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挑战的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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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挑战的经典语录

忽必烈的挑战的经典语句

蒙古帝国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战后，传统上都认为已经分裂了，杉山正明认为实际上并没有，元朝只是对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尔汗国失去了行政管理，但在经济上仍然是保持着密切往来的，人员的流动也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

所以，杉山正明有个观点，正是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才以东部三王族为军事基础，以中国的生产能力为经济基础，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为一个实际的地跨整个亚洲从西到东的国际贸易体系，这是全世界最早的建立全球化贸易体系的尝试。

也是在这个贸易体系之下，中国已经比较成熟的航海技术和西亚穆斯林商人相结合，打通了南海和印度洋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把印度洋几乎已经变成了元朝的“内海”，让海上丝绸之路变成了一个常态化的海上贸易通道。如果没有蒙古帝国对亚洲大陆的征服，是做不到的。

按照杉山正明的看法，通过元朝在遍及整个蒙古帝国的驿站（站赤）体系之下，元朝时期的中亚草原地带，才真正的成为了亚欧大陆的枢纽地带，也是一个川流不息、车水马龙的人力、商品和各种资源流通的大通道，真正成为了枢纽地带，而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

杉山正明是日本著名的蒙元史专家。但是看了他的《忽必烈的挑战》和《疾驰的草原》就会发现，书中有许多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误解，有些是无意的，有些是有意的。

比如说，在谈到安史之乱的时候，他把安禄山的叛军视为革命军，而把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的郭子仪称为军阀，参与平叛的李光弼因为是契丹人出身，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的，哥舒翰和仆固怀恩更是被认为，从一开始参加对平叛作战，就是在为自己打江山。

尤其让人觉得挑战了我们的常识的是，杉山正明认为唐朝从一开始就是突厥的“半属国”，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在他看来，也是因为回鹘的庇护才能生存下来。这明显就是一个有意的无解，而且他并没有任何新史料来支持他的这一判断。

李渊起兵的时候，曾经向突厥求援。但无论是新旧唐书，还是《资治通鉴》，都明确说，虽然当时的刘武周、王世充等其他势力确实向突厥称臣，但李渊起兵的时候，和突厥只是“约连和”，也就是说，只是结盟而已，并没有称臣纳贡。回鹘更是如此。

但在这些故意的误解的基础上，明显可以看出杉山正明的用意在于，消解中国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史观，而试图建立一个中亚中心主义的历史观。这当然是从麦金德以来就已经出现了的地理观革命基础上的新历史观。

只不过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之后，对亚欧大陆的历史叙述建立在西欧中心主义上，仍然把西欧放在亚欧大陆的历史动力源位置上，而日本试图建立一个东北亚中心主义的亚欧大陆历史叙述，让东北亚地区的辽、金、元成为亚欧大陆历史的主角，重新编织一个世界史的叙述体系。

而来自欧美、日本的这两种历史叙述在传入国内历史学界之后，就形成了动辄喜欢说“内亚”的风气，并且一度出现了风靡一时的历史学网红，内陆亚洲、草原游牧和中原农耕之类的讲法就比较多了。而在国内火起来的另一个类似的书就是《枢纽》，实际上就是在这套叙述的基础上，旧瓶装新酒，来组织出一个“一带一路”历史观，结果成了四不像。

但这个叙述模式其实是有陷阱的，就是因为它的整个叙述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基础上的，以军事征服为前提。麦金德提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用意是服务于大英帝国与俄国在整个亚欧大陆上的战略大博弈，日本就更不用说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是要把满蒙从中国割裂出来，正如新清史是要把新疆和西藏从中国割裂出去。

而中国在复兴、崛起的大背景下，如果想要重建一个亚欧大陆世界史的叙述体系，如果也建立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就会非常危险，也站不住脚。因为中国并没有能力通过军事征服来打通整个亚欧大陆，不可能建立一个像蒙古帝国那样的以中亚草原为大通道的流通体系。

朝贡体系实际上也不可能成为重建中国的世界体系想象的基础，因为朝贡体系并不是一个建立在主权平等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而是建立在等级秩序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一个从内到外的圈层体系，在今天的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条件下，这显然是不可能再在今天复制的。

那么，中国的世界史叙述如何重建呢？至少就目前而言，仍然是第三世界的说法比较好，以反抗帝国主义霸权作为建立第三世界统一战线的基础，因为现在的国际秩序实际上仍然处在霸权主义结构之下。霸权主义结构虽然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但毕竟还没有完全衰落。

也就是说，中国仍然要站稳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立场，而不是试图沿用旧的霸权主义结构和逻辑，自觉或不自觉的把自己视为一个国际霸权的争夺者，试图把自己的历史建构为一个帝国体系，并延伸到今天来。这既包括对新清史结构和逻辑的简单粗暴的复制和移植，也包括对朝贡体系的过分鼓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