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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象似的群山经典语录
白象似的群山经典语句
摘自吴晓东的《小说的情景化》，全书为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 (豆瓣) 。
小说的情境化作者：吴晓东影响作家的作家 在把个人的传奇生涯和创作的辉煌业绩结合起来的作家中，海明威堪称是独一无二的。海明威是二十世纪的传奇英雄，塑造了有名的保持“压力下的风度”的硬汉形象。他自己也正是这样一个形象，从小练拳击，打垒球，喜欢斗牛，并亲身上过斗牛场；还喜欢钓鱼，骑马，滑雪，打猎，在非洲森林里狩猎时两天内飞机出事两次，差点送了命。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西班牙内战，一生中多次负伤，仅脑震荡就有十几次，出过三次车祸，“光是作战，他身上中弹九处，头部受伤六次。他十八岁的时候在意大利给炸伤了，起初都当他死了，丢下他不管，医生一共在他身上拿出二百三十七块碎片，拿不出的不算。”（菲力浦•扬《欧涅斯•海明威》） 尽管海明威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与整个世界相抗争的角斗士的形象，而在骨子里则是与卡夫卡、里尔克、加缪一样，敏感，易受伤害，甚至脆弱。同时，海明威还多了几分天真。菲力浦•扬认为，一切美国故事里最伟大的主题是：天真遇上经验，讲天真的美国人怎样走到外面的世界，怎样遇见与天真完全不同的东西，怎样在路上被打倒了，从此以后便很难再把自己拼起来，回复原状。海明威讲述的正是这古老的故事，关于一个男孩子怎样被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世界打击得粉碎的故事。菲力浦•扬认为海明威的独特处还在于他笔下的这些天真的人物不会成熟，也不会成人，永远有一种天真的本性。海明威最具有自传意味的系列小说《尼克•亚当斯故事集》写的正是这样一个主人公，文学史家认为尼克•亚当斯的形象与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芬同样不朽。 但是，海明威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是他的小说在写作方式、语言和技巧方面的成就，是他所开创的“冰山文体”。《现代主义代表作一百种提要》中这样评价海明威，认为他的长篇《太阳照样升起》以及短篇小说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影响，“一位作家，如此突然地一举成名，如此漫不经心地使这么多别的作家和别的写作方式一败涂地，并如此直接地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而《永别了武器》则“也许算得上是他的最佳作品，在这部书之后，人们再也无法模仿这种和谐悦耳、水晶般透明的风格”。这种说法实际上是针对着大批海明威文体风格的模仿者而言的。海明威成名之后，几乎所有文学青年都一下子觉得自己也有了一举成名的梦想和希望。杂志社在一段时期内收到的几乎都是海明威体的小说。连大学课堂的文学课也受到了影响。美国当代小说家理查德•福特回忆他大学生活时说，教授布置的作业就是让全班用“海明威文体”或“福克纳文体”写一段文章，学生们都怨声载道：“居然能给学生布置这样苦难奸诈的作业。” 可以说有两类作家，一类作家主要影响读者，另一类作家则主要影响其他的作家。海明威可能更属于后者。尤其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更是把他的“冰山文体”推到了极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小说家。比如马尔克斯就受到了海明威的巨大影响，他认为真正影响了自己的有两位大师，都是北美小说家：福克纳和海明威。他称福克纳是一位“与我的心灵有着许多共感的作家，而海明威则是一位与我的写作技巧最为密切相关的作家”。马尔克斯认为海明威始终未能在长篇小说领域里博得声望，而是往往以其训练有素、基础扎实的短篇小说来赢得声誉。可以说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更能体现“冰山文体”的特征，同时也更深刻地影响了其他的作家。“冰山文体” 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最早是在一部关于斗牛的专著《午后之死》中提出的，以后又不断加以阐发。所谓的“冰山理论”是海明威把自己的写作比作海上漂浮的冰山，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只是海面上的八分之一，而八分之七是在海面以下。