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兴家风的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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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兴家风的经典语录

关于兴家风的经典语句

这是央视的新闻频道

在一百多年前的闽南乡间，就有一个乡村父亲做着把孩子送进世界顶级大学的梦。

他就是清末漳州平和坂仔的乡村牧师林至诚。

他的家风，有梦、幽默、永不休止。

他的孩子，是后来成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大家林语堂。

一

关键词：梦想

我们是一个绝对的梦想主义者的家庭。

以我们后人的“后见之明”来看，林语堂成为一代文学宗师，可以说是有迹可循的。

他的父亲林至诚，是个自学成才的典范。

1924年出版的《中华基督教年鉴》评价他说：“林公品学方正，才学兼优。”

他本是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又出生在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中国。1864年，太平军攻漳州，林至诚的父亲被拉去做挑夫，从此音讯全无。9岁的他失去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后以做挑夫为生。

他后来常把这段经历讲给孩子们，对此林语堂曾在自传中写道：“他过去曾经在街上卖糖果，卖米给囚犯，获利颇厚。他也曾贩卖竹笋到漳州，两地距离约十至十五里地。他的肩膀上有一个肉瘤，是由于担扁担磨出来的，始终没有完全消失。”

对很多乡民而言，如此困顿的生活足以磨灭一个人对生活的热情，但林至诚不是一个认命的人。

他一直做着求学梦。没有条件上学，他从十三四岁开始自学，后来达到能作文言文的水平，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24岁时，他进入神学院，后来作为一名牧师长期在平和坂仔布道。

林至诚夫妇一共生了8个孩子，6男2女，林语堂排行倒数第二。1895年，林语堂出生。

这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分水岭，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于日本。对此，林语堂在自传中这样描述他出生时的社会环境：“时值清帝国末叶……清王朝已是行尸走肉，若干年之后依然是行尸走肉。”

在绝望和希冀情绪的交织之中，许多人曾把维新变法当做一线生机。年轻的光绪帝推动变法，因此也得了大量的支持者。当然，这些支持者大多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如同后来鲁迅所言，那亿兆苍生，由于长期的麻木不仁，早已习惯于冷漠对待一切不关己之事。

孤独的光绪帝在紫禁城中，根本无法设想，在远离京城的闽南僻远山乡，竟然有一个他的热切的支持者。

这个支持者，就是林至诚。那时林至诚已经四十岁了，如同早年的艰辛生活并没有磨灭他求学的热情一样，常年身处山乡，也没有令他关注外界、关注变革的热情消退半分。

他把一副彩色石印的光绪皇帝像挂在家里。他不随俗、不守旧，不让孩子们梳辫子，而是留一种僮仆式的短发，戴鼓浪屿街上法国水手们所戴的那种便帽。

他还是当时的兴学先锋。1890年，他在同安传教时，创办了教会学校启悟轩，后改名为启悟学校（现为厦门市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1900 年，他在平和坂仔创办了教会学校铭新小学。

林语堂一生都很崇拜父亲。后来他写道：“家父，没有什么政治关系，但是一心赞成主张维新的光绪皇帝和他的新政，这和当时在日本的中国那些领导人物如孙中山先生他们一样。”

林语堂认为，父亲给孩子们带来了“一个绝对的梦想主义者的家庭”。

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发表了鲁迅的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写道，觉醒的人，应当解放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那时的林语堂，也已是新文化运动的推手，并在《新青年》上发文。他大概会想到自己仍在山乡的父亲。如果没有父亲这个梦想家，他也许就不会走到北京，进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二

关键词：趣味我不能详叙我的童时生活，但是那时的生活是极为快乐的。那是稍为超出寻常的。

长期以来，由于一些文学及影视作品的影响，我们不免形成了一种对变革者的刻板形象，即他们往往很严肃，著文、为人，莫不如是。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

一个真正的变革者，往往充满热情和趣味。

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曾在家书里这样教导学建筑的长子梁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

林至诚也是一个这样的父亲。

他是一个风趣的牧师、一个朴实的儒者、一个和蔼的父亲，也是一个严格又幽默的老师。

林语堂出生的时候，林至诚正患着一次严重的肺炎。原因在于他是一个十分好动的人，月色皎洁的夏夜，他常会一时冲动，走到河岸近着桥头的地方传道，他知道农夫聚集在那里，坐在夏日的微风中赏月。不走运的是，他在一次传道时流了很多汗，回家时没有擦干，结果了得了感冒，又转为肺炎。

