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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 睡美人经典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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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美人》是川端晚期（1961）的一部重要作品，历来褒贬不一，极具争议。小说描述了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经人介绍五次来到一家叫“睡美人之家”的密处，先后与六名熟睡的少女共寝的故事。单就情节而言，小说故事荒诞而单薄，评论也多言此书表现“腐朽的情欲和违背人伦的道德行为”。但细致读来，可以发现，川端在作品里并没有宣扬情色之物，而是小心翼翼地把握着一个界限，讲述着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故事。
小说按时间顺序极有层次地描写了主人公江口的五次经历，如下图所示：
江口在“睡美人之家”的五次经历中，遇见了六个不同的姑娘，经历了五次心情的转折，获得了不同的体验，回忆了青年、中年、老年的所经历的女人。而伴随着每一次体验，总会有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物征，仿佛在为自己的一生做一次总结和回顾。从中可以发现小说所反复探索的几个话题，如母性，生死，佛魔与禅性，而这些也是始终萦绕在川端作品中的情结。
母性的回归
如果《睡美人》最直观的主题是什么，那应当就是母性了。这里既有对母性的渴望，也有深深扎根在川端文学之中的“恋母情结”。 小说中有大量的关于乳房和嘴唇，婴儿和乳臭味的描写,如下图所示：
生命伊始，母亲的乳房即给予婴儿生命所必需的乳汁和安全感。婴儿通过吮吸获得这一切。某种意义上讲，吮吸的动作和乳房的物征是人最原初的近乎本能的记忆，而这恰恰是母性的象征。读者可能开始不知其味，但到第五次的时候，江口关于“十七岁时母亲的死”的回忆使我们豁然开朗，小说写道“‘最初的女人’是母亲。……这种真实，第一次出其不意地从内心底里的某个角落里，涌了上来”，“母亲临终，江口抚摩她的胸膛时，当然接触到母亲衰颓的乳房。那是令人感受不到是乳房的东西。现在都想不起来了。能想得出来的，是摩挲着年轻母亲的乳房入睡的幼年时代的日子。”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这都是对母亲依恋的体现。小说意识流地写出了这一主题。但江口的“恋母情结”，更多的是一种“缺失”欲得弥补的心态。通过图二的对比可以发现，第一位睡美人给江口带来的体悟最多，各部位描写也是最多的。这与最后一次江口对母亲的回忆遥相呼应：母亲临终时“衰颓的乳房”，干瘪到“感受不到”，这对想起“摩挲着年轻母亲的乳房入睡的幼年时代的日子”的十七岁的江口造成了双重缺失。而通过睡美人的充满青春气息的乳房则获得了极大的弥补。于是书中的乳房的描写仅次于“嘴唇”，均匀而稳定的出现在四次经历中，只有在第三位“见习的姑娘”（约十四五岁）那儿没有出现。“缺失”同样体现在处于心理封闭状态（沉睡不醒）的姑娘和处于生理封闭状态（丧失男性生理功能）的老人共寝上，老人通过“睡美人”的肉体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或者说生命力上的弥补。不难看出，通过“睡美人”，主人公江口找回了某种失去已久的东西：母性。主人公从接触睡美人开始，便踏上了对母性回归的归途。江口第一次接触“睡美人”时,他的思绪倏然间返回童年时代，“犹如幼儿般甜美”。这一节“乳臭味”和“婴儿”描写多达16和21次。而在后四次中，仅第四次略有提及。这说明是“睡美人”将他引上了回忆的归途，突然回到了婴儿时期。而人类在回归到原初情境里后,最重要的人便是母亲了。所以这种回忆并没有停滞在婴儿期，而是走上了对母性的寻找之路。因此我们看到江口五次经历里“嘴唇”和“乳”这些母性象征的描写始终是大量且较为均匀和稳定的。可以看出，躺在“睡美人”旁边，对于江口来说，无疑是为了在整个生命历程即将终止的时刻，寻求母性的回归，并希望自己能在这种充满温暖和生命气息的氛围中找到生命最初的鲜活。这也解释了为何在麻木、厌倦甚至明知福良猝死（第四第五次）在那儿，江口都依然去“睡美人之家”的原因。更深层次讲，江口的“缺失”欲得弥补心态其实是川端本人对“母性缺失”的渴望。川端三岁丧父，四岁丧母，十六岁直系亲属均去世，虽然说“恋母情结”始终是其作品的重要主题，但实际上母亲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在川端的生命中始终是缺位的。因此我们细细观察可以发现，以描写女性见长的川端笔下很难找到具有完整的，成熟人格的，充满母性色彩的女性，川端塑造的多是具有“孩子般灵魂的女性”，《伊豆的舞女》中未婚的舞女是孩子，《山音》中已婚的菊子在丈夫眼中是孩子等等。所以江口的“归途”其实也是川端晚年所走的心路：孤孓一人到了终老之时，总是会回忆一生走过的路。何况终其一生都被虚无和无常所萦绕的川端。于是，晚年对母性的幻想便成了他最温暖的渴望。