海面下面的部分就是作家没有写出的部分，是省略掉的部分，但这一部分读者却可以感受到，好象作家已经写了出来似的。联系海明威的短篇创作具体分析，“冰山理论”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其一是简约的艺术。即删掉小说中一切可有可无的东西，以少胜多，象中国水墨画技巧，计白当黑，不要铺陈，不要八分之八，而只要八分之一。英国学者贝茨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认为，这种简约在语言上表现为删掉了小说中几乎所有的解释、探讨，甚至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剥下了亨利•詹姆斯时代句子长、形容词多得要命的华丽外衣：“他以谁也不曾有过的勇气把英语中附着于文学的乱毛剪了个干净。”这些英语文学的乱毛中被海明威收拾得最利索的是形容词。形容词过多是十九世纪末以亨利•詹姆斯为代表的小说家带给英语文学的一大灾难。譬如詹姆斯的代表作《贵妇人的画像》充斥了长句子和多重修饰，“你不憋足一口长气是读不完一个句子的，好比一长列货车，站在它面前望不到尽头”（董衡巽语）。这绝对是学者型的文风。而海明威18岁就去打仗，根本没有机会进行科班训练，打过仗当了美国一家报纸驻欧洲的记者，写文章和报道要用电报发回国，语言必须简明，于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电报体风格”，极少用修饰语，极少用形容词。可以说文学史上有一类作家是敌视形容词的。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就有句名言：“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他似乎在说只有名词是直抵事物本身，是直面、直接呈示事物，形容词多了反而遮蔽事物和内质，所以是名词的敌人。马克•吐温在1880年的一封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达：用平易的、简单的英语，短字和短句。这是现代的写法，最好的写法——英语就得这么写。坚持这么写；不要浮华花俏，不要赘言冗长。你一想起一个形容词，就消灭它。不，我不是说形容词一个也不用，而是说大多数不要用，这样留下来的就有分量了。形容词挤在一块儿，文章没力，离远一点就有力。一个人一旦养成好用形容词的习惯，或者写的冗长、花俏，就好比染上其它恶习一样，很难改掉。 海明威最激赏的作家正是马克•吐温，他称“一切现代美国文学来自马克•吐温的一本书，叫做《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这是我们最好的一本书，一切美国文学创作都从这本书来。在这以前没有什么东西，打它以后的东西没有这么好”。从这一点看，海明威简约的语言风格与马克•吐温的主张有内在的相通是不奇怪的。 其二，小说家马原认为“冰山理论”的更内在的质素可以概括为“经验省略”。他指出开始许多评论家把海明威的省略与传统的留空白理论等同起来，以为这是一种含蓄手法的运用，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一个大的失误。传统的省略方法很类似于删节号的作用，它省略的是情味和韵致；而海明威省略的则是完全不同质的东西——实体经验。马原以《永别了武器》中曾被海明威改写了三十九遍（在另一处海明威又说是四十遍）的结尾为例： 我往房门走去。 “你现在不可以进来。”一个护士说。 “不，我可以的。”我说。 “目前你还不可以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在此之前作者没告诉我们房间里有几位护士，这段文字也没交代，可是我们马上知道了这间停着‘我’情人（卡萨玲）尸体的房子里有两位护士。‘我’的对话没有丝毫失态之处，可是我们也从这段文字里知道了‘我’的失常变态。”“这些语调上的变化其实在上边文本中全无提示，作者也没有用叙述的方式告诉我们关于主人公‘我’的任何情绪变化，然而我们都知道了。作者利用了人所共有的感知方式及其规律，他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你不说大家也会知道这个道理，他就不说大家都知道的东西，结果大家还是都知道了。这样做除了因省略掉一些东西而缩短了篇幅外，由这种省略还产生了完全出人意料的新的审美方法，以作用于（阅读）对象心理为根本目标的方法。”（马原《小说》） 马原的论述很精彩，但他所谓的“经验省略”实际上并不是把实体经验省略掉了，海明威省略的其实是我们凭经验可以填充想象的部分，因此，这种省略技巧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读者的经验参与，使读者觉得作家很信任自己的理解力和经验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海明威等于把冰山的八分之七空在那里让读者自己凭经验去填充。