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经典语录姓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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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起过袁若舒这个名字，但是放在现在也很大众化啦

男孩子袁淮 袁停都挺好听的我觉得

没有姓上这个姓氏还是蛮遗憾的啦……

爱新觉罗

商丘姓氏探秘124 袁姓忠臣（1）

2018-05-18 08:17 刘秀森 商丘网—京九晚报

袁姓多源，一是出自轩辕黄帝。轩辕氏又称玄袁氏，所居之地以辕为名，后称为袁邑。黄帝后裔有以邑为姓者，世代相传姓袁。二是出自妫姓，其后裔有爰涛涂，亦作袁涛涂，其后有袁氏。另外也有源于少数民族姓氏改为汉姓的袁姓。

袁姓最早的源地在河南。由于战乱的原因，历史上袁姓经过多次播迁，分布于全国各地。到宋朝的时候，浙江、江苏、江西的袁姓特别多。明清两朝，袁姓已遍布全国。

明朝时期的商丘袁姓，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名叫袁可立。

据明黄道周《节寰袁公传》等史料记载，袁可立（1562年—1633年），字礼卿，睢县人，始祖袁荣于明洪武二年以武功仕睢阳卫。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袁可立中进士，首任苏州府推官。当时，苏州老奸巨滑的属吏有意刁难他，将堆积如山的案牍抱到他面前。但袁可立凭着自己的才能，看完案卷，“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胥吏皆惊骇，再不敢放肆。袁可立为大量冤案平反，深得百姓好评。

时任首辅大学士的申时行、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都是苏州人，时时监视着在苏州做官的人的举动。当时主政苏州的一个是应天巡抚李涞，一个是苏州知府石昆玉。以廉直著称的石昆玉因整治地方豪强触怒了李涞，被诬入狱。慑于李涞的权势，没人敢站出来为石昆玉主持公道。在同列缩项的情况下，袁可立亲自担任主审官，认真调查取证，实事求是，为石昆玉洗雪冤狱，并当着李涞和众官的面大声宣判。李涞在苏州官场丢尽颜面。袁可立不畏权势的胆识和正直的气节让苏州人大为称颂。有人问袁可立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袁可立说：“是非自有曲直。按事实和法律办事，为何让清正廉洁的太守受辱呢？”

当地董氏家族董份曾任嘉靖朝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为人贪腐，为官时攀附权贵，退职后广占田地，蓄积财货，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达千百顷。同时，董份家乡乌程胡作非为的还有曾担任过国子监祭酒的范应期。两人的不法行径激发民愤，引起官方重视，浙江巡抚王汝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都以正直、清、严著称，准备将董、范二人逮捕法办。彭应参巡行所属部域，乌程上千百姓遮道陈牒，控诉范应期的罪状。急于求成的彭应参当即传令乌程知县张应望，把范应期拘捕。范应期畏罪，自缢而死，其妻吴氏奔赴朝廷告御状。万历皇帝下旨把彭应参和张应望逮入锦衣卫狱，要求追究吏部、都察院失察用错人的责任。吏部尚书孙丕扬、都御史衷贞吉等先后被卷入其中，一批官员受到牵连惩处。

由于董氏家族在当地民怨极大，随时都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动乱事件，当地主政官员大为闹心。巡抚皇遽让苏州推官袁可立前往处置。一方是仗势欺人的豪强劣绅，一方是希望权利得到伸张的百姓，如果处置失当，后果难以预料。袁可立到职后，一是把百姓揭发董家的诉状分发各县审理，表明“不私袒护”的态度，查实董家侵占民田的事实后责其退还；二是将百姓一方倡乱的为首人取一二抵法，其余均不予追究。各方都服从判决，事态很快平息。袁可立处理事情的能力受朝野赞扬，后经吏部选拔，袁可立晋升都察院山西道监察御史。离苏之日，苏州百姓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

在袁可立离任前还发生了两件事。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竟有数百人，甚至殃及妇女儿童。他十分怀疑，不惜得罪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千余名无辜百姓和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一次，袁可立奉命巡海琉球（今日美所谓冲绳者，向为中国藩属），一个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所谓“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见刀面光洁如玉，十分精美，但最终谢绝千总。袁可立凭经验发现，这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琉球之物。不数日，海上传来战报，说军队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擒获20名俘虏，得大量物资及船舰。但在审验时却没有战俘的口供，也没有其他证据。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草草结案，将犯人处死。巡按交推官袁可立查办。袁可立接手时，有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无法辩冤。 （241）

