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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之间 经典语录
同事之间 经典语句
一日，正在诊室上班，一个满面愁容的病人向主任讲自己的病史，讲完后主任还没来得及记录，她就向主任哭诉：“我资产过千万为什么还要得病啊？”主任一边记录病例一边头也不抬的说了一句：“捐款三百万，石头小一半”病人听罢和诊室候诊的病人一起哄堂大笑 另一日，另一个诊室，另一位老专家。病人滔滔不绝的讲述完自己的病史（真的是从出生开始讲起啊 ）老专家耐心听罢说先去做个B超看一下。“什么？就只做个B超吗？”“是的，就是做个B超，我们医院没有A超也没有C超” 中午和同事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发现桌子上还有一大瓶前几天吃饭剩下的可乐，说起这么冷的天煮姜丝可乐是极好的。一个同事讲道，“我们以前多盼望过年啊，过年就有可乐喝，还有娃哈哈。你知道吗，小时候过年爸爸买了一板娃哈哈，我们姐弟几个抢作一团，爸爸看了一怒之下生气的把一整板哇哈哈都摔在地上”我刚想说几句安慰一下，没想到她立马接话到“看到都想去舔两口” 哈哈，跟这些可爱的同事们一起上班欢乐无限啊ヾﾉ≧∀≦)o
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眼中，战后世界格局应该既保持力量平衡又维护基本原则，他们希望通过避免再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错误，来防止一场新的战争的发生，希望大国之间互相合作，希望用联合国这样一个集体安全机构来恢复威尔逊的国联传统，希望促进最大限度的政治自决和经济融合，从而铲除那些在他们看来导致战争爆发的根源。斯大林对战后世界格局的构想是完全不同的，他心目中的战后世界格局，是能保证他和他的国家的安全，同时鼓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他认为这种竞争将导致一场新的战争的发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残杀，最终将使苏联统治整个欧洲。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战后世界构想是一个多边的构想，在这个共享中，即使是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也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的相互包容，而斯大林的战后世界构想却是建立在不同利益必然冲突的基础之上。
政治学家喜欢用“安全困境”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采取行动，但他这样做时会损害另一个国家或另外几个国家的安全，而当那些国家也采取措施来维护自己被损害的安全利益时，他们采取的措施又反过来危及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国家。结果就出现了一个不断加深的互不信任的漩涡，在这样一个漩涡中，就是那些最用心善良、最富远见的领导人也发现自己无法自拔，一方的猜疑加重另一方的猜疑。
人类倾向使用武力的特点导致了过去所有战争的发生，就像修昔底德曾经预言的那样“一切都是人性使然” 。不同的只是武器的改进增加了死亡的人数。
乔治·马林科夫，他是一个满脸冒油的苏联官僚，政绩恶劣。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的权力斗争中，马林科夫由于幸运而非本事，成为在苏联掌权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布拉沃”试验12天以后，（1954年3月23号）他说了一番是自己的同事以及西方观察家都很惊讶的话。他公开说，用“现代武器”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将导致“世界文明的终结”。苏联科学家很快证实了马林科夫的说法，他们在给科里姆林宫最高层的绝密报告中指出，只要有100颗氢弹爆炸，“整个地球的生命就会无法生存”。
丘吉尔作为政治家，要比马林科夫杰出的多，丘吉尔过去也不是以和平主义者闻名，几年以前他曾经建议美国趁仍有核垄断优势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但是，在“布拉沃”试验以后，他完全改变了立场。他对他的二战盟友尔森豪威尔说，如果在英国爆炸几颗氢弹，英国将变成无法居住的地方。但是这也并非一定就是坏消息。他在英国下议院说，核战争产生的“新恐怖导致了战争中消灭对手的平等性出现，我的话听上去可能很奇怪，但我们应该从核战争会造成所有人毁灭的事实中看到希望，甚至信心”。
霍布斯鲍姆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中，资本主义被刻意改造了，改造资本主义的人是美国和英国那些制定经济政策的官员。如果认为人们从不吸取历史教训，那是错误的。”（极端的年代）——约翰·加迪斯《冷战》P120
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的确产生了强大的心理效应：在苏联和东欧，他是更多的人，在表面上继续服膺于马列主义，而在私下里却不再信奉他。在那里发展出一种如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所称的 “双面生活”：“ 这种种的撕裂：公共场合下和自私下的自己、官方和非官方的语言，对外的服从和内心的反抗，…我为国家的管理鼓掌，但我在个人生活中从未对此表示赞同。”
阿尔巴托夫指出：“正如在政坛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你侥幸做冒险之事，且看似取得了成功，你笃定会重复这种政策，你会继续这么做，直到一不小心犯下大错。”
约翰加迪斯1989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时说：“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必须应对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欧洲经济……无论我们是否希望，日本是世界政治的又一个中心……中国是另一个巨大的现实……我重申，所有这些都是世界力量重组过程中发生的典型的重大事件。”——约翰·加迪斯《冷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 P236
苏联解体之后，戈尔巴乔夫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社会主义的阿卡琉斯之踵就是，它无法将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为高效劳动力提供激励、并鼓励个人的创造性相联系。实践证明，市场提供了这些最好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