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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围城外的人想进来，围城里的人想出去。相信大多数人对这句话是耳熟能详的，它是“文化昆仑”钱锺书先生的代表作小说《围城》里的经典句子。
的确，在婚姻的围城中，城外的人远远望城内，城内烟雾弥漫，被一种神秘笼罩，想象中是祥云悠悠，仙乐飘飘，花香鸟语，流水青松，风景无限，欣赏风景必须千方百计冲进城内；而城内的人却认为熟悉的地方是没有风景的，梅花香在城外的小道旁，痛苦时只有到城外掬一捧清泉才能洗去忧伤。
但是，作为《围城》的作者钱锺书先生却与她的妻子、著名的翻译家杨绛女士，共同构建了一座充满幸福的围城，一座两人永远都不想出去的围城。
古月堂外的初见
1932年的春天，清华大学的校园春意盎然，花香袭人。杨绛去看望同来清华借读的老同学孙令衔，孙令衔也正要去看望表兄，而其表兄正是当时已是清华名才子的钱锺书。所以，钱锺书与杨绛的一见倾心是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古月堂的门口。
后来，杨绛和钱锺书都追忆了此次机缘巧合的初见。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也追述了她对钱锺书的第一印象：
初次见到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带一副老式眼睛，满身儒雅气质。
在中年时期，钱锺书在诗歌里也描述了这次初见的情景：
頡眼容光忆初见，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可见当时杨绛“蔷薇新瓣浸醍醐”的红润脸庞，给钱锺书留下了多么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之后，两人便开始交往。期间，钱锺书鼓励杨绛报考他所在的清华大学的外文系研究生，并时常给予帮助辅导。1933年，杨绛通过一年的努力自学和钱锺书的悉心辅导，果然一考而中。两人的感情也在清华大学甜蜜的相处中，迅速升温，两颗年轻的心愈靠愈近了。
情投意合的“闪婚”
1933年初秋，钱锺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暂时不能与杨绛见面。相思的煎熬使钱锺书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期间他创作了不少具有李商隐风格的爱情诗，比如：
依穰小妹剧关心，髾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这是钱锺书对杨绛回信不多的“抱怨”，可见钱锺书对杨绛的想念。虽然钱杨二人频繁通过书信谈情说爱，实际上双方都未告知父母。
然而，无巧不成书，杨绛给钱锺书的一封信被钱父钱基博拆开，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
至此，两人的恋情大白于双方家人面前，钱家觉得杨绛“乃如意媳妇也”，而杨父对钱锺书的印象也极佳，视如“乘龙快婿”。
1933年，钱锺书和杨绛在苏州订婚。此时，钱锺书移居上海，在私立光华大学任教。杨绛则仍回北京清华，继续完成研究生学业。
1935年初，钱锺书完成了光华大学任教的服务期，参加了出国留学考试。学识渊博的他以最高的总成绩，成为了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此时，钱锺书希望自己的未婚妻杨绛与自己一同出国。
杨绛知道钱锺书从小生活在优渥的环境里，对日常生活不善自理，如果自己与他一同出国，还可以照顾他。另外，同去的话，两人也免受两地相思之苦。因此，两人决定在出国前结婚。
1935年的7月，钱锺书和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家大厅内，举行着西装婚纱、伴乐队演奏的西式特点的典礼。礼毕客散之后，二人迅速换装，带上出国的行李，由钱家人接到无锡七尺场钱家，举行了叩头鞠拜的中式仪式。
自此，钱锺书和杨绛结为伉俪，携手走进了幸福的围城之中。对钱锺书有独到研究的胡河清说：钱锺书杨绛伉俪，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嫌锋刃。
异国他乡的甜蜜
新婚燕尔，钱锺书和杨绛便启程远赴英国。他们在海上整整漂流了一个多月，二人似乎有说不完的悄悄话、知心话，日子也过得不怎么寂寞。
当然，新婚夫妻是要有磨合的过程，在船上二人发生了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争吵。原因只是为了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杨绛说钱锺书的读音带有乡音，钱不服，两人都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
最终两人讲和后，都觉得吵架很无聊，便讲定以后两人要共同商量，商量不妥，各持异议，不必求同。此后两人再也没有商量不通的事情了。
到达英国后，钱锺书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为了节省学费和食宿费用，杨绛在牛津作了旁听生，借住在一个叫老金的人家里。
不久因为饮食习惯的问题，二人搬了出来，租住了一名爱尔兰人的房子。搬到新居的第一天早上，因搬家极度劳累的杨绛没有早醒，向来“拙手笨脚”的钱锺书竟然大显身手，把自己亲自做的，有黄油、果酱、蜂蜜的“西式”早餐，用小餐桌直接端到杨绛的床前，蜜味的早餐、蜜样的情意，让身在异国他乡的杨绛满心幸福！
当然，料理日常生活繁琐的人还是杨绛。钱锺书想吃红烧肉，国外买不来必备的配料。杨绛就多次“试验”，用雪利酒代替黄酒，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钱锺书吃得高兴，杨绛心里更高兴。
当然，杨绛的辛劳钱锺书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便幻想着仙人能给一副“辟谷方”，可以不用吃饭而长命百岁，为此还赋诗一首：
