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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典语录
印度经典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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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乡村教师奖马老师经典语录 以前我们称之为Made in China或者Made in印度、Made in法国,以后不会存在纯美国造、中国造,可能是设计是美国的,组装是中国的,卖向的是全世界的。原来只有大企业可以做这些东西,今天由于互联网,每个人可能做这样的事情。”马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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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说起植物界有君子之称的大概只有梅兰竹菊四君子广为人知,再开阔一点,“岁寒知松柏,事难知君子”中的松柏也可称之为君子,此六者当是植物界中流传最广的六君子。然而,“德有邻必不孤”,君子的周围可能也还有君子,比如有着金荔枝、癞葡萄之称的苦瓜以其独特的风格也被认为是一款君子菜。
只是这位君子来自远方,虽从海外远道而来,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癞葡萄生于南洋,却在华夏大地大放异彩,最终流传到东洋时至今日仍受到极大追捧,即便在欧洲仅作为一种观赏植物,也丝毫不会影响它横跨亚欧历时千年的精彩。
癞葡萄——苦瓜一、发源于印尼的癞葡萄天生具有君子的气质
《本草纲目》对苦瓜的起源地有着明确的记载,称苦瓜来自“南番”,即指今天的东南亚一带地区。著名农学家吴仁昌在其代表作《蔬菜园艺学》也提到,“苦瓜原产于东印度,我国自南番传入”,而东印度这一称呼源自荷兰人,在荷兰人占据印度尼西亚之后将其改成为东印度,由此可知,所谓来自东印度便是确指原产地在印度尼西亚。
值得一提的是农学家吴仁昌,十五岁时就读于绍兴五中,当时校内为学生讲授动物植物课程的是鲁迅先生,受此影响,吴仁昌对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立下学农的志向,并于三年后考入北京农业学校,大志既遂后改名耕民。当时正值1912年后科举废弃新式学堂陆续开办的时期,北京农校是国内唯一的一所农林类院校,吴耕民入校后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农业知识,三年后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并被官派到日本学习果蔬花卉的栽培,后来的日本著名农学家高桥郁等人均是耕民先生的同班同学。
园艺大师吴耕民先生吴耕民先生的考证应是准确无疑,苦瓜这一原产地热带的作物现今的种植范围已经延伸到温带甚至部分寒带地区。据记载苦瓜起源地的印尼人和菲律宾人不仅食用苦瓜整个果实,对其枝叶和花朵也要取来食用,这与苦瓜本身营养价值高、风味特别不无关系。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蔬菜卷》记载:苦瓜别名凉瓜,古名锦荔枝、癞葡萄,果中糖含量高,味苦,多食用嫩果,东南亚人食用嫩梢和叶。
苦瓜的另一个特点是其苦味并不会“传染”,使用苦瓜炖肉,苦瓜之苦涩味始终不会传导至肉上,苦瓜也由此得到了“君子菜”的称号,被认为有君子之德。这样的特点是因为苦瓜中含有一种叫糖苷的物质,遇水可生成糖分,所以吃起来虽苦却别有风味。
发源于东南亚热带群岛上的苦瓜凭借苦而不异的显著特征在获得了当地居民的认可后迅速得以传播,在中华大地上甚至具备了“君子”的美名,要知道拥有这个名号的都是古今多少文人墨客的心中意象。以君子的德行评价苦瓜的特征,癞葡萄的名称几乎便是君子守拙的再现,《广东新语》更是以苦瓜具有君子之韧而对其赞不绝口。
广东新语二、北宋以来传入华夏的癞葡萄开始大放异彩
初传至华夏的癞葡萄以其稀有少见深得宫中贵人竞相追捧,最早见于文字的记载是宋代的诗文作品,比如宋诗:古径苔生路已差,无根树上发空花,一番花落成空果,信手拈来是苦瓜。这是关于苦瓜的最早的文献记录。还有跟随著名词人陆游学诗的苏泂,其诗云:不羡南州锦荔枝,鹤头猩血正红滋,老饕隔岁流涎甚,为趣容山半月期。这里的锦荔枝便是指苦瓜,锦荔枝的称呼在山东人王象晋的大作植物栽培大全《二如亭群芳谱》中也得到了印证。
王象晋耗费十年编著的四十万字《群芳谱》在1621年正式出版发行,在第六十三卷提到锦荔枝的栽培时讲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北宋著名宰相四川人陈希元的母亲在宋仁宗时被召见入宫,仁宗的母亲李太后赐予陈母一盘锦荔枝,陈母从未见过,抓取便食,连皮带瓤一同食尽,这个举动引来宫中侍女的嘲笑,认为老太太不明所以闹了笑话。这时陈母却说她在生希元的哥哥唐夫之前曾梦见食用此物,后来果然得子唐夫,一年后再次梦见食用此物,果然又生下了希元,甚至在七年后三子嘉谟出生时也做了同样的梦。要知道唐夫、希元、嘉谟三人均是北宋著名的臣子,其中唐夫和嘉谟更是两位状元,希元甚至官至宰相。
陈氏三兄弟李太后听闻此言后,宫中兴起食用苦瓜的风潮,这也表明了当时的苦瓜在北方种植尚不充裕,属于珍贵的皇家贡品,也说明了苦瓜不仅可以作为蔬菜食用,也是当时一种流行的水果,苦瓜也以其浑身的肉疙瘩被戏称为癞葡萄,成为了多子多福的美好象征。
《群芳谱》记载:时仁宗尚无皇嗣,于是皇后及宫人相率竟食,后举皇子二人。
苦瓜因表面的坑坑洼洼被称为癞,但宋诗中对其的描写始终充满趣意,最有名的便是“结实离离,小字新偷锦荔枝,但求形肖,未必当他妃子笑,藤蔓瓜瓢,岂是闽南十八娘。”将苦瓜的可爱俏皮形容的淋漓尽致。南宋时期的《五灯会元》也已经有了“哑子吃苦瓜”这样的参禅机锋,可见当时的苦瓜已被逐渐认可。
元朝开始,苦瓜的种植扩大到了北方,在元大都北京周边都有了种植栽培。元代著名学者江西人熊梦祥在《析津志》中记载了苦瓜在当时属于菜品中瓜类蔬菜。进入明代以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朱橚编著了著名的《救荒本草》,记载了各种灾难之年救荒救灾的农作物。这本出版于1406年的重要图书记载了苦瓜作为救灾良品的使用方法,指出食用应以瓜瓤为主。
救荒本草《救荒本草》记载:锦荔技,又名癞葡萄,人家园篱边多种之,苗引藤蔓延,附草木生,茎长七八尺,茎有毛涩,叶似野葡萄叶,而花叉多,叶间生细丝蔓,开五瓣黄碗子花,结实如鸡子大,内有红瓤,味甜。
