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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艺术本身,可以说是一种专心致志的企求,想要尽可能完美地反映万象缤纷的大千世界,通过揭示这世界每个现象底下那多层而统一的真相来反映。一一康拉德《艺术是一种企求》
诗人必须敢于放弃用过的风格,敢于割爱、消减。如果必要,可放弃雄辩,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诗是某种来自内心的东西,和梦是手足。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人物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摘自特朗斯特罗姆选集
我说过,不论是否获奖,作家永远是孤独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件枯燥、神秘的事,你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一张桌子、一支笔就够了。但作家又背负着重要的使命,那就是为那些“失语者”写作。有那么些人,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原因处在弱势地位,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作家可以为他们说话,成为他们的声音。作家的内心始终有这种愿望,这也是作家和非作家的区别。——摘自《勒克莱齐奥:为失语者写作》
把目光放到人类文学的历程上,我们必须撇开专制国家的官方文学及后专制时期的群体文学,这些伪文学不过是人类作伪历史上的一些小小插曲,也是给文学研究者演的两曲小小闹剧。——哈罗德·布鲁姆(著名文学评论大师)
作家的悲悯之心,理应冲破一切政治、伦理、法规、科学、真理、常识、写作经验、前人习惯、同辈目光,发射出无微不至的光芒,以此体现一个作家应有的独立思维和自由意识。这是作家不同于常人的地方。而那些专制国家的官方文学正好相反,他们严格遵守各种最好看、最新颖、最安全、最正确的“写法”,集体、成批、机器化、海量生产文学,他们所生产的伪文学只能是垃圾,只能遭受全人类的唾弃。——赫塔·缪勒
战前就有地位的作家几乎都出卖自己,在战争期间写宣传品,后来多数再也恢复不了他们的诚实。他们名誉扫地,因为作家应当像上帝的教士一样,要非常正直,非常诚实。——《海明威谈创作》15—16页
文学只能属于个人,让那种集体组合的弱智的官方文学和群体文学见鬼去吧。我生活的时代是如此不幸:任何一篇作品的面世必须由作家、编辑、各种政治学说、大众学说和审查者共同完成,符合这五者共通意愿的文学与其说是一种文学,还不如说是一种群体痴呆病的疾病报告:那里面没有人性和个体,全是扭曲、残缺、弱智和白痴。——米沃什
在此要提到的是苏联的集体文学,当初基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文学必须供大于求,这样开始了文学的集体生产。任何不同寻常的,独创的,饱含真相的成分,在它那里都成了社会不稳定甚至破坏颠覆的因素,作家也会因此遭殃(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是很常见的)。欧洲古典文学来自伟大作家狄更斯、托尔斯泰、果戈理他们的钻石一般宝贵和耀眼的文学遗产从此荡然无存。苏联的作家会每隔一周或者一个月开一次作家大会或私下聚会,互相交流,指责,修改那些生硬的作品,使他们变得成熟,更符合主流,更能滋养国家和民族的胃口。那些愚蠢的文学工作者永远不知道,成熟和迎合恰恰是文学书写的大敌,生硬和独立才是文学语言最重要而且必须保留的部分。在那里,作家不厌其烦地变换技巧或语言方式,但是必须符合文学界大佬们如编辑、审查者和评论家的胃口——让那些愚蠢的文盲们心满意足。于是,我们可以总结出苏联文学工作者的奋斗路线:去掉政府不喜欢的部分、大众不喜欢的部分、文学界大佬们不喜欢的部分、同伴不喜欢的部分,尽量符合国家学说、民族学说、大众共识,写作技巧共识,把作品弄得光滑可口,圆润小巧如鹌鹑蛋,并且每一只鹌鹑蛋的大小和形状都彼此相似,所有的蛋都像是同一只鹌鹑生出来的,甚至蛋皮上的花纹和生出来的热度也基本一致。苏联的文学报刊就是这些可笑的鹌鹑蛋集体筛选和展示的场所。他们的荒唐、愚蠢和可笑令人难以想象。——纳博科夫《给薇拉的信》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除了小说作家的身份,更是四海为家的大块头硬汉「老爹」,泡在酒馆里千杯不醉的常客,名流派对聚焦的核心人物,同行朋友间颇具人格魅力的对手、知己,然而在海明威的观念中,似乎只有一件事值得他全身心投入。在写作时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说过「在任何没有他人干涉或者打扰的时候,人都能好好写作。或者说只要够狠心,就一定能做到」,他也确实如此身体力行,开足马力、勇往直前,始终保持站立的写作习惯和其简洁精炼的笔法不无关系,披荆斩棘、一语中的,以一个斗士的姿态与世界交锋,活脱《老人与海》里的老渔民。
写作是孤独私密的,也正是如此「单打独斗」,让他捧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走上这段旅途绝非轻而易举,经历波折无数,乘风破浪航向目的地困难重重。所幸的是,与小说中老渔民的悲剧结局相反,正值知天命年纪的海明威钓到了「大鱼」,实现了他大半生朝思暮想的文学梦。这番一往无前定能达彼岸,每一次开篇就像开航起锚,坚信「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这个真正见识过枪林弹雨,遭遇过公牛袭击,不惧任何流言蜚语的勇士怎会惧怕人生中的满身疮痍,在海明威那里,失败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卑微得连微笑都是在嘲讽自己,这个倔强与温柔性情兼备的名字非海明威莫属。
幸运的文学斗士「幸运儿」无非是在对的时间遇上了一些对的人,以才气推动了运气,有幸在历史上存档的人。海明威恰巧就是这样的人,斯泰因、庞德等人生导师的指引,慧眼识珠的出版社扮演着伯乐的角色,四任妻子的慷慨和宽容,以及一帮吃喝玩乐、插科打诨的朋友,他们成就了无可替代的海明威。在他诞辰 120 周年的今天,他的作品《老人与海》长居世界各地书店平台的畅销榜首,仍然为众多读者津津乐道。
作家创作除了必不可少的天分和技巧,灵感至关重要。灵感如运气,有时眼看着它如势不可挡的潮水涌来,还没缓过神来却又退去了,只能眼睁睁看它渐行渐远。它的到来又像是等计程车,明知道它可能姗姗来迟,却无时不刻不在期盼着,怀着创作的期待和窘迫的不安。也正是这样饥肠辘辘的空虚,才让眼前的巴黎更加澄明。
然而,拥有巴黎的全部就是最大的财富,咖啡馆就是海明威写作的充电驿站,融入城市人群却又可以旁若无人保持沉默,来往的行人和街景为他增添了不少写作灵感。年轻时候的海明威幻想着一夜成名,数不清的退稿信没有击败斗志,反而激发出他在文学上的勃勃野心,那个咆哮着「再发不出小说还不如死了」的文学青年在新闻报业摸爬滚打几经沉浮。
从自由作家到记者的复出大多是由于囊中羞涩,不得不写稿填补家用,也为后来他独具个人风格的「新闻体」小说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作为热血青年,他曾多次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深入采访,为创作《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积累了素材,这种冒险精神也促成了他的一段婚姻,身为战地记者的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一身英武气概,不满海明威的大男子主义而一拍两散。
在创作《老人与海》的时候,海明威不幸患了败血症,多种病痛的折磨让他咬牙坚持在几周内就创作完成了。「我是为一位女士写的,她觉得我活不长了。我想通过写这个让她见识一下。希望如此,我每部作品背后都有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