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谈青年近卫军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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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谈青年近卫军经典语录

王蒙谈青年近卫军经典语句

每个流派的文学，其旗下的作品往往都会有较一致的缺点，但其中的优秀作品会有一些独特的优点，而缺点又不如一般作品那么明显。

像《青年近卫军》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使一些读者最排斥的，还是立场原因，这一类文学提倡集体主义，贬斥私有资产，而且往往还很不含蓄，如果让这些读者感觉到切身的利益和理念挑战之后，还能为这些作品表达的思想严谨和艺术崇高而喝彩，对这些读者的要求似乎也太高了。

另一个就是政治对文学艺术的控制力度，苏联给的自由度比我国宽松，一些被认为是自己同志的作家，只要是按马克思主义理念分析社会冲突的，即使写的东西很敏感很尖锐，最多会要求写得再含蓄一些，最终也是会通过的，而我国六七十年代根本就没这个耐心，当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也有很多涉嫌粉饰的，就先不提了，只说说做得好的。

《静静的顿河》第三章写了十月革命时的农民暴动，就没有把肖洛霍夫“描写反革命”简单等同于“支持反革命”。法捷耶夫在《毁灭》中塑造了坚持个人主义的美狄克，也不认为个人主义就是“彻底反动”的——毕竟个人主义在历史中扮演过积极的角色。本题中还有人提到《钢铁》，说它符合官方意识形态，这个说法比较勉强吧，马克思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官方的人又经常不太按这个“官方意识形态”去做事，结果就比较尴尬了。还是说《钢铁》符合马克思主义更合适些，《钢铁》中用重墨写了偏向自由主义的冬妮娅和偏向托派的杜巴瓦，是遵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比较客观地写的，我们用我国官方给定的二元法分析，结果觉得前后文对不上，陷入一个逻辑陷阱，反而认为作者不用二元法塑造人物，是水平不行。如果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能真正从内心摒除二元法，这也算是个意义。

苏联文学作品中鞭挞现实阴暗面的比较常见，有的不痛不痒，有的却痛彻心扉。《青年近卫军》通过共产党员舒尔迦的血的教训，反省了三四十年代苏共党内所出现的相互猜疑、不相信群众的不正常的政治气氛。见知乎的回答，被迫删改过的青年近卫军能看吗？ 这就是法捷耶夫敢说他人所不能说的，挑战了一下敏感线，结果按例又通过了。

最后说，这种英雄真正存在，他们起自庶民，努力在实践和思想上提升自己，投身于集体事业，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去认识他们，拿他们当旗子，而不是当幌子。

苏武

昭君

2019年9月17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王蒙等三人“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9月23日，其长篇小说代表作《青春万岁》也入选由学习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8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19年8月，王蒙参加中国作家网“文学的力量”系列短片拍摄时接受记者专访，讲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所见所闻，以及他70年来宝贵的文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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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日子本身闪闪发光，太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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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网：您是新中国成立的亲历者，请您从亲历者的角度谈一下当时的社会氛围。

王蒙：我出生在1934年，1937年日本的侵略部队就占领了北京，我在日本军队控制下生活了8年，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战争岁月中度过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9年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和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在1948年10月我还差5天就满14岁的时候，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叫候补党员。在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我以中央团校二期学员、中央团校腰鼓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开国大典和群众游行——我的确算得上新中国成立的亲历者了。

我的感受特别深，从我少年到青年的时代，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旧中国气数已尽、丧尽人心，什么都办不成了。那时候通货膨胀，物价简直变成了笑话了，早晨一个价，中午一个价，晚上一个价。洋面，就是面粉，成为了“货币”。比如，要租一间屋子，钱是没有用的，必须用洋面，比较差的房子只用4袋面，特别好的房子需要20袋面。北京那时候到处都是垃圾堆——东单体育场整个就是一个大垃圾堆。

新中国成立前夕，气氛已经十分浓郁，确定国旗、国歌、国徽、国家名称，到了10月1日当天，在开国大典上，毛主席用湖南口音宣布新中国成立，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群众游行从那儿过，大家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就用湖南话说人民万岁，我记得他说“人民万岁！人民万岁！”（模仿湖南方言）——他是这个口音。那时候收音机里面反复播放毛主席的讲话，“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不会湖南话，但当时我是一个小孩，特别爱学广播里的音，我觉得毛主席的声音特精神。

