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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隼雄的经典语录
河合隼雄的经典语句
@谢长姿 谢邀。
唉，这事儿特别不好说。如果开一道“如何评价荣格？”，估计能仔细回答的人也很少吧。
原因在于中文语境下是无法对荣格派进行全面、深入了解的。
荣格文集的全线翻译工作尚在进行之中，现代荣格理论的著作中文出版的著作可谓九牛一毛，而分析心理学本身在心理学领域就是一个非常小众和边缘的领域。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河合隼雄的身上。或许有人觉得河合隼雄业已出版的中文译作已经很多了，但我要说的是，河合老先生一生著述甚多，各类出版物可以去到3位数，既有刊物专栏整理成册的“小鸡汤”，亦有通篇干货的深入专著，而真正引进到国内的作品真的仅仅是细微的一个角落。在这样的一个见识上面去评价河合隼雄，只能说意义不大。
关于河合这个人，我想引用一段在《佛教与心理治疗艺术》中的片段：
（P132 心靈工坊出版社 豆瓣页面：佛教與心理治療藝術 (豆瓣)）用荣格式的比喻，“河合隼雄”这个形象就像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每一束不同角度、颜色的光打在“河合隼雄”的身上，都会泛出不同的光芒。由于这束光并非来自“河合隼雄”，故反射回来的光芒既和“河合隼雄”有关又无关。
如果说回应题主的问题，我想可以到这里为止了。也就是说，我建议每个对河合隼雄感兴趣的人带上你自己的光束去挖掘“河合隼雄”的形象、以及这个形象对你的意义。他人指月的手指、仅仅是手指而已。------------------无关的分割线------------------------关于多面体的的河合隼雄（待续）
（草稿于2014-11-16）
河合隼雄 （1928-2007），日本著名心理学家，日本第一位荣格心理分析师,曾任日本文化厅厅长、日本京都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著有《心的栖止木》《大人的友情》《爱哭鬼小隼》《孩子的宇宙》等。
《心灵晴雨图:河合隼雄谈自我认知》 作者：（日）河合隼雄 译者：管秀兰 版本：湛庐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11月
1994年春天，在普林斯顿的第一次见面，让村上春树印象最深的，是河合隼雄的眼睛，“总觉得有些黯然无神、深不见底。这个说法也许不好，但我感到那绝非寻常人的眼睛。”
这双“绝非寻常人”的眼睛，让村上春树太过记忆犹新，以至于多年以后还被他写进书里。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同记下的，还有二人初次会面时的“怪异”，“河合先生几乎没有主动开口，只是静静听我一个人说，也会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似乎在眼眸深处思索着什么。”
也不怪村上春树对这位年长他二十岁的先生留下“寡言而阴沉”的印象，总共不过三十分钟的时间里，河合隼雄几乎一直沉默，即便偶尔也会“是啊，是啊”地和着，但从来不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仿佛刻意让自己的想法消失，安然做一个听者。
可谁知第二天再见面时，河合隼雄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仅满脸笑意，积极回应，尽兴处甚至侃侃而谈，眉飞色舞，还“连珠炮似的说着笑话，表情也陡然变得明朗起来。”就连眼睛也变得和村上前一天见到的不一样了，“宛如孩子的眼睛般明亮，清澈见底。”
是什么让一个人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如此惊人的转变？村上春树这才恍然大悟，昨天河合先生那双“黯然无神”的眼睛，其实是因为在太过集中心力地听自己发言，有意保持倾听者抽离的状态，才“深不见底”。而眼前这位快活先生，才刚刚展露他最本真自然的样子，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所以就连简单的聊天，都表现得非常生动有趣。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对于一个长年专业从事心理分析和治疗工作的人来说，河合隼雄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一个聆听者的位置，开启集中精神、隐去自我的聚焦模式。村上春树也明白，“做不到这样的切换，就不可能一丝不苟地听别人讲话。”不打断，不追问，只是一丝不苟专注地听，让说话的人能够完整自如地表达，还能在恰当的时候很好地说出“是啊”，这对聆听的人来说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这才是一个聆听者的本分。而尽力守住自己的本分，一丝不苟地活着这件事儿，是河合隼雄和兄弟们，从他们的父亲身上学到的。
成长之路，尽力守住自己的本分
河合隼雄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的日本关西兵库县，爸爸是齿科医生，妈妈是小学老师。他在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五，小时候总觉得自己和其他兄弟不一样。除了不怎么有运动神经，运动项目都很弱以外，喜欢看书，擅长逻辑性地发言的也只有他一个人。
况且，那时候人们普遍的想法是，小孩子看书意味着不太健康，健康的孩子应该都在外边疯玩儿。所以，每到礼拜天，河合隼雄明明想一个人在家看书，想得不得了，可一想到兄弟们都在外面打雪仗，只有自己不一样，也就不甘心地出门了。
