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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开讲经典语录
也说“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罗检秋
90年代以来，“国学热”在国内勃然而兴。传统典籍读本倍受青睐，“国学”刊物流行于市，“国学”丛书目不暇接，一些大学建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开设“国学概论”课程。从主流而言，这自然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有益之举。如果对此稍加省思，也会发现其中不无遗憾，如“国学”概念，多数学者认为“国学”就是“中国的学术”或“中国传统学术”，但其内容仍缺乏明确界定，不无模糊之感。这里，追本溯源，回顾历史，或许不无裨益。
“国学”兴起于本世纪初，大盛于二三十年代。许多卓有成就的国学家对此也未明确界定，仅依各自理解进行研究。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为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钱穆《国学概论·弁言》第1 页，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国学”确是“一时代之名词”，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时过境迁，回顾此时“国学”的实际情形，仍不难发现其基本内涵和外延。
我国古代所称“国学”，乃指“太学”，即国立学校，与近代概念绝然不同。秦汉以前，学术以“教”或“家”分类，而不称“学”。西汉末年，刘歆作《七略》，始称文学训诂研究为“小学”，于是有“学”之名，此后有了经学、玄学、理学，等等。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源自日本。19世纪末，在西学和“欧化主义”刺激下，日本思想从世界文化格局中重识本国文化，出现了提倡“国粹”、“国学”的言论。对于中国文化，日本学术界也有不无贬义的“支那学”。这自然感染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黄氏主张先作“国学史”。由于黄的意见，梁启超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
此时力倡“国学”者还是国粹派。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第3期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1、2月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参加者多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或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国学”、“国粹”两词难分轩轾，都流行于20世纪初年，蕴含爱中知识分子文化反思的意义。他们把文化传统冠之以“国”，包含了深厚的爱国情结。当然，两者内涵不无差异。“国粹”以“国学”为依托，而“国学”更为宽泛。一般来说，“国粹”的重心在“粹”，不无保守色彩，以国粹派为代表；“国学”的实质在“学”，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论者包括国粹派及其以外的许多学者。
关于“国学”的定义，1906年，邓实在《国粹学报》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他强调了国学的致用性，又把“国学”当作“一国所有之学”，概念较为宽泛。事实上，“国学”一词泛指中国传统学术，外延则因语境变化而有差异。他们有时凸显诸子学，有时重视经学，却始终未以儒学或经学代替国学，而是以经、史、子、集为基本内容。国粹派学术重镇刘师培较重视儒学，也没有以儒学代替国学。他的《国学发微》没有界定“国学”，重点分析儒学的流变，也涉及子学。这与邓实强调“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亦国学”的主张基本一致（邓实《古学复兴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59页,三联书店,1963年）。最有影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不例外。
国学保存会成立时，章太炎正系狱上海西牢，没有参与其事。然而，他是国学保存会及国粹派的思想领袖。因此，他的“国学”概念颇具代表性。他一生多次讲演“国学”，而较系统、重要的讲学则有三次：
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鼓吹反满革命，又注重研究国学、发扬国粹。是年9月，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公认章氏为“国学界之泰斗”，请其讲授国学。他们宣布讲授内容“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此外，“先生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501-502页）。可见，章氏所讲“国学”主要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章太炎认为“国粹”“可分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见1906年7月15日《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可见，此时，章氏“国学”、“国粹”概念基本相同）。他把经、史、子、集研究包括于“国学”之内，尤重阐明治学途径。1922年4至6月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10次。每次听讲者数百人至数十人不等，报纸广为宣传，形成章氏第二次讲学高潮。讲学内容由曹聚仁记录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涉及经、史、子、集，但以经、子为主，此书“概论”部分阐明作者有关“国学”的几个见解。此书第二部分讲“国学之派别”，其中“经学之派别”以古文经学为主，“哲学之派别”以先秦诸子和后世儒学为重点，“文学之派别”则述历代文学成就（章太炎《国学概论》，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1997年）。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所讲内容最为丰富、系统，体现其晚年的学术总结。讲稿后经多人整理出版。这部讲稿约16万余字，比以前的《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篇幅为多。全稿共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5部分。他在重视传统学术方法（如文字学）的同时，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国学”中心内容。这反应了晚清“国学”概念的主流。