那时候也有阅兵，那阅兵当然和现在的阅兵不能比，可是也了不得，坦克车一辆接着一辆，全是缴获国民党的。所以毛主席说，蒋介石是我们运输队长嘛，坦克一辆接一辆，装甲车一辆接一辆，还有大炮，还有骑兵。现在的阅兵已经没有骑兵了，但当时看到骑着马的骑兵走过天安门，感觉特别地热烈。确实它就摆在那儿呢，中国从来还没有见到哪个政府像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政府有这样的效率，有这样的本领。我刚才说垃圾堆，解放军一来，三天就没了，很简单，解放军干什么事，那是开玩笑的吗！他们说共产党性子急，要说把垃圾撤走，白天黑夜拉，没有停的，用军车全部清走——无论如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我们在历史的门槛上，往后一看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往前一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象太深了。

中国作家网：的确，旧的政权宣告结束，新中国成立了。在当时，周围人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当时能感觉到普遍的信心吗？

王蒙：对，应该说周围欢庆的人占多数，我感觉到共产党带来的是新的精气神，是信心，是人民群众自发的歌声，是秧歌舞，是有节奏的声音。而国民党死气沉沉。当然，那时候不了解共产党的或者各种怀疑肯定是有的，害怕的也有，嘀咕的也有，但是我没接触到这些人。我看到的都是欢欣鼓舞、无限欢畅。

中国作家网：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上世纪50年代，全国文艺界涌现出了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作品，包括您也在此期间创作了《青春万岁》，您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有怎样的记忆？

王蒙：新中国成立之初那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是无与伦比的，在谈文艺之前，我想先谈谈当时的建设。解放前北京有几个电影院？国民党时期北京一个新电影院也没修，留存的电影院还是“日伪”时期的。

解放以后一两年吧，新式的电影院就修起来了。还有一件事我也非常重视，因为我从小受我父亲的影响，认为游泳对人是最好的事情，也是新的文化之一。可是在北京你想游泳也没地方游泳，直到新中国成立，马上就在什刹海建立了一个体育馆一个游泳场，也有正式的管理，这对我是一个大事情。

说回到文学作品吧。当时从解放区已经带来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品，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马烽和西戎《吕梁英雄传》——这些已经让人面目一新了。你想想，原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哪有机会知道这些反映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政治力量、新的部队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还出来了一本书，就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当时评价非常高，大家也特别爱读。我个人在1953年开始决定写《青春万岁》，里面第一句话就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因为我感觉人民共和国刚建立的那个日子本身闪闪发光，太珍贵了。

我想这样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生活、新的历史的开始，全国人民都有一种兴奋的心情，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有一种梦想连连的心情。我的说法就是我的青年时代有一个光明的底色，我这个底色是亮的，即使底下有一些曲折，有一些坎坷，但是一想起这个光明的底色，对新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所抱的这种信念，这种期待，这种愿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放弃的，我不相信坎坷会一直继续，曲折会一直继续。

所以当时的那些作品里头都有一种乐观，甚至于你把它说成是天真也可以，没有这种乐观，没有这种天真，它怎么可能有那种革命的高潮呢。当然人们要不断地积累经验，不能满足于天真，但是这样一个光明的底色这样一个光明的愿景，我认为这是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的最宝贵的财富。要不然你这个国家怎么办呢？

《青春万岁》电影剧照

“我还有看家一招，那就是坚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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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网：您刚才也说到您一生也是经历了很多坎坷，但是从您最早写《青春万岁》至今，创作状态持续了近七十年。好像这近七十年来创作都没有中断过？您的一生就像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样，“青春万岁”。

王蒙：是，觉得是这样，一个是我前边已经说了，因为我在我的青春年华吧，十几岁，二十郎当岁，一直到三十岁，我这一层光明的底色可以说打下了基础。我还说过一句话，因为北岛有一句很有名的诗说“我不相信”，我明确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作家的特点是：我们信。我们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我们相信五年计划，我们什么都信。什么都信有没有弱点？也有，对道路可能有的曲折和坎坷准备不足，对人们可能有的歧异准备不足。再一个就有些事，因为我去新疆的时候我已经碰到一些坎坷，但有机会和各族的人民在一起，和农民在一起到人民公社里面去，我认为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比如说，新疆一个乡下人想上北京来是觉得很不容易，你以为一个北京人想上新疆，想去少数民族村子很容易吗？你试试，你现在也不容易。你说我去，我明天去……你怎么去，你找哪儿去，你上哪儿吃饭，上哪儿住？所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段经历很好。

我当然要和人民打交道，当然要和边疆打交道，我说我整天认得王府井，认得西单，认得北新桥，认得前门大街，那能当成个大作家吗？我往新疆一跑，这一路上我认识了多少地儿，又是河南，又是陕西，又是甘肃，又是内蒙，又是宁夏，又是吐鲁番，又是天山，又是准噶尔盆地，又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又是赛里木湖……原来对我来说，北海公园太液池那就够伟大了的，到了颐和园看到昆明湖我就已经服了，等看完赛里木湖，才知道天地真的广阔。

