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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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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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经典语句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把士族制度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运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和科举制度产生的必然性。概念：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特点（特殊地位）(1)政治上：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2)经济上：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3)社会生活：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4)文化上：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演变(1)萌芽（东汉）政治：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 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经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2）形成（曹魏、西晋）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2）巩固（西晋）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3）鼎盛（东晋）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这一时期土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4）渐衰（南朝）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因此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却握有实权的职务，在实际执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权。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 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后经候景之乱、隋灭陈等变化，门阀等级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跃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两代，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5）消亡（唐末）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形成原因（1）历史根源:东汉以来的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2）政治原因:魏晋政权统治基础是士族，皇帝依赖于士族的支持；（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势力，维护政治特权的工具，）5、衰落原因（1）自身腐朽：腐朽奢华的生活、与身俱来的特权导致士族缺乏执掌政权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2）东晋、南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庶族乘机逐渐典掌机要；（3）侯景之乱的冲击。晋朝南渡士族“寝略殆尽”；（4）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5）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彻底扫荡结束士族制度）6、影响士族制度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政治特点，也是西晋政治腐败黑暗的表现，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消极作用：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是一群社会寄生虫。客观上的积极作用：1．经济上，士族田庄经济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有较为保障的生产条件，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来南方立国创业，客观形势使得他们成为开发南方经济的组织者，他们在南方建立的田庄、山墅，毕竟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2．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与士族对立的是庶族：南朝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比起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更显得优越。世族、寒门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论》）。因此，这两个阶层之间是不相往来的。寒人虽致位通显，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见世族，亦不为世族之所礼接，甚至会受到侮辱。如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路废之孙路琼之，和王僧达做邻居，琼之「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 身昔门下驺人路废之者，是君何亲 」（《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于是叫左右把路琼之坐着的床烧掉，搞得路琼之下不了台。宋吴郡张敷为正员中书郎，中书舍人秋当、周赳以为与张敷是同僚，商量是否应该去拜访他。周赳说：「他倘若不招待我们，我们会很难堪，我们还不如不去。」秋当说：「我们也已经有相当地位了，既是同事，随便坐坐总可以。」这样，他们两人就决定去看张敷。张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 移我远客 」（《南史·张邵传子敷附传》），表示不愿意和寒人共坐。秋当、周赳二人感到很窘，只得退出。齐中书舍人纪僧真，曲掌机要，曾请求齐武帝萧赜：「臣出身本系武吏，荣任高官，又替儿子娶得旧门荀昭光家的女儿作媳妇，现在我没有其他要求了，只请求陛下允许臣列入士族！」齐武帝说：「 由江斅、谢沦，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 移吾休让客。 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 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南史·江夷传曾孙斅附传》）。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优越与对当时官位身份的严格区别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寒流，即此敝端，已可概见了。世家大族为了要表示自己门第族望的特别优越，为了不使混淆所谓「士庶天隔」的界限，他们就必须不与寒门庶族通婚。所以世家大族对婚姻的选择，特别重视门第，高门望族一定和高门望族结亲，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也一定自择素对，或者和会稽孔、魏、虞、谢四姓结亲。一方面他们不以连姻素门出身的南朝帝室为殊荣；另一方面，他们也以「营事婚宦」，不得及其门流为耻。因为「婚宦失类」，就会受到本阶层人士的排斥和非难，他们金字招牌的门第就会变得不光彩，他们以后的政治前途就会黯然失色的。然而南朝寒门出身的将帅，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任总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既是那么大，所以有少数世家大族与这一批暴发户结起亲来，如琅邪王锡（王尊七世孙）以女妻沈废之子沈文季，陈郡谢超宗（谢玄玄孙）「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谢脁妻王「敬则女婚，像「东海王源（王朗七世孙）嫁女与富阳满氏」满璋之子满鸾，满氏「下钱五万，以为聘礼」；南齐御史中丞沈约上表弹劾，以为王源曾祖位至尚书右仆射，王源本人及其父祖也都位列清显，而满璋之虽任王国侍郎，璋之子满鸾任吴郡主簿，可是满氏的「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此为甚，故请政府革去王源官职，剔出士族，「禁锢终身」（《昭明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可见寒门、世族的界限，还是极严格的。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郡望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自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开始播迁渡江，一个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用不着自行表禄，迁徙到其他地方以后，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谢氏或江氏就不是，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或姓谢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氏或哪里的谢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而非别的谢氏、江氏了。可见所以重视郡望，是讲究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由于重视门阀，于是谱牒百氏之学，遂成为专门的学问。平阳贾渊，祖弼之，父匪之，祖孙三代以谱学名家。弼之，晋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谱。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谱》，俾便吏部诠叙之用。「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唐人柳芳语），故宋、齐以下，不熟悉谱学的，即认为不能居吏部之职参考资料：选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文笔稚嫩，才疏学浅，望见者不吝赐教。