苦瓜在承担起果蔬职责的同时还被作为药物使用,比《本草纲目》早一百四十年的《滇南本草》记载了苦瓜的药物作用,指出苦瓜可以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具有清暑益气,止烦渴的功效,尤其对疔疮有着独特的疗效。其后,徐光启、李时珍等人均在各自的著作中对苦瓜的作用进行了详尽的记录,《本草纲目》更是对苦瓜的生长、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进行了考证,甚至还提到了可能是苦瓜的另一个品种的苏门答腊瓜。明代的诗文同样对苦瓜有所记载,大军师刘伯温以苦瓜为喻写下了荣华未必是荣华,园里甜瓜生苦瓜,记得水边枯楠树,也曾发叶吐鲜花,这样满含哲理辩证的诗句。
军师刘伯温之墓清朝以后关于苦瓜最有名的便是自号苦瓜和尚的著名书画家石涛,石涛原是明朝朱家后裔,与八大山人齐名,绘画技艺登峰造极成一时之秀,留下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也成为了后世学画必读之经典。而关于苦瓜成为君子菜也是从清朝开始,在屈大均看来苦瓜不仅有君子之德,还同时具备君子之功。
《广东新语》记载:其性属火,以寒为体,以热为用,其皮其子皆益人。
苦瓜自北宋传入华夏大地以来,首先得到了宫廷贵族的追捧,或充作水果,或充作蔬菜,癞葡萄的妙用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因之而起的诗文佳句也相应不断涌现,进入元朝后苦瓜的种植开始大规模的向北推移,拥有锦荔枝美称的苦瓜逐渐走进了寻常巷陌,成为大众餐桌上的一道风景。随着后来对苦瓜功效的不断挖掘,其药用价值也得以多方位体现,不论是明目解乏还是祛热止渴,均被认为具有极佳的疗效。苦瓜的价值在华夏得以尽数体现。
入药的苦瓜——癞葡萄三、苦瓜从华夏传入东洋后的盛大发展
一般公认的说法是苦瓜在北宋由东南亚传入华夏,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是郑和下西洋时从苏门答腊带回来的。但从苦瓜的名称上来看,这一称呼在北宋时期很早便有,不仅在诗词中有所记载,在后世整理归纳的文献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至于《金瓶梅》中提到的名贵水果癞葡萄则可能是苦瓜的另一个兄弟品种,书中记载了西门大官人设宴席款待宾客时的菜谱,提到了苦瓜。
《金瓶梅》记载:又是两样与胡僧下酒:一碟子癞葡萄、一碟流心红李子。
公元1603年,当时日本的日葡辞书中出现了“苦瓜”的记载,同时记录的还有苦瓜的另外名称锦荔枝,记录的注释同样称苦瓜为救荒的食物,这与明初朱元璋五子所著的《救荒本草》有着很深的渊源。由此可见苦瓜应是在十五世纪初由华夏传入日本,当时正是日本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由三江德川家族开创的江户时代,这个历史两百六十多年的封建时代在苦瓜传入后的大部分时间仅是将其作为药物使用,并不把苦瓜当做果蔬。
日葡辞书苦瓜在东洋的盛大开幕还是在十七世纪的冲绳拉开了帷幕,冲绳是东洋海域地区最早开始种植苦瓜的地方,他们的这一做法后来甚至传播到了日本本土。目前的冲绳,苦瓜产量占到了日本的三分之一,远超日本本土的苦瓜大县的产量,宫崎、熊本和长崎的产量加起来还没有冲绳一地产量之多。冲绳甚至因为五和八的日语发音与苦瓜接近而将每年的五月八号定为了当地的苦瓜节,在节日期间岛上会举办盛大的展览会,以低于平时售价一半的价格售卖苦瓜权作推销之用。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时,时至今日冲绳一直是日本著名的长寿之乡,据统计,在冲绳每十万人中就有二十八个百岁以上的寿星,堪称世界之最。冲绳的长寿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海岛环境,另一方面业与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有着重大关系。当地人首先最爱吃的食物不是海鲜也不是肉类,而是从中国传入的豆腐,在冲绳的人均豆腐食用量是日本本土的两倍还多。
长期大量豆制品的摄入为身体补充了大量必要的元素,成为冲绳人长寿的重要因素。而另一项重要的因素则是苦瓜,冲绳人对苦瓜的热爱不亚于豆腐,这也说明了苦瓜被当做药材传入江户时代的日本之后终于还是被端上了餐桌,成为了冲绳居民的必不可少的蔬菜,也证明了苦瓜的药用价值确实有着深不可测的效果。在这里苦瓜不再仅仅只有一种形态,它可能是汁水、还可能是汤羹。
冲绳美食——苦瓜汁苦瓜在漂洋过海到达日本后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在被称为君子菜之后又被称为了长寿菜,可见东亚文明对苦瓜价值的充分认可。在十七世纪初期,苦瓜经由西亚传入了欧洲,却没有收到相应的礼遇,因其独特的味道始终无法被西方人接受,最终沦为了当时欧洲百姓家中的一种观赏性植物,可叹苦瓜浑身是宝却被挂起来当成一个展览品,满身的“才华”在欧洲大陆再也没有了施展的机会。在东洋冲绳海岛的那一番被追捧成为了苦瓜巡游世界的最后的绝响。
评价
苦瓜这一神奇的物种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意境,不仅是自身坑坑洼洼的异象让人不得不侧目,更是其神奇的功效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一一发现。首先要感谢将苦瓜从东南亚带入华夏大地的先民,这一举动不仅将苦瓜的种植范围从热带扩大到亚热带,还扩大到了温带甚至寒带,将苦瓜推向了世界最多人口的大帝国。
苦瓜画作在北宋时期进入中国的苦瓜自来时并深受追捧,凭借自身的特点不仅成为了宫中的御用水果,还因其癞葡萄的形状有了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自北宋以后,元明清三代从不缺乏对苦瓜的咏叹,可见那时的苦瓜早已摆脱了外地传入的被歧视感,不像胡萝卜、西芹一样一眼就能从名字中识别出地域。苦瓜反倒以其癞葡萄、锦荔枝等美称享誉华夏。
“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首口语化的元曲借助苦瓜的比喻展现出了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在神州大地受尽追捧的苦瓜终于在江户时代来到了日本,但当时的日本居民因为迷信苦瓜的药用价值,仅将其作为一味重要的药材使用,直到十七世纪苦瓜传入冲绳后才再一次迎来了自己海外的高峰,不仅随着长寿之乡的美称享誉世界,更是在当地生根发芽,几乎成为了当地的象征。即便欧洲人将苦瓜作为观赏物又如何,它已经在亚洲大陆留下了自己浓厚的印迹。
参考文献: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蔬菜卷》
