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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经典语录 Ethics
福柯经典语句 Ethics
鉴于福柯之危险性，本熊纯属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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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冷丁 老弟回答的思路是从福柯谈康德的那篇文本入手，这是一个很有新意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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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哲学家，福柯更像是深沉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他和你们一样痛斥体系化哲学，反感文字游戏、言之无物。但本熊仍视他为哲学家。在本熊看来，哲学的天赋是对前提的敏感。按照这个标准，福柯当之无愧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讨论福柯的哲学思想之前，我们可以先思考：一切哲学一定都是思想吗？
海德格尔曾说过，做哲学最危险的倾向，就是不假思索地滑向一种经验认知。在福柯那里，哲学与思想往往是对立的东西，他注意到了哲学自身的有限性，而思想是无限的。这是福柯做哲学研究的基础观念，也是我们阅读福柯的切入点。福柯真正的创举，在于从哲学与思想的间隙中窥到了权力（power）的身影。
回溯西方哲学史，我们会发现那些经典的哲学体系，之所以能称之为“理论”或“体系”，在于它们都对当时流行的既定思想进行了批判，发明了一整套批判的语言，类似于中文所说的“辞旧迎新”、“推陈出新”。但如果面对庞杂宏大的西方文明史，要对这一整个历史序列进行总体批判，就不能拘泥于这个方法或那个语言，而要整个跳出来看问题——福柯的思想保持着深刻的清醒。因权力的在场，他警惕自己的思想成为另一种“思想独裁”或“思想垄断”。福柯的野心在于对西方文明进行真正的反思。
为什么一定要较真？原因在于，权力不可见。
一旦权力以隐匿的方式介入、干预和运作思想，人的思维活动就不再那么纯粹。也就是说，人自己所谓的思考，实际上可能只是在按照权力意志进行一种“思考的表演”，“我以为我在思考”。这一点不难理解，特别是习惯了填鸭式教育长大的人，思想容易被掌控。小学生往往只知道要发奋学习，却不知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有些人更悲惨，自以为知道学习的目的。
知识是双刃剑。这是福柯“知识考古学”反复强调的核心。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就是“将历史从现象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是福柯的原话。后期的福柯用了一个更为精妙的词取代“知识考古”，就是“知识谱系”。
知识谱系与知识不同，谱系顾名思义，它充当着权力的傀儡、木偶、代言人，它总是在观众/读者面前以“影戏”的假面目出现。知识谱系存在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祛魅求真，相反，它营造的是障眼法，一种极为高明的障眼法，一种以知识的陈规、范式、结构或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型”（Knowledge type）去替代真知灼见的魔术。可以说，如果知识是为了祛魅，那么知识型/知识谱系就是迷信。讽刺的是，它唯一迷信的就是知识本身（比如，“科学知识型”，“医学知识型”，“国学知识型”，“两性知识型”，“文化知识型”等等）。
对历史的知识谱系式迷信，等同于关于迷信的知识史，这就是知识型。知识型披着知识的外衣，但它不是知识，只是对知识的一种表述，一种范式、模型罢了，是关于知识的话语。因此知识型是极其不可靠的。发明、运作知识型的就是权力。权力通过知识型建构着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人的认知过程基本是被权力所主导。因此，基于这种认知的“现实”，是被权力扭曲的人为现实，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现实本身。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其实就是揭穿知识型的运作手法。
尤其是现代文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科技文明、民主文明等等）在福柯那里根本就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型”。自古以来延续的统治权力不仅没有在现代消失，反而隐匿得更深。
其实“知识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比比皆是。父母告诉我们，如果夜晚不按时回家，就会被栖息在都市阴暗巷子里的恶魔吃掉。直到长大我们才知道，巷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恶魔，最阴暗的角落里也住着和我们一样朴素的人。你害怕他们，他们还害怕你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害怕所谓恶魔？但其实关于“恶魔”的知识型已然形成，直至长大走到某些黑暗巷道，我们依然会本能地害怕。父母教育孩子的教导权（例如“父权”），种在了孩子的身体本能当中，以安全感-不安全感的形式持续制造着心理焦虑。
自律，自我约束，自控……某种意义上不过是我们的身体在自觉自愿回应权力罢了。
福柯着重批判了现代文明所伴生的“启蒙”文化精神，启蒙的叙事之中不可避免地隐含着人类对理性（工具理性）、科学、技术的迷信和崇拜。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西方哲学家与知识分子开始对启蒙精神进行批判与反思，福柯也是其中的一员，而且他的批判十分彻底。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启蒙不仅没有兑现它给人类的美好生活许诺，反倒是制造了战争与灾难的阴影，生产了一大片废墟与荒漠。相较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而化之，福柯则遵从史学的文献路径，追根溯源，找到荒漠产生的文化根源与大众症候。福柯详细考察了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变迁史，包括都市史，监狱史，性史，绘画史等等等等，做了很多具体的案例分析，尤为关注人类启蒙经验在不同领域之中的形成、凝结，形成“知识型”。