“五四”以后，“整理国故”风行一时。“国故学”一词流行开来，大有取代“国学”之势。“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国粹派差异甚大，编成《国故学讨论集》的许啸天说：“‘国故学’三个字，还算是近来比较的头脑清晰的人所发明的。有的称‘国学’，有的称‘旧学’，有的称‘国粹学’。”（《国故学讨论集新序》第3页，《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群学社1927年版）
何谓“国故学”？吴文祺认为应区分“国故学”与“国故”，“国故”是材料，而“国故学”是一种科学。“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41页）。他们所谓“国故”是指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传统学术本身。而“国故学”则是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阐述。因而，曹聚仁承认，“习常之目‘国故’殆和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60-65页）。事实上，传统学术本身也包含历代对前人的“研究”，“国故学”一词凸显“研究”“整理”，只是强调了对传统糟粕的扬弃。“国学”继承考据、训诂、校注等传统方法，又汲取西学，注重实证研究。“国故学”也是如此。质言之，“国故学”、“国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无大异，主要歧异在于思想观念，即以何种态度对待、研究传统学术。大体而言，“五四”知识分子较之晚清一代更注意清理传统学术的糟粕。少数人以“国故学”为标帜，主要是显示与旧式学者的思想区别。
事实上，名词并不能标示思想区别。“五四”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都使用了“国故”一词。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这玫看法得到胡适等人的支持。所谓“整理”，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他们既以现代观念以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顾颉刚在《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指出：“我们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帝系代表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为伦理的偶像，经学为学术的偶像。研究古史就是要打破这些偶像，“使他们各回复其历史的地位”（顾颉刚《序》，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第13页。朴社1930年版，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4编影印本）。“整理国故”打上新文化烙印。
“国故学”流行之时，“国学”一词并未消失。“整理国故”的提倡者、研究者往往是两者并用，互相替代。胡适说：“‘国学’在我们眼里，只是‘国故学’和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 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195页，光明书局1934年版）随着“五四”新文化浪潮低落，“国学”一词在30年代得到普遍承认和运用，“国故学”则消声匿迹。
二三十年代，“国学”一词没有权威定义，“国学”本身却已长足发展。“整理国故”声势所及，国学研究机构和刊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随着中西学术融合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大学的国学门或国学研究所涉及四部之外的艺术、考古等， 但一般还是把“国学”解释为“中国传统的学术”，主要内容仍是经、史、子、集。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吴宓认为，“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梁启超、王国维等指导学生所写的论文却不出经、史、子、集范围。有人指出：“关于‘国学’的书籍虽称‘浩如烟海’……直到今日，经、史、子、集的四分制，还在广多的应用。这种分类法，在现代目录家看来，自然是毫无意义。但在一般研究‘国学’的人，却还以为没有打破的必要，因为有他的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的存在。”（谭正璧编《国学概论讲话》第9页，光明书局1934年版）
