾向的集中爆发。大屠杀不是现代社会的常态，而是各类防范机制（比如民主政治）失灵后产生的“怪胎”。总之，是一个只存在于某时某地的孤立事件（比如1938-1945年的纳粹屠犹运动）。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正逐渐远离这种暴力威胁。
这是目前通行的关于大屠杀的解释，它将大屠杀从我们的社会（至少是心理层面上）驱逐了出去，将这一行为特殊化、边缘化，从而保卫了（至少是表面上）和平的日常生活。这种解释背后自有一种启蒙理性的“完善”观念支撑，即认为我们有能力克服自身的恶性、成为更完美的造物的可能。萨拉热窝核恐袭前的约翰·保罗就是生活在这种观念下的一个人——人类恶意已经被文明化进程“消除”，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和平”年代。
启蒙理性的“完善”观念与“发展”历史观自然是对基督教“人性不变”的原罪论与中世纪“停滞”历史观的一种超越，但其在不久之后却也遭到了自然科学话语的挑战。早在19世纪，犯罪学的创始人龙勃梭罗就尝试通过颅相学方法为犯罪行为寻找生理证据，即认为人的行为倾向是由某些不可改变的生理结构（比如颅骨的形状）决定的。这些“生来犯罪的人”与基督教话语下“原罪的人”一样，假设了人性——尤其是人的局限性——是无法改变的。
《虐杀器官》的开篇，萨拉热窝核恐袭重塑了人们对于暴力和文明社会的认知。约翰·保罗的妻儿在这次事件中遇难，则打破了他对文明社会的美好幻想：人类恶意没有被“消除”，而他本人就投入了对恶性的寻找之中。通过对纳粹宣传文本分析而得出的“杀戮文法”，本质上是与龙勃梭罗的颅相学一样的自然科学话语，即认为人类的心理设施具有某种局限性，其中掌管“杀戮”的功能模块在长期的文明化进程中不是被“消除”，而是“潜伏”下来，会被特定的文法规则所激活，进而导致大屠杀——这就是以乔姆斯基语言学为根基的新“原罪论”。两百多年过去了，新的末日宣教士不再举着圣经文本和粗糙的颅相学证据向启蒙理性带来的善可能性发起冲击，而是换上了更加锐利的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武器。
约翰·保罗便是其中的一员。在丧失对人类向善的信心之后，他挥舞起语言学的利刃，开始了对“原恶之人”的大屠杀。而当他迷失于人类恶意中不可自拔时，另一场由世界“中心”美帝主导的大屠杀却悄然展开。谢泼德上尉被卷入了这次事件，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大屠杀的另一种视角。
2.现代性与大屠杀
另一种认识是将大屠杀归结为现代性问题，：大屠杀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彻彻底底的现代发明。现代文明的诸要素通过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下生成了大屠杀，就如同木炭、硫磺和硝石，虽然每一样都很不起眼，但当它们以特定的比例混合后，就变成了威力巨大的火药。人们惊呼它为“怪胎”，而它却内在于我们的文明之中。
如果认真检讨大屠杀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前现代社会中确实不曾出现过如此具有计划性的对特定人群的大规模“清理”行动。虽然战争、瘟疫、饥荒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但这其实是生产力低下的副产品——人类从未如此优雅地站在玻璃窗的一边，看着另一边的同类在“淋浴室”中死去。
在7年之中“清理”至少600万人，或者是在7周之内“清理”至少30万人，仅凭自发的憎恨和狂热是远远不够的。相反，这必定是一项高度理性化、组织化的行动，需要动用最聪明的头脑设计最科学的方案，并交由最富效率的科层制组织——一般来说，是政府部门和军队——加以执行。在这项精密细致的工作中，任何感情——无论是同情还是憎恨——都是对计划的一种妨害。事实上，在研究纳粹屠犹运动的历史学家希尔博格笔下，作为恐怖代名词的纳粹集中营中只有极少数看守是以折磨为乐，更多人则表现出冷漠以及有克制的同情，即身为“理性机器”的自觉。