生死的回归
另一个始终萦绕的主题，便是生死了。小说中虽然只出现了两次死亡，但老人们的衰老和趋死的幻影却无处不在，与“睡美人”的生命张力形成鲜明对比。由走向死亡的年迈的老人到茁壮新生的处于孕育的婴儿期，这其实是一种生死的平衡，这种平衡在川端康来是不可打破的。书中江口第五次去“睡美人”旅馆时遭遇的黑姑娘之死，有着强烈的暗示：江口梦到新婚旅行归来，院子里盛开了不曾有的像“滴着血一样的红色西番莲”，这其实是一种生命力过剩的象征。西番莲，又称大丽花，花开极为艳丽，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的展示，但娇艳如滴血，则是“物过盛当衰”了。书中多次提到死者旺盛的生命力：“当江口探摩她那黝黑的肌体，仿佛感到有股‘传给我生的魔力’的战栗，流遍全身”。黑姑娘力量过剩，不断把江口往床外挤，而作为男人的人生在江口这里已所剩无几，生死平衡的打破出现了出人意料的黑姑娘的死亡。如果说福良老人的猝死还可以接受，甚至行将就木的江口此时死亡也是可以理解，那“年轻的、强壮的、使江口慨叹这就是生命”的黑姑娘的猝死, 则给人以强烈的生命虚幻和无常的哀感。对比来看，这种“红”与之前第四次去“睡美人之家”时所梦见的“白蝴蝶”又形成反差。“白蝴蝶”的出现是伴随着凶残的大鸟叼食血淋淋的婴儿而出现的，这预示着不祥的征兆，而在那之后不久，福良老人便猝死在“睡美人之家”。小说从秋末“小阳春天气”写到新年过后的冬日，从红叶到飘雪，从白蝴蝶写到红色西番莲，而“睡美人”的密室始终是以红色为底色。红白色的交替对比在川端文学中获得了格外关注，《雪国》中叶子的死亡方式是葬身火海，白色的精灵消逝于一片火红之中；《美丽与悲哀》中音子在京都赏景作画时，画面中最突出的就是细碎的白花衬托下的红色山茶花，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红色在不同民族（尤其大和民族）对自然的认知中都代表着火与太阳，进一步讲就是血与生命。同时红色也因鲜艳夺目而富于煽动性和诱惑，是使人情绪兴奋的颜色，它代表着老人死灰复燃的情欲。而白色以其“无中万般有”的特性，即作为死亡的象征，营造着一种死亡的氛围，也充满了神秘，象征着纯洁与神圣，自古就受到日本民族的敬仰和喜爱，被认为是尊贵的颜色。于是我们可以发现，红白的交替其实就是生死的轮回，美丑的统一。江口的五次经历实际上浓缩了人从生至死的历程，而在这五次经历中，江口也确实回忆了自己的一生。
从川端本人来讲，他是持“生死一如”的观念的。《睡美人》中生死两极有如红白两色交映生辉。一方面，作品在开卷不久就写道: “与死一般睡着的姑娘在一起, 死一般地睡下去, 老人感到这是一种诱惑。 江口老人认为就算永远睡下去, 我也不懊悔。”为此, 当一位老人猝死过后, 按照女主人的看法，“对客人来说,也许是到了极乐天堂”。 江口也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就是猝死也是老人的极乐，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猝死。而另一方面，“姑娘把胳膊传到江口眼帘深处的是生的交流, 生的旋律, 生的诱惑”，对老人来说, 又是生命力的恢复。所以江口等老人来到这儿并非就是为了死，而是趋死而生，通过与睡美人的接触从而获得一种生命力。小说把死与生相互衔接, 将它们贯通,相互转化,这样就实现了川端式的“生死一如”。这种对生死轮回的暗示从作品中色彩的交替就可以看出。
书中提到，福良老人在猝死后被移送到“温泉旅馆”。温泉旅馆是川端文学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地方，川端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就是在温泉旅馆发生的。所以，冥冥之中川端通过将福良尸体放在自己写作生涯的起点来隐喻自己的人生，起点亦是终点，终点又是开始。他把死亡当做是一种回归，一种开始，而不是结束，认为死是具有美感的，抱有“为美而死，向死而生”的生死信念。其实川端的生死从来都是连接贯通的，这种“生死一如”更大一点讲便是“万物一如”了。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川端一生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川端从幼年时代经历了个体命运的死亡和无常，到青年时代目睹了人世间的死亡与无常，于是死亡在川端看来与其说是痛苦，莫如说是习惯。