在启蒙经验的讨论里，福柯又最为关注人的身体经验，身体是福柯思想的焦点。福柯关注近现代人如何认识、处置和支配自己的身体。而在身体的思想当中，福柯又最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身体关系。
什么是身体关系？福柯认为，身体并不是一个纯然自然之物，而是被建构出来的产物，是权力驯化的结果，它和人类生物意义上的“肉体”存在着巨大差异。肉体渴望吃喝嫖赌，对应的是“人”或者“动物”；但身体却从事生产，是被压迫的、被打磨以后的异化肉体、陌生的肉体、他者的肉体。身体对应的不是人，而是异化了的人，也就是“主体”。因此，身体关系就是生产的关系，是主体间的关系。与马克思不同的是，福柯更关注生产的意义而不是功能，福柯的生产概念类似于“制造”的概念。
更精确地说，身体本身也是被生产/制造出来的。身体既可以是生产的主体，也可以是生产的对象。这就是“身体的生产性”。
此外，比起“知识考古学“、“身体的生产性”这些高端概念，福柯做研究的写作方式也很有趣。
福柯通常的写作思路是先定义一个学术定量/常量，再引入一些变量的概念与之相互运作，找到这几种研究对象的内在关系，比较其差异，探讨其共性。通过这种定量与变量的学术分析，某些潜藏在社会现实层面的冲突或矛盾最终会被揭示出来，这些矛盾原本是被学术史有意无意所遮蔽的。比如在福柯的定量分析里，“身体”是最关键的定量，从身体出发，福柯观察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场域、权力表征与权力关系配置。
比如福柯热衷的疯癫史，监狱史，性史，其实不是为了做精神病患者的病理学研究，而是讨论“疯癫者”的身体，疯癫者所处的权力场域等等。疯癫所对应的定量，就是“疯癫者的身体”。同理，监狱史里的定量，就是囚犯的身体。性史里的定量，就是男性身体与女性身体，或者说是作为性别Gender的身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做性别研究，关注的往往是（男性/女性的）身体而不是男性或女性。
没错，福柯并不是要为疯子撑腰，也不是号召坐牢的人集体越狱。而是通过这种略为叛逆的学术表述和花哨概念，发现一些被传统学术所忽略的、更根本说是被知识型所遮蔽的权力运作机制。福柯的这种写作方式，如同手术解剖刀一样切入到了矛盾最内核的部分。这才是福柯的思想锋芒所在（而不是玩儿那些花哨的概念）。
在福柯的著作里，他总是暗示我们读者，即使是在像疯癫、监狱和性这样边缘的领域，权力也是时刻在场的。并且，它们位处知识边缘，恰恰是知识型的作用。也就是说，疯癫者之所以被命名为“疯癫”，被关进精神病院，其实是毫无道理、不讲人性的。而我们“正常人”惧怕那些精神病院里的疯子，与其说是怕它们伤害我们，不如说是知识型灌输我们，“他们会伤害我们”。类似于父母告诉我们，巷子里有恶魔。其实权力在这里是别有用心的。有的知友会好奇，到底是什么用心？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认识什么是疯子或不正常的精神病，我们定义了自己是“正常人”或“健康人”。用拉康式的语言说，就是通过他者化的凝视，我们找到了自我意识深处的创伤性内核。
其实福柯的概念特别多，但整体上都从属于一个权力批判的学术体系（我们可以设想，这个体系其实是一个名为“福柯哲学”的知识型）。后期福柯提出了诸如“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或“生命政治学”，当代学者阿甘本便延展了福柯生命政治学的学术领域，将它放进全球化语境中讨论。总之，基于权力-身体的关系，福柯方才提出了“人死了”或“肉体的终结”这一类惊世骇俗的观点。福柯并不是在说“人类灭亡了”，而是在说功能性、生产性的身体已经取代了自然唯物角度的肉体。
身体就是知识型，成了权力的“影戏”。因此你从权力的游戏里是无法脱逃的。权力种在了你的身体里。换言之，人已经成了权力的奴隶，他是不自由的。
在这里，福柯的话题焦点，已经悄然从哲学理论走向了更为实际的社会学。哲学史重视的是福柯的自反精神与自省意识，社会学史显然更重视福柯这些惊骇的结论。争议在于，一些学者认为福柯搞的并不是哲学，仅仅是披着一些时髦哲学概念和光怪陆离语言的“社会学”或“社会批判理论”。但20世纪的哲学整体有社会批判的转型倾向，这也是事实。并且福柯的定量分析并不是臆想和独断，而有大量精彩而具体的历史考据与描绘。福柯详细描绘了西方文明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发展的生活图景，考察了城市的诞生以及城市阶层的崛起。这是十分严谨的史家、史论作风。但本质上，福柯做学术的理念，与现代哲学的先锋、前卫和反叛气质是一致的。
下面来说说权力Power。首先，福柯将权力分为前现代式的权力和现代权力。
前现代式，也就是古代君王的权力，一种政治手段、治理国家的暴力手法等等。封建制也好，奴隶制也好，这种权力都是通过暴力与残酷的形式来进行自我表征。比如活埋、车裂、凌迟、屠城……这些刑罚不仅有处死犯人的意义，还有“杀一儆百”的示范效果，震慑了围观者，甚至通过民众口眼相传扩散到全国范围，形成一种“帝王权威”。
到封建时代晚期，这种前现代式的君王权力依然很活跃。这个时候，权力的主体就是君王本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权力的任意性，都体现在君王的随心所欲上。当然我们知道福柯这里是为了做定量分析，有意夸大了君王权力的纯粹性。实际上君王也不见得就能随心所欲，所谓暴君都死得快，比如《过秦论》讨论了为什么秦朝覆灭得如此之快，而贪图暴政的元朝也是短命王朝，但这显然不是福柯的讨论重点。
第二种名为现代权力的东西比较晦涩，但这却是福柯思想的中心地带。现代权力又叫做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和君王权力不同的是，规训权力没有权力主体，也没有所谓帝王将相，规训权力自成体系，自我生成，自我发展。
《权力的游戏》里有一个象征权力的铁王座，但通常情况下，座位上是空着的。这就很像是在描述现代的规训权力。不要小看了这个规训权力，福柯认为，恰恰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主体，规训权力比前现代的权力可怕得多。因为即使现代人废除了肉体极刑，但关于权力的历史事件、历史叙述以及历史神话一直都存在。结合上文所说的知识考古学我们知道，思想是会骗人的。一种关于“权力已经被消灭”的民主表述，或者一种关于“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表述，并不能证明权力真的已经不在场。恰恰相反，权力仍然时时刻刻在场，只不过它的机制更加复杂。
规训权力以一种更加隐蔽的姿态钻入了我们看不见的场所，在哪里？就是上文提到的身体。权力隐藏在身体内部。从前现代刀现代，权力的形式经历了从惩戒（处死）到规训再到支配的逐渐恶化过程。福柯本人没有说到“支配”，支配一词是当代文化学者齐泽克的语言。他用支配一词，是为了说明21世纪的情况比福柯所处的冷战时代更加恶化，也就是出现了所谓规训权力2.0版的“支配权力”。
为什么说规训权力很强大？难道，我们不能用一种比权力更强大的暴力推翻权力吗？就像我们的现代革命先驱曾经对封建帝王统治所做的那样。难道现代文明不是一个民主的、科学的、开放的且自由的文明吗？福柯说不是。