而以往的小说家如果是现实主义者就把什么都告诉你，喋喋不休，不厌其烦，不留空白；如果是浪漫主义者就拼命调动读者的情绪，拼命煽情。海明威也在调动，他调动的则象马原所说，是经验。这肯定是一种新的小说美学。怎样深入阐发它的美学层次的内容还需要继续思考。但我们起码可以说，这种“经验省略”涉及的决不仅仅是个“简洁”的问题，它还关涉着对世界的认知与呈示问题，关涉着小说家对生活中的情境和境遇的传达方式问题，从中有可能生成一种小说的情境美学。《白象似的群山》：初始境遇的呈示 《白象似的群山》堪称是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经典。它写于1927年，收入海明威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小说情节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美国男人同一个姑娘在一个西班牙小站等火车的时候，男人设法说服姑娘去做一个小手术。是什么手术小说没有直接交代，但有经验的读者能够猜出是一次人工流产。整部小说基本上是由男人和姑娘的对话构成，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的气氛似乎有些沉闷，姑娘就采取主动的姿态，称远处群山的轮廓在阳光下“看上去象一群白象”。但男人有些心不在焉，他只关心一个话题，就是想劝姑娘去做手术。姑娘显得紧张和忧虑，男人就一再解释和安慰：那实在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手术，甚至算不上一个手术。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用空气一吸就行了。我以为这是最妥善的办法。但如果你本人不是真心想做，我也绝不勉强。姑娘终于急了：你再说我可要叫了。到这里小说的内在紧张达到了高峰，男人就去放旅行包等列车进站。回来时问姑娘：你觉得好些了吗？姑娘向他投来一个微笑：我觉得好极了。 小说就这样戛然而止。这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短篇小说结尾，评论家称之为“零度结尾”。和欧•亨利出人意料的戏剧化的结尾正相反，这种“零度结尾”是平平淡淡的滑过去，象结束又不象结束，把读者茫然地悬在半空。“零度结尾”的概念，可能是从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那里引发出来的。所谓“写作的零度”，在罗兰•巴特眼里，是以存在主义大师加缪为代表的那种方式，即“中性的”，“非感情化”，回避感情色彩和主观意向性的写作方式。海明威短篇小说的结尾也有“零度”特征，不点明主题，不表示意向，拒绝解释和判断，甚至不象结尾。我们不知道男人和姑娘以后会怎样，是不是做了手术？手术之后俩人是分手了，还是依旧象从前那样过着幸福生活？海明威似乎并不关心这些。他只是象一个摄影师，碰巧路过西班牙小站，偷拍下来一个男人和姑娘的对话，然后两个人上火车走了，故事也就结束了。他们从哪里来？是谁？又到哪里去？为什么来到了这个小站？海明威可能并不知道，我们读者也就无从知晓。整部小说运用的是非常典型的纯粹的限制性的客观叙事视角，恰象一架机位固定的摄影机，它拍到什么，读者就看到什么。绝少叙事者的干预和介入，甚至可以说非全知的叙事者知道的几乎与读者一样多。小说省略了太多的东西。包括人物的身份，故事的背景以及情节的来龙去脉。因此，想作出确凿的判断几乎是徒劳的。 评论界理解这篇小说普遍表现出一种道德主义倾向，譬如贝茨就认为：“这个短篇是海明威或者其他任何人曾经写出的最可怕的故事之一。”“对于姑娘来说，有什么东西毁了；不但她的过去，而且将来都是这样。她是吓坏了。”理查德•福特则说：“这个故事我很欣赏，因为它很现代，没有人说出‘堕胎’二字，但堕胎的感觉——失落、困惑、发呆——渗入字里行间。”又譬如小说的法国译本就把题目译成《失去的天堂》，意思是无辜的姑娘在人工流产事件中把天堂般的过去失掉了。这个过去的天堂可能指少女的纯真烂漫，也可能指过去幸福美满的好时光。但实际上，《白象似的群山》绝不是一篇道德小说，而是一篇情境化的具有多重可能性的小说。在所有的评论中，最有眼光的是昆德拉的解读。在汉译《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花了近十页的篇幅讨论《白象似的群山》。他认为，在这个只有五页长的短篇中，人们可以从对话出发想象无数的故事：男人已婚并强迫他的情人堕胎好对付他的妻子；他是单身汉希望堕胎因为他害怕把自己的生活复杂化；但是也可能这是一种无私的作法，预见到一个孩子会给姑娘带来的困难；也许，人们可以想象一下，他病得很重并害怕留下姑娘单独一人和孩子；人们甚至可以想象孩子是属于另一个已离开姑娘的男人的，姑娘想和美国男人一起生活，后者向她建议堕胎同时完全准备好在拒绝的情况下自己承担父亲的角色。至于那姑娘呢？