《群芳谱》
《救荒本草》
《广东新语》
《金瓶梅》
“一滴爱的泪珠”#印度##泰姬陵##泰戈尔经典语录# 2印度·Taj Ma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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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人看来,人活着,不是为了现实生存,不是为了活的好,而是为了死的好。这在中国文化中,难以被理解。所谓的死后的那个世界,在中国文化中,被称之为鬼。印度人几千年以来,都坚持认为,鬼才是真的,人是假的,他们管把人变成鬼,叫做度人。他们污蔑热爱现实生活的人为守尸鬼。而他们自己呢,虽然身体上是活着的人,但是满脑子装的都是鬼,像行尸走肉一样,看上去更像是一群活死人和守鬼尸。
长达几千年的活死人鬼文化,对印度人的精神影响可谓深入骨髓。如果我们把文明理解为活着的人,为了现实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构建出来的一套生存和生产系统的话。从文化这个层面来讲,那么印度人的文明,并不能称之为文明,因为他们并没有活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活在鬼世界中。
作者:白云先生
链接:印度,世界文明的贫民窟 - 至道学宫
来源:至道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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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千只茶壶在围绕着太阳公转
印度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吗?其实被称之为四大文明古国的,那个古老的哈拉巴文明,和现在的印度文化,基本上没有关系。印度的文化,出现了断层。后来的印度文化,是一系列的外来入侵者,和当地的土著文化一起混杂而成的。
哈拉巴文明,处在印度河流域,从公元前23世纪开始,消亡于公元前17世纪。哈拉巴人,从他们的遗址出土的文物看,没有兵器,说明他们的社会比较平和,没什么战争。从文明系统上看,他们造出来的文明轮子不够完备,因为他们不懂军事。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进化出来军事能力,只需要外族入侵一次,就要被灭亡了。哈拉巴文明,应该就是这么灭亡的。
哈拉巴人的宗教,是冥府宗教,和后来的吠陀教,婆罗门教,都不一样。冥府宗教,大体上是瑜伽和冥想这个方向的东西,但是没有瑜伽和冥想那么肤浅。他们留下的文字不多,所以无从了解这个古老文明的更多细节。哈拉巴人和他们的文明消亡后,入侵的雅利安人,成了印度这块土地的征服者。
印度历史上,总共遭到过超过300多次的外族入侵。除了在孔雀王朝时期,他们打平了一战,其他的都败了。南亚次大陆,从最早的哈拉巴文明开始,就有这么先天不足的缺陷,军事能力十分低下。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没有军事能力,就意味着,文明上缺乏深度生长,总是刚发育出来一点苗头,就被后来的入侵者打断,每一次新来的入侵者,覆盖掉上一层的入侵者留下的文明足迹,每一层都很浅。
这个后果很严重,导致印度一直都没有能走出蒙昧阶段,他们几千年,社会运转和生活的中心,就是神话和宗教。他们对理解现实世界,缺乏兴趣,对现实生活,也不怎么在意,他们更在意的是,在那个虚构出来的神话世界和彼岸世界,死后会怎么样,而不是关心现实中的生存状况。
因为大家都没死过,所以活人们关于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各有各的说法。举个例子,一群人在讨论,有一只茶壶在围绕着太阳公转这件事。大家都没见过这只茶壶,这个茶壶到底长成什么样,理论上,随便说它长成什么样都可以。一个说,我刚才自修自证过了,发现围绕太阳旋转的那个茶壶,有四个壶嘴。另一个说,好巧啊,我也刚刚自修自证过,可我看到的明明是五百个壶嘴。谁也说服不了谁,导致最后就有成千上万个茶壶在围绕着太阳旋转。印度人管这种事,叫做辩经,辩经,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印度人没有历史,严格的说,也没有文化。因为有文化的前提是,这个民族得先开化。讨论了几千年的大茶壶之类的话题,他们甚至很认真的认为,现实世界都是假的,只有那个大茶壶才是真的。每天吃饱了没事就聊这个,很难说这是一种文明人的文化。神话,是不理解现实世界所导致的,因为不理解,所以只好虚构出来一个不存在的世界来解释现实世界。为什么不理解现实世界呢,因为理解力低下,因为愚昧。
茶壶到底长什么样,到最后,还是看谁拳头硬,谁说的算。作为征服者的雅利安人,他们说了算。他们的神,他们的宗教,在混合了一些被征服土著民族神话的情况下,统一了印度的茶壶界。到了公元前6世纪前后,印度又再次遭到大规模的来自古波斯人的入侵,波斯人,也是雅利安人。这次文化上的碰撞,为婆罗门教带来了古波斯的拜火教基因,业力轮回思想。
前面的文章中讲过,人类文明中,装神弄鬼的始作俑者古埃及人,他们只是主张灵魂不灭,认为光明可以脱离蜡烛独立存在,人的灵魂也可以脱离肉体独立存在。古波斯人,在古埃及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升级了古埃及人的神话,认为不仅灵魂不灭,言行思,都不灭。拜火教的这一思想传入印度后,婆罗门教,进一步改头换面,就成了《奥义书》里面的业力轮回思想。
怎么理解这个业力呢,好比说,有个人对着天空唱了一首《小苹果》,他认为唱完了,这首歌也就消失了。但是拜火教和婆罗门教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就算这个唱歌的人死了,这首歌都不会灭。不仅不会灭,而且在这个唱歌的人死了之后,这首《小苹果》还得去轮入到下一个地方,小苹果所可能去的六个地方,叫做六趣。后来汉传佛教把六趣翻译成了六道轮回,其实跟道这个字,一点关系也没有。来世去哪一趣,取决于生前所有的言行思,于是,因果报应,就由业力轮回推导出来了。
婆罗门教,一直都是印度文化的正统。就好比中国文化里,长期以来,儒家是正统一样。婆罗门教有四大主旨,吠陀天启,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种姓制度。婆罗门作为最高种姓的祭祀阶层,垄断了和神的沟通权,印度人能不能死后有福报,能不能解脱,都得靠婆罗门。为了能死后待遇高一些,印度人穷竭一生,都得不停的赠送财物给婆罗门。从食物,家什,房子,到土地,什么都送。婆罗门最喜欢笑纳的,是土地。在婆罗门的神权统治下,土地兼并现象很严重。