暑假期间，我在家里重温了一次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所著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在这本著作中，田余庆先生对东晋每个影响力较大的门阀士族的兴衰历史都进行了一遍梳理，其中主要包括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流民帅问题）和后期的刘裕与孙恩（北府兵问题）。他所做的梳理工作，大部分是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和对史书典籍的引用，为了能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认识每个家族的兴衰史，他并没有以时间顺序叙述东晋历史，而是以各大门阀家族为单位，细解每一个家族之“生老病死”。书中对各大家族历史之讲解，涉及到政治权谋，军事割据，文化及社会之影响等各方面，可谓精彩至极。

在对各大士族崛起史的梳理中，田余庆先生都强调了同一个关键的因素，即完成思想上由儒入玄的转变。那么这种由儒入玄的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玄学在东晋的政治格局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我看完这本书后所思考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东汉末年，汉王朝的统治进入末期，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严重分裂，社会危机日益激化。与此相应的是，儒家思想也开始动摇，空洞无物的经文谶纬对缓解社会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社会动荡总能引起文化思想上的大发展大繁荣。正巧在此时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受到了知识分子的重视。自汉武帝始儒学的传统就包含着一层维护皇权政治的含义。但在魏晋时期，士族经济实力的膨胀和政治权力的扩张都与之前的儒学主张不相符，而彼时思想界的大繁荣为渴望获得权力的大家族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理论环境。结合了儒释道的思想后，玄学应运而生，为门阀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石。也就是李书吉先生认为的：“东晋门阀政治正是世族按照玄学理论建立起的一个新的封建政治格局”[①]。随着门阀政治地进一步发展，玄学也被改造得更加适合门阀政治，而作为门阀阶层共同的政治目标，玄学的地位不断加强，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愈发重要。玄学逐渐取代儒学的统治地位伴随着政局的变化，士族阶层对玄学的推崇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接受并承认玄学，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司马氏得势后虽然还标榜儒学，但逐渐软化了反对玄学的态度，以至于进一步向玄学靠拢，甚至皈依。”（页339）

尽管士家大族想要发展玄学为己所用，但是儒学的百年根基难以动摇，玄学是没有足够条件来取代儒学的。因此，援儒入玄是士族阶层发展玄学的主要方式，也可以说，玄学是士族阶层从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中精挑细选综合而来的学问。如书中提及，“儒学自有其社会效用，是玄学所不能完全替代的。玄学阵容中，很少有人完全站在儒家基本思想的对立面。”（页340）在基本的问题上，玄学的主张与儒学是相似的。但在政治问题上，玄学比儒学有着更支持门阀存在的主张。

其中在政治问题上，玄学与儒学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儒学主张修齐治平，而玄学主张清静无为。清静无为在政治上又有着特别的含义。简单的理解，对统治者来说，无为意味着要减少对人民的控制，如《世说新语·政事》中记载的“暑，可小简之。”[②]及“丞相末年，略不复政事，正封箓诺之。”[③]；而对平民百姓来说，清净无为意味着守职本分，不过分追求功名利禄，也不读史通经以求入世，只为名士之名分而活。如《世说新语·任诞》中的记载：“王孝伯言：‘名士不需其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④]。

在这种政治主张之下，士族阶层支持玄学的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一方面，士族阶层是为了在门阀乱局中维护自己的安全。如本书所提及的谢氏处贵而遗权之门风，正是一种玄学角度的政治智慧，适当的回避可以带来更大的政治利益。虽然有些牵强，但是石崇之死也算是一个未受玄学浸润，炫富害死自己的例子。石崇作为一个官员，他有多有钱呢？《世说新语·汰移》中记载的“石崇与王恺之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的故事[⑤]，以及该篇中的其他故事，石崇宴客，石家厕所等例都可以说明。东晋门阀政局本非某个家族一家独大，石崇其人既家藏珍宝鉅资，又坐拥绝色佳人，但又没有足够的权势可以庇护他，这怎么可能不招致祸端呢。在八王之乱中，石崇被迫害，临刑前长叹:“奴辈贪我家财尔！”，这也就给名士们敲响了警钟，在乱局之中切不能露头角。另一方面，鼓吹玄学有利于维护九品中正制，提倡逍遥的同时也是在压抑人们追求功名利禄。在清谈之风和所谓的魏晋风骨的熏陶下，读书人已不以饱读经书为尊，他们崇尚清谈，无事政治。如嵇康一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说明了当时读书人对政务的态度变得更加消极，缺少了儒家所推崇的入世观念。这种观念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也就维护了九品中正制下贵族阶层的相对稳定，适应了士族政治的要求。