她可以为了情人同意堕胎；但也可能是她自己采取的主动，随着堕胎的期限临近，她失去了勇气……昆德拉的解读使小说的情节得以多重的猜想下去。而人物性格也同样有多重性：“男人可以是敏感的，正在爱，温柔；他可以是自私，狡猾，虚伪。姑娘可以是极度敏感，细腻，并有很深的道德感；她也完全可以是任性，矫揉造作，喜欢歇斯底里发脾气。”更重要的是小说人物对话背后的主观动机是被隐藏着的。海明威省略了一切说明性的提示，即使我们能够从他们的对话中感受到节奏、速度、语调，也无法判断真正的心理动机。一般说来，小说中的主导动机是揭示主题和意向的重要手段，如乔伊斯《尤利西斯》中多次复现的布卢姆随身携带的烤土豆。《白象似的群山》中类似的主导动机就是姑娘关于白象的比喻，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但从这个比喻也很难生发出确切的判断。我们可以说姑娘是微妙的，有情趣，有诗意，而男人对她的比喻毫无反映，男人是很实在的或者是没有趣味的。但昆德拉认为人们“也完全可以在她的独特的比喻性发现中看到一种矫揉造作，故作风雅，装模作样”，卖弄有诗意的想象力。如果是这样，姑娘说什么堕胎后世界就不再属于他们之类的话语，就只能归结为姑娘对抒情式卖弄的喜好。这种有抒情倾向的女性，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 昆德拉最后下结论说：“隐藏在这场简单而寻常的对话背面的，没有任何一点是清楚的。”这使《白象似的群山》成为一个可以多重讲述的故事，一个可以一遍遍用不同的前因后果加以阐释的故事。这种多重阐释性正是由省略的艺术带来的。一旦海明威补充了背景介绍，交代了来龙去脉，小说就完全可能很清楚。但海明威的高明处在于他绝不会让一切一目了然，他要把冰山的八分之七藏起来，因此他便呈示了一个经得起多重猜想的情境。这反而是一种真正忠实于生活的本相的小说技巧。我们在生活中真正面对的，正是一些搞不清前因后果的情境。我经常喜欢在火车上或小饭店里听旁边我不认识的人聊天，有时听进去后就会猜想这两个人身份是什么？要去做一件什么事？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碰巧是一男一女就更有意思，如果是夫妻或恋人，一般听他们说几句话就可以猜出，如果都不是，难度就大了。这时我就想起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觉得这篇小说真是写绝了。这也许和早年巴黎时代海明威的写作方式有关。从他的回忆录《流动的圣节》中可以知道，当年海明威穷得很，经常挨饿，住的旅馆也非常冷，他就常常到咖啡馆写作。倘若外面冷风大作，寒气逼人，他的小说中的故事也就发生在寒风呼啸的冬天。如果碰到一个脸蛋象新铸的钱币一样光亮动人的姑娘进来，海明威的思绪就会受到牵扰，变得异常兴奋，很想把姑娘写进小说。《白象似的群山》正是海明威午餐前在饭馆碰上一个刚刚做过堕胎手术的女人，聊了几句天，就开始创作这篇小说，结果一气呵成，连午饭都忘了吃。这种写作方式很容易把小说情境化，小说叙事往往只选择一个生活横切面，一个有限空间，一小段时间，客观记录所发生的事件，回避作者甚至叙事者的解释与说明，使小说情境呈示出生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多义性。 同样是多义性，海明威与卡夫卡的小说譬如《城堡》有什么区别呢？不妨说，卡夫卡是个沉思者，他在自己的小说中灌注思想；而海明威则拒斥思想，或者说是“隐匿思想”。菲力浦•扬就说海明威的风格是“没有思想的”，需要“停止思想”。贝茨称海明威的语言也是那种“公牛般的、出乎本能的、缺少思想的语言”。因此海明威的省略的艺术也许不仅是省略了经验，而且也省略了思想。他的小说中深刻的东西也许不如其它现代主义小说多，但仍然有意蕴的丰富性。这些意蕴是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带来的，它同样能激发读者想象力和再创造文本的能力。这使海明威提供了另一种小说，其创作动机不是为了归纳某种深刻的思想，也不仅仅满足于提供抽象的哲学图式。海明威的小说并不在乎这些，而真正成功的小说也并不提供确切的人生图式，它更注重呈示初始的人生境遇，呈示原生故事，而正是这种原生情境中蕴涵了生活本来固有的复杂性、相对性和诸种可能性。《白象似的群山》正是这样一篇小说，它排斥任何单值判断和单一的价值取向，尤其是道德裁判。这种相对性的立场和动机与海明威小说中的省略艺术和纯客观的限制性视角是吻合的。这是海明威的小说中作者的声音隐藏得最深的一篇，小说几乎是独立于作者之外，它就象生活境遇本身在那里自己呈现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提示我们理解现代小说的另一种方式。如果说现代主义小说大都隐藏一个深度模式的话，那么在海明威小说中寻找这种深度模式有时反而会妨碍更深入理解他的小说。这就是寻找深度模式的批评方式的悖论。就是说探究作品深度模式的习惯恰恰会妨碍对作品的更深入的认知。