当然一旦打起雪仗来，也还是觉得好玩的。况且兄弟们都很会玩儿，爸爸也觉得孩子的本分就是玩儿，那么就尽情玩儿好了。“守本分”是爸爸最喜欢的一句话，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你们是孩子，孩子的本分就是玩儿。爸爸是大人，爸爸的本分是工作，那么就好好工作。”
爸爸就是这样的人，决定自己要专心做一个齿科医生，那么就专心致志地只做齿科医生，其他什么都不管。这样，孩子们在心里也有条明确的界线：决定做的事，就努力把它做好；决定不做的事，就坚决不做。做好该做的事，不胡来，做不到的事，也不僭越，尽力守住自己的本分就好。
哥哥们显然也潜移默化地受到父亲的影响。河合隼雄上中学那会儿，正是日本大举进入战争的时候。他在给已经在新潟医大读大学的大哥的信中，写到自己胆小怕死，很是惭愧。大哥却在复信中宽慰，“怕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点都没什么需要感到羞耻的。如果说只有军人才能为国尽责，那只能说是无能吧。人只要尽了自己的本分就好，我不认为只有当了军人才能是爱国的。”这封信后来也给了河合隼雄信心，让他拒绝了上军校的推荐。虽然他因此在军训中得了“丙”，错过被姬路高等学校录取的机会，但这也没什么，决定不做的事情就爽快回绝，全家人都知道这个孩子不适合当军人，那么就不去当好了。
比起身份头衔，更在乎每天好好生活
自明治以来，都市以外地方出来的人，大多都有一种出人头地的模式。可在河合家里，一点这样的气氛都没有。比起社会上的身份头衔，一家人好像都更注重生活的实质，更在乎每天快快活活地过日子。也因此非常明晰并坦然接受自己的局限，不适合上军校就不去，没有做学问的天分就不做。
高中毕业后，河合隼雄的求学经历也算辗转。先是进了神户工专学电气，后来又考上京都大学的数学科。可是无论是电气还是数学，河合隼雄到后来都越学越没有兴致和信心。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河合隼雄甚至决定休学一年，想想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又喜欢做什么。结果思考了很久，才慢慢找到做高中老师这条路，并在心里形成了明确的意向，要当一辈子高中老师。
“教高中生、把他们培养成人，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事情了。”河合隼雄喜欢教书，喜欢与人交往，所以觉得能一边读着心理学的书，一边当高中老师，简直没有比这更理想的生活状态了。上课、编教材、刻钢板，还能和高中生们一起打网球、演木偶剧，河合隼雄在育英学园当老师的那几年，被认为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而且，全家也都为他能当上高中老师而发自内心地高兴，在他们看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每天好好地生活着，就已经很好了。不是每个人都要出人头地，当教授、军官什么的，只要做的事情合乎自己的秉性和心意，生活过得充实有劲，父母就已经很放心了，家里也一直是这种氛围，“啊，太好了，太好了。”
河合隼雄也因此可以自在地专注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开始对瑞士精神病学家赫尔曼·罗夏创建的墨迹测验（一种心理和人格测验）感兴趣。听说高桥先生在少年鉴别所给孩子们做墨迹测试，他就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奈良的少年鉴别所，跟着高桥学测试方法。学会之后就回自己学校，逢人就抓他们做测试，成天跟人讨论检测方法，简直就是个做罗夏测验的拼命三郎。
慢慢地，河合隼雄也开始觉得，虽然自己原来一心想做高中老师，但总得有人动真格地来做临床心理学的研究，而当时的日本在这个领域并没有指导者。河合隼雄那会儿虽然最关心的还是高中教育的事，但因为教育的目的最终还是指向人，所以也开始渐渐对临床心理学上心。
成为日本荣格心理分析第一人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应该是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罗夏测验旗手的布鲁诺·克洛普佛寄给他的一封“意外”回信。河合隼雄因为当时太过沉迷于罗夏测验，所以花了很大气力研读相关领域的论文。克洛普佛主编的学报上有一篇文章的观点，河合隼雄有异议，他就动手给克洛普佛写了一封信，写的时候也并没有多大期待。但没想到，克洛普佛不仅回复了他，还在回信中说，“你讲的是对的。读这份杂志的人有很多，只有你看到了这一点。”这让河合隼雄一下子喜欢上克洛普佛，并决定认真考虑出国留学跟着这位老师学习临床心理学。
就这样，河合隼雄去参加了富尔布莱特奖学金的考试，考了两次，终于拿到奖金，得以赴美。在美的日子除了感受文化差异的冲击，让河合隼雄最受益的，大概就是接受了斯皮格尔曼的心理分析。斯皮格尔曼也是克洛普佛的弟子，那时刚从苏黎世荣格研究所拿到分析师资格回到美国，所以尤其了解荣格研究所在瑞士的情况。斯皮格尔曼在为河合隼雄做过十次左右的分析，并且同克洛普佛商量之后，坚定地对河合隼雄说：“你绝对应该到荣格研究所去，做一个荣格派的分析家”。
斯皮格尔曼和克洛普佛双双给荣格研究所写了推荐信，河合隼雄也因此拿到了最高规格的奖学金。虽然抱着“既然是自己想干的事，就什么也别想，好好去做”的念头，可是在瑞士荣格研究所的三年还是过得很艰难，不仅要完成很多必修的课程，还要在通过中期考试之后，给他人至少做250个小时的心理分析。想要把这些全部通过，三年时间是最起码的，而河合隼雄创造了最短时间内通过的纪录。
1965年，河合隼雄终于拿到资格，成为荣格派心理分析师日本第一人。回国后，更是一直站在临床心理治疗和教育心理研究的第一线，让很多受到创伤的心灵得到疗愈和慰藉。2002年，河合隼雄出任日本文化厅厅长，将他多年来在心理学领域的观察和积累带入社会大众的视野。作为一位享誉日本的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尽够自己的本分，获得了广泛影响力。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