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 经典语录
到底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什么是创新精神？
我个人觉得，企业家精神就是在现有资源之外，寻求一种新的机遇、或创造一种新的资源的一种精神。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 首席执行官张瑞敏
01物联网时代，失败者经营的是带围墙的花园，成功者经营的是开放的平台
＊ 网络使你无法自满，它使距离消亡到零，传统的连续性被打破及传统结构消亡。不能更新观念，无异于自我抛弃。
＊ 物联网时代有一个趋势，就是大企业要被平台型企业代替，海尔就是大企业；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大的公司做小，做成很多很多的小公司，就像一个生态圈一样，他们自己来创业。
＊ 很多企业说“要改变”，但“隔热墙”你能不能动？原来企业中层管理体系那么庞大的班子，你能不能去掉？如果做不到这点，其他的免谈。
＊ 平台型企业在我们这里具体表现为什么？就是刚才所说的把内部组织结构打破。
福布斯杂志有一期封面文章做的是海尔，题目叫做“海尔消灭中层”，其实并不是消灭中层，而是中层在平台型企业当中就不应该存在。
不应该存在那变成什么？我们现在叫做利共体、自主经营体，我们下面建了两千多个自主经营体，自己有权力做决定。
＊ 时代永远是动荡的，组织能做的就是保持动态平衡。在互联网时代里，最好的平衡术就是开放系统。因为开放系统具有主动行为特征，是生命体的自由意志。在“复杂性”理论中，这也被称作正反馈。
02网络的价值就是用户的价值
＊ 我们走了非常非常多的弯路，要不然也不会试了10年。网络的价值是什么，就是你的用户价值。
＊ 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了用户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 在移动网络时代，传统产业企业的生存变成取决于用户手尖的移动：他手尖移动到你，你就可能胜；不移动到你，你不可能胜。
03“我们希望自己成为破坏者”
＊ 百年企业都是在自杀和他杀中选择自杀。任何一种变革都有失败的可能，试错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延续？如何自我颠覆？每个企业都面临着这个抉择，是自杀重生，还是被杀出局？百年老店其实就是在自杀重生和被杀出局中做一个抉择。
要么提前自杀，涅槃重生；要么自杀还不自觉，然后被淘汰出局。想要定一个百年战略然后就这么走下去是不可能的。所谓百年老店，就是不断涅槃的结果。
＊ 我们希望自己成为破坏者，而不是被破坏者。
＊ 传统经济时代也有变化，但互联网变得更快，再大的企业，不跟上时代，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也是可能的。
04“企业即人，人即企业”
＊ 好的机制有两个特点：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使人不是被迫的而是很愿意、很高兴地主动来参与，这就是参与约束。激励相容约束，则是把公司、集体的利益最大化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连在一起，也就是在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 我们内部提出来八个字：企业即人，人即企业。企业不再是原来管理员工的，而是变成一个平台，能够给员工创造一个机会，让员工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我们提出员工创客化，每个员工都可以创业。
05企业家应做“造钟师”
＊ 《老子》帮助我确立企业经营发展的大局观，《论语》培育我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勇于进取、刚健有为的浩然正气，《孙子兵法》帮助我形成具体的管理方法和企业竞争谋略。
＊ 企业家应做“造钟师”而不是“报时人”。
＊ 海尔有一句话叫“真诚到永远”，这并不是一句口号。为什么要说永远呢？因为可能你坚持一段时间可以，但是永远、长期坚持，这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考验，特别在中国目前这个市场环境下。
06“企业家精神就是让企业的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创业者。”
＊ 其实到底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什么是创新精神？我个人觉得就是在现有资源之外，寻求一种新的机遇、或者创造一种新的资源的精神。
现在，对于我们中国企业来讲，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从原来的模仿走向引领，走到世界管理舞台的中心。
＊ 互联网带来了机遇，中国企业应该抓住机遇，创造出一个领先世界、让世界各国都来模仿的一种管理模式。
＊ 企业家精神，说到家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创业者。就像德鲁克所说，“21世纪企业应该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CEO”。
企业家精神不是这个企业领导人多么有能耐，而是让企业的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创业者，或者成为他自己的CEO。
07“永远自以为非，而不是自以为是。”
＊ 我们的企业文化说到家就是四个字——自以为非，永远是自以为非，而不是自以为是。
“是”是什么？是就是时代，时代是我们必须跟踪、必须遵循的，我们必须根据时代来改变。所以我们就以时代为师，为“是”，以我们自己为“非”。
＊ 对于员工来讲，我的任务是给他创造一个可以自我创新的平台，我不会给你提供一个工作岗位，但会给你提供一个创新机会。
08“立足今天，争取明天”
＊ 物联网就是生态系统。因为物联网说到家就是两条：第一，它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融合；第二，它是攸关各方创造价值和分享价值的最大化。
＊ 我们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永远踏准时代的节拍。没有成功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谁能够踏准时代的节拍，谁就是时代的企业。但是这种成功指的是这一段时间内，下一个时代能不能踏准？很难说。
＊ 所有的荣誉都是昨天，我们只是立足今天，争取明天。
我们走过的路，像沙滩上的脚印一样，海浪来了之后，不管这个脚印有多么深，一切都会被冲刷掉。
海德格尔说向终结而生存。一个人也好，一个公司也好，都有一个确定和一个不确定，死亡是肯定确定的，什么时候死亡是不确定的。把今天的事情做好。不应该去留恋昨天，昨天没有什么值得可留恋的。
09“厚道的‘道’，就是天道和人道。”
＊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而儒家文化说到家，就是人。人说到家，就是诚信。企业里最难的大概就是诚信。
＊ 山东人厚道，但是厚道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太过老实，可能创新不足、守成有余。但是不管是创新还是守成，最主要的是和时代的结合度、紧密度有多少。
＊ 厚道鲁商，厚道的“道”，我个人认为就是“天道”和“人道”。“天道”和“人道”，就是按照天的规律去做事，同时要符合人的诚信。
对于现在互联网时代，厚道鲁商有更重大的现实意义——诚信。因为在互联网时代、物联网时代等之后的时代里，很多东西都会是免费的，产品只是一个载体，更多的要提供你的体验，提供你的服务。
在免费的时代，比免费更加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信任。这恰恰是鲁商最应该做和最能够做到的地方。
10“海尔是一个出创客的平台”
＊ 每个人都是创业者，他要创造的是价值。
＊ 共享平台的目的是做什么？就是四个字，活而不乱。
职能部门就是干良心活，他们怎么做到人单合一呢？海尔把原来的职能部门合成“两个平台”：一个叫共享平台，一个叫驱动平台。共享平台要做到“活而不乱”，驱动平台的目标是“事先算赢”。