固然，古代人比我们更野蛮、更残暴，但现代文明其实也有它野蛮残暴的一面。真相就在规训权力的运作机制当中。为什么规训权力机器无法被推翻？如果我们一代人无法推翻，那么我们扶持一代一代抵抗者，“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终有一天，抵抗意志会将所有邪恶的极权彻底战胜。错了。规训权力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它已经进入了我们人类的历史叙事当中，成为了历史以及历史知识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孕育后代，教育我们的孩子说要铭记历史，培养他们的抵抗意识和自由意识，他们无论如何学到的也将是被权力支配的思维。
革命的力量可能已经进入了规训权的视野当中。
甚至，我们看待历史王朝更迭、社会变迁的那种学术眼光和思考角度，本身也包含着规训权的运作手法在里面。可能大家会感到特别震惊，甚至会抵触，但福柯哲学就是如此。我们所理解的“自由”、“民主”、“抵抗”，都是在现代的规训权之内。而不是超然物外。
并且显然，如此强大和完美的规训权力不可能把自己打倒。现代社会就像一台庞大而臃肿的权力机器，永远不会年久失修。即使这台机器存在着结构上的破绽，也不可能迫使机器停止。
因此，我们首要破除的就是对“思想”（往往指的是陈旧思想）和知识的迷信，尤其是对既定历史知识和科学价值观的迷信。更根本的是，破除一种对“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迷信。其实我们一直在原地踏步，而且情况可能愈发糟糕。
关于知识考古，前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但这里讲一下谱系，大家生活里听得比较多。谱系原意就是家族谱系的谱系。一套知识型，其实就是一种知识谱系的历史。比如我们所学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一套关于什么是哲学的谱系史。出现在这个家族谱系里的就是哲学，没有出现的就是其他东西。
超越知识型的知识或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知识总是要依附于某种知识型或谱系学而在场。也因此，知识考古学也可以被称为知识谱系学。实际上，福柯发明的“知识谱系学”也好，知识考古学也好，似乎有些文字游戏，但我们只需要知道，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发现、揭露某种关于知识的真相。破除了对本质和深层事件的迷信后，我们才会转而关注显而易见的日常表象。
福柯自己热衷于前现代到现代的那个断层的时期，尤其是西方社会18世纪前后。在这个历史时期，什么启蒙啊，共和啊，浪漫主义啊，各种怪力乱神的东西登场。直到这些东西垄断了知识谱系以后，人们才会把这些知识不假思索地视为真理。
与父母“善意的谎言”惊人的相似，是吗？
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谎言”式的历史叙述？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实际上规训权自己是不可能出面完成规训工作的，也不是哪些记载历史的知识分子故意这样书写历史。否则人们就会像吊死封建暴君那样，后世的民主斗士肯定会把规训权也吊死在绞刑架上。但是，规训权的厉害首先在于它总是隐蔽、不在场的，它在看得见的场所内制造出一种看不见的权力空间。也因此，我们只能找到规训权的影子（或者用一个更专业的词，表征/再现representation），却找不到规训权本身。
什么是规训权及其表征？这是福柯著述的一个重点。
其次，规训权仅仅靠“影子”或表征也没法运作。真正起到运作功能的是权力配置的一系列具体工具和技术，相当于戏剧演员的小道具。这些作为技术的“小道具”包括统计学啊，分类学啊，广播大喇叭啊，日常作息表啊，最重要的工具你们可能想不到，就是上文所说的启蒙，启蒙理性。为什么福柯晚年会去写作康德以及启蒙理性？福柯不仅揭穿、批判权力，而且把问题追溯到启蒙理性起源的时代，也就是康德的时代。
启蒙你们都懂，但什么是启蒙理性？
首先，启蒙就是教人读书写字，学习思想，让学习者成为文明人、有文化的人，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个没什么悬念。但是，前一个时代的思想到了下一个时代未必是好的，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也是如此。比如拿纳粹政权举例：在一个邪恶轴心国的病态社会里，你却非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那么到底谁当了坏人？
理性结合了某种规训权的特点以后，就会变得比任何一种古代权力的模式更加厉害。比如通过一种启蒙理性的技术和手法，最终会导致有组织、有纪律、有计划的种族屠杀——本熊不需要强调，法西斯政权多么有组织、有纪律的（并且，利用了包括毒气在内的各种高科技）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这和“食人族”土著的内涵完全不同。后者的野蛮是出于懵懂和无知，而前者则完全是理性的、手法严丝合缝的、目的很明确的。
这就是福柯一直在强调的东西：那些启蒙思想（包括我们所说的“民主”和“科学”，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解放，或者至少造成一些阶层的上下动荡，让历史进程稍微颠倒一下，反而，把各个阶层的人——无论帝王将相还是黎民百姓，都给置于了一台权力的永动机当中，成为了规训权运作的一部分。这台权力永动机超乎人类想象的强大，因为机器自己已经超乎了人类的关系体系，超越了人际关系。
而且，在这个规训的过程里，作为主体的身体消失了。确切说，那个统治臣民的君王，那个坐在那里就可以决定他人生死的人上人，那个代表着普天之下身体之总和的主体身体，伴随着他的臣民身体转换为规训身体而随之消亡掉了。规训权的背后空无一物，至少，这一次没有一个明确的君王坐在那里。
因此可以这么认为：规训权不是谁的权力，不是谁在规训谁，不是秦始皇对他臣民的规训权，也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对他的敌人的规训权，不是乔布斯对手机用户的规训权，更不是你们单位领导对你们员工的规训权。
规训权力是一个符号，它只代表自己。在规训权的支配下，每个人都可以是被权力询唤的对象。在规训权的空间里，主仆关系是不稳定的，今天你扮演主人，明天你可能就是奴隶；归根到底，你还是个奴隶。
福柯不是文学家，所以他没有放太多兴趣在描述规训权力到底是个什么鬼，而是用史学家（或者说“历史哲学家”）的眼光，如同他的前辈黑格尔那样，对规训权力如何脱胎于古代政治权力（杀你全家不留狗那种君主权力）并自成体系，做了很详尽的社会描述。
总之，对规训权力那种惊人、高超的运作手法的描述，见诸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等等著作当中，尤其是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正式将规训权力搬上了批斗会的主舞台。