约翰·保罗找错了复仇的对象。作为一种激情的仇恨，是短暂易逝的——它或许只存在于1938年的犹太人“水晶之夜”。而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仇恨，才是细密绵长的——它才真正贯穿了屠犹运动的7年历史。造就萨拉热窝核恐袭的，不是人类的恶意，而是核武器从制作到引爆的整个命令链条——一个理性化的、排除了私人感情了的命令链条。
这根链条背后隐隐显现出美帝的身影，以及它作为强力政治国家的雄心。约翰·保罗是这根命令链条下的一环——已经不受控制的一环，谢泼德上尉则是另一环——尚且受到控制的一环。如今，后者在国家命令下前往更换那已经坏掉的一环，两人的命运由此开始交织。
3.理性化及其可能
大屠杀的命令是如何下达且被人服从的？理性化最终又会迫使人们接受什么样的结果？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大屠杀背后有强烈的人类恶意，比如影视剧中的希特勒总是以一幅极端排犹分子的形象登场。但是，如前所说，仅凭一腔仇恨，个人是无法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感染”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动用以高度理性化为特征的国家机器的。事实上，希特勒也曾试图在民众中散播一种排犹情绪，但即便戈培尔也不得不承认，应者寥寥。纳粹屠犹运动并非是一场事先设计好的大屠杀，它更像是一项由政治国家主导的庞大“理性工程”中的一部分——因行为的不断修正而导致的未曾预料到的一环。
在公开的政治宣传中，纳粹始终将重建日耳曼人的“千禧帝国”作为自己的口号，犹太人问题不过是这一“国家使命”之中微不足道的一环。纳粹先后使用驱逐出境、集中监视、禁止通婚等方法管理犹太人，但随着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当欧洲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用来安置这些犹太人之后，最理性的办法便是将他们送往“淋浴室”集中处理掉——这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而是行政官员在日复一日的行政规划后得出的结论。当旧的措施不再适应新变化，更有效率的方案自然被提上日程。与之相似，日本军国政府制定的最高战略目标是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为此他们在北平发起攻势、在上海发起攻势、在南京发起攻势，当这些策略都失效后，在敌人首都展开一场空前的威慑活动也就变得迫在眉睫。
回到《虐杀器官》，由美帝主导的庞大“理性工程”，便是绝对的本土安全。以本土安全为最高目标，美帝在理性化原则的指导下开启了一个决策过程：对内，通过强化监控体系和对民众生命的绝对剥夺以“消除”任何潜在的暴力隐患。当手无寸铁的民众受到利维坦机器的无处不在监视时，出于对制度性暴力报复的担忧，他们被迫放弃了私有武力，进而实现了帝国疆域内的“和平”——实际上是将“暴力”转移至一个更强大“他者”手中。对外，则是对世界“边陲”的极端分子定点清理以铲除祸乱根源，为此不惜使用约翰·保罗发现的“杀戮文法”挑起族群之间旷日持久的相杀。
随着谢泼德上尉的秘密行动的展开，我们终于可以将约翰·保罗制造的大屠杀放在更高维度去审视：大屠杀不是恶意的结果，而是美帝理性决策下的“无情”一环。事实上，如果认真检查谢泼德上尉在索马里的行动，我们很容易发现，即使是那些貌似由约翰·保罗制造的、“边陲”地区发生的大屠杀事件，其诞生所需要的条件——比如富有效率的军阀政府、大量杀伤性武器——也是由美帝提供的。因憎恨而开始的杀戮并不能伤害多少人，只有成建制武装的军队才能提供大屠杀运转的不竭动力。这股动力同样来自于美帝的精密计算。
约翰·保罗作为“杀戮链条”中受操纵的一环，当他的复仇情绪使其无法再胜任“理性工程”的运转时，美帝就发出指令，要求谢泼德上尉“回收”约翰·保罗。约翰·保罗不过是一个坏掉了的“零件”，与政治国家的雄心、庞大的“理性工程”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4.《和谐<harmony/>》与“生府社会”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约翰·保罗找错了复仇的对象，萨拉热窝核恐袭的幕后元凶不是人类恶本性，而是美帝和它主导的世界秩序。《虐杀器官》的结尾，约翰·保罗通过“杀戮文法”在北美掀起恐慌，不但没有伤及它一丝一毫，反而强化了行政理性对社会的整体控制力。之后，便来到了《和谐<harmony/>》中福柯式的“医学社会”——“生府社会”。
