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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散雾霾经典语录
驱散雾霾经典语句
进入冬季，全国多地再度身陷“霾”伏。北京发布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安徽郎溪雾霾造成城市中的高楼如海市蜃楼般的梦幻效果，浙江绍兴遭遇入冬以来罕见强雾袭击，市区道路能见度不足50米。十面“霾”伏之下，似乎“深呼吸”都成了奢侈品。尽管北京等9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的雾霾“元凶”已经找到，但远水难解近渴，这一次的雾霾又将如何驱散？难道，这一次我们还得“等风来”？ 一个个问号的背后，民生诉求凸显。 对老百姓而言，不仅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雾霾，更想知道的是，除了“等风来”，究竟该怎么做才能驱散雾霾。 客观来说，为了除霾，各地政府下的决心不可谓不大。2014年初，北京市长王安顺就透露已与中央签订责任书，承诺到2017年将实现大气污染得到改善。 期间，甚至有媒体曝出了“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的“治霾决心”。可惜，离2017年只有不到400天了。北京的雾霾情况依然让人无法乐观。 机动车、燃煤、扬尘、流动源、工业生产……随着一系列雾霾“元凶”的被指认，有助于我们厘清治霾思路。 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治霾绝非一日之功、一年之功，治霾之路也注定不会是一条坦途。早在1863年，英国议会就通过了第一个《工业发展环境法》，控制制碱工艺所产生的毒气。但直到1965年，有毒烟雾才在伦敦销声匿迹，“雾都”的帽子方能彻底甩下。 治霾，需要的不仅是表决心，更需要一张思路明晰、流程可控的路线图、时间表。 提档升级、转型发展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但真正做起来，却绝非易事。淘汰落后产业对地方财政、税收的影响，相关产业工人的再就业问题，如果这些实际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治霾之旅恐很难走的顺畅。治霾，不但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更要有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或许有人说，“奥运蓝”“阅兵蓝”的实现不是很简单吗？怎么就不能一直蓝下去呢？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XX蓝”的出现，只是“应急之举”。不仅需要气候条件的客观支持，更需要很多“临时管控”手段的综合运用。可是，社会发展不可能停步，经济转型也不可能采取“休克疗法”，临时管控手段再有效，也注定了无法长久使用。要想让“XX蓝”永驻，还需要换个思路。 我们应该意识到，治霾不仅仅是一场“大气战”，更是一次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战”。今天，之所以我们要屡屡面对十面“霾”伏的尴尬，还在于此前历史欠账太多，建立在牺牲环境之上的经济增长，让我们受到了惩罚。现实中的欠账或许可以一日还清，但对环境的亏欠，却需要长期的弥补与修复。 而这，更需要地方政府有“一张蓝图画到底”的决心和“功成不必在我”的担当。 毋庸置疑，每一任地方政府都希望“有所建树”，但在转型期的当口，总有一任或几任政府需要为还欠账而背起历史的包袱。如果单就“经济数字”而言，他们的成绩或许不会太过鲜亮，但他们对城市发展、对民生福利所作出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历史更不会忘记。 随着经济转型期的到来，多元化考核、“绿色GDP”等理念的提出，也要求地方政府早日走出“数字崇拜”。民生幸福，不是用数字算出来，而是靠一个个老百姓切身感受的获得感而得到的。 治霾，是一场持久战。这一点，老百姓可以理解。但人们希望看到的，是政府早日拿出具体的治霾方案，按照进度表，一步步实施，公开透明，加以监督，确保落实。 驱散雾霾，靠的该是可行性治霾方案的阳光，而不是看天收的“等风来”。
先抖个机灵，从媒体报道和公众意识演变的角度，看看雾霾现象是如何演变的：1999年：2008年：2014年：2016年：中国人民的又多了一位老朋友
终于，学术界也坐不住了。2016年3月31日，国际顶级学术杂志《Nature》子刊《Scientific Reports》刊登了针对北京1973－2013年间PM2.5大气浓度变化的研究成果，原标题为“Fine particulate (PM2.5) dynamics during rapidurbanization in Beijing, 1973–2013”，也回答了人们长久以来的一个疑问：从长时间尺度来看，北京的（雾）霾是不是增多了？毕竟在人们弄明白雾霾现象之前，当年社会长期关注的其实一直是肆虐北方的沙尘暴。根据这项研究，北京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浓度在过去40年间显著增加，对人类健康危害严重的PM2.5占可吸入颗粒物PM10比例高达71%（相对来看，沙特吉达为33%，希腊为45%－60%），且与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即城市化进程正相关，表明人类活动在短时间内确实对北京的空气质量产生了严重影响。
研究的一大难题是早期PM2.5浓度数据的缺失，毕竟当年的观测条件和重视度还远未跟上。既然直接测量不可行，该怎么办呢？研究团队找到了一个好帮手——气象能见度。虽然相对完善的大气污染物监测系统尤其是对细颗粒物的监测直到最近才在中国普遍建立起来，但从上世纪70年代起至今全球各大城市的气象能见度数据是可持续获得的。空气能见度和颗粒物浓度息息相关，而现阶段PM2.5浓度和气象指标的关系是很容易建立的，再去掉其他气象条件的干扰如雨雪、刮风等，根据建立好的模型，结合历史能见度数据，自然就能反推出早年间的PM2.5数据范围。
文中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风速大于4m/s的时候，能见度更高，说明强风是清除雾霾的主要力量（major force）。国人调侃的“治雾霾靠风”，看来真的不是空穴来风。另外，经典环境经济理论中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城市生态环境与经济之间呈“倒U型”关系，通常在人均年收入8000美元的时候达到U型曲线的拐点。但在这个研究中，并没有观察到经济和PM2.5浓度之间的倒U型关系，这表明北京可能还没有达到EKC的U型曲线的转折点。
作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北京的发展最初高度依赖于重工业；同时，作为中国的首都，政治的力量又在强烈重塑着这个城市。北京被选定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后，一些环保政策陆续出台，包括将很多重化工企业搬迁到北京之外。这些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举措，从2004年起显著促进了PM2.5浓度的降低。但是，工业污染源减少带来的2004年前后空气质量的改善，很快就被车辆数量的快速增长所抵消。2004年以后至今，车辆尾气的排放对城市空气质量造成了持续强烈的负面影响。从上世纪末开始，私家车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北京已经是比肩纽约、东京的全球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城市之一，庞大的汽车保有量产生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汽车尾气贡献了北京三分之一的雾霾来源。
事实上，这也进一步论证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14年一份报告（Elucidating severe urban haze formationin China）的结论：单纯控制一次颗粒物排放不太可能有效地治理雾霾，中国严重的城市和区域性雾霾污染根源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政府采取的降低PM2.5及其区域性和全球性影响的政策方法，可能会给中国和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目前治理雾霾比较可行的方法是间接控制二次气溶胶的形成，例如对氮氧化物的控制就可以通过交通管制、发展公交、提高汽油质量、鼓励清洁能源等来实现。
治理雾霾不是一日之功，必须要把城市建成绿色花园，减少尾气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