民国年间出版大量名不“国学”的书籍，具体分类或有差异，却基本没有离开经、史、子、集四门学术中心。马瀛编的《国学概论》，分为经学、哲学（包括诸子学、理学、佛学）、史学、文学、其他学术等 5大部分（马瀛编《国学概论》第19页，大华书局1934年版）。众多国学普及读物也不例外。蒋梅笙所著《国学入门》，共分12章，其标题为：经学、诸子学、秦之反经学、两汉传经学、汉末之新学说、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经学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史学大略、文学大略、最近学术思想（蒋梅笙《国学入门》第2-3页，正中书局1934年版）。张振镛编的《国学常识答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全书分文字学、经学、子学、史学（附地理学）、理学、诗歌、文章、词曲、小说戏曲等 9部分；李冷衷编的《国学常识述要》“分类悉从四部，间有出人，亦能顺序以求”（李冷衷编述《国学常识述要》第1页，北京书局1934年印刷）；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常识”丛书，共有小学、经学、史学、文学、词学、音韵、理学、子学、诗学、说部等10种。
20年代以后，京、沪等 地出版了十数种以“国学”为名的期刊。如北大的《国故》、《国学季刊》、《国学月刊》、《国学周刊》；北京述学社的《国学月报》；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国学论丛》；北平中国大学的《国学丛编》等。在上海，有国学昌明社的《国学杂志》；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月刊》等。京、沪之外，以宋育仁为会长的四川国学会在20年代初印行《国学月刊》；南京东南大学、南京高师的国学研究会出版了《国学丛刊》；厦门大学有《国学专刊》； 至30年代，江苏的苏州、无锡等中小城市也有国学机构和刊物。
这些刊物思想倾向不同，以经、史、子、集为学术重心的面貌则无大异。上海大东书局的《国学月刊》，英文名为Sinologists’Monthly，本意泛指整理个“中国学”或“汉学”。然而，该刊发表的论著仍不出四部范围。北大的《国学季刊》虽刊载与“国学”相关的东方语言、印度宗教哲学内容，重心仍在“四部”。福建的《国学专刊》、成都的《国学月刊》与此类似。南的《国学丛刊》第二期发下陆续刊发小学、经学、诸子、史学、文学等专号。另一方面，30年代以后，“国学”概念也出现“泛化”情形，有些研究机构或刊物甚至把西学门类纳入“国学”。这已背离“中国传统学术”的实质，最终使“国学”分解于现代学术门类之中。除了学术转型、发展的因素之外，概念“泛化”一定程度导致“国学”的解体或消亡。而继续存在的无锡国学专门学校、章氏国学讲习会仍以四部为重心。
综上所述，尽管人们的认识不同，但20世纪早期“国学”的实质和基本内涵并无根本改变。它不是漫无边际，而是指中国传统学术，主要研究内容则是源远流长的经、史、子、集。无论采取考证训释的传统方法，还是采纳西方思想和方法，都与“国学”没有冲突。但如果完全背离其本质和重心，则必然导致“国学”消亡。
何建明教授：国学不能等同于儒学
近些年来，谈国学的人渐多，似乎不谈国学，不能成为国人。可是，近些年谈国学的人，一谈国学，就说儒家之学（简称儒学），以为除了儒学，就没有国学；或是认为，只有儒学，才是真正的国学。更有甚者，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儒商之说，还有所谓世界儒商大会。他们谈儒商，就自以为是有儒家精神或弘扬儒家精神的商人，甚至以为中国的商人都是儒商，或者说，中国未来的企业家都应当是儒商，以此而与西方的商人相区别。其实，这些都是“陋儒”之见。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徐灏注笺：“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因此古代通常以“儒”称学者，如《字汇·人部》：“儒，学者之称。”据《现代汉语大字典》，“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人。以“儒”称谓儒家，只是古代的一种用法，如《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也就是说，儒家学说是古代服务于帝王统治的教化学说，并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而为老百姓服务的学说。因此，如果以儒家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看作古代专制主义或为古代专制主义服务的思想之代名词。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而是说，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或是主要看作是儒家文化，不仅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将儒家文化中积极的因素给否定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更不是当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旨所在。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国家之学，也是国人之学。古代中国的国家观念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无论怎么变化，都可以称之为中国或华夏。也就是说，国学，应当是中国或华夏历朝历代学术文化之总称。从历史来说，国学不能局限于儒家之学。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学只是与道、墨、法等诸家相并列之一家学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就不是秦国之国学。汉初流行黄老之学，儒学并非主流之国学。到了东汉，道教产生，佛教传入，都获得广大信众，国学进入到儒、道、佛三家并行之时代。魏晋时期，最流行的是《易》、《老》、《庄》“三玄”，儒学并不发达。南北朝时期，佛、道迅猛发展，儒学不占主流。到隋唐，道教和佛教成为国学的主角，道教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高峰，而佛教中国化也结出了硕果，即以天台宗智顗、三论宗吉藏、华严宗法藏和禅宗慧能等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已成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实行“老先、孔次、末后释”的政策，但实际上是道、佛并崇的政策，在中国社会和文化最发达的初盛唐时期，儒学的代表只有初唐的孔颖达、贾公彦和陆德明，整个唐代儒学极其式微，以至晚唐时期罗隐感叹：“晚来乘兴谒先师（孔子），松柏凄凄人不知。九仞萧墙堆瓦砾，三间茅殿走狐狸。”因而大声疾呼：“三教之中儒最尊，止戈为武武尊文。”人们总是拿李翱、韩愈、柳宗元来代表唐代儒学之兴，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唐代后期的人物，而且都是有感于儒学在唐代的衰落而发出复兴儒学的呼声，况且，到后来，李翱事奉药山和尚、韩愈事奉大颠和尚。即使是到了宋明时期，虽有影响后世的程朱陆王之儒学（理学），但他们不过是表面的儒，而里面是佛与道。二程的老师周敦颐，问学于僧寿崖，只是皮相的儒家。邵雍为阴阳家，来源于道家陈抟。而张横渠的学问，据章太炎考证，“外守礼仪颇近儒，学问却同于回教”。“存天理，灭人欲”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命题，正是儒、佛、道三教融合的典型表达。