我还有看家一招，那就是坚持学习。总有人问我，说你在新疆待十六年，你十六年你干嘛？我说我告诉你，我在新疆我是维吾尔语“博士后”，两年预科、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五年博士、两年博士后，大致一共十六年，所以我现在就是维吾尔语“博士后”。每次我讲这个的时候，我给哪儿讲，人家都热烈鼓掌，不信，拿出来溜溜！咱们学习，你有这学习的这一招任何困难事情都可以过去。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学习最好的时候，因为你别的事情干不成，你就全心全意学习新的知识好了。

“我一写小说，每一颗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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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网：每个人都可以走很多地方、经历很多事情，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把东西写出来，也不是所有作家在创作上都能达到您这种程度。您在2019年初刚刚发表《生死恋》，接着又有新的作品问世。在《生死恋》之前您也说过，“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那在您看来，文学对于您来说意味什么？

王蒙：这个就回过头来说——文学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把我所珍惜的，我所感动的，我所热爱的这样一天一天的日子把它镌刻下来，把它书写下来，把它制造出来，然后使你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好像回到了那些日子一样。这样我不光是过了这个日子，我还爱了这个日子，我还想了这个日子，我还写了这个日子，我还描画了这个日子，我还反复琢磨了、咀嚼了、消化了、整理了、梳理了这些日子。这样的话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挽留了这些日子。如果没有《青春万岁》这本书呢，我也并没有忘记从1948年到1953年的这些日子，但是我慢慢就会记不太清了，我总不能说我现在 85了，我还跟15岁时候一样激动，一个劲头，那不也有点闹笑话嘛。所以文学的好处就是它把生命挽留了一下，它把经验挽留了一下，它把自个儿的爱情，对土地、对国家、对人、对历史的这种爱情挽留了一下。所以文学还是挺有意思的。要没有这本《青春万岁》，我再说起那几年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词，您说是不是？要没有《这边风景》，我说起新疆的生活来，跟现在也不一样。

我从事创作吧，前后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今年距离我写《青春万岁》已经是第67个年头了——当然时间长短并不是绝对的，人有的时间短，可是写得特伟大那你也没法跟人家比。可是对我来说，很可能还不限于67年，我还能继续写下去。因为对我来说，我这个世界比较宽广，我写北京的学生，我也写新疆的农民，我也写北京的农民，我也写大知识分子，甚至我也写外国人。所以我写的这个世界比较广泛，《人民文学》的编辑马小淘跟我说，他们发了我的中篇《山中有历日》之后，有读者死活不相信这是王蒙写的，就说你们杂志胆儿也太大了，你们能随便署名，弄一个跟王蒙同名字的你就发这个。他就不认为我能写，但是我很熟悉，我对（北京）郊区农村的生活我也很熟悉，新疆农村的生活我更熟悉。因为我兴趣也比较广泛，所以同样的事情我可以从这边下笔，我也可以从那头下笔，我可以写得非常政治，我也可以写得非常生活，我也可以写得虚无缥渺，玩点神的咱们，你自个儿琢磨去吧，也可以。

古人说，一个人写作是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年轻的时候写诗词歌赋，老了以后就写理论，写孔孟老庄了。我这几年也写了好多孔孟老庄，可是小说我照样写，而且我体会到写小说的心情最不一样，这是真的，我就说，我说我一写小说，每一颗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叫抖擞也行，叫哆嗦也行，每一根神经都在那儿颤抖，因为它是全身心，既是大脑的也是小脑的，也是情感的，也是细胞的，也是嗅觉的，也是听觉的，全身心、全感官的这种反应就是觉得非常地快乐。

中国作家网：想问问您，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中，文学能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力量？

王蒙：我觉得文学的力量是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影响的力量，我就说人们的精神生活，他受文学的影响，从文学里头他可能得到安慰，他可能开拓眼界，他也可能受到某种刺激，引起他的思想。我们现在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还不能说精神生活也有了足够的提高、完善和开阔。文学在这方面是起作用的。还有，文学在客观上，在事实上，它成为对其他艺术形式的一个必要基础。舞蹈、美术、戏剧、电影、建筑往往都需要有一个文本的雏形，你先用语言文字把你的意图，把你的计划，把你的规划说清楚。