很难想象规训权力如此厉害吗？
早在本文开头就说过，对启蒙的反思，福柯绝不是第一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阿多诺曾喊出“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歌”，并以《启蒙辩证法》一书正式对启蒙主义开火，直至当代学者哈贝马斯仍然在反复批判启蒙理性/工具理性。至于福柯阅读了多少德国哲学，有兴趣的知友可以通过一些材料获知。本熊要说明的是，实际上德国哲学在二战后给法国学术界开了很大的脑洞，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兴起，以及对黑格尔研究的复兴。
可是在我们的主流教科书当中，启蒙主义，以及启蒙运动，仍然被广泛视为一种无需再被质疑的历史进步思潮或因素被学生接受——加菲熊并不反对这一说法，只是希望教科书做的细致一些。科学技术的成就固然摆在我们面前。但对技术的反思，仍然仅仅停留在例如“原子弹是不好的”这种肤浅表象的层面。我们对技术的反思，还远没有达到福柯权力批判的高度。
其实叛逆如福柯，也借鉴了一个贯穿西方文明史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文化母题，那就是灵与肉的关系。灵与肉关系的形而上讨论，甚至要超过鼓吹灵魂至上的基督教史，追溯到更久远的古希腊哲学。早在古希腊人看来，肉体就是充满杂质、等而下之的，而灵魂是纯净的、永恒的。西方人总是相信“肉体虽死，灵魂不朽”。福柯的身体哲学，其实并没有超出这种文化传统。基于灵与肉的关系，福柯的身体哲学可谓一种“行尸走肉的哲学”，在他眼里，现代人早就是一具具没有灵魂的尸体。没有灵魂不是因为人们堕落了，而是权力升级了。
但灵魂是什么？类似的问题还有心灵是什么，意识是什么等等。问题很有趣，神学家固然对此有他们的解释。这里不想做形而上讨论，而是将这些问题转化为福柯的一个著名例证。在这个例证里，灵魂不在场，但监视人的灵魂的视线却始终在场，使人窒息、毛骨悚然。
聪明的你们肯定猜到了，福柯这个著名的例证就是所谓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全景敞视监狱最早出现在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的著作当中。它描绘的是一种圆形（“环形”）空间结构的完美监狱形态。在这座监狱当中，圆心耸立着一座监视塔，里面有监视者，比如有两位轮班倒的狙击手，拿着狙击枪，24小时监视着周围的监狱牢房。而这些牢房彼此也并不相连，但牢房有个共性，就是都处在离监视塔等长的距离，也就是都处在圆周上。如此一来，这座监狱的设计可以在圆周铺满牢房，而只需要放1位（或者，至多2位，如果监视者需要睡觉……）监视者在中心监视塔当中，就可以防止犯人逃跑。
这座监狱即“全景敞视监狱”。犯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者的掌控之下。
这种几何关系，是不是揭示出一种很奇妙的监视者和被监视者的关系？文艺一点说，它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我们对灵与肉主导关系的理解。在这个监狱里，眼睛是主宰，而灵魂或者说有意识才是奴隶。
边沁为什么会设想出那么脑抽的监狱设计，我们不得而知。但边沁的天才设想，被后世同样天才的福柯重新解读。福柯以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和中心监视塔的比喻，暗示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全景敞视监狱。这就是“行尸走肉”的症候。
有好事者会抬杠，人的视线是有限的对吧，那么监视者盯着某个方向看，其他犯人岂不就趁机逃跑了？它怎么就全视了？
这个问题需要再引入一个变量，也就是技术。比如，这座中心监视塔可以打造得特别科幻，例如审讯犯人设置的那种特殊玻璃，监视塔可以被设计成环顾四周，但犯人却看不到监视塔里的情况。或者给监视者安装各种监控摄像头和闭路电视。
也就是说，监视者的视线对于犯人永远是未知的，既然是未知的，犯人也就不会再存侥幸心理。这好比我们参加期末考试，但监考老师没有坐在讲台，而是坐在了最后一排，这样你就不可能回头去看他（做贼心虚），但你也就无法掌握他的视线。全景敞视的圆形结构比期末考试还要厉害许多。作为犯人，即使你回头看，也看不出所以然。根本没有监考老师在场，只有监控摄像头。
技术就是权力的最大帮凶。
信息量很大是不是？先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汪民安教授主持编纂的一套系列性质的哲学文集《生产》，读起来很有意思。文集收录了现当代哲学家有关“生产”问题的文章或讲演录。生产是马克思理论里很重要的一个词，而《生产》第七辑就专门收录了福柯、阿甘本和埃斯波西奥对“生命政治学”的探讨。确切地说，这条学术路径就是“对身体作为生产主体和生产对象的探讨”。
休息结束。下文的信息量会更大，请做好准备。
福柯所谓的权力，在福柯的写作当中，其实有好几种表述。比如身体的权力经济学，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生命政治学等等，而最为准确的一种概括，大概要数生命政治学。顾名思义，你们会发现知识考古学也好，生命政治学也好，福柯都是在尝试寻找一些精确的语词去描述规训权力的运作机制，而不是在定义规训权力本身。
为什么福柯不好好说话？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
福柯尝试描绘的那台权力永动机，是位处社会深处、隐蔽的、迂回运作的权力机器。如果这种东西能被福柯轻易形容出来，权力机器还配称之为权力机器嘛？
注意，有的哲学系同学，会把这台“权力机器”等同于福柯老师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实二者有很大区别，虽然看上去容易搞混，都像是在说，有一种东西能控制大家所思所想。
其实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呈现特别具体，它包括我们所说的新闻媒体，宗教组织，学校等等，机构，组织，团体等等，只要能和国家这个概念扯上关系。而福柯所讲的权力机器更加宽泛一些。权力机器的内涵，要大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因为权力机器不是这台机器或那台机器，而是包括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机器的总和。
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实是外在于人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训导人的方式也往往通过说教、语言、惩戒等等运作模式，而且就像上文所强调的，要依托“国家”这个名义（大型反腐电视剧《国家的名义》？？）。