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做羹汤；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
四句诗读来情意浓郁，趣味盎然。
1937年5月，他们爱情的结晶----女儿钱瑗出生。躺在医院里杨绛当然不能再照顾钱锺书的饮食起居了。被“宠坏”的钱锺书每天到医院探望杨绛时，经常苦着脸对杨绛说“我做坏事了”：今天是打翻墨水瓶，染了房东的桌布；明天是弄坏了门轴，门上不了锁；后天是额骨上长了一个大大的疔，疼痛难忍。产后虚弱的杨绛每次都微笑着回答六个字“不要紧，我会洗”、“不要紧，我会修”、“不要紧，我会治”。
尽管在牛津的生活忙乱繁重，天生带有几分“痴气”的钱锺书，偶尔的痴性发作，还为生活增添了几分欢乐。一次，杨绛午睡未醒，童心未泯的钱锺书便想趁机给她画个大花脸。刚落笔，便惊醒了杨绛。没想到脸上的皮肤比宣纸还吃墨，杨绛把脸皮洗到快要破了，才勉强看不出墨痕。“理亏”的钱锺书再也不搞恶作剧了，而是画了一幅杨绛的肖像，上面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1938年，钱锺书和杨绛带着一岁多的钱瑗，乘坐法国邮船阿多士Ⅱ号回国。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外交官和诗人冒效鲁。冒效鲁有一首诗反映了与钱杨一家三口在旅途中的“狼狈”和自乐的情景：
凭栏钱子睨我笑，有句不吐意则那；顾妻抱女渠自乐，丝丝乱发攒鸡窝；夜深风露不相容，绿灯曼舞扬清歌。喧呶聚博惊座客，倾囊买醉颜微酡。
钱锺书的神态和船上的情景，在诗中可谓呼之欲出。杨绛怀里抱着婴儿，钱锺书满头乱发，像乌鸦做的窝。经过二十多天的颠簸，他们才上了岸，上船时胖乎乎的“瓷娃娃”钱瑗，下船时已经成了一个瘦弱的小婴孩，夫妻俩心疼的不得了。
动荡年代的坚守
此时的国内，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昆明，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回国后，钱锺书辗转赶赴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杨绛带着钱瑗回到上海。
当时钱家和杨家都逃难避居在上海，居处都十分狭小。杨绛母女有时挤居在杨家，有时挤居在钱家。此时，杨绛应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的邀请，担任了振华女校上海分校校长，低调的杨绛勉为其难，自谓“狗耕田”。
此段时间内，钱杨只能靠鱼雁传递信息，倾诉思念之情。后来，钱锺书因故辞去西南联大的工作，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
1941年钱锺书辞湘返沪，像“痴汉等婆娘”一样等待重返西南联大任教。失去工作的钱锺书只能和杨绛厮守上海，苦度沦陷生活。
1942年春，钱锺书才被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聘为教授，拮据生活稍有缓解，屡遭厄运拨弄的一家人终于能生活在一起了，日子虽然艰苦，却是一家人同甘共苦，钱锺书发愿：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在这苦难的岁月里，杨绛笔耕不辍，写出了《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两部话剧双璧，就在杨绛的话剧创作如日中天之时，为了满足钱锺书“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愿望，杨绛甘愿放下一切，作钱锺书的“灶下婢”。
小说《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记录了这段故事：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烟煤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的《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这种“灶下婢”的精神可敬可爱，令钱锺书也无比感动。正如其在《围城》序言中所写的：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艰难岁月的相扶
1949年5月，钱锺书和杨绛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两位曾结缘于清华，并在此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学生生涯，如今他们又双双回到母校，执掌教鞭。
钱锺书主要指导研究生，杨绛是兼职教授。当时，钱锺书和杨绛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两人总是形影相伴，深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是青灯摊卷的好时光，他俩不愧是一对“读书种子”。
1952年下半年，由于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变成了一所纯工科性质的高校。因此，在1953年年初，钱锺书和杨绛被调整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由教授变成了研究员。
之后又经历了一场考验，两人都默默忍受,彼此更加体贴，互相照应，尽力从煎熬中享受生活情趣。当时社科院朱寨的一段回忆中曾这样记述：
当年的中关村，真是名副其实的郊野风味。树木郁郁葱葱，田园绿荫，特别是夕阳余晖中，景色更是宜人。此时，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正在田间道路上并肩散步。
次年10月下旬，钱锺书和杨绛按照文学院的安排来到北京郊区下乡。期间，钱杨二人只能书信往来，以慰牵挂。杨绛后来也回忆了这件事：
