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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章句集注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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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透|《活力哥经典语录》之二：一日，老耿（历史老师）提问，“朱熹的作品是什么？”活力哥大咧“四书章句集注！！”众人安静……活力哥很得意“哥就是个骚Man~”（……）
反，指“反切”，古代标注读音的一种方法。
【愠，纡问反】就是“愠”的读音，是上一个字“纡”取声母，下一个字“问”取韵母和声调。《说文解字》就是用的这个方法标音，这也是研究古代声韵学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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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看朱子语类和或问，在读四书章句集注之前也可以先读近思录。古人多提倡直接读白文（原文），若不能理解再读章句集注。而读四书，当就平实处读，在平实处实践，而不必太费心于难解处，日后自会明白。读书不当横一章句训诂在胸中，不然只是读文字而已。
大家好，我是小编阿泉，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格物致知，灭私欲存天理——《四书章句集注》朱熹。
南宋光宗绍熙年间，朱熹在漳州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刻为一集，从此就有了“四书”之名。在朱熹看来，《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而《中庸》则是“孔门传授心法”，由子思记录下来并传授给孟子的。所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就代表了由孔子、曾参、子思到孟子的这样一个完整而又连贯的儒家道统，而二程与朱熹自己则是这一中断了许久的播家道统的继承人和发扬者。
因此，在朱熹看来，这四部书的重要性不亚于“六经”，并且与“六经”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这四部书是“六经之阶梯也”（《朱子语类》卷105）。朱熹还说:“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对于如何研习《四书》，朱熹也有他的一番道理。他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徽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亦读之。”（《朱子语类》卷十四）
既然《四书》如此重要，而又如此难以理解，所以在朱熹看来，不对《四书》进行一番精心而又细致的研究，而仅仅停留在一般的阅读上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把《四书》和自己的哲学思想统一起来，住《四书》能够充分地为理学服务，朱熹花费了大皿的心血，穷数十年之力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有人说，朱熹作《四书集注》曾七易其稿，这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不过朱熹在40多年的时间里多次修改《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倒是事实，他甚至在临死前一天还在，改《大学章句》，足见朱熹对于《四书》的良苦用心。从下列的有关材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朱熹之于《四书章句集注》，可谓呕心沥血:
某于《语》、《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仔细看。（《朱子语类》卷十九）
《论语集注》，某十年前本，为朋友问传去，乡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间多所未德，煞误看读。（《朱子语类》卷十九）
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此书某自三十岁便下功夫，到今改犹未了，不是草草看着。（宁宗庆元三年丁巳，《年谱》卷二上）
熹于《语》、《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就。然近日读，一二大节目处，犹有谬误，不住修削。有时随手又觉病生，此岂易奉?（《晦庵朱先生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
熹归家，只看的《大学》与《易》，修改颇多。义理无穷，心力有限，奈何奈何!唯需毕力钻研，死而后己耳。（《晦庵朱先生文集》卷五十九《答余正叔》）
“《中庸解》、每番看过，不甚有疑。《大学》则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惬心，所以改削不已。”（《朱子语类》卷十九）
经过朱熹40多年的研究和努力修改，终于使《四书章句集注》达到了令他十分满意的程度。他曾自负地说:“某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等轻重，方敢写出。”（《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五）“《论语集注》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语吴仁甫日: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又日: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朱子语类》卷十九）
在我们今天看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谬误，但确实有其独特之处。它文字洗练，明白晓杨;在阉释和发挥义理的同时又能兼顾文字、训话，但又不拘泥于名物制度和字义的萦琐考证;在理论上既注重各部书的内在联系和逻辑性，又能注意从整体上对原书的思想体系进行把握，从而使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注释经书的著作中独树一帜、卓有成就的著作。
朱熹也正是利用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充分地发挥了理学家“格物致知”、“灭私欲、存天理”等理论主张，从而与宋代的哲学思潮结合了起来。在他死后不久，南宋朝廷就“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官”（《宋史·朱熹传》），《四书》正式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承认和赞同，并且取得了和《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并列的崇高地位。《四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五经”，这也是中国经学史乃至于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