规训的权力，或者说权力机器，其实已经内化到了我们身体当中。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在规训的权力支配下，已经不再是那具吃喝拉撒、有事谈谈恋爱、没事打打炮的自然肉体，而是一种功能化了的生产性身体。
什么是功能化了的生产性身体？
听上去有点拗口。
其实借助经典文学或影视作品，我们对此这样的概念其实并不陌生。比如当提到生产性身体，我加菲熊自己想到的是，工厂里的织布女工，军队操练，小说《1984》里的“真理部”等等。在这些空间或者说场所里，都存在着所谓生产性的身体。
这些身体是为某种生产的功能而存在，至于欲望，则是被压抑和贬抑。
那么身体被功能化了，它就一定能制造出产能吗？不见得。福柯认为，规训权力的可怕就在于，它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无意义地重复劳动。没错，就像卓别林电影里所描绘的工厂里拧螺丝的工人，日复一日拧螺丝，维持机器运转。但机器到底生产了什么，工人不知道，也和工人无关。
其实结合上文所说的全景敞视监狱，我们会发现规训的身体就是在那种自我审查的意识当中产生的。由于你不知道老板是否在监视你工作，不知道老板他到底在看什么，这种监视视线的隐蔽性保证了你的身体自觉性，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某种既定的控制当中，按照某种规范要求、作息表时间、耗费体能的方式去驱动你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意志或欲望驱动身体。
而这个控制，就是权力的功能化支配。
从某种意义上，拉康的镜像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理论（话语理论）可以产生互文性的意义。二者都从某种侧面，注意到了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一种较为隐蔽的看和被看的关系。看和被看的关系，结合了看的方式不同，能产生出千变万化很复杂的权力关系，这也就是视觉文化研究所强调的那些哲学范畴：看得见，看不见，遮蔽，视觉性，窥视，恋物，暴露癖……
关于视觉文化研究，这里不打算展开（这是一个很重口的领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库布里克的电影《大开眼戒》，我认为这部电影对福柯、拉康之间的理论联系给出了最为精确的描述。此外，当时小有名气的拉康将已是国际学术巨星的福柯邀请到自己的精神分析研讨班当中听课，拉康大讲特讲镜像理论，福柯竟然表示一脸懵逼。
那么权力机器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机器自己固然没有意志，而且它本身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我们也没法砸了它。但它毕竟有踪迹可循。上文说过，福柯强调的是规训的身体，那么我们模仿侦探破案那样，从犯罪现场的线索反过来推理，身体就是我们探讨权力机器的最好线索。通过对身体的观察，我们会发现一系列难以被总括的、特别隐蔽的权力配置手法、技术（包括科学技术知识）、身体与空间的关系、视线等等东西——这些东西总是处于动态的变化当中，但身体却永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恒定对象。进而通过身体的动态分析，将这些手法与技术通通揭露，最终发现一个名为现代性的残酷真相。
你们大家肯定注意到了，福柯真正攻击的，其实是现代性。或者说是，现代的规训权力。其实这样说有点同义反复，因为在《规训与惩罚》当中福柯已经明确说明，规训权力的诞生，就伴随着现代性的崛起。因此规训权力就是现代权力，现代权力就是规训式的。福柯强调的是我们已经告别了古代君王的统治权，我们废除了肉体刑罚，把人关进监狱里限制人身自由，看似文明进步了，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走入更好的社会。
更恐怖的是，当我们嘲笑那些因为犯罪而被投入监狱的犯人，借助福柯的揭露，我们会意识到自己也身处名为现代社会的监狱当中。我们和监狱里的犯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疯癫与文明》（1961）里着重讲到疯癫史，这部惊世骇俗的著作也是福柯做权力理论的开端。什么是疯癫史？也就是精神病人的历史，以及精神病院的历史。当然，我们都知道，福柯不是精神分析学家，纵然他的理论和身为精神分析医师的拉康有再多互文性，福柯也不是在探讨精神病的分类。福柯是在攻击对精神病的分类学。
这种区别正常人和神经病的概念分类，看似是以科学的名义给予精神病人以尊重，并予以治疗，实际上是在制造隔离。用哲学术语说就是，主体通过指认他者来完成对自己的命名。原本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正常人，但看到精神病人发疯，我们才更加确信自己是正常人。
那么什么是正常人？有明确的定义吗？其实没有。实际上在君王政治的古代社会，就不存在所谓绝对“正常”或“健康”的人类。在古代，精神病往往是被处死的对象，刽子手处决精神病犯人，或随意凌虐犯人，有着昭示王权权威的一种政治含义。但是刽子手处决精神病，你能说刽子手就是心智健全的吗？给刽子手发命令的国王，难道就是心智健的吗？
所以实际上从一开始，区隔疯子和正常人的所谓知识，就充当了权力的工具。只不过在古代，定义精神病的方式比今天更加简单粗暴。在西方社会，陷入疯狂是一种重罪，特别是对有威望的贵族名门来说，家里有精神病，是一种家丑。我们都记得《权力的游戏》当中的Mad King（疯王），纵然他坐上铁王座，施展暴力统治，滥用野火（近似于原子弹），最终也是墙倒众人推。因为他疯了。
但是疯王真的疯了吗？其实不然，疯王脑子是很清醒的。只是他那种残暴处决的行为，引发了，被冠以疯王之名。那么谁应该为暴行负责？显然，维斯特洛大陆任何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都不能说，是疯王疯了，他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这等于什么都没说。知识在这里是无力的。
疯子怎么会坐到国王的位置上？这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权力的游戏》并不是来自于作者的空想，而内含了作者对西方文明历史的深刻考察与洞悉。我们很熟悉的一位战争疯子——同时他也是落榜的画家、退伍老兵，阿道夫·希勒特，正是疯王的写照。那么到底谁疯了？
福柯的这个发现，首先对心理学，特别是病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学有毁灭性的打击。因为病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学一直希望通过区分谁是精神病，进而把他们关起来，来保证健康人的正常生活。但如果疯子能做到统治者的王位上，那么再用知识去界定什么是疯狂，未免显得有些无力和幼稚。
有趣的是，美国一帮精神分析医师联名发表声明，希望向公众证明，美国总统川普大人其实是个失能的精神病患者。这帮好管闲事的知识分子的声明并没有起到什么卵用，打了自己的脸。因为川普根本没找他们看过病。所以他们的声明涉嫌违法，也违背了科学价值中立性的原则。