佛魔与禅性
历经死亡与无常的川端从佛教中获得了安慰和解脱。但他并不是佛教徒，而是充满困惑的凡人文学家。川端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中对禅性与佛魔做过这样的阐述：“我也珍藏了两幅一休的手迹。一幅题了一行“入佛界易，入魔界难”。我深为这句话所感动，也常挥毫题写这几个字。其意思可作各种解释，如要进一步深入探讨，那恐怕就无止境了。继“入佛界易”之后又添上“入魔界难”，这位禅宗的一休打动了我的心。归根结底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对“入魔界难”的心情是：既想进入而又害怕，只好求助于神灵的保佑，这种心境有时表露出来，有时深藏在内心底里，这也许是命运的必然吧。没有魔界就没有佛界，而要进入魔界就更加困难，意志薄弱的人是进不去的”。其实川端在《舞姬》的“佛性与魔性”一章中借由矢木之口说了一句“善人成佛，况恶人乎？”，这句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川端的“佛魔观”。川端认为所谓的“入魔”，就是一种对恶的降服，更确切的说，是对人生的悲哀、苦恼和生命的虚无、无常的直面，正视人本身所要经历的现世的苦难。而“入魔界难”也正在于此：直面人生的丑是非常痛苦的，它伴随着人类与生俱来的无助，孤独感，使人的身心时时刻刻遭受着恐惧与空虚的煎熬。只有直面并降服这种恐惧，才能真正的脱魔入佛。《睡美人》中两次提到“佛魔”，一是在第四次去“睡美人之家”的感叹：“引诱男人进入“魔界”的似乎就是女体啊”和第五次去时对福良老人猝死的感叹“耄耋之年的死总是丑陋的呀，唉，也许是接近幸福的极乐净土……不不，那老人准是坠入魔界了”。作品中，江口等人都想通过年轻的睡美人而获得对衰颓的自我的安慰与解脱，这其实也是希望通过“入魔”而最终能够“入佛”，从而获得超脱。从这个角度讲，善恶不是一种对立，而是一种经历；佛魔也不是绝对，而是一种升华。这恰恰契合了川端的“生死一如”，因为善恶、佛魔的流动有如生老病死一般，连续不断，此消彼长。为善为恶，入佛入魔，都只是对生死的了悟而已。人从入世便是对“恶”与“魔”的经历，而最终能放下“恶”与“魔”，便会放下对生死的执着而了脱一切，达到“善”与“佛”的境界。到了这个层面便能消除对现实生命的执着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和悲伤。
有人讲作品中“睡美人”是菩萨的化身。“妓女乃菩萨化身”的故事在中日都有，但《睡美人》中丝毫没有涉及菩萨化身为什么妓女，应当讲川端对此并不介意。川端无意借鉴故事本身，但并不妨碍他对这类故事所蕴含的佛教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精神的关注。于是作品中多处暗示睡美人与菩萨的相同之处，首先睡美人都是美丽的处女，而且她们处于昏睡之中，处于无知无思的状态，暗喻“六根清净”的状态并赋予了她们佛一般的神圣；其次客人与她们没有交流，也不得突破禁忌，同时借木贺老人之口说出“如同与秘藏佛像共眠”；最重要的，是睡美人静默地包容了老人们的一切--他们的悲伤，绝望，丑陋甚至于罪恶，犹如佛一般普度众生。这里显示的便是川端对禅性的通悟，如李泽厚说的那样“禅追求的是一种审美式的人生态度( 包括审美式的视死如归) ,它超利害、越时空、一寿夭、空物我、弥是非、齐善恶、同虚实、等今昨、泯主客, 从而能让人与整个宇宙冥合为一, 超越死亡, 享尽自由, 饱受愉悦，这当然也就可能使人坦然地、甚至是主动地去迫近自己的死亡”。[9]这从禅性角度解释了为何江口老人知道福良老人猝死在“睡美人之家”却仍然去过夜，因为对他来说，睡美人是近在咫尺的、现世的能引导他走上被拯救的归途的真实，而不是遥不可及的、彼岸的虚幻。作为一个生命正在走向衰竭，又对自己的过往充满忏悔的老人，借此获得了精神上的拯救。
《睡美人》是川端苦惑的晚年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战后的精神创伤，个人创作的枯竭，饱受失眠症的困扰等等都使得原本就敏感脆弱的川端背负着更为巨大的，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作品的“独特而怪异”正是来源于此。可以说《睡美人》是打开川端晚年精神世界的一扇窗，从中可以窥视他最根本的精神底蕴，作家也借江口来讲述自己一生的过往体悟，如慰灵歌一般抚慰自己即逝的魂灵，踏上明晰却未知的归途。