在公元前6-5这时期,印度国内的状况十分糟糕,社会秩序崩溃,几百个小国林立,战乱频仍。又摊上波斯人从外部入侵,整个印度,彻底崩溃了,出现了无数的流民。雅利安人,摧毁了很多土著们的国家,并把他们洗劫一空。这些亡国的土著,失去了国家,也失去了土地,什么都没有了,被驱逐到了树林子里,成了林居人。
这些林居人,渐渐的形成了一种和婆罗门相对立的新的文化思潮,沙门。在印度那种热带地方,住树林子里,反正也冻不死。不过要解决食物问题,就只能靠要饭了。平时看到的,佛经里面老说丛林,老说菩提树,是因为原始佛教徒和其他沙门僧人一样,都是林居人,树林就是他们平时住的屋子。如果当时有桥洞,他们住桥洞的话,可能就会喜欢用桥洞代指智慧了。
这些住在树林子里面的林居人,聚在一起,印度的沙门思潮一时兴起。当时出现了几百个沙门教团,他们互相有争执,通常也争辩大茶壶之类的问题,也会在要饭问题上,产生地盘上的纠纷。但是对于婆罗门,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激烈反对。沙门诸教认为,婆罗门教的祭祀万能不对,婆罗门的所有思想都不对,他们主张禁欲,并认为苦修万能。一个人死后能不能解脱,不需要靠婆罗门的祈福与祷告,需要靠自己苦修。
这些沙门僧人除了几件遮羞的衣服和一只要饭的腕,没有任何其他的财产。所谓的衣钵,就是指几件衣服和一只要饭的碗。耆那教最传奇,它们觉得穿衣服也是一种欲望,要彻底的禁欲就不能穿衣服,所以它们连衣服都不穿,他们的教团也叫天衣派。对于原始佛教而言,它们并没有任何的宗教仪轨,它们的法器,不过就是三件衣服一只要饭碗。顶多再加上一根棍子,要饭的时候可以打狗用。
沙门不事生产,行乞要饭的出家制度,是模仿的婆罗门。不过,婆罗门因为是社会正统的上流阶层,人们都排着队给他们布施食物和财物,他们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而且婆罗门祭司,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会结婚生子,生完孩子再出家。而沙门则不然,他们要饭很难,为了吃顿饱饭,不得不到处陌生拜访去要饭,他们管这个叫化缘。因为食物短缺,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无法负担起妻子和孩子的生活,所以他们模仿了婆罗门的出家制度,但是他们不生育后代。并且,因为女性在要饭方面,效率不高,如果女性信徒加入教团,就会对他们造成食物压力,所以很多沙门教团对女性,是非常憎恶的,佛教更是如此。
这群沙门诸教里面,有几个比较出名的网红,沙门六师,和佛教教团的释迦牟尼。牟尼,指的是一种修行境界比较高的人,神通广大,可以骑着扫帚在天空飞来飞去。这是当时沙门中,对修行境界的一种追求和向往。释迦族里面,有一个人厉害得能上天,所以他的追随者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这群住在树林子里面的要饭的帮派组织,为当时的印度正统文化所不容的异端,开始向婆罗门发起一次次的宗教战争。他们没有任何的军事能力,要攻击婆罗门,也只能靠打嘴仗。
佛教对婆罗门教的攻击,还是很凌厉的。针对婆罗门教吠陀天启的创世说,佛教提出缘起说,彻底否定了婆罗门的创世论。缘起说认为,世界没有第一因,世界是世界自己生自己,缘就是条件的意思。具备了什么条件,这堆原材料就合成出来什么东西。但是这堆原材料最初怎么来的,释迦牟尼拒绝别人问,问了也拒绝回答。缘起说,是佛教的基本世界观,也是佛教理论大厦的第一公理。
根据缘起说,既然整个世界都是碰巧才造就成这样的,那么就可以推导出来“诸行无常”这个推论,诸行无常,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这下把婆罗门教里面,那些永恒的永在的神,宇宙的本体梵,也都推翻了。接着,既然世界都是无常的,那么人的自我,也是无常的,也就是诸法无我。这个诸法无我,又打倒了婆罗门教的梵我合一。不能梵我合一了,那么婆罗门的修行就不复成立。没有修行神功不能再和神沟通的人,就无法再保持祭祀万能这个神奇的法力。以前的解脱之道,祭祀万能被破了,那人们以后靠什么解脱呢,佛教说,靠寂静涅槃。
针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佛教又提出了众生平等说。至此,婆罗门教的四大主旨,在打嘴仗层面上,似乎是被佛教全推翻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也叫佛教的三法印。三法印是佛教的最基本理论,它并不是释迦牟尼脑袋被闪电击中一样的突然想出来的,而是和婆罗门尖锐斗争的产物。原始佛教的思想和理论元素,都出自婆罗门和沙门诸教。佛教自身并没有什么原创和独创的思想,只是对婆罗门和沙门诸教的思想进行了一些改编。所以,脱离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来理解,佛教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产生,就只能弄出来一堆的车轱辘废话,甚至是脑残粉的昏话连篇。
三法印就是把婆罗门的四大主旨给颠倒了过来。而佛教的四圣谛,苦集灭道,则是改编自沙门诸教的苦修实践。八正道,是综合了沙门和婆罗门的具体修行方法。而到了十二因缘,业力轮回和因果报应,又跑回到婆罗门的怀里去了。再比如,众生皆有佛性,那么佛性则成了一种本体,被打倒的梵,又复活了。原始佛教思想,因为汇编自不同的宗教和宗教团体,所以在逻辑上,很难自洽,处处自相矛盾,整座理论大厦,千疮百孔。
比如,佛教的第一公理缘起说,和它的第二公理轮回说,就自相矛盾。既然缘起性空,诸行无常,那么轮回的主体是什么?释迦牟尼拒绝别人问这种问题,问了也拒绝回答。涅槃之后,得到了解脱,成了佛,到了那个真实的世界。而没涅槃的,还得留在现实世界这个假的世界,这依然还是婆罗门的那一套。并没有本质上的革命。这处处的自相矛盾,为佛教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原始佛教教团里面,有个叫提婆达多的人,释迦牟尼的堂弟,他十分的厌恶这种剪刀加浆糊的汇编宗教。他认为不应该把业力轮回,因果报应这种婆罗门教的糟粕加到佛教里面来。他还十分反感释迦牟尼认为涅槃之后成佛,说自己是觉悟的人。提婆达多认为,智愚不二,在他的观念里,你释迦牟尼妄自尊大说自己是佛,我还觉得你不仅不是佛,和没成佛的大傻瓜也没什么区别。人既然有了佛与众生的区别,那么就不再平等了,又回到了婆罗门进行对人们进行精神控制和奴役的老路上来。也就是说,提婆达多这个革命派,认为释迦牟尼已经成了不可救药的走资派。