在这起事件里，到底谁疯了？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疯子往往是能揭示出真理的人物。莎士比亚式的疯子不仅没疯，而且往往是装疯卖傻的预言家，是有大智慧的人，类似于我们说的“大智若愚”。
但无论如何，正是通过展示“什么是神经病”，我们才获得什么是正常人的一套知识。我们隔着铁笼观看那些流着哈喇子、蓬头垢面的疯子，通过猎奇这些可怜的人，我们才获得精神上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在这个展示的环节里，精神病患的身体显然是作为被展示的对象出现，并由此构建出了一套看与被看的关系。观众是正常的，被观看者是不正常的。这种观看的秩序彰显了一种君王统治权的权威。
指不定哪天我们自己也被关进笼子里了，到时候我们对观众说我们没疯，观众肯定也不信。规训权力就是基于此产生的。我们在现代医院里常见的那种身体图谱，法庭对犯罪嫌疑人的公开判决，还有就是考驾照交规时展示的车祸图片，我们视线所能看到的身体，某种意义上都是被精心设计展示出来的。
这些展示的技术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已经变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常规，变成了人人都可以使用的技术。小学课堂里，在学习到知识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上课不要讲小话开小差。在教室的空间里，教师和学生的身体都是被规训的。教师不是规训者，而只不过是规训的权力的某种代理人，教师自己的身体亦是规训权力规训的对象。
今天我们可以人肉搜索坏人，明天坏人也可以人肉搜索我们。技术永远是平等的，当一种支配或监视的技术被发明出来，就变成了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东西。
权力机器自己是不会反思自己的，它只会愈来愈固化自己，直到消灭人类的意志。这就是福柯喊出“人死了”的原因。并不是说谁死了，你死了或者我死了，而是大家都变成了灵魂空洞的行尸走肉，我们看似正常的身体已经失能了。
注意，福柯的权力理论对于当代社会学和性别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很多人把性别理论的鼻祖归于福柯，大概源于他后期的一本重要著作《性史》（又译为《性经验史》，其中第一卷《认知的意志》最为重要），以及福柯自身扑朔迷离的性取向和私生活，推导出福柯大概很痴迷性别哲学的问题。
我们不从话题性去延展这个十分有趣的话题。既然身体的前缀是可以被置换的，比如将疯癫者的身体置换为基友的身体，那么性别理论就得以成立了。
身体分析，永远是贯穿福柯哲学始终的一种方法论。
权力还有另一个同义词，叫做话语discourse。话语就是一种说话的方式，说话的结构，说话的目的，以及说话的潜台词等等。而话语又和叙述联系在一起。叙述当然又和结构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话语这个词，其实在学院里被用得很泛滥，但大体上都会追根溯源到福柯这里。受到结构主义思潮，福柯多少也注意到了权力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权力的那种支配力量往往是被某种话语形式言说出来的。
我认为，我们本土的所谓思想文化史，其实也是一个话语的历史。这是搞思想史或文化史的人都会警惕的一点，就是一旦我们调入到思想本身，进入到文化当中，我们实际上就会进入某种既定的话语逻辑当中。最终思想或文化并没有使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变得自由，也没有解放他的身体，或者觉醒什么意识，而是彻底被规训成体制的一份子。
这是思想/文化与体制之间的一种合谋。在福柯看来，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认识它是什么。如此一来，对思想的学习，就变成了一个自我规训的荒谬行为。在权力的语境里，比起一窍不通的人，文化人有着更复杂的悲哀。
福柯并不喜欢别人称他是哲学家，可能从根本上说，他效仿了尼采那种拒绝或否认的态度，他本人是思维反常的，因此他对哲学以及哲学史本身也持有深刻的怀疑态度。当然，学者会对福柯进行各种各样的命名，“尼采主义”也好，“非理性主义”也好，批判学者也好，都是在强调福柯做学术的一种个性倾向。悲催的是，福柯攻击了分类学知识，自身也难逃被分类的命运。
这种拒绝服从的学术个性，当然深刻影响了现当代学者。所以除开福柯那些天才般的脑洞，当我们提起福柯，我们还能想到他那种批判学者与生俱来的社会使命感。
福柯直面了人类现代社会中最隐晦、最禁忌的那层阴影，掀开了文明的遮羞布，现里面全是野蛮、冷酷与暴力，以及不近人情的统治。话语一词，还强调了权力的冠冕堂皇。提到福柯总是会让人生气，会让人误以为，那些权力支配的技术和手段，根本就是福柯发明的。
这点就类似于英剧《神探夏洛克》里，由于福尔摩斯太聪明，常人会误以为这些罪案都是福尔摩斯自己导演的一出戏。
去年（2016）是福柯诞辰100周年，京城有一些规模不小的福柯讲座，似乎是在祭奠他，也似乎是在反思自己：我们究竟能从福柯的思想中获得什么。不管怎样，这些祭奠活动都意味着，福柯在当代学术界其实并没有过时。福柯的那种阴阳怪气，其实是在暗示我们，那种恶托邦的残酷世界，那种权力的地狱，其实仍然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
难能可贵的是，福柯对此并没有冷嘲热讽。福柯很清楚，自己也是个规训权力下的奴隶，一具行尸走肉，他并没有比别人高明多少，也无法逃逸，他只是以一个思想反抗者的姿态，把惨不忍睹的事实揭穿了而已。
福柯像是一个思想大主教，类似于鲍德里亚那样的思想大主教。如果说鲍德里亚的“仿真”概念有借鉴福柯之处，对本熊来说一点都不奇怪。
作为人活在这个世上，应该对规训和服从保持一定的敏感性和警惕性。服从的建立会许诺给人很多好处，但这种好处并不一定真的兑现。
“欲练此功，必先自宫”，你们会选择自宫吗？
福柯认为，受到启蒙主义的蛊惑，现代人的蒙昧就在于，他们轻信了现代社会许诺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好处，以及轻信了某种现代民主的社会体制，还有相匹配的现代知识结构，相信了科学技术，相信这些东西背后是正能量的，但实际上当我们选择相信时，我们的身体就坠入了规训的深渊。权力的配置、计算、运作技术太过厉害，以至于身体无处逃遁。让人感到愤怒的是，权力还让人的意识里充满了“我的生命是自由的”，“我想做什么别人干涉不了”，“我男朋友最爱我了”。种种意识可能是建立在虚假的话语之上的。
“自由选择大学专业”，“自由选择工作”，“自由选择老婆”，“自由地fuck”……这些意识都在权力的计算之内。身体永远是被支配的，因此身体就注定是符合某种秩序、而不是自由的。
谁是这个权力的真正获益者？根本没有。
