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 伊藤计划经典语录,伊藤计划和谐说了什么,伊藤计划和谐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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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 伊藤计划经典语录

伊藤计划 和谐

应该是伊藤加奈惠， 日文译名伊藤かな恵（Itou kanae），1986.11.26 出生在日本-长野县，爱好散步、探险、听音乐、舞台鉴赏。她是日本的女性声优。所属事务所为青二Production。毕业于Amusement media综合学院。

伊藤计划和谐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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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动画剧场版太短了，很难穷尽这个故事之中蕴藏的思想深度。不能被台词里出现的福柯大名误导，《和谐》从生命政治所引申的自由主题出发，没有终结于此，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的，重新连接起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分野的主题——人类意识。

首先从动画中直接涉及的分析哲学/认知科学角度入手讨论，首先引用一段台词：

这正是丹尼尔·丹尼特所持的观点，同时也作为对笛卡尔剧场（一种更精致的身心二元论）的反驳，人类“自我同一”的意识活动表象的底层，是自发神经活动网络的群魔乱舞，只有经过脑神经特定区域调节筛选后，那些占有最多神经资源的活动内容才得以进入意识层面。这也就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不言自明的同一性自我在生物-物理层面上并不存在，那里只是分裂并彼此竞争的神经活动，“自我”是神经生物学“硬件”基础上运行的某种“软件虚拟”错觉。

如果允许我提前引入精神分析的一些说法，那这种观点意味着两个方面：首先是“神经生物实在界”，在这一领域中，我们能够得到符合因果律的生物-物理经验事实；其次是“意识象征界”，这一领域与前一领域存在着无法化约的断裂，正如丹尼特理论的基本观点所揭示的那样，并不是全部的自发实在界神经活动都能够进入意识层面，意识永远都不是对“神经生物实在界”的简单直接反映。而更加重要的一点是：究竟哪一种神经活动会通过筛选而进入意识，在意识对自身的反思之中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

现在可以开始将讨论的重心从分析哲学/认知科学逐渐转移到欧陆哲学/精神分析角度上来。“神经生物实在界”与“意识象征界”之间存在着一个绝对无法被反思的距离（意识无法得知自身是如何从生物-物理经验事实中被生产出来的）。但齐泽克则认为正是这个距离所意味的反思的失败，与其所带来的现象视域“污点”，产生了拉康派精神分析意义上“分裂的主体”，同时也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何以如此？正是因为意识并不在自身之中反映自身底层的“神经生物实在界”，使得意识需要且能够通过一个“预先假定的设置”的回溯性操作去编织关于自身构成的无意识幻象并为此承担伦理责任。精神分析关于自由的赌注则在于，神经生物学事实与自我意识之间的距离永远无法被无意识幻象所完全填充，两者无论如何都要留下名为对象a的差值。这个差值阻碍着意识通过幻象将自身设想为完整同一的实体（无论是在神经生物学意义上还是在能指意义上）。

也就是说，自我意识不仅仅是意识的简单自我关联，而是意识在否定意义上的自我关联，所谓“自我关联的否定性”。借助对象a所开辟的这一无法被填补的空白空间，拥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永久都不再是无差异的、盲目的实现自身本质的实体。主体自身与自身之间产生了差异（这两个“自身”被拉康分别命名为“阐明/能述的主体”与“被阐明/所述的主体”），主体的自由则最终体现于ta在歇斯底里的自我怀疑（我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中回到对象a所处位置的时刻上，在这个位置，ta能够动用“自我关联的否定性”去否定既存的幻象，并回溯性地决定自己被何种因果关系所决定，也就是说，决定如何将实在界因果空白缝合入象征秩序。

为什么“否定性”的维度在此至关重要？久违地重新回到《和谐》上来，当图安与父亲讨论米亚哈在和谐计划中的表现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有意识”和“装作有意识”就外表看来区分究竟在哪？深入“神经生物实在界”就一定能找到这个区分吗？图灵测试给出判断方法是模糊且不能使人满意的，强大的计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适度的同理心，这些特征都已经不能够用来区分“有意识”的人类和“装作有意识”的人工智能。回想一下萨特有关凝视的经典论述，我之所以产生窗帘的狭缝后存在着凝视的错觉，难道不就因为那漆黑的缝隙开启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暗深渊？是不是由此可以说，我将对方判断为有着意识的另一个主体，也是因为从他身上看到了同样的深渊，这一深渊正是通过对直观可见表象的否定而开启的：那个对象可以做出出乎意料之事，可以做出否定了自身表象的行动，因此我才将其视作一个有意识的主体。正是否定性这一维度，区分了辩证运动中的主体与盲目的绝对实体。

这个否定性的向度，这个由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哀叹其失去的向度，以“自我关联的否定性”形式，恰恰就是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死亡驱力”的等义词。主体就是有能力“超越快乐原则”而对自身本质做出否定的特殊实体。从另一个角度说，主体与其自身的本质永远地无法重合，一个有意识的主体永远都无法自明地“购物，吃饭，娱乐”而必须在反思的差异性距离中“自主”地选择“购物，吃饭，娱乐”。不过这样的“自主选择”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性，主体不仅仅可以选择“购物，吃饭，娱乐”，他也有能力选择“谋杀，劫掠，战争”。自我关联的否定性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主体开启了善恶的永恒对立；另一方面，主体的内在和谐被打破，ta为此而感到痛苦，简单的快感已经无法满足ta，ta要求的是重归和谐，却不知ta自身的存在就是以失去和谐的痛苦为代价，和谐对于主体来说意味着自身的消弭，那是一种“绝对恶”的快乐，一种“痛快”，被拉康命名为“原乐”的特殊享乐。

所以米亚哈最终的告白就因而具有一种精神分析意涵。她已经厌倦了“神经生物实在界”与“意识象征界”之间的沟壑，她渴求全人类一同放弃“自我关联的否定性”的向度，放弃对对象a的欲望，而回归盲目的自我同一之中，在那里将无所谓善恶，也不再有痛苦。但米亚哈愿望的精神分析意义绝不意味着其合乎精神分析伦理，不能忘记的是，拉康反复强调要将自己的临床技术与“暗示”区分。拉康对“原乐”的伦理立场是带有悖论色彩的，一方面他禁止主体与原乐的重叠，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作为“剩余原乐”的对象a是主体结构中的必须要素。可以简单地说，拉康认为原乐必须在自身的缺席中支撑起主体和ta的伦理责任。主体需要借助死亡驱力暂时清空既存象征秩序，但ta不能沉溺于死亡驱力之中。这也是图安最终杀死米亚哈时所处的伦理立场，她拒绝直接投入原乐，拒绝了和谐，要求自己勇敢地承担起自身的伦理责任。但在故事之中，那是主体性自由的绝唱，后人类时代迎来了最终的和谐，是以人作为一种“软件虚拟”彻底的消亡为代价。

这就是《和谐》最终抛给观众的问题：人的存在是否可以被化约为肉体的持存？那个以和谐为名的，没有痛苦，没有罪恶，也没有自由，最终没有人的世界，是否是一个值得生存的世界？

伊藤计划三部曲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