提婆达多的中心思想很明确,不要用婆罗门教那些装神弄鬼的糟粕骗人,不要吹牛搞个人崇拜,你说你是佛,我还说我们全家都是佛呢,吹牛谁不会。他厌恶释迦牟尼吃肉,后来释迦牟尼也正是因为吃猪肉食物中毒而死。还有,他厌恶释迦牟尼经常和上流社会勾勾搭搭眉来眼去的没骨气。反正就是怎么看怎么烦这个人。后来实在憋不住了,俩人打了一架,提婆达多带着一帮小伙伴出走了,佛教陷入了分裂。提婆达多这个革命派一走,教团里面的走资派马上全面控制了佛教,把佛教彻头彻尾的变成了婆罗门教二世,开始光明正大的搞起来了对释迦牟尼的神话、崇拜和祭祀。大造佛像,佛塔和庙宇,变成了他们曾经反对的那种人。
提婆达多的出走事件,堪比石达开的出走事件。石达开一走,太平天国就剩下了一群蝇营狗苟庸俗无能之辈,原始佛教教团也是如此,提婆达多一走,宣告佛教对婆罗门教多年的革命运动流产。那群要饭的人里面,唯一的一个正直的,聪明的,勇敢的,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愤怒的和一群革命叛徒决裂了。
随着佛教的声势壮大,虽然也只是一个边缘性的异端宗教,没有成为真正的社会主流文化,但是大家都跑出去要饭,都没人干活了,对社会生产的危害还是很大的,这招致了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屠灭。释迦族被灭了族,可见佛祖保佑这种事,都是虚的,他连自己的家人都保佑不了,哪里能保佑一大群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不仅是肉体上的消灭,婆罗门教还对佛教发起了文化上的反攻,在理论层面上,进行灭佛。
做这件事的人,叫商羯罗,他把当年佛教用在婆罗门教身上的那一套如法炮制。佛教有什么理论,发明一套新理论,针锋相对的推翻就行了。他把梵一分为二,提出上梵和下梵,上智和下智说,宣称佛教的佛性和空性,都只是下梵和下智的产物。他的灭佛策略简单的说,就是认为佛教不是真正的茶壶,佛教这种一群要饭的发明的异端邪说,只是一个夜壶。而只有代表着印度文化正统的婆罗门教,和《奥义书》精神,才是真正的大茶壶。《奥义书》对于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意义,相当于《论语》之于儒家思想的意义。
商羯罗大获成功,婆罗门教卷土重来,恢复了宗教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沙门思潮被打压了下去,作为沙门的一支,佛教就这样在本土被剿灭了。这群要饭的异端,离开靠装神弄鬼要饭吃,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他们为了生存,只能向其他地方流窜继续谋生。往南逃的,演变成了现在的南传佛教。往北逃的,一只和西藏本土宗教苯教融合,变成了藏传佛教。苯教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野蛮的宗教之一,大概在血腥程度上可以和玛雅人的宗教争夺残暴界的桂冠。
往北流窜的另一支,到了西域。西域那时候的主流宗教是拜火教。从印度流窜过来的要饭团伙,在西域吸收了大量的拜火教思想。佛魔对立的二元思想,就是根据拜火教的善神恶神二元论神话而改编,这是原始佛教里面不曾有的思想。又以拜火教的善神天团,发明出来了一套菩萨天团,根据拜火教的恶神天团,发明出来了一套魔鬼天团。弥勒佛,阿弥陀佛,原型都是拜火教里面的密特拉。
原始佛教里,根本没有救世思想。佛教里救世思想的产生,也是来自于拜火教。拜火教的善神,代表着人类中一切光明和慈善面,善神和恶神永远对立和斗争着,在最后的审判中,恶神被打败,人类和善神们一起,永驻第三个宇宙中的天堂和乐园,这便是西方世界和弥勒净土的理论原型。佛教的慈悲概念,也是受拜火教的影响才提出的,原始佛教里面,并不强调慈悲这种东西。苦修追求涅槃才是正经事,哪有时间学雷锋做好事。
在西域和拜火教充分混合之后,佛教传入了汉地。进入汉地之后的佛教,再一次变形。汇编了儒家思想中的至善说,提出行善万能论,代替了原始佛教中的苦修万能。又汇编了道儒两家的心性学说,和列子的色空学说,对佛教的基本理论和修行方法,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对汉地文化的汇编工程,达到了最高峰。
这时期出现了两个人,他们对后世的汉传佛教影响深远。一个是支道林,另一个是僧肇。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佛教刚传入中国,只是在北朝有坐禅之学,并无义学,汉地佛教当时的经典只有《四十二章经》。朱熹对《四十二章经》的评价是,甚为粗俗鄙俚。而在支道林对汉地文化的佛教化汇编改造中,魏晋玄学,摇身一变,改头换面成了佛教的义学。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僧肇,这俩人的影响下,佛教玄学化改造差不多完成了,《金刚经》,《心经》,《楞伽经》,《楞严经》等等,这些文字精美义理玄奥的佛经,都是玄学佛教化和佛教玄学化工程的成果。原始佛教的经典,并不这么说话,这点从原始佛教的经典,几部阿含经里面可以看出来。
至此,佛教成了一个混杂着婆罗门,沙门,拜火教,儒家,魏晋玄学的大杂烩宗教。到了唐朝,佛教又迎来了一个高峰,禅宗。禅宗,汇编自庄子的思想。它的实际创始人慧能,大概弄明白了一些庄子思想的皮毛,把庄学佛教化了,就成了那本《六祖坛经》。在慧能的思想里,想吃吃想喝喝顺其自然就是自性,见了自性,就能见性成佛。把自性和佛性混为了一谈。佛教到了这一步,彻底的被改编的面目全非。苦修不用了,涅槃不用了,也不用解脱了,随便是个人,该吃吃该喝喝,就能成佛。
原始佛教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按照释迦牟尼的本意,他说他只教导人苦与苦的止息。他在修行上,是沙门的那一套。可是这个人身在沙门,心在婆罗门,他骨子里还看不起沙门那群要饭的,喜欢贬损沙门六师是外道。佛教作为一个有着拿来主义传统的汇编宗教,很难说,佛教里面到底哪一句才是它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语录。不仅大乘非佛说,小乘也不是他说的。
佛经的理论大厦,东拼西凑汇编的痕迹太明显,连婆罗门和沙门这种水火不容的东西,也能装一起。说明,佛教这个系统,根本就缺乏一个架构师,所以它才会在逻辑上,那么多漏洞,难以自洽。所谓的佛经的几次大集结,严格的说,就是一群码农,到处从网上收集代码,攒的差不多了,大家碰个头,拼成一套程序。可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架构师和设计师。
不过佛教也有一些长处,就是在产品经理的意义上来说,它总是能迎合当时社会的需求和潮流。虽然在基础理论,产品技术实现上乱七八糟浑身都是漏洞一无是处,但是不得不说佛教体系里的产品经理们的市场意识是很敏锐的。另外,佛教在对信徒的精神控制上,登峰造极,超过了它的老师婆罗门教。连天主教在这方面,也不是对手。