虽然现在文学从受众的数量上来说，是不理想的，远远不如一个电影，一个电视剧，甚至是网络上的一个小段子受众那么多，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基础，当我们谈起文艺来的时候，往往还是先从文学说起。所以我说文学在这方面它的作用是很长久的，我觉得文学还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真正好的文学作品，它是长寿的，它是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所以文学也是我们对子孙的一个交代，不是说文学一定马上就起作用，你说《红楼梦》当时发表的时候对清朝起了多大的作用，也很难说，但是它是整个中国的文化的一个象征，一个瑰宝。

中国作家网：您刚才说您写了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这些人，这些人其实都是在不同的时代或者都是在时代发展中的人。您怎么看待文学和时代精神的这种关系呢？

王蒙：我们中国尤其是——可以就这一百年来说——它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你比如说你要到欧洲去，你的感觉就不一样，欧洲很注意挽留历史，不让历史变化。比如说，欧洲大量老一点的建筑，二百年左右的建筑不许拆，绝对不许拆，里边可以装修但是你不能拆。比如说英国伦敦，它有的出租车现在还保持着马车的形状。

但是中国确实是发展太快了，变化太快了，有些人如果他出国时间久了，现在回到北京他都找不着他自个儿的家了。所以我们所谓时代的变化，不是一个政策的变化、口号的变化，或者是精英，或者是领导人物、政要的变化，它实际上是全民生活的变化，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现在从服装到说话的方式都在变化。网络上也有新词，生活里也有新词，从外语里头也来新词。但这些新词多了，不一定好，那个词不见得就正确，就对。还有，我觉得写作的人他的思想感情也是跟随着时代发展变化，有变化的一面也有不变化的一面，坚持的一面。所以保持对于生活的发展和变化的敏感，保持对这种发展和变化的兴趣，我觉得对一个写作人来说也很重要。要有新的灵感嘛，简单来说，你有新的灵感和没有新的灵感完全不一样，哪怕是一个微小的角落它也可能和大的时代大的世界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我的体会。

作者: 王蒙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 2019年7月

不中断的阅读，理解世界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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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网：您的创作受过哪些外国作家、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

王蒙：首先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形成一个俄罗斯文学的阅读高潮，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果戈理这都是如数家珍的，有的甚至于反复的读，有的还能背下来。

然后很快就进入到对法国文学的阅读了，对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的沉醉，他们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

我还要特别提到，在我逆境的时候，我读的最多的是狄更斯，像狄更斯的《双城记》，跟我的处境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是它告诉我，在历史的转折当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受到意料之外的境遇和考验。狄更斯这点写得最好，所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此外，对苏联的作品我也有一种热爱，比如说法捷耶夫，他那种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共产主义思想的那种理念非常深厚，即使他有碰到了一些让他心情变得很复杂、很沉重的东西，但是他的文学的使命感不变。还有视野广阔的爱伦堡，他的《暴风雨》中不同场景随时切换，写出了世界的复杂性。

所以苏联也有一批作品，像我写《青春万岁》的时候，我不断地看《青年近卫军》，在歌颂苏维埃青年人的精神面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法捷耶夫，你可以说他写得比较理想主义，实际上苏维埃时期不是每一个青年都那么美好——但那怕什么的？他写出了他的理想，写出了他所追求的那种美好的青春。当然，后来我接触的就更多了，比如美国作家辛克莱、约翰契佛，以及中亚诗人纳瓦依、莪默伽亚谟的作品也使我受到启发。

中国作家网：那您现在喜欢读哪些书？阅读趣味和之前是否有发生变化？

王蒙：以我最近这一两年来说吧，读了不少有关传统文化的书，因为我也都写了有关的读书笔记。比如说关于《论语》，我写了《天下归仁》这本书；关于《孟子》，我写了《得民心得天下》这本书；关于老子，我写过《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关于庄子，我写了《与庄共舞》；现在正在印的是我的一本关于《列子》的书。我现在还正在写关于荀子的书，这都是我喜欢读的。

另外有些文学类的书，有些过去不熟悉的书，我也喜欢看，比如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还有土耳其作家于米特的，他的小说叫《伊斯坦布尔死亡纪事》，我看得也很有兴趣。还有一个，有一个电影叫《布达佩斯之恋》，其实它的原著那个小说的名字是《忧郁的星期天》，那个也是一个德国人写的小说，也非常有意思，这都是我最近阅读的。

不过说实话，我的阅读数量比过去少多了，因为我除了听力有衰减以外，视力也不如过去了。虽然精神你还可以扭两下，甚至还可以耍肌肉，但是耳目都已经有下行的这种表现，这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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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 中国作家网记者 王杨、陈泽宇

编辑 | 邓洁舲

班固

苏武。

苏武

班超

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