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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关于生命的经典语录
穆旦关于生命的经典语句
最有生命意识的应该是《春》吧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诗坛，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穆旦的诗便是这时期的代表。在诗歌中，穆旦以其特有的方式唱出属于他自己的内心涌动。其诗中的内在世界的矛盾与张力，有对苦难中华民族的愤怒与抗争，有对个人生命存在的冷静哲思与超人的觉醒。 在内容、主题与表达方式上都清晰独特地展现出了其诗歌的现代性意识。 穆旦的诗歌不仅在内容主题目上有着浓厚的现代色彩，而且在创作手法、表达方式上，戏剧性手法的运用，不断转换角度，将内心自省、场景叙述、多种话语交织在一起，在诗歌中表现出错综复杂的戏剧性张力。 同时词语、诗境的陌生化，追求用身体来表达思想，摒弃以往的用感性形象来象征、隐喻更改思辨，在语言，意象的反传统化追求等等，都带有浓厚的现代意味。 他的诗一方面显示出对传统诗学的叛逆性与异质性，另一方面又显示出鲜明而强烈的民族性。穆旦用现代人的眼光、形象，来表达民族对现代世界独特的艺术认识和把握。 他的诗作是现代精神和极丰富的中国内容的有机结合。他的创作实践，促进了中国现代新诗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
如何评价穆旦的人跟诗呢？ - 宥罗的回答（相同的问题，所以就复制一下）
大学旧作的一小段，当时是通过研究穆旦《春》的几个版本，来考察穆旦的，删了几句，题主随便看看。
1942年之前的穆旦，就常常展现出一种“参与”的热情。具体的表现就是对于国家的关注。穆旦参加过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38年的“三千里步行”。1941年穆旦又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学评论，并且提出了“新的抒情”。1942年穆旦所作的《春》中，依旧充满着类似于“火焰卷曲”、“挣”、“燃烧”、“鲜红”这样热烈的词。
作完《春》后不久，穆旦便参加了赴缅远征军，在那里诗人经历了“野人山经历”。这段经历诗人其后并没有过多的提及，但仅仅是“曾有一次七八日未食，又一次五日未食”这样简单的描述便足以说明过程之艰。后来穆旦曾经写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但在这部作品中穆旦没有写对于日军的仇恨，甚至没有直接描写战争。整篇诗歌除最后一节“祭歌”外，其余都是“人”与“森林”的对歌。在这里，在世界（森林）面前的人失去了所有身份，仅仅作为一个“人”。穆旦对于“人”进行了他之前未有的思考。当然，这首作于1945年的诗歌距离“野人山经历”已经有了三年。而在这三年间，穆旦还经历过动荡的工作以及苦闷的生活，这段经历对于穆旦从“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也有一定影响。
于是穆旦便遭遇了矛盾：一方面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并有着强烈的参与热情，另一方面他又会站在“人”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然而当这两种立场有了冲突的时候穆旦的内心必然产生矛盾。我们在穆旦作于1945年的《从昆明到长沙——还乡记》中可以看出一些：“我们都嚷着对待日本俘虏太嫌宽大……我要报复、即使是一点点泄愤……可是，在长沙，你看见这些日本人……那种无所归依的样子，那种失去了人的体面的样子……你不由得可怜，这种感情又似乎不对。因为我们自己的同胞就在沿江搭盖草屋，胼手砥足，准备忍受过这个严冬……现在你看见他们，你真愿意他们是无辜的。”在这文字之间，作者既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同时也有着特殊的人文关怀。在这里这两种情感产生了冲突与矛盾。从本质看来，这其实就是穆旦从“人”与“国家”两个角度去看待问题时产生的困惑。参与远征也是因为“国家”，但远征之后诗人不得不开始思考“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穆旦在1946到1947年间创办《新报》的经历。在《新报》中，穆旦实践着他关于国家的理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撰稿和报人的良心——为本报一年言论作总答复》一文。因为种种原因，1947年8月《新报》遭遇查封。当月，《泥土》第4期发表了署名初犊的《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一文，其中对穆旦的《时感》进行了批评。在9月处理完《新报》被封的善后事宜之后，10月穆旦便作诗《我想要走》，并表示渴望赴美留学。自己努力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却因*河蟹词*斗争原因被攻击，不得不暂停。穆旦受到的挫折与伤害不可谓不深。
四十年代的穆旦经历了太多，他的热情受到了现实的阻碍，同时对于“人”的更深入的思考使他犹疑并且处于矛盾之中。通过这些经历，我们不难发现，穆旦在《春》（1947版）中所展现的从“燃烧”到“紧闭”的转变是自然的。
但《春》（1947版）结尾依旧延用了“等待伸入新的组合”，诗人依旧没有完全的封闭自己。即便是被动的，他的紧闭的肉体不也是在燃烧么？正如他在《岁暮的武汉》中所说：“看看日本人，他们是忽然间遗落在我们后面了，我们还不该赶快图强吗？”这句话似乎可以解释许多问题，包括诗人为何在美留学期间俄语成绩优异，为何坚持回国并且那样努力和痛苦地“改造自己”。因为穆旦始终有参与国家建设的愿望与热情。
穆旦不同于郭沫若等人，仅仅是一个鼓吹者或者说标语口号制造者；他也不是卞之琳，能够理智到从容不迫地以旁观者的姿态来观察。穆旦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参与者，但他又会站在“人”的角度思考，他是一个作为个人的参与者。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他之后的五十年代作品如《葬歌》，在这之中穆旦写出了一个自我改造者在改造过程中的痛苦与挣扎，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参与者的心理路程，一种痛苦的自我否定和再否定的精神历程。而这种心理转变的呈现正是穆旦的可贵之处（所以黄灿然先生批评穆旦50年代的写作一文，我认为他对于穆旦有误解）。《春》的最后一句似乎是诗人一生的写照：“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我记起一个故事：一个青年在路上前行，他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的是灵魂。我希望，从穆旦那里，我能够背上一口袋灵魂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