真正能彻底打倒婆罗门教的,带领印度人走出愚昧的宗教黑暗,真走向开化和文明的人,不是释迦牟尼这样的走资派,而是提婆达多这种理想主义的不断革命派,他是一个石达开,或者是托洛斯基这样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他才能代表真正的佛教精神,而不是释迦牟尼。提婆达多的出走,使得佛教分裂,对婆罗门的革命失败。印度文化,又再次回到了一群神棍的控制之下。再次恢复了漫长的黑暗时代。
人活着,不是为了现实生存,不是为了活的好,而是为了死的好。这在中国文化中,难以被理解。所谓的死后的那个世界,在中国文化中,被称之为鬼。印度人几千年以来,都坚持认为,鬼才是真的,人是假的,他们管把人变成鬼,叫做度人。他们污蔑热爱现实生活的人为守尸鬼。而他们自己呢,虽然身体上是活着的人,但是满脑子装的都是鬼,像行尸走肉一样,看上去更像是一群活死人和守鬼尸。
长达几千年的活死人鬼文化,对印度人的精神影响可谓深入骨髓。如果我们把文明理解为活着的人,为了现实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构建出来的一套生存和生产系统的话。从文化这个层面来讲,那么印度人的文明,并不能称之为文明,因为他们并没有活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活在鬼世界中。
这是一种比贫民窟更贫瘠的,也更黑暗和可怕的文明贫困。印度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首先第一步,就得从这个鬼世界里面爬出来,先从鬼变成人才行。他们的路还很遥远,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提婆达多。只有如此,他们才能把满脑子乱飞的成千上万的大茶壶打碎,从借假修真人变鬼的癔症和幻觉中醒过来,睁开眼睛,走出黑暗,看到真正的世界。只有看到了,才能理解,理解才能改变,改变才能伟大。
二、屡次与工业化的机会失之交臂
这里指的工业化,不是点和线,而是面。优势的商品竞争力,可以称之为点,优势的产业竞争力,为线。优势的全体系工业优势,称之为面。一个大国,之所以能成为大国,全面的工业体系是必须的。没有这个基础,不足以谈大国,更不足以谈成为强国。
印度有建立全体系工业的体量和人口。而且,它的历史机遇,比中国好的太多了。世界史上最近的三个强权国家,英国,苏联和美国,都翻过印度的牌子。这种机会,中国人做梦都不敢想。英国,苏联,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思路不外乎三点,利用,戒备和遏制。而对印度,他们都曾经付出过真爱。
英国人来了,给他们建设了庞大的下水系统,铁路系统,还建了个那么雄伟的火车站,看样子英国人是想长期呆下去的。后来为什么英国人又跑了呢,不是印度人闹独立,英国人不得不让印度独立,而是印度对英国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大包袱,他巴不得早点甩掉这个包袱,又见甘地那么闹腾,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让它独立好了。英国人走了这么多年,印度基建的底子,还是英国人留下来的。他们自己,一点长进也没有。
英国人不想走的话,凭借甘地那些人的装死撒泼,没有任何的可能会赶走英国人。英国人走,是灰心了,觉得这个国家烂泥扶不上墙。让干活,不干。不仅不干活,还要堵着英国人的大门要吃要喝,打他们,不还手,杀他们,他们反而更高兴,认为死了之后就能去更美好的世界,过上更好的生活,反正对他们来说,现实生活都是假的,死了也就解脱了。当年沙门们反对婆罗门的那一套,又重演了。英国人的内心,估计很崩溃。
英国人走后,苏联人来了。印度独立后,虽然在政治制度上是英美的那一套,在经济制度上照搬了苏联的那一套。他们搞这种混合制经济,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左右。1949年中国建国,印度经济在各方面都优越于中国。他们在苏联的支持下,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反而越来越落后,被中国反超后,又被远远的抛在了背后。
苏联解体后,印度经济的保姆没了。于是开始倒向美国。美国把印度抱在怀里,又是各种疼爱,打算倾力把它打造成自由经济体的世界样板和标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崛起,中国崩溃。龙象之争,制度优势,什么都出来了。然后呢,几十年过去了,除了印度经济因为改制,所导致的长期经济低效率的结构性反弹,印度经济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发展。花了几十年,连优势产业都没有建立起来。
印度值得一提的制药业,不过就是美国制药业废弃不用的垃圾专利,授权给他们进行再利用,生产仿制药。这是一个拾荒产业,保姆喂饼产业,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亮点。另一个是软件产业,因为印度缺乏中国这样的内需市场,所以印度的软件产业,做的都是外包,做一些给欧美企业搬砖的粗活脏活。因为缺乏庞大的内需市场,他们想从搬砖的升级成包工头,设计院,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严格的说,这也是一个保姆喂饼产业。
美国对印度经济的保姆式扶植,几十年不过就是喂了两个饼,它并没有让印度经济获得实质性的发展,就更不要说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了。印度进行工业化升级,有这么好的历史机遇和外部条件,可是他三次机会都没抓住。这不是巧合,而是内因,是印度自身的问题所致。如果印度不解决自身的内因问题,就算外星人来帮他们发展经济,他们也发展不好。
三、龙象之争与印度制造
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来说,印度都没有参加大国竞争的资格。鉴于它现在的人口体量,很多人认为,印度的未来肯定会崛起。那么分析印度,就只有看它的潜力了。因为它现在的状况,没什么可分析的地方,亮点都没几个。
龙象之争,是美国华裔经济学家黄亚生提出来的。这个人,跟章家敦一样,都是拿着美国政府的钱,为美国政府提出来的政治课题做研究。龙象之争,和中国崩溃论,都是这种政治学术的产物。他的研究经费,来自麦克阿瑟基金会。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落后,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政治不正确。即便印度不能追上来,也要大力的宣传,在未来印度一定会崛起。就如同,即便中国经济不崩溃,也一定要渲染中国经济未来一定要崩溃。这种政治正确的灯塔国御用学术,除了文宣效应,对经济本身几乎没什么现实影响力。完全是不用脑袋看问题的屁股决定论。