因此，玄学受到了士族的欢迎，被当作是维护门阀制度合理性的理论武器。

在东晋的思想界，玄学已经发展为了当时的一大显学，更是当时的各大家族纷纷追捧的一门学问，因此由儒入玄的转变，是适应社会的一大潮流，如果一个家族没有完成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是不被大众所认可的，也是难以被其他家族接纳，得到士家大族的认同的。

根据书中的一些片段来看，田余庆先生也认为，由儒入玄的转变在世家大族的发展中是必要的。如“谢氏与桓氏一样，其家族地位上升，由儒入玄虽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页193），又如作者在后论中的总结“东汉世家大族得以入魏晋为士族，意识形态由儒入玄也是必要条件。”（页315）但是由儒入玄究竟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它有何政治意义？

由儒入玄的转变过程也就是一个社会影响力扩大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社会影响力包括了两个层次：其一是对大众的文化输出，这一点即是常说的社会影响力。在书中作者提到，由儒入玄的转化和建立事功是有矛盾存在的，认为这里的矛盾在一方面就是门阀追逐政治利益和人民群众所希望看到的“无为而治”的矛盾。这也就从侧面证明了玄学适应了在政治动荡的局面中百姓希望能安居乐业的要求。其二，社会影响力也包含着某一家族对其他家族的影响力，也就是这一家族被其他家族所认可和接纳的程度。这一方面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对于精英阶层来说，所谓的社会，即是政治舞台上他们统治阶级的集合。

除了关乎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之外，由儒入玄也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明。田余庆先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各大家族都致力于共同维护门阀政治于不衰之地。在皇权和士家大族的权利之争中，是士家大族的团结一致维护了这一制度的长期存在。据此判断，由儒入玄的转变，即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支持门阀政治，抑制皇权。

只有完成了由儒入玄的转变，一个家族才能打通成为门阀望族的路。

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门阀政治所依靠的条件是有变化的（页344），作为一门依靠于门阀政治发展并用于巩固门阀政治的学问，玄学的存亡必然与门阀政治之存亡息息相关。随着门阀政治最终被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利于巩固皇权政治的儒学逐渐回归。玄学失去了利于它发展的土壤，逐渐走向了低潮。

这本书于我而言不仅仅算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本论文写作的模范教程书。《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最大的优点就是田余庆先生对历史的梳理细致而简洁。细致在于他对史料的运用炉火纯青，书中暗藏了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历史史实，虽然文章内容庞大，但是田余庆先生选取了一个独到的角度，以江左几家侨姓士族的兴衰为线索，行文思路十分清晰。对流民帅问题的分析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别之处，如果没有引入流民帅问题到魏晋研究中，这一段历史会存在很多历史难题，正是田余庆先生提出的这一个新角度使得魏晋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让我觉得可惜的是，书中对玄学的分析甚少，我认为玄学与门阀政治相伴而生，相佐而亡，其中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研究门阀政治不应该避开的。诚然，由于知识水平暂时有限，我也没能在此文中对玄学与门阀政治的关系分析透彻，本文仅代表本人拙见，还望文化研究能与历史研究相辅相成，成为一个分析问题的新角度。

总之，我看完此书最大的收获不是对魏晋政治史的了解，而是被作者研究历史的方法所打动，所吸引。我认为重演东晋门阀政治史绝不是此书的意义之所在，书中所体现的历史问题的分析方法则是更为精彩。田余庆先生十分重视史料的收集分析，他对自己所怀疑的问题必须要收集足够史料来进行合理的推测，而且分析问题的思路十分清晰，推测也十分有力。举个例子，推测桓温的先世时，田先生先提出桓温的隐情问题，再先引用前人观点并从《世说新语》、《宋书》、《通鉴》等书中求例考证桓温是桓范。对很多人来说，问题至此已经解决，但田先生仍然继续探索，对自己已得的观点提出进一步的质疑，提出了桓范的郡望问题。在翻阅各种古籍数据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还要从其他的数据中找例证旁证桓温的身世。这种治学上的严谨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史料分析论证永远是历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正途。

[①] 見李書吉：《西晉政治與玄學》，載山西大學學報1990年第三期

[②] 見劉義慶：《世說新語》，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61頁

[③] 見劉義慶：《世說新語》，第61頁

[④] 見劉義慶：《世說新語》，武漢，崇文書局，2015年，第168頁

[⑤] 見劉義慶：《世說新語》，第3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