林语堂回忆他的样子：“家父虽然并不健壮，他的前额高，下巴很相配，胡须下垂。据我的记忆，我十岁时，他是五十几岁。我记得他最分明的，是他和朋友或同辈分的牧师在一起时，他那悠闲的笑声。”

他喜欢为乡民排忧解难，以他的方式，绝不死板。他常为人做媒，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令鳏夫寡妇成婚，如果不是在本村礼拜堂中，就是远在百里外的教堂中。

有一天，教会里有一个小孩掉在茅厕里，按地方习俗，这时应有僧人给他换套新衣服，用一条新红绳打辫子，并让他吃一碗汤面，方可逢凶化吉。他就代替僧人，给这个小孩换衣服、打红绳辫子，又让妻子给他做了一碗汤面。

他还曾和一个税吏打过一架，原因是那税吏在集市上要一名樵夫缴纳一百二十枚铜钱的重税。他赶巧在旁经过，看见税吏欺负穷人，就上前干涉，迫使税吏答应减税。

他天天都虔诚地祷告，也服膺儒学。新教堂落成时，他特意跑了一趟漳州，拓印了一幅朱子的对联，回来张贴在新教堂里。

两个抱着孩子的当地妇女正在走出林语堂故居。图/邹振冈

孩子们放寒暑假的时候，家里的餐厅就变成了课堂。当男孩擦好地板，女孩洗完了早餐的碗碟后，铃声一响，他们就围着餐桌，听他讲解儒家的经典及《诗经》，其中包含许多首优美的情歌。他轻松容易地把经典的意思讲解出来，孩子们都很佩服他。

他爱笑，也教他的孩子们要多笑，兄弟姐妹间不能吵架。林语堂说他“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锐敏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这使林语堂在成年以后，仍然时常想到童年的生活，因为“那时的生活是极为快乐的，那是稍为超出寻常的”。

三

关键词：永不休止

他是一个梦想者，敏锐、富于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

然而，林至诚对孩子们影响最大的，还是他那热切的、近乎狂热的梦想。

坂仔距离厦门约120千米，今日车程约两个小时。在一百多年之前，人们从坂仔来往厦门，只能乘坐一种名为“家房船”的小木船，单程需要三天。可想而知，在林至诚那个时代，坂仔是一个多么闭塞的地方。

就在是这样的山乡里，他充满热情地做起了把孩子们送入世界顶级大学的梦。

多年后，当林语堂已名动天下，想到父亲当年的梦想，也依然感到惊异，“说来也许难以叫人相信，在那样偏僻的小乡村中，而且是当慈禧太后还统治着中国的时代，我父亲却告诉我关于柏林大学和牛津大学了，且半开玩笑地说希望有一天我能到这些大学念书。我们一家人都很会做梦！”

这首先是因为林至诚有着旺盛的求知欲。林语堂说他“是当时前进的先锋……传授给我们孩子一切新的及近代的东西，就是对西方知识被称为‘新学’的强烈兴趣”。

林至诚寻求新知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他在教会的好友范礼文（Rev．W．L．Warnshuis）牧师。范礼文牧师介绍一份油墨印的名为《通问报》的基督教周报给他，还寄给他各种小册子及书籍，比如各种有关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学的书籍。

后来林语堂回忆说：“西学就是这样来到我家。我相信父亲曾读过一切关于西方的有用的东西，我记得有一天他笑着说：‘我读过所有关于飞机的东西，可是我从没有见过一架，我不知道是否可信。’这大约是莱特兄弟试验飞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得来这消息，只是当他和我们兄弟谈到柏林大学和牛津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时，眼里射出亮光。”

林至诚知道，那时厦门富裕家庭的孩子，去念大学的也很少。他却梦想着要让孩子进入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这些想法常常让他在夜里激动地醒来，“挑亮床头的油灯，口吸旱烟，向我们小孩讲牛津大学怎样好，柏林大学是世界最好的大学。”

这些想法在当时，当然显得不切实际，但他也知道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英文大学。他决心把儿子们送进圣约翰大学，要他的儿子获得最好的东西，并梦想到牛津、柏林诸大学。