对于这种屁股决定论的东西,龙象之争,不值得人去用脑袋分析。直接用屁股对着他们就行了。印度经济的问题,是出在自己身上,并不是外因可以改变。不要说它现在屁股坐在美国怀里,就是它屁股坐在雅利安人诸神的怀里,它也一样的发展不好经济。
现在穆迪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印度制造。从战略上看,印度制造这个理念,它是逆历史周期的。因为全球工业化的进程,已经升级到了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的红利期,已经关闭。印度这时候打印度制造牌,无疑是大家都赶集回来午饭都吃完了,印度才想着说,我要起床了。
大历史周期上,工业化阶段已结束,全球经济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小的方面讲,目前的世界经济正在步入收缩,在这个收缩周期中,全球经济主要表现为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这个周期,可能会长达10年以上。在这个节骨眼上,印度制造,根本就不具备竞争力,一群饿狼盯着僧多粥少的需求市场撕咬,印度这时候想加入竞争,是不自量力。
制造业历史窗口关闭,意味着,印度巨量的人口规模,不仅不能为它的经济带来红利效应,反而是一种负担和包袱。在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业型的人口多,不是优势,而是短板。后工业化时代,需要的是大量经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口,因为在后工业化时代,智力才是生产要素,而不是体力。而印度呢,他们的人口,大部分都是文盲。
不仅制造业的历史窗口对印度关闭了,后工业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这个历史窗口,也不会对它开启。最近互联网界有一股歪风邪气,鼓吹印度风口论,说白了不过就是一桩生意,给中国手机厂商,到印度倾销廉价手机的舆论造势。
互联网经济,说到底还是要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不可能在实体经济落后的环境中,二产三产都没有,就直接发展第四产业。就跟造楼一样,不可能一楼二楼三楼都不盖,直接就盖一层四楼。
如果生意真这么好做,花1000亿美元,免费给非洲人每人发一部廉价的智能手机,给他们连上网。这样一下子有了十亿用户,相当于再造一个阿里巴巴。然后包装成公司上市,估值2000亿美元,净赚1000亿美元,这么好的生意,为什么没人做?印度风口论,道理也是如此。
印度的未来,比较暗淡,制造业的历史窗口已对他们关闭。后工业化的历史窗口,也不对他们开启。在一波舆论造势中,又沦为了中国廉价手机的倾销目的地。印度的制造业大国梦,和印度的互联网大国梦,都因为一团像烂泥一样的经济基础而变得虚无缥缈。
四、在一块烂泥上面建房子
印度经济发展落后的内因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内部贫困。文化上的贫困,政治上的贫困,经济上的贫困。在这样的一个全面贫困的国家,建设经济,和在一块烂泥上面建房子,难度一样大。
宗教并不是文明先进的产物,而是文明倒退的产物。宗教的发达程度,和文明的发达程度,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在印度文明的最初的源头上,哈拉巴人并不是一个怎么热爱装神弄鬼的民族。他们消亡后,入侵的蛮族雅利安人和当地的黑种人达罗毗荼人的原始神话充分混合,才形成了这种热爱装神弄鬼的宗教文化。
所以说,一个社会,它的宗教有多发达,那么它的文明就有多落后。归根到底,文明是关于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创造和建设,而不是关于鬼为中心的创造与建设。印度人,几千年的以死后世界为中心的鬼文化,注定他们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不可能走出这种大茶壶幻觉,真正的开化,真正的建立起来一套以现实世界和人为中心的文化。
这套以死后世界为中心的鬼文化,使得印度人的创造力和活力都被窒息。他们没有奋斗的动力,没有出人头地的狂热,也没有关于成功的社会学教育。他们认为,在死后的那个真实世界里,他们才是世界上,宇宙中最伟大的民族。
低种姓人家的小孩,路过高种姓家的门口,被主人开枪打死。小孩的爸爸只是抹眼泪哭,中国驻印度员工问他为什么不愤怒不报仇,他表示很诧异,用看外星人的异样目光看着这个中国人,他对这个中国人说,他孩子死后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没有愤怒,没有对复仇的概念,只是悲伤了一阵子。在他看来,他孩子死的好,比高种姓人现实世界中的优越地位和生活,是一件更成功和光荣的事。
在政治层面上,印度的社会组织能力和施政能力,也是出奇的贫困。印度有200多个民族,有十几种官方语言,各个地区,各自为政,整个社会严重的碎片化。而所谓的民主制度,又加剧了印度社会的碎片化,使得决策成本激增。这样就完全没有办法形成国家战略。民主并不是印度的制度优势,而是它的制度劣势。
政治上碎片化,那么经济上的碎片化,也是必然的后果。在一个政治上碎片化的国家,开展经济活动,那么,经济行为的代价和成本,就会很高,因为社会组织体系的摩擦力太大。这是让英国人束手无策的贫困,也是让苏联人和美国人徒呼奈何的贫困。印度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没有把经济发展好。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碎片化导致的系统性问题。
全球经济刚打了个喷嚏,15年印度的进出口总额,就萎缩了25%。随着全球总需求的收缩,作为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印度,它的进出口数据还会继续萎缩。印度主要的出口商品,矿产棉花白糖这种初级产品,价格会越来越低,会导致印度后面的经常账户的赤字进一步放大。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也会让印度政府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长期存在着孪生赤字问题。这将导致印度在后面越来越严峻的全球经济萧条中,抵御经济运行风险的能力不堪一击。