＊ 海尔原来就是一个出产品的公司，现在应该出创客的一个平台。
＊ 一个公司重要的是要变成一种人性化公司，怎么把员工的积极性发挥到极致。
创新和坚持！浪漫与智慧！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它有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井井有条。
1978年：时代的拐点：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个热水瓶，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
扩展资料：
企业发展史与企业传记的写作笔法有所区别。企业传记，好比人物历史纪传；企业发展史，好比人物志或地方志书。具体而言，二者的写作有着以下不同：
词藻的运用
企业传记注重在文采方面，特别是在“词藻”上下功夫，可以有较多的形容词和修饰语，力求文章生动性，以增强企业传记的文学性；企业发展史则要求运用志书的语言，力求客观、真实、准确。
形象的刻划
企业传记在撰写企业家、企业管理团队时虽然也以事实为根据，同时它可以有文学形象的刻划，这就可能使得人物历史的真实性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企业发展史则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展开叙述，它所记载的一切都是企业所发生的事迹和信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企业发展史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它有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井井有条。
但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20多年后，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泥潭。
于是，变革成为一种必然！
1978年：时代的拐点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个热水瓶，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
20多年后，他回忆说：“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上全是革命，全是社论。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偏差。因为在已经泛黄的1978年的《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
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历史碎片一：企业思想边界和现代商业伦理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个十分微妙的年份。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在当时沉闷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东北和上海等地，“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等讨伐之声隆隆。
文章作者胡福明，变革初期思想领域的“违法第一人”，无疑突破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语境。就在他作好坐牢准备的时候，邓小平出来说话了：“文章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嘛，扳不到嘛！”
邓公一席话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它影响了中国整个改革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
“唯实践论”成为中国吹响经济和社会改革号角的第一块思想基石，它成为日后引导中国改革的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思潮的起源。在日后的几年里，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分别从方法论、战略目标和成长边界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表述，构成了中国改革文化的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说，中国企业及其他事业的发展，都以此为最根本的起点和边界。
历史碎片二：民间公司的逻辑根源
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
这在即将开始的30年里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日后更多改变中国命运的事件都是没有预谋的，都是在很生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穿着破衣褴衫的农民面对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包干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不少中国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很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机会，这群人的出现直接诱发了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迅猛生长，在逻辑根源上，应从小岗村的那个冬夜开始追寻。
也是在1978年，江苏省华西村则发生着另一场农村变革。与小岗村不同的是，它是从人民公社的肌体中变异过来的一种集体经济，它代表了另一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政府认可的民间公司模式。
吴仁宝在这个村里创记录地当了48年村党支部书记，他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同时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这双重的角色让他在很多时候游刃有余，也在另一些时候，遭遇终极难题。
在60年代，华西村就是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而在事实上，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干着另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就这样，吴仁宝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乡，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团。鲁冠球办厂，可以说是从一穷二白起家。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一切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均属“非法”。精明的鲁冠球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要什么做什么。
让人惊奇的是，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球在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
在1969年建厂之际，他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工人工资额固定，按月出勤结算发放：1971年，他提出了计件（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直到7~8年后，在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