其实，中国的文化，或是中国的国学，何止于上面提到的儒、佛、道三家。唐代，基督教、伊斯兰教就传入中国，流行两百余年。后来，虽有唐武宗灭佛和唐末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但元代、特别是明清以后，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不仅加速在中国的传播，更积极地实现中国化。到今天，中国不仅拥有遍布各地的数千万计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而且有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教文化。谁敢说它们不是我们的国学？
当然，近代以来，我们又有了新的国学，如清末民国时期推崇科学和自由、民主的新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正是有了这些，才有了我们今天海峡两岸四地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崛起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
总而言之，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长期占主流的国学，将国学等同于儒学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离开了古代的道家道教和佛教，离开了近代以来的新学和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国学不国，而只是一家之学。
刘元春教授：排斥佛学，何以成“国学”？
编者按：近来，社会上掀起了“国学热”的浪潮，但有一部分人将佛学排除在了国学之外，下面我们看看各位专家学者有何高见。
刘元春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秘书长、宗教所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菩提道》季刊执行主编、无锡灵山三期建设佛教文化顾问、河南佛教学院建设总策划等职。
近年来，“国学”成了很时髦的名词，于是，“国学大师”的桂冠也满天飞，就如一些官员、豪富的“博士帽”一样的廉价了。但，何谓“国学”，倒是含混不清。在众说纷纭中，有国学就只是“儒学六艺”的偏狭之见，而把先秦百家其它学说思想、佛学等影响中国文化和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都排斥在外。其实，不论从国学内涵，抑或佛学的历史价值看，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排斥佛学，何以成“国学”？
国学一词，较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国学是指教育机构，或指教乐舞的机构。这可能就是某些人所依据的“原典”。但是，如果用历史的、发展的、现实的观点来讲，这显然过于偏狭，而且十分有害。其一，现代语境中的国学，应当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总和，应当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和共同遵循的文化精神，是“国学”，非“家学”，等等，自然涵盖深广；其二，中华文化之精神力量就在于兼容并蓄，在于熔铸中外百家，圆融之中显精神；其三，先秦诸子百家融会于儒学，方使之成为国之显学，儒、道、释三学并进，方成就治世、治身、治心之功；其四、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错综复杂，但根本原因在于人心沦落，而佛学能够助益世道人心，当是不争之事实。可见，一个排斥佛学的“国学”，何以令人信服？
近代以来，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志士仁人们“深惧国学之衰微”，而希望通过振兴国学救亡图存。当今国学之兴，虽不是因于国之危亡之际，但亦是基于我们国家民族之“和平崛起”与“和谐社会”，来依恃我们的“国学”更好的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内心等等现实问题的。那么，如果我们将经过两千多年历练、已经融入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佛学思想及其文化体系排除在国学之外，那将对“国学”何益？
赵朴初先生曾引述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话说，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他还指出，现代人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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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开讲经典语句
最后用的那篇 可以借鉴一下吗
顺天应地。顺势而为，无为而治。
具体点说吧 君子六艺就是国学
君子六艺是啥呢？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君子是啥，君子在春秋时代说白了就是有道德懂礼数高水准的“士“，士就是军事贵族的基本单位，所以为了完成军事贵族的义务，所以一个高水准的士，必须具备以下基本素质
礼 等级，明上下，分尊卑，遇到打仗怎么办，按爵位分指挥层级，下士听上士的，上士听大夫的.....
