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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翻译的经典语录
杨绛翻译的经典语句
杨绛先生的翻译,自然不会尽善尽美,甚至也还存有不少问题。不然,她自己也不会在有生之年不断地修订,乃至重译吧。
(图:1962年的杨绛与钱锺书夫妇,彼时前后,杨开始就西班牙原文翻译《堂吉诃德》)
可世间又有谁的译本是完善无缺的呢!求全责备,永远都只能是一种理想,而无法是现实。是以,她的《堂吉诃德》译本,虽然算老旧了,可我在心中,依然是迄今为止市面上最好的版本。
我于西班牙语一窍不通,按理没有发言权,敢这么武断,理由倒也很直觉、很简单:
其一,杨先生的功底在那里,她的翻译功夫是很多大家盖章的。比如,傅雷够大咖了吧,他对杨先生的的翻译那也是赞不绝口,自言有些东西的味道他是翻不来的,得请出“钱伯母”那一套才行。
(图:杨绛翻译《堂吉诃德》所用原本底本——马林(Francisco Rodríguez Marín,1855-1943)编注本第6版)
可以说,杨先生的资历,当时出类拔萃,是最好的人选之一,此后文化人水准青黄不接,更是难有人及。
其二,杨译《堂吉诃德》不能视为杨先生个人的成果。她的肩膀背后,有钱钟书这等百年难得一遇的文化大师、中西学问俱精、西班牙也娴熟的语言天才,在作无微不至的指导、把关。
还是傅雷,当年写给友人宋淇的信中说过,杨绛、杨必姊妹的中译,都有钱锺书在幕后指点。《堂吉诃德》可看作钱杨伉俪的文化结晶。在百年来整个现代西方文学经典汉译史中,论才、学、识之兼具,合体后的钱杨夫妇实力,完全可说是倚天屠龙谁与争锋的!
(图:翻译大家傅雷——对杨绛的《堂吉诃德》也多有建议)
单单这两项加持,就大体可以断定,杨译《堂吉诃德》是什么样的地位。事实证明,这部书已经是经典,也曾获得西班牙政府高度评价。
说起来,杨先生搞译介工作,进而给西班牙名著《唐吉坷德》搞中译,是必然,又挺偶然。
杨先生年轻时,固是学外语出身,在苏州东吴大学、在清华大学时,入的都是外文系。可她的问题在于:
其一,和钱钟书一样,她所学专业是英文,西班牙语是她后来自学的。所以呢,张广森、董燕生既是“后来”,是否“居上”无从判断,但是多参看,就情理而言,总是有补益的吧!
(图:1986年,西班牙马德里市长亲送塞万提斯雕像至北大校园,并感谢杨绛的翻译——中立者为杨绛)
其二,她后来大学毕业,其实长期脱离“专业”,搞得是文学创作,比如散文,比如编剧等等,并曾在1940年代孤岛时期的上海声名鹊起,名气一度远远盖过钱钟书。
所以,学者张治说过,杨先生后来搞文学翻译,还操刀《唐吉坷德》,“更像是命运安排”。她本身可以靠“自由撰稿人”谋生,此前也都不“上班”,但是解放后,像她这类人都必须有“组织安排”,她才突然有了“单位”。
在1952年的下半年开始,已经40岁的她,先后被安排进入北大文学所的外国文学组、及社科院文学所外文组,从事的工作,就是翻译。《唐吉坷德》的翻译工作,既是她的兴趣,也是组织给她的工作任务。
这部书,最可靠材料,至迟1962年开始动笔,到了1978年正式出版,虽然中间有故蹉跎暂弃,可也足足花费了她十多年的光阴。
但是,平实地讲,如果真要挑刺,至少就表面因素来说,杨先生的《堂吉诃德》中译,确实可能有一些问题吧。
其一,是条件上的。如上所述,杨先生是英文出身,英语固然666没得话说,但她的西班牙语确实属于自学成才,她坚持根于西班牙原文作译,从一些专业者眼光看来,应该会有些瑕疵吧。
尽管,她深受博雅的丈夫钱锺书的影响,参考过很多英法文译本。
其二,是翻译理念上的限制。 杨先生本身就是文学家,又有高度的中国语文素养,特别注重修辞,加上她的夫君钱钟书在翻译上与她同调,在翻译上讲求“化”境(钱钟书文《林纾的翻译》),是以杨译《堂吉诃德》并非“直译”,文本上可能不是亦步亦趋于原本的,是有“再创造”的嫌疑的。
这一点指摘,我想凡是接触过该译本的,可能都会有所体会吧。就是文字很流畅,比现存任何译本都更显得“烂熟”,“很中文”。
(图:杨绛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其三,作为杨译《堂吉诃德》“顾问”的钱钟书,在很多问题上是否帮了倒忙也说不定。理由在于,钱先生外语功夫固然精湛到吓人,可他一生都搞的是学究型的学术,从没正经系统翻译过东西,更从未搞过大部头的小说中译,在认知上又往往过于自信,可能会给杨先生带去干扰吧。
这一点,依然还是傅雷,在留存下来的一些零星书信中,就曾对钱先生有非议。认为说钱先生有时对杨氏姐妹的中译苛责过深,文字呢太过讲究。
可是,综合而言,尽管学界对杨译也有些许杂音,我个人还是无条件推重杨先生的译本。
(图:后来也翻译《堂吉诃德》的董燕生先生)
近些年,西班牙语界著名专家董燕生先生,作为同书另一位译者,是否有“同行相轻”心理不得而知,总之呢是对杨译屡发攻击,视为“反面教材”。
其实,他的指责多数不当。依据呢,去年9月初,素有“外译界”裁判之誉的张治先生,终于在《上海书评》刊出万字长文,题为《杨绛译<堂吉诃德>功过申辩》,对董燕生的批评逐条反驳,结论是“不足为据”。这已经是很好的说明,兹文检索即可,我也就不多废话了。
杨先生自己,是个与世无争之人, 人生哲学是“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对于这些旁人认为的“无理取闹”,她其实都不在意。
她在去世前,常年离群索居,一方面整理夫君遗著,另一方面则是不断给自己的《堂吉诃德》中译作修正,死而后已。后辈董燕生几乎就是直白白攻击她了,她也不会生气,还为对方辩护说:
“董燕生先生对我的批评,完全正确,说不上“歪风”。世间许多争端,往往出于误会。董先生可以做我的老师,可惜我生得太早,已成了他的“前辈”。他不畏前辈权威,勇于指出错误,恰恰是译界的正风,不是歪风。媒体传言,一传再传,往往失真”。
作为旧中国过来的鲁殿灵光, 别的暂且不提,单单这等风范,就是后来的学人所不能及的了,更不别说学问呀、翻译呀之类的了。
你说,当你徘徊于书店时,你会信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