这远远超过了他当时的能力承受范围。

身为牧师，林至诚每月有24元的薪水，在当时的中国乡间，应该说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但这笔钱要用来养育一个家庭。想把孩子们送进圣约翰大学的话，虽然是教会大学不需要学费，但仅是旅费和孩子们在上海所需的生活费，他就无处筹措。所以，林语堂多年之后回忆起来，也觉得他父亲那时“不是做狂梦吗？”

林语堂十岁那年，他让林语堂离家到鼓浪屿读书，要他获得当时闽南最好的小学教育和中等教育。

他的“狂梦”，逐步成真了。

林语堂的二哥第一个进入圣约翰大学。为此，林至诚卖掉了祖宅，当他拿到上海寄来的入学通知时，眼泪禁不住滴在纸上。

林语堂是林家第二个进入圣约翰的孩子，林至诚向人借了一百元（银元），送他去上海。

接着是林语堂的弟弟也进入圣约翰大学，这时他已经可以得到两个哥哥的帮助。

林至诚钦佩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教育出了“一门三院士”，堪称一个传奇。

与之相比，身为一个山乡牧师的他，先后把三个孩子送进圣约翰大学，而且他们各有所成，则更像是一个奇迹。

在这三人之中，林语堂当然是成就最大的。他从一个山乡孩子，成长为了影响全球的文学、文化大师。从圣约翰毕业后，他先是在清华任教，然后又到美国、德国留学，分别在哈佛、莱比锡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在前往德国留学之前，他特别写信给父亲，因为，“我知道这消息会给他以未曾有的欢喜，因为他常梦想着柏林大学啊！”

林语堂的二哥林玉霖从圣约翰毕业后，留学剑桥大学，归国后任教母校，后来又在厦大西文系任教授。

林语堂的六弟林幽从圣约翰毕业后，曾和林语堂合编《开明英文讲义》，这在当时是极受欢迎的英文教科书。后来林幽长期在菲律宾任教。

林至诚的第三代、第四代散居世界各地，在国内者，为厦大教授者，即至少二人，在他处任教授、银行家、医学专家者，则更多。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则曾任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耶鲁大学中文教授。

如今，林至诚的子孙已传至五、六、七代，数以百计，其中很多依然是学有所成的教授、工程师、企业家。

如今，人们谈及家风的重要性时，常常以曾国藩的后人依然人才辈出为例。

林至诚，一个极有可能默默无闻的乡村牧师，所造就的家风，并不亚于名门。

林语堂曾多次幽默地说过：“林至诚的遗传因子极强……第三代、第四代林氏家族的子女都没有冲淡多少”，“姓林的个个智力极高”，“姓林的个个聪明”等。

这是让林语堂骄傲之事。对此，他永远感谢父亲——“他是一个梦想者，敏锐、富于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

一百年前，鲁迅在《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林至诚这个山乡牧师，早就超前地给出了答案。

-------THE END-------

参考书目：

1，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

2，林太乙，《林语堂传》，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

3，钱锁桥，《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4月29日，我县召开“治陋习,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工作推进会，与会人员实地查看了夹山管理处楹联文化、夹山镇“格言治家”现场;夹山管理处、夹山镇、秀坪园艺场作经验介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彦兵出席会议并讲话，各乡镇(区、街道、农林场)和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查看夹山镇“格言治家”

会议现场

会议明确，下阶段，要重点治理违规赈酒，人情名目繁多;治理赌博恶习，法治观念缺失;治理厚葬薄养，不尽赡养义务;治理盲目攀比，铺张浪费;治理封建迷信，破除歪风邪气;治理好吃懒做;治理交通不文明陋习;治理不讲卫生，乱丢乱扔恶习等。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彦兵讲话

何彦兵指出，“治陋习,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工作前段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存在思想认识参差不齐，工作力度时紧时松，协会自治作用有大有小等现象。他强调，下阶段，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治陋习，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的重要性，打好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要进一步突出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重点工作，确保工作落实有阵地、有队伍、有制度、有活动、有特色、有创新、有总结;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保障，加强调度，强化督导，严格考核，定期通报，确保我县乡风文明建设工作取得实效。

（王章建）

编辑：王定玖 审核：伍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