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佛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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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佛经典语录

文言文佛经典语句

那你是修佛呢?还是悟道? 佛道本一家那是忽悠人的说法,西游记就是最经典的例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古文观止》中的10句经典名言，内涵深刻，值得品鉴。

1.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

后人对我的评价，就如同我们对前人评价一样。指对待别人的作品，既不能厚古薄今，又不能厚今薄古。

2.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师说》

懂得道理是有先有后的，技艺各有各的专长。

3.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五柳先生特别喜爱读书，不钻牛角尖；每当体会到要义时，便高兴得忘了吃饭。

4. 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欧阳修《泷冈阡表》

做好事没有得不到回报的，只是时间的快慢不一定。

5.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毕，都。咸，都。高朋满座，贤士如云，各路英才，老少到齐，以文会友，其乐融融。此写文人雅集的快乐之情。

6. 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想到身居高位会有危险，就会想到要谦虚平和，加强自我修养了。,对后世边塞诗产生重要影响。

7. 临表涕泣，不知所云。——诸葛亮《出师表》

对着奏表流眼泪，不知道说些什么。

8. 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欧阳修《朋党论》

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从开始到结束都是这样。

9. 草木无情，有时飘零。——欧阳修《秋声赋》

草木是没有感情的，季节到了就会凋零了。

10.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要想树木长得高大，就一定要使树根扎得牢固。

“为什么佛经翻译大多采取多为文雅的文言文”这个问题不完全成立。吕叔湘先生提到“宗教是以群众为对象的，所以佛经的文字也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白话的兴起跟佛教大有关系。”（《语言常谈》）。徐时仪先生《汉语白话发展史》一书中列出不少佛经翻译采用口语说法的例子。比如文言中“去”指的是“离开”的意思，但是支谦译《大明度经》“诸佛本何所来？去何所？”中的“去”就是在当时口语中表示“往”的意思，与现代用法一致。再比如先秦书面语中“他”是一个指代“别的、别人”的意思，例如“他物”指的是“别的东西”。但是东汉康孟祥所译《中本起经》，“他妓女”这个词已经指的是“别人的妓女”而非“别的妓女”。“他"在口语中越来越演化成第三人称代词，以至于“他”的原始含义得用双音节词“他人”和“其他”来代替了。徐时仪先生指出，“汉译佛典中双音节的词汇含有量远远超过同时期中土文献语言的词汇系统”，还摘引陈秀兰的研究显示，双音节总括副词，魏晋南北朝（非佛教）文有37个，出现305次；汉译佛经有57个，使用2093次。表示“辱骂”义，魏晋南北朝文用文言词“訾”9次，白话“骂”13次，汉译佛经全部用“骂”共189次。到了隋唐乃至宋代，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拉大了。然而佛经的翻译并没有跟上口语的发展。这是有原因的，尊重传统是一个因素，然而像玄奘这种并不怎么尊重传统的译师翻译出来的也很文雅，因为这时候译经已经是朝廷干预和支持的事业了。唐初印度僧波颇翻译佛经时，右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璩“总知监护”，上柱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太子詹事杜正伦、礼部尚书李孝恭等奉敕“参助详定”。玄奘译经时，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唐玄奘及其佛经翻译）这些人的参与程度不一，但经过这么一番润色之后确实不太可能用太通俗的口语了。在宋代，高官甚至宰相担任译经使或润文官已经制度化了，宋真宗以宰臣丁谓当译经使，吕夷简、文彦博、富弼、曾公亮等北宋名臣都担当过译经使兼润文官。高官参与译经的程度也许不能高估，但从北宋译经的郑重程度（太宗开始，每逢皇帝生日的时候必进新经祝寿）来看，译经使做到文字典雅还是必须的。当然这是皇室的做法，佛经还是需要在民间传播的。因此在唐中后期，演说佛经故事的古白话“变文”大行其道，唐宋时禅师语录也都用口语白话。徐时仪先生甚至提到，早先翻译的佛经在宋、元、明重刻时，会把文言词汇改为白话。比如“称”改为“说”，“目”改为“眼”， “吾”改为“我”，“幼稚”改为“幼小”。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都不曾革了北宋的译经事业，因为这是有太祖、太宗和真宗三代支持的祖宗之法。然而佛教在印度衰微，早在仁宗初年译经场已经没有什么传入的新经可译了，之后北宋的译经事业靠着从西夏断断续续跑过来的印度僧带来的新经一直支持到徽宗政和年间，也就结束了。之后大藏经大体定版，印度的佛教也彻底完蛋。再有汉译佛经，得靠从藏文文献中找了。然而这是一项被忽略的事业。清代章嘉国师曾经把汉文《楞严经》译为藏文，把藏文藏经译为蒙古文或满文（没有译为汉文。新清史强调清代边疆治理的满洲性，诚不我欺。）直到近现代法尊法师才开始大规模的由藏译汉、由汉译藏。法尊法师把250卷《大毗婆沙论》由汉译藏。法尊由藏译汉的著作也很多，基本上采用文言句式，甚至照原文的格式翻译成古诗体。然而需要注意法尊翻译的基本上是论典，如果觉得晦涩难懂，那多半不是翻译文体的原因，而是原文讨论的问题和所处的文献语境本来就很难。比较有意思的是南传佛教佛经的现代汉译采用的是一种很接近白话的杂糅文体。比如以下这一段：

　I.1 一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与五百大比丘僧伽，由王舍城往那烂陀村，同行于大

　　道。一游行者须卑亦与其弟子梵施童子，由王舍城往那烂陀村，同行于大道。途中，

　　游行者须卑，以种种方法诽谤佛陀、诽谤佛法、诽谤僧伽。反之，其弟子梵施童子，

　　以种种方法称赞佛陀、称赞佛法、称赞僧伽。如是其所说正相反之师徒二人，紧随

　　世尊与比丘僧伽之后而行。（南北传《长阿含经》对照：1、梵网经 （南）一 梵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