默存在家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棉背心上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我攒了不到二十封时，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
很可惜，这些珍贵的信并没有保存下来，全由火神“收藏”了。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但是，杨绛在经过前几次“事情”之后，已经有点儿“神经质”了，很害怕将来“白纸黑字、百口莫辩”。所以信攒的多了，只好硬硬心肠，付之一炬。后来，杨绛常常后悔自己毁了“默存一辈子写的最好的情书”。
痛彻心扉的别离
1977年上半年，经历过又一场人生考验之后，钱锺书和杨绛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里工作。1978年钱锺书的巨著《管锥编》正式出版。此时的杨绛除了继续文学研究和翻译之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小说，迈上了又一个著译巅峰。
随着岁月的流逝，钱锺书和杨绛年事渐高，身体状况开始走下坡路。1994年开始，钱锺书的身体一直欠佳，始为膀胱部位癌变，后又发现右肾萎缩坏死。
在钱锺书住院的近两个月里，杨绛在病房里放了一张床，日夜服侍。医护人员和亲朋好友都让她回家休息休息，暂由别人照看一下，她却一往情深地说：锺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病中的钱锺书也十分心疼杨绛，劝她回家做休整。晚上钱锺书失眠，杨绛陪坐，两人轻声夜谈。钱锺书拉着杨绛的手说：“你不失眠，最近睡的挺好，白天一累，夜里打呼噜打得跟咱家原先养的猫似得......你告诉浙江文艺，他们不是让我给你的散文集题字吗？我写。”伉俪感情之深笃，于此可见。
此次病愈之后，钱锺书又多次住院，杨绛一直陪在身边。在钱锺书不能进食的情况下，杨绛每天在家里熬好鱼汤或鸡汤送到医院里，以便与医院的营养液合在一起。
祸不单行，钱锺书还在病床上，1996年上半年，钱瑗又因肺癌晚期住进了医院。八十多岁的杨绛两处奔波，心力交瘁。病来如山倒，1997年3月钱瑗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何等沉重的打击！但是，想想还在病榻上的丈夫，已经孱弱如纸片人的杨绛将失女之痛深藏，打起精神，全身心地照顾钱锺书。
但是，再好的照顾、再深的眷恋也未能挽留住丈夫的性命，1998年12月钱锺书也撒手人寰。弥留之际，杨绛始终陪在钱锺书身边，不停地用家乡无锡话在他耳边安慰。钱锺书停止呼吸，杨绛亲吻他的额头，久久地贴着他的脸颊。
按照钱锺书的遗愿，杨绛为钱锺书举办了非常简朴的葬礼。在钱锺书的遗体被推进火化间时，旁人劝她离开，她说：“不，我要再站两分钟”。相濡以沫一生的伉俪，就此阴阳两隔。痛彻心扉的杨绛只能默默地凝视丈夫最后“两分钟”。
似海深情的绵延
死者如生，生者无愧。1998年钱锺书去世之后，杨绛还是在为丈夫活着。年近九旬的她用无数个日日夜夜，将钱锺书留下来的零散而残破的手稿，一张一张精心拼贴起来，井井有条地整理好，并陆续付梓。
2013年，102岁高龄的杨绛得知香港的收藏人要公开拍卖钱锺书生前的“书信手札”。杨绛认为书信是丈夫的个人隐私，坚决予以阻止，叫停拍卖。为此，杨绛不惜诉至法院，此事以拍卖公司的撤拍作为了结。这个百岁老人再次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尽显“护夫”深情。
早年，钱锺书为感激妻子，在短片小说《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写下这样一句话：“赠与季康，绝无仅有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何等深情、何等中肯的评价！
恩爱夫妻，撒手永诀，时间倏忽，转瞬十年。苏轼有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短短的百十字，深切地表达了苏轼对已故爱妻的深切怀念。失去钱锺书的杨绛，形影相吊，过去的点点滴滴不断地浮现在眼前，在那些琐碎里，凝结着化不去的深情。
红尘中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执子之手是一种境界，相濡以沫是一种境界，生死相许也是一种境界。在这世上有一种最为凝重、最为浑厚的爱叫相依为命、不离不弃。那是天长日久的渗透，是一种融入了彼此之间生命中的温暖。
2010年10月，杨绛在中秋节期间写下了《忆锺书》的诗句，道出了对丈夫无限的怀念：
与君结发为夫妻，坎坷劳生相提携。何意忽忽暂相聚，岂已缘尽永别离。为问何时再相见，有谁能识此天机。家中独我一人矣，形影相吊心悲凄。
2014年，杨绛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最可贵之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锺书。
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我不少心力和体力，不算冤枉，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
2016年5月25日，杨绛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
人间再无“我们仨”！
在使人悲伤和悸动之余，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仨”，终于团聚了，再也不用分别！
杨绛在2011年百岁之时，接受了《文汇报·笔会》的访谈，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相互欣赏吸引、支持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
百岁老人，百字箴言，字字玑珠，句句真情。在这样一个滥情的年代，我们庆幸还有这样真挚浓烈的爱恋、这样情深意坚的伉俪，值得我们永远膜拜和祭奠。
作者：温暖前行，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