先前提到的政治国家和它所实践的“理性工程”背后其实有着两重假设：一重是道德假设，即政治国家是“城邦”生活的延续。所谓“城邦”生活，即公私领域尚未分化的生活方式。“城邦”公民是公共性的产物，其行为以增添公共的福祉而非私人性的享乐为动机，“城邦”作为更高的社会实体，对其成员的一定的“德性”要求，比如卢梭式的“道德共和国”。另一重则是技术假设，即“理性工程”是实现“城邦”生活的技术手段。个人不是天生的“城邦”公民，而是构成“公民”的原始质料，被管理和驯化的对象，这类似于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建国大纲》中所提到的“训政”。政治国家通过对个人的管理、驯化，使之成为“适格的人”。这种政治实践的最终结果，便是构造一个《和谐<harmony/>》社会。
政治国家是“城邦”公民的“助产士”。因此，当人的本质在于不可还原的“心灵”时，政治国家便是人类的“心灵工程师”——通过种种文化上的强制手段来塑造民众的德性和趣味。而当人的本质——伴随着生物学、心理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话语的扩张——而被还原为身体的物理活动时，身体便成为政治国家监控的对象。“生府社会”为每一位未来公民都安装了身体监控系统“Watchme”，并通过药物精炼仪器控制其生理反应。当每个孩子迎来自己的17岁生日时，“Watchme”就会自动启动，使之自动成为“城邦”共同体中的一员。
这便是《和谐<harmony/>》的本质。在弗洛伊德的假设之中，“自我”是私人性的，与外界始终是矛盾的存在，始终处于紧张和压抑的关系之中。而在米德的假设之中，“自我”则是公共性的，是“他者”赋予的，与所处群体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相一致，即内外和谐的。
《和谐<harmony/>》的最后，“生府”取消了所有人的自我意识，以化众为一的方式，实现了人类整体的永生，或者说是个人意义上的“无人生还”。新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是顾虑“他人”的存在，都是为“他人”而活的人。通过消灭多样性，人类终于获得了一致性的《和谐<harmony/>》。这到底是人类的升华，还是人类的灭绝，谁又知道呢？
5.后记
伊藤计划的故事提供了许多用来透视现代社会的有趣材料。但是，我仍不推荐大家去看这两部剧场版，因为它们着实拍摄得乏味无趣。
在这个不仅是有大屠杀的故事中，还有很多等待发掘的思想资源，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福柯的“生命政治”、吉登斯的“暴力国家化”。但鉴于本文已经变得又臭又长，就在大屠杀的话题上打住，不再进行新的分析。
我们不得不承认，造成大屠杀的诸多要素仍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并且始终没有受到严密的防范。相比于正视日常之中的“恐怖”，人们更愿意将这个话题交由社会学去处理，并以此将它们从心理层面上“清理”出去，继续“表面和平”下的生活。很多人尚未认识到政治国家和“理性工程”对我们社会的伤害是如此之大，仍天真地请求国家在文化领域回应他们自发形成的“道德责任感”，而这使得文章所讨论的内容也多了几分现实感。有些事情不仅需要现实制度的改变，更需要观念制度的改变。
应该是伊藤加奈惠， 日文译名伊藤かな恵（Itou kanae），1986.11.26 出生在日本-长野县，爱好散步、探险、听音乐、舞台鉴赏。她是日本的女性声优。所属事务所为青二Production。毕业于Amusement media综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