老人们的周围，女人新的肌体、年轻的肌体、标致的肌体不断地诞生。可怜的老人们未竟的梦中的憧憬、对无法挽回的流逝岁月的追悔，难道不都包含在这秘密之家的罪恶中吗？
《睡美人》（1961）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晚期作品，这部小说主要叙述了一位年近七旬的江口老人先后五次到一家秘密妓院过夜的经历与感受。
这部小说一发表，就遭受了社会上各种伦理上的“非议”。这部作品一改川端康成那种“唯美纤细”的纯文学风格，其内容的大胆与荒诞，引起了社会上的不少舆论。
事实上，这部小说并没有脱离纯文学的范畴，这部小说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读者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上“伦理观”的影响，而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小说注定被认为是“荒诞的”“变态的”。
文学作品并不是像教科书与科学类图书一样具有目的性与实用性，特別是纯文学，它不同于通俗小说的娱乐性与故事性，具有更加广泛的读者受众。纯文学更像是作者对于自己精神探索的独白，他们不断深入自己精神深处，思考自己最深层次的本能需求。这种文人般的“孤高”特点注定了它的受众将会大大减少。功利性，甚至读者都不是这种文学的主要目的，纯文学的目的，是为了用自己微小独特的“小世界”去对抗世俗平庸而千篇一律的“大世界”。
而对于这篇文章，我们更应不带有过多的“世俗偏见”，这种偏见会破坏文学的美感，同时会使整个故事情节变得充满偏见与误解，从而使文章的主旨支离破碎。
《睡美人》是最具代表性的川端康成的晚期作品，而了解这一点是对于理解小说内涵的最重要一点。
此时的川端康成已经62岁了，年过半百的他无时无刻被死亡与衰颓的阴影笼罩着，他的身体机能在一点点地崩塌，生命力由年轻时的鲜红色火焰已逐渐褪变成了末期的淡紫色火苗，衰颓在无时无刻腐蚀着想要继续生活的热情，老年人面对这种情形，或是默默接受，不安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或是通过各种手段减缓自己老去的速度，无力地抵抗着命运的齿轮。
让衰颓的肉体起到一种“回光返照”的生命活力最简单的途径就是接触充满生命力的肉体。而这家秘密妓院就为此提供了最直接的途经。
姑娘的右手腕从被窝里伸了出来，左手好像在被窝里斜斜地伸着。她右手的拇指有一半是压在脸颊的下方，这张睡脸靠在枕头上。熟睡中的指尖很柔软，稍微向内弯曲，手指根部可爱的凹陷都看不到了。温暖的血色从手背流向指尖，血色愈发浓重。这是一只滑润而又白皙的手。
儿童与老人就像是生命的两极，一边是连接着生命之源的“起始点”，一边是迎接死亡的“终止点”。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生与死就作为一个“先验的矛盾”贯穿一生，这是铭刻在每一个人基因序列上的必然命运。而人离其中一极越近，就越渴望另一极。脆弱的婴儿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濒危的老人沉湎于过去辉煌的记忆一点点死去。
在秘密妓院中，老人与服下安眠药的女童共处一室，他们又能干什么呢？
性功能的衰退使他们失却了作为一位男性的资格，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濒临死亡的老丑身体，他们拖着自己残缺不全的身体苟活于世，花费金钱不惜一切与女童共眠，为的就是与充满鲜活生命的肉体的共处，通过这种方式，老人们可以暂时忘却自己的衰老的现实。
然而他们所感受到的生命力是一种静态的，也必须是一种静态的，姑娘们只有在无意识的安眠状态下才可以与丑陋的老人们和平共处，清醒的姑娘们定会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厌恶，而这种带有强烈攻击性的感情定会将老人击垮。
老人们那可怜的愿望只有通过如此可悲的方法去实现，他们越意识到自己的衰颓，就越渴望生命的芳香，而越接触这种活力，就越感到自己的可悲与绝望。
这就是川端康成晚年的矛盾 ，他深刻体会到自己的可悲情愫，他在另外一篇小说《湖》中更表达了自己的失落与虚无：他越是正视自己的感情，越是发现这是如此可悲又屈辱，而这种荒诞，又应该在哪里得到救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