甚至连统治阶级，也处在现代的权力机器的支配下，处于规训权力的规训逻辑当中。制服以及制服诱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服装造成的身体规训意味太强，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欲望对象式的身体。办公室OL的冷酷身体变成了某种性感的婀娜多姿。情欲以及渴望，当然也是规训逻辑当中的。由此，服装往往成为了身份或阶层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是能引发欲望以及快感的视觉符号。
权力支配所说的“支配”，和马克思说的压迫有区别吗？有。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压迫指的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压迫伴随着经济形式上的剥削关系，而不仅仅是肉体压迫。福柯，以及当代的齐泽克，所强调的支配，其实是一种比压迫更令人绝望的概念。因为被支配的身体背后，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所谓支配主体，并不存在支配身体的“支配阶级”，权力是一个永远运行的主体，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支配身体。这个权力主体本身因为很空洞、很抽象，所以连“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它的可能性都没有。
身体在某种严格的作息表下起床，上班，结婚生子，我们在马桶里撒尿，而不是在野地里撒尿，没有马桶甚至尿不出来。犯罪者作为惩戒对象的身体，被囚禁在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监狱空间里，被监视者监视，成为了一种罪犯自我审查的意识。士兵作为一种生产战斗力的身体，按照严格的作训计划，以及秩序井然的军营生活方式，成为高效率的杀戮机器。教师、学生，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和对象，处于教室这座权力场所当中，课堂形成的是对身体的支配或规训，而不是身体IDE解放。乃至，在婚礼的场所，宾客与新郎新娘之间的视线构成了监视与被监视的关系，新郎与新娘之间在仪式当中形成了婚姻的身体……
宏观的说，权力支配的机制还包括人口学以及人口治理。庞大数量的身体被按照人口（一堆数据）进行规划和治理，一场战争对治理的知识来说不过是死亡率。
在这里种种一切，损失最大的，莫过于我们的生命。在一种生命政治学的批判视角里，人的身体唯一的功能，就是用于生产，反复不停地生产。既然身体是生产性的，社会身份当然也都是功能性的。阶层的概念（比如贵族-平民，地主-农民）被一种功能的概念打破。自由职业（freelancer）当然也是对某种身体的运作，在这个语境里，自由本身就是一种规训的话语。
自由职业，不过是在家里，或一种非公司的空间内上班，但作为支配对象的身体依然要在空间中登场。何况它依然处在人口统计当中，户籍管理或档案管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举一反三。“老人”以及相配套的养老伦理、养老院、养老的社会福利，以及一系列的技术手法（比如养生知识和保健品药物），都是为了将身体从生产性的再度规训为一种“老人的身体”，将老年人群体配置为“老年人口”或“老龄化人口数据”而在场。
因为，文明进程消灭了“君主政治”里的那个“暴君”——这当然是好事，但随之而来是，规训的权力。在这里，铁王座永远是空无一人的，即使你烧掉铁王座，它依然存在。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永远坐不上去的铁王座。
总结一下：
1.现代权力，是讲究支配效果的规训权力，而不是讲究惩戒处刑的君王权力。
2.权力是一台隐蔽的机器，它被缝制到了身体内部。身体即丧失了自然性的功能化肉体，身体按照既定的功能进行生产与运作。对身体以及身体关系的文化学分析，其实就是在分析身体到底如何表征着权力的配置手法、运作机制以及权力关系。
3.权力是不可见的。正因为权力的隐蔽性或不可见性，我们消解权力的唯一方式是理解，而不是逃避或躲藏，根本就无处可藏。抵抗也没有意义，因为抵抗的行动也是被权力计算好的。
4.启蒙思想是现代权力产生的关键，因此启蒙精神是权力的“帮凶”。
5.抵抗的途径其实仍存在，但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容易。
6.一切日常的说话形式都是话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都首先是一种权力关系。这也是美剧《权力的游戏》的基本观点。
从翻译来说，福柯的著作其实不算难懂（比起拉康或德勒兹）。因为他回避传统的哲学理论的写作模式，而采用了史学的梳理罗列的写作方式，即使稍显阴阳怪气，读者也能接受。因此他的哲学，不能称之为体系，他的语言，也不能算是晦涩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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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卓斯基姊妹（姊妹！）绝对是福柯理论的死忠粉。且不说他们哥俩变性的故事，光说他们那几部反乌托邦风格的电影《黑客帝国》《V字仇杀队》《云图》（其中V稍微拍得勉强，因为不是姊妹俩执导），可以被视为打开福柯哲学大门的导论。
“子弹是打不死思想的。”
“ 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我们自己的。从子宫到坟墓,我们和其他人紧紧相连,无论前生还是今世。”
“我们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自由。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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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抛出三个问题，供知友思考。
1.权力理论与全球化语境有什么联系？在全球化语境里，我们怎么理解生命政治学？
（相关阅读：阿甘本《牲人》，内格里《帝国》）
2.如何从当代视觉文化的角度理解福柯哲学？
（相关阅读：居伊·德波《景观社会》，鲍德里亚《生产之境》，布尔迪厄《实践理性》）
3.权力理论和性别批评如何结合？
