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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燮《原诗》经典语录
叶燮《原诗》经典语句
楼上讲的是文学发展的脉络不是文论发展的脉络诶。。。。。。诗大序、（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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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已畦，嘉兴（今属浙江）人。晚年寓居吴县横山，人称横山先生。清前期文学家。康熙五年（1666）叶夑中举人。九年成进士，选授宝应知县。不久因亢直触忤上司而落职。后纵游海内名胜，潜心撰述。
叶燮叶燮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以论诗见长，他的诗论著作《原诗》对古代诗歌发展规律、创作因素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总结和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原诗》分内外篇，“内篇，标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沈珩《原诗叙》）。关于诗歌发展的历史过程，叶燮以源流正变递相推进的论点加以概括。他说，“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又说“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所谓“正”即“源”，“变”即“流”。“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
据他看来，诗歌的历史处于一个由盛到衰、由衰向盛的不断变化的状态，但它并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在变化中逐步迈进，即“踵事增华，以渐而进”，“前者启之，而后者承而益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同时，也正因为诗歌的发展是个循环交替的过程，也就无所谓“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基于这样的观念，叶燮反对一味崇古的做法，而主张有继承又有创新的作诗态度，既要学习“古人之自命处、着眼处、作意处、命辞处、出手处”，又要“能去古人之面目”，“我未尝摹拟古人，而古人且为我役”。在这方面他特别推崇杜甫、韩愈、苏轼等人的创作，将它们看成是“包源流，综正变”，独成自家“面目”的典范。
在《原诗》中，叶燮对诗歌创作的多种因素也作了重点的述，他将这些因素分成诗歌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与作诗者主观条件两大部分，前者他以“理”、“事”、“情”三者来包括，认为“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这是就“在物者”而言；后者用“才”、“胆”、“识”、“力”加以说明，指出“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这是就“在我者”而言。作品正是这两方面相结合的产物，“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
具体来说“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天乔滋植，情状万千，成有自得之趣，则情也”，这三者大致表示一切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情态，在具体事物中，它们互相不可割裂，“三者缺一，则不成物”。作诗之道，重要的是如何去揆度、表现“理”、“事”、“情”，这里叶燮又提出一个法的问题。他认为法有“活法”与“死法”，要求创作者根据“理”、“事”、“情”三者特点，神而明之，使得“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如此便是“活法”的体现，而不应被一些格律、声调等的“死法”所拘限，以免对“理”、“事”、“情”无从加以把握。
至于“才”、“胆”、“识”、“力”，叶燮认为有受之天赋，也有靠后天锻炼所得，四者“交相为济”，相辅相成，其中尤以“识”为最重要，对其他三者起着先导作用，“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识”主要是指作者的识别能力，它在分辨事物“理”、“事”、“情”各因素中还显得十分关键，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有识则可以“是非明”，“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说明以“识”为核心的主观因素成为创造性地反映客观对象的必需条件。
对于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叶燮主张多样并存，不拘一格，他指出：“平奇、浓淡、巧拙、清浊，无不可为诗，而无不可为雅。诗无一格，而雅亦无一格。”（《汪秋原浪斋二集序》）同时他又认为多样的风格应建筑在真实、自然、独创基础之上，强调“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他还以为如诗家所提到的“体格”、“声调”、“苍老”、“波澜”等与风格相关联的一些创作要求，只是“文”或“皮相”，还必须以“性情”、“才调”“胸怀”“见解”作为“质”或“骨”，“质具而骨立”，才不至于空浮无实。著有《己畦文集》二十二卷、《诗集》十卷、《残余诗稿》一卷、《原诗》四卷、《己畦琐语》一卷、《江南星野辨》一卷、《汪文摘谬》卷。
作者介绍：我是“可可聊历史”，执笔走天涯，与大家一起分享、了解中国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