乐 宣传，六乐全是教化类，从云门到大武都是政治正确典范，你觉得这是啥，这就是政委的基本技能，宣贯国家思想
书 外语，春秋时期，文字没统一，君子们要写点东西让大家看懂，就得懂外语，上阵了喊话人家听不懂多尴尬
数 数学，祭祀，行军的基本知识，君子作为军事贵族的基础单位，计道路，计消耗，没数学功底计个毛，所以子曾经曰国 不学数学就是傻逼
射 轻武器射击，还是那句话，君子是军事贵族的基础单位，射击都不会好意思说自己是君子吗？你TM连国人都不如啊
御 开车，君子是要自备战车上阵的，后面还要跟至少一个排的国人步兵，你开个车都不会，还指望当君子学国学？先回家攒钱买车再说吧
随缘无住。无量寿佛。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1848-1908年）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
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国医”即国家的医学，“国学”自然亦即国家的学术了。在还没有“西医”、“外学”、“西学”等概念的境域下，这本来是个很好理解和接受的概念，只是当“西医”、“外学”、“西学”出现后，才容易产生歧义而引起争论了。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二十世纪初。
国学，可译做「guoxue」（音译）、「en: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或汉学)。狭义的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历史
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指学问一说，产生於清末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原称「中学」，后改称「国学」。它兴起於19世纪末、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1980年代后「国学」复起至今。
国学发展在二十世纪，西学的影响下明显受到了巨大冲击。明清近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世致用」思想兴起，国学一词才因西学而被提出，「国学」被中国传统学者视为「国魂」。清王朝被推翻成立民国以后，各种西洋新思潮传入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全盘西化派鄙视其为「国渣」，许多中间派因此称其为「国故学」，维护传统文化派称其为「国粹学」；学衡派昌明国粹，发扬中国文化，却往往不以国学自居。近年来，随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化，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价值越来越为更多的人认识、认同，国学发展开始复兴。
含义与分类
《史地学报》阐释国学：「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分析为言，则中国原有学术，本可分隶各种学科」。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哲学以儒家哲学为主流，包括道学佛学百家学等；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
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於经部。中国佛学虽然大量吸取了儒、道文化，但非中国本有，因而可否归入国学存在争议。按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顾实在《国学丛刊》发刊辞中，则分国学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佛典、诗文六类。
国粹派邓实称：「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
钱穆曾就「国学」一词发论曰：「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名词。」（《国学概论·弁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柳翼谋认为，凡源承华夏文化之中国学问，无论古今，皆为国学：「予对国学之界说，必非佛学及洋学，……须从古先圣贤，未受佛学洋学之薰染时讲清，而又包括后来之汉学、宋学，以及今世所讲政治、经济、财政、社会、教育等，始可言国学。」（《国学之界说》）柳翼谋并主张，「讲国学宜先讲史学」。
当代国学以中国固有学问、传统文化为核心，涉及领域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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