（克里斯蒂娃《陌生的自我》，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这是两篇译文，选自福柯演讲集《马奈与绘画客体》英文版，一为尼古拉斯·布里奥为的英译本所写的前言《米歇尔·福柯：马奈与观看者的诞生》，二为演讲集中的最后一篇，福柯讲稿《观看者的位置》，是现场录音的整理稿。福柯的演讲记录原已遗失，后来现场录音失而复得。 前不久这本演讲集首次翻译成英文，由英国泰特基金会于2009年在伦敦出版。 文集的前言作者布里奥，是法国艺术批评家和策展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近年在英国泰特美术馆任职，研究现当代艺术，主要著作有2002年出版的《关系美学》。 福柯于1967-1971年间，在米兰、纽约、东京、佛罗伦萨、突尼斯等地，开设了一系列讲座，讨论马奈的绘画，旨在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中的再现概念提出质疑，进而颠覆西方文化中有关视觉秩序的正统观念。 收入这本文集的演讲，讨论了马奈的13幅作品，分为三大论题：画面上的空间(论述8幅画作)、光线(论述4幅画作)、观看者的位置(论述1幅画作)。 布里奥为福柯文集写的前言，首先提供了福柯论题的思想背景，即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反叛思潮与反叛行动，而官方认可和任命的思想家福柯，也以质疑并反叛正统的西方文化思想为使命。 在艺术思想中，这反叛就是颠覆文艺复兴以来以焦点透视为前提的再现概念。其次，布里奥的前言还归纳了福柯的艺术思想，要点是：福柯在这一系列演讲中，从马奈绘画的空间、光线、视点三方面切入，来动摇再现这一传统概念的根基，并最终解构这一重要概念。 对福柯来说，再现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视觉艺术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关于世界秩序的问题，是一个关于怎样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的问题。 那么，福柯为什么要选择马奈的绘画?照布里奥对福柯观点的解释，是因为马奈的绘画不是要去再现什么画外之物，而是要回到绘画本身，这给消解再现的概念提供了机会。那么马奈是怎样返回绘画本身的?布里奥归纳福柯的观点说，马奈没有信守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焦点透视传统，而是在同一幅绘画中变换视点，并让看画者跟着画家变换视点，结果画面的空间关系被消解了，再现被颠覆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是马奈第一次使旧时代的看画者成为一个现代看画者。 福柯讨论的这13幅马奈绘画，作于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那时正是再现式的传统艺术受到挑战、现代主义艺术初露端倪的时期。然而，那个时期也正好是再现式传统艺术登峰造极的辉煌时期，是现代艺术呼之欲出、却又难产的时期，马奈本人的绘画和印象派艺术在当时的遭遇，便是这一历史特征的直接证明。 除了要颠覆再现的概念，福柯为什么在整整一百年后对马奈表现出如此大的兴趣和热情?可以这样说，这二人虽有一个世纪之久的历史错位，但却有着精神的同构：马奈处在现代艺术的开端，是一个艺术的叛逆者;福柯处在现代艺术的末端，是一个思想的叛逆者。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现代主义末端时期，正是叛逆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滥觞时期，作为这一新兴思想的重要理论奠基人，福柯的批判精神与马奈的判逆精神遥相呼应。 因此，福柯在马奈的艺术中才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他才指着马奈的画对知识界连声说：不能再这样理解马奈了，完全不是这样的，绝非如此! 福柯的最后一篇演讲文本《观看者的位置》，与他1966年出版的名著《词与物》的第一章《宫娥》异曲同工，都借助看画者之不同视点的凝视来解构再现。 在《宫娥》之后数年的演讲中，福柯对同一问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并指出了委拉士开支与马奈的不同：《宫娥》一画的观看者视点不确定，《酒吧》一画的观看者的视点被确定为移动式，二者殊途同归，都动摇了再现的概念。福柯还有一本同样旨在颠覆再现的小册子，《这不是一支烟斗》，写于1968年前后，借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绘画来讨论再现中的悖论，并从图像与语言的关系，来颠覆再现的概念。 表面看，福柯在此没讲凝视，但再现的悖论与看画者视点的悖论暗自呼应，所以在福柯关于马奈、委拉士开支、马格利特的讨论中，凝视的概念无处不在：再现体现着一种视觉秩序，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统治西方视觉文化的一个基本秩序，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叙事艺术中，而看画者之位置和观察点的不确定或移动变换，则暗示了凝视中的交流悖论，即不同视点之凝视的互动关系中暗藏着悖论。 正是不同视线的互动，扭曲了再现的空间框架，动摇了再现的体系，最终颠覆了再现的概念。 福柯在《观看者的位置》中，指出了三个凝视：画家、看画人、画中人，这三个视点的移动，引起了三条视线的互动，彰显了凝视的悖论。福柯最后用反讽的修辞语言谦虚地说，马奈是再现的，他并没有创造非再现的艺术，但他的“图像客体”和“绘画客体”，却可以帮助我们颠覆再现的统治。 其实，我们可以读出：福柯之论马奈，并不是就画论画。这本演讲文集的英译者在译者前言中说，福柯一再强调自己缺少艺术史研究的专门训练，但却在自己的若干著作中，讨论了欧洲艺术史上的许多著名绘画作品。显然，除了谦虚，福柯的真正目的是顾绘画而言它：借绘画中的视觉悖论，从事思想颠覆活动。 这才是福柯论画的真正用意和价值。 但是，福柯的谦虚并非说明他真不懂绘画。且读《观看者的位置》：福柯对绘画的视觉形式了如指掌，他对画中酒吧柜台的观察和描述，特别是对画家视点、看画者视点、画中人视点之关系的分析，以及对画中光源、缺席的阴影的分析，还有他对光影与视点之关系的分析，都在不经意中显示了他这个“外行”对绘画的充分理解，尤其是他对画家怎样利用透视关系而在二维平面上制造三位空间之视觉假象的深刻理解。 更精到的是，福柯在画家制造假象的游戏中，发现并利用了视觉悖论，从而步步进逼，一砖一瓦地拆解了建立于视觉假象基础上的再现大厦。 也许，福柯讨论的画家们并不都像马格利特那样有意在绘画中设置视觉的陷阱，画中的悖论与其说是福柯发现的，不如说是他借用画家作品而刻意制造的。 40多年前福柯对再现概念的质疑和颠覆，利用了图像的悖论，这给我们今天的视觉文化研究，提供了从形式到超越形式的思想和方法的启示。 最后需要一说的是，福柯在利用视觉悖论而对再现概念进行颠覆时，聚焦于观看的视点和不同视点间的互动关系，这是“凝视”的要义。 可是，目前国内通行的福柯汉译本，误译了“凝视”一词。在名著《词与物》中文版中，专门术语“凝视”被误译为普通词语“目光”，而国内新近出版的福柯论马奈的中文译本《马奈的绘画》中，封面的书名副标题赫然是《米歇尔·福柯，一种目光》。这部中文译本根据法文翻译，法文使用不定冠词un regard，使译者误以为“凝视”是个普通词语，结果译为“目光”。 希望读者不要被中译本误导，不要忽略“凝视”之于解构再现概念的重要性，不要忽略“凝视”在福柯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