在这里，必须提醒一个事实：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式的乡村集体政权及其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吴仁宝和鲁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但是他们的起点却相去甚远，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这自然是在1990年之后。
1979年：闪闪的星斗
这一年，富有戏剧性的是，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是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里一个叫乔光朴的虚构人物。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人们都习惯用“乔厂长”来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乔厂长的故事来自于生活本身。他将全厂9000多名职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留下精兵强将，把考核不合格的，组成服务大队替代农民工搞基建和运输。他的这些举措自然得罪了很多人，于是告状的、造反的、抹黑的事情接连发生，乔厂长却表现得十分勇敢，他大声嚷道：“我不怕这一套，我当一天厂长，就得这么干！”
这显然是一部不可能流传太久的小说，它与时代扣得太紧，太有“改革样板戏”的特征。但是，它在当时却真的轰动一时。人们从乔厂长身上看到了一个敢于对企业负责任、敢于挑担子、敢于得罪人的企业领导者，看到了“假装工作”、沉闷如泥的局面被一下子打破后出现的新景象。
“一定要改了，不改真的不行了。”这是无数人读完《乔厂长上任记》后的感慨。
历史碎片一：烤鸭上的现代经济元素
1979年5月1日，北京烤鸭店和平门分店开张了。让人惊讶的是，它竟然恢复了“全聚德烤鸭店”的金字招牌。
开业于清同治三年的全聚德是老北京最有名的烤鸭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跟全国所有的老字号一样都被当成“四旧”给废弃掉了。现在，它的复出很清晰地表达了一个信号：老字号们都可以复活了。
事实上，对中国来说，1979年已经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元素开始被一一启动和复用。
在北京，外汇管理总局成立，全面管理人民币和外汇的交易业务；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中国中央电视台组建了广告部，20年后它将成为中国最强势的广告播出商。
在上海，一家叫“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它后来被认定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第一家广告公司也在这个有着百年商业传统的城市出现。
在广州等地则出现了一些服务公司，旅游业也开始起步，报纸上开始讨论宾馆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企业化管理。
关于“保险业是否应该恢复”的讨论也被提上了日程。到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成立，随后进入了长达6年的独家垄断时期，1986年才发放了第二张保险执照，要再过6年，外资保险公司才被允许进入。保险业的梯次开放进度，几乎是中国所有垄断行业的缩影。
历史碎片二：周冠五模式思辨
忙碌的邓小平在全世界寻找振兴中国企业的榜样。
在商业领域，全世界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的崛起。日本公司的管理经验因此成为全球企业家和政治家争相学习的榜样，邓小平也不例外。
1989年辞世的松下幸之助是邓公为中国企业家寻找到的第一个商业偶像。他从做自行车店学徒开始，数十年后成就了一个商业帝国，这样的传奇很能够激励同样出身卑微的中国企业家。另外，松下幸之助提出了很多最基本的经营理念，譬如注重质量、培养人才、建立销售网络、为顾客提供服务等，它们都成为中国企业家的第一本教科书。
而在国有企业改革领域，周冠五模式一度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榜样，但这个榜样却将国有企业改革带向了一个误区。
早在1978年，中央就认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权力过于集中，因此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国有企业权力，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在此后的将近20年时间里，这一直是国有企业试图挣扎着焕发活力的改革主线。
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等8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以首钢等8家试点企业为首，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在1979年正式拉开序幕。
历史让周冠五在将近60岁之际一下子站到了时代的镁光灯下。
周冠五，军人出身，是那种舞台越大越亢奋的人。成为“试点”后，他迅速地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规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
这个管理办法让当时纪律涣散的中国企业界眼睛一亮，也很有震撼力。首钢的生产秩序迅速恢复，工人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产能年年上涨，改革似乎一夜成功。
首钢的业绩，足以让全国产生幻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决策者、学术界、企业界到普通的公众，都以为国有企业的痼疾在于内部管理无序和自主权不足，只要解决好这两方面，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完全可以在产权不变的前提下完成改造，这种幻觉一直持续到1997年。
自主权的下放，意味着首钢与上级管理部门的职权关系的调整，周冠五要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便直接触及到国有企业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的权力调整，这是中国企业变革的重要命题之一。
这种权力调整是在一种暧昧的、纠缠不清的情境下持续的，博弈在既得利益集团内尖锐地进行着，在产权没有清晰的前提下，它将缠绵永续、无始无终。首钢无非是首例而已。
在自主权落实后，周冠五一直在做的事情便是如何理清企业与国家的关系。首先，他提出了承包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这十六个字堂堂正正，掷地有声，成为日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标准阐述。
在1979年前后，它的先进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却也那么明显，那就在最后四个字“歉收自负”。当企业真正出现“歉收”的时候，它的体制和功能是否真的能够“自负”？这个问题在商品短缺的年代不会出现，但它如同一个险恶的伏笔埋在国企改革的前路上，不动声色却无比致命。
事实上，从改革开始的第一天起，利益的博弈就开始了。先是被下放了权力的国有企业与管制了它们多年的政府之间的博弈，然后是这些企业背靠政府的政策支撑与“意外”兴起的民营公司的博弈，再到后来，跨国公司也进来“搅局”、“抢食”，于是，利益的格局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