悖论之所以产生，原因在于寻求深度模式最终获得的不过是哲学层次上的抽象概念和图式，而作品丰富和具体化的感性存在和经验存在却可能被肢解甚或抛弃了。这道理对《白象似的群山》也一样。只有从情境化角度出发，而不是一开始就说它是一个最可怕的故事，一个道德文本，才可能找到比较恰当的切入点。由此我们可以说，海明威的短篇写作，丰富了我们对小说这一体裁的本质规定性的理解。这就是海明威在小说学上的意义。《白象似的群山》启示我们，小说自身的本质界定或许正是与人类生存境遇的丰富性相吻合的。小说发现的正是生活的初始境遇，正是大千世界的相对性和丰富性。“对真正神秘的敬意” 再回到省略艺术的话题。海明威的“冰山文体”除了给他的小说带来简约质朴的语言、经验省略的技巧以及隐匿思想的风格外，同时也使他的小说在境遇的呈示背后有某种神秘色彩和气氛。读他的小说，总有一些说不大清楚的东西存在。马尔克斯说：“他的短篇小说的精华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作品中省去了一些东西，确切地说来，这正使作品富于神秘优雅之感。”理查德•福特也说：“我觉得海明威是保守秘密，而非揭示秘密。他不太接近这过于复杂的世界，不是因为他原则上不愿意，就是因为说不出更多的来，为此我不信任他。当然，我并非没有从海明威那里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对真正神秘的敬意。”海明威所保守的秘密，显然不是神秘主义意义上的不可知论的秘密，而是指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很容易就了解的一清二楚的。总有些东西是被遮蔽的，总有些东西是我们无法获得直接经验的，也总有些东西由于我们观察角度的不同展示给我们的内容就不一样。比如《白象似的群山》要是由美国男人自己来写或由姑娘来写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而更重要的是，福特认为，有些东西也许是很难或不能说出来的。比如海明威比较早的短篇《印第安营地》，写尼克•亚当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跟他父亲去给一个印第安女人接生，女人一个劲儿地叫，女人的丈夫前三天干活把自己的腿砍伤了，现在正躺在上铺抽烟。接生之后，尼克的父亲说：“该去看看那个洋洋得意的爸爸了。在这些小事情上做爸爸的往往最痛苦。”他发现新生儿的父亲没什么声音，就说：“我得说，他倒是真能沉得住气。”等他打开印第安人盖的毯子，发现那人已把自己的喉管到两耳之间都割断了，鲜血直冒。尼克的父亲的第一反应是：“快把尼克带出去！”小说这时写道：“用不着多此一举了。尼克正好在门口，把上铺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尼克最早的创伤记忆。菲力浦•扬认为海明威念念不忘暴力和横死的主题，这个故事可能会告诉我们最初的原因。海明威自己也说，一个作家最好的训练是不快乐的童年。《印第安营地》这篇小说是通过小孩子的眼睛来看的，尼克肯定不明白为什么印第安人要自杀，一遍遍问父亲，父亲也说不清楚。小说没告诉我们原因，尼克觉得不可思议，我们读者也同样觉得不可思议。又比如《太阳照样升起》，一个焦点问题是男主人公杰克在战争中到底负的是什么样的伤。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看懂小说。但海明威从头到尾都没说是什么伤，读者只能自己猜想。理查德•福特有个解释：“我现在也许知道了那印第安人为什么要自杀——太多的医生，太多的痛苦和侮辱。我也许较有把握地知道杰克负的是什么伤。但我也知道了对每个人来说，在任何时候有些重要的事是不能说的，或者因为它们太重要，或者因为太难诉诸语言。我想我是从海明威中最早也最好的学到这一点的。” “对真正神秘的敬意”被理查德•福特看成是从海明威那里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也许不仅是卖关子，不仅是省略的艺术，不仅是小说技巧，最终涉及的还有禁忌方面的问题。尽管海明威所代表的“迷惘的一代”寻欢作乐，纵情声色，但那一代人却是绝对认真的一代。同时海明威时代还是人类尚保留着许多禁忌的时代，无论是残酷的禁忌还是美好的禁忌。有些话题是作家不愿在小说中直接写的，有些是不能公开说出来的，更不能在大庭广众下讨论的。这些禁忌是每一个时代根源于本能、人性和心理深处的潜在约束，再超前的作家也往往无法逾越他所处的时代所能企及的限度。如果把二十年代“迷惘的一代”与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相对比，就可以充分了解到这一点。或许正是这种保有许多禁忌的时代最终赋予了海明威的冰山文体以一种真正的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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