长远的看,印度全方位解除文化上的僧侣禁闭,破除蒙昧主义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虽然它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它并没有在法律上废除印度教。在政治上,想要疏浚碎片化的社会,按照印度人的效率,没有几十年,这件政治层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经济上的落后,只是文化层和政治层低效率的向上传导。
所以说,印度经济的未来潜力问题,是一个屁股决定论的延伸,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所以它经济现在不好,未来肯定也要崛起。即便印度未来亡国了也没能崛起,那么它在死后的世界里,也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五、印度的失败与启示
作为一个失败的国家,印度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反面教材。它的失败,从文化层,开始逐级向上传导。因为有了根深蒂固的鬼文化,那么人活着不过就是为了以后死的更好,他们对在现实生活中创造美好生活和生存条件,缺乏精神动力。
一个国家,要想繁荣昌盛,那么它的文化就要以现实世界为中心,而不是以那些死后世界的大茶壶和鬼魂为中心。宗教活动,必须不能失控。如果人人都以死后世界而活着,那么现实社会,就会乱套。陷入妖妄的黑暗和癫狂。文化乱了,就会进一步向政治层面传导。社会就会出现动荡。
印度社会以鬼文化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种姓制度,是一种文明之癌。它把社会各阶层,彻底的固化。各阶层之间,停止了对流。掌握印度社会资源的高种姓阶层,里面的失败者无法被淘汰。低种姓里面的有创造力的人,又无法上升到高种姓,进而掌控社会资源。阶层固化,最大的祸患,就是把社会中的智力资源和要素资源错配了。种姓制度,严重的窒息了印度社会的创造性和活力。仅在法律上废除种姓制度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除非在法律上废除整个印度教才行。
印度的政治,是一个社会熵很高的样本。熵,测度系统有序性的一个度量单位,一个系统越有序,那么熵值越低,一个社会越混乱,则熵值越高。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议政成本,决策成本,施政成本,执行成本,试错成本,改革成本都很高。有能力的人,有创造力的人,他们想有所作为,成本和代价就很高,效率就会很低。越前行,就越如同在荆棘丛中裸身游泳。只有不创造的人,庸俗无能的人,才会在这样的生态中,如鱼得水,因为什么都不干,也就没有了阻力。
政治上混乱,经济上想表现出来活力,是不可能的。所谓统治,没有统怎么治呢。统,是治的前提。对于印度这样规模的大国家而言,它只是名义上的统一的国家,实质上,它的碎片化极其严重,做不到有效的统,那么治就不无从谈起。不统也不治,又何谈经济呢。
在政治经济学中,统是最根本的底层。一个国家统一了,然后才能谈施政。就好比说,只有在把土地先修整好了,才能谈接下来种什么庄稼。治,是施政的后果和体现。统治体系建立之后,个体的人和组织,才能在这个底层的系统中,焕发生命力和活力,完成自我实现和生长。个人与组织的经济行为,都是根植于政治这个底层系统中的草木。种什么,怎么种,收获后怎么分配,这是统御与运筹层面的经。这里旱了要浇水,那里涝了要排洪,这个叫济。
以印度来看,它在政治经济学上,严重的缺乏组织性,没有统,没有治,没有经,也没有济。这就是他经济发展滞后的内因,这是系统内部的缺陷所致,并非系统外部的外因所能改变。所以,无论是英国人,苏联人,和美国人,他们都弄不好印度的经济。而民主制度加自由放任,更是增加了印度的社会熵,加深了印度在政治经济能力上的贫困。使得原本就缺乏统御的经济,倒退到了刀耕火种这种更落后的生态。
对于个人来说,印度这个反面教材,给人的最大启示是,无论生活怎么样,无论命运多么坎坷,都不要用一套死后世界的鬼文化麻痹自己,美化苦难,并以鬼文化来指导自己的现实生活,甚至放弃对现实生活和生存的经营,那将会是后面一系列更大不幸的开始。
一个人的文化人格,会决定他的社会人格,社会人格,又会进一步决定他的经济前途。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应该提防不要患上文化上的印度病,沉湎于鬼文化不能自拔,每天都在头脑中思考那些大茶壶,这是一种病态的文化人格。这辈子过不好的人,即便有下辈子的话,下辈子也不见得能过的好。中国人对自己死后的寄托,是自己的子孙后代,而不是那些死后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的鬼。
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呢,中国人的精神,体现在在《易经》中,在《道德经》中,在《论语》和《春秋》中,那是一种对现实生活深沉的热爱,和关于对民族永续生存的卓越智慧。这种热爱和智慧,支撑着中国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从几千年前的一个小部落,繁衍成地球上最大的民族。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的圣人和先贤,他们不讨论围绕着太阳公转的大茶壶这种鬼文化问题,而是认为这种问题是怪力乱神的癔症,脑子里的大茶壶跟是不是宇宙真理无关,只是一种病。
中国人讨论什么呢,中国人讨论圣人和英雄。中国人追求的是文昌武盛,是百姓安康,是子孙祭祀而不辍,而不是怪力乱神,更不是在死后的世界里的满嘴跑火车一样的不存在的伟大。我们文化的一切,都是以现实世界中人的生存为核心。我们的祖庙里面,从来不供奉大茶壶,而是供奉圣人和英雄。三皇五帝,老庄孔孟,文庙七十二子,武庙七十二子,还有当代的英烈们,他们都是我们民族中的伟人,他们给我们民族带来了昌盛和安定,所以他们就是我们祖庙里所崇奉的神,也是我们史书中所颂扬的神。
我们崇奉圣人和英雄,并不是为了把他们变成怪力乱神的大茶壶,而是把他们当做一种照亮人生道路的精神明灯,指引着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成为像他们那样伟大的人,使我们这个民族在未来变得更加的文昌武盛。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在我们的文化里,没有留给鬼神们的位置,只有被放大的人,只有人,才能创造文明。只有自强不息,才能保证华夏精神永存,才能永续的传承我们的文明。
内容来自至道学宫 http://www.zda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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