124 袁姓忠臣（2）

袁可立先上奏朝廷，使被致哑的人缓死，暂系狱中，遂仔细查验所有缴获的物品，惊讶地发现自己曾经见过的三把“倭刀”竟在其中，也被当作战利品上报，顿觉案件大有蹊跷，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千总死不承认诬良为盗，咬定“二十名俘虏”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不久，琉球贡使到来，胸有成竹的袁可立请他们指认，贡使辨认出所谓“俘虏”全是琉球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失舵而漂流海上，不幸被官兵捕来冒充倭寇的。这十八个琉球人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袁可立到京城任职后，依然坚守他执法如山、持正敢言的政治操守。明朝的太监仰仗得宠于朝廷，作威作福，草菅人命的事时有发生。袁可立在巡视北京西城时，遇上一桩太监杀人事件，立即将那太监逮捕法办，并将罪状张榜公布。一时请托者有之，阻拦者有之，一些同僚劝袁可立不要引火烧身，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袁可立说：“杀人者抵，吾知为朝廷守法而已。”

袁可立正直敢言，是晚明少见的干练之才。万历皇帝平时最听不得关乎国家治政缺失的直论，以“卖直沽名”钳制正直官员的进谏。袁可立为了国家，将生死置之度外，义正辞严地为直臣正名，大胆奏疏：“夫卖直者退，则不直者进；沽名者斥，则毁名者庸。朝有不直、毁名之臣，则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谁复为国家昌言乎？”万历皇帝恼怒，将其“夺俸一年”，以作惩戒。但袁可立丝毫不改正直为国的节操。

有一次，祭祀历朝皇帝的北京景德门遭雷震，袁可立劝皇帝“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皇帝不理；后因激言参与营救受廷杖责罚的同僚触怒当朝权臣，被连降三级，调外任职，三十五岁时被削职为民。沉冤二十六年，史称“震门之冤”。但袁可立无怨无悔。

光宗即位后，袁可立被召回朝廷，出任尚宝司丞。熹宗登基后，袁可立先后出任尚宝司少卿、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左通政等职。此时的大明朝正江河日下，袁可立深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后金军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入明朝东北边境，先后攻陷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辽东经略袁应泰战败自杀。辽东巡抚王化贞出师不利，再遭惨败，辽东经略熊廷弼引军退撤山海关。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全部沦陷，朝野震惊。袁可立大胆提出七条建议：“一收残兵，以省调募；一出奇兵，以图制胜；一明赏罚，以振法纪；一慎防守，以固封疆；一实京营，以固根本；一多储粮，以防未然；一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奏疏呈上后，全部获得批准实行，袁可立晋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登州、莱州等地，赞理征东军务。

袁可立不辱使命，募兵练勇，整饬军纪，洞察敌情，加固海防，多次挫败后金。他精心治师，严塞要害，联络诸岛，收复旅顺，登莱海防固若金汤。悍将毛文龙据守一岛，经常虚报军功，贪索粮饷，受人弹劾。袁可立觉得国家正在用人之时，毛文龙能战，不可一棍子打死，于是予以袒护，利用毛文龙的长处，扼制毛文龙的缺点，不失为正确的策略。

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刘兴祚）是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不甘为后金战，发密信给明朝登莱总兵沈有容，称“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沈有容随即汇报给袁可立。袁可立深懂兵法，因间用间为兵家要义，很快作出决断，接纳刘爱塔之降：事情若成功，则有利于收得失地；如果事情败露，也可让努尔哈赤对刘爱塔起疑心，对敌人的力量会有杀伤。于是，以优厚待遇告于刘爱塔。刘爱塔决定当年七月率兵起义。但由于叛徒告密，投诚计划最终失败。而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元年逃离后金，归顺明朝，后来战死疆场。在明金战争史上，刘爱塔是弃金投明级别最高的将领。这是明朝在辽东实施最成功的间谍战，对辽东战事起到积极深远的影响，努尔哈赤受到沉重打击。

后来，袁可立因得罪阉党弃官归乡，晚年崇道，在故里睢州建袁家山；崇祯六年（1633年）去世。崇祯朝首辅孔贞运在为袁可立盖棺论定时不无惋惜地指出“使天假数年，则公将奋谋决策”，必能“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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