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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朝话经典语录
梁漱溟朝话经典语句
有这样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老人，他说他的一生受两大问题支配，一个是中国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这两个问题听上去都宏大无比，所以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这两个问题。
93岁的他最后一次登上讲坛时，还在说要为社会问题一直干下去。他就是梁漱溟老人。他究竟有着怎样的思想，有着怎样的人生历程，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梁钦宁 宸冰中国孔子基金会梁漱溟中心副主任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
宸冰：对任何人来说,一辈子研究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都是一件令人非常尊敬而又辛苦的事,梁老先生在您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长者?
梁钦宁：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不苟言笑,跟他一起生活,如果我们不主动跟他说话交流,他从来不会主动跟我们讲话.
宸冰：那是在家里的印象,可您现在已经在肩负着去传播他的思想和精神这一任务,再看他时觉得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梁钦宁：我觉得他非常有眼光、有想法,而且愿意把自己的想法付诸于行动,他受佛教思想影响,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佛徒.
宸冰：他非常关注社会。
梁钦宁：这个不矛盾,我亲口请教过他,我知道他信仰佛教,但又主动投入到社会改造当中,我说佛家讲究四大皆空、要出世,您做的是入世,他说佛教分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修自己,大乘佛教济事救世,我修的是大乘佛教。
宸冰：梁漱溟先生被称为：中国的最后一代儒学大师,但梁先生小时候好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
梁钦宁：的确如此,他父亲梁济有感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没有让他儿子去私塾读书、没有让他从小读《四书五经》，而是请家庭教师先教家书，指定教《地球预言》这些知识性的东西。并且在他上小学时送他上的是北京第一家西式小学——中西小学堂。在清朝末年就已经开始学英文，但恰巧赶上义和团起义，他换了四所小学，上中学时送他上的是北京数一数二的西式中学——顺天中学堂。
宸冰：其实在梁先生的思想体系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大。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曾祖父梁济先生。事实上梁漱溟先生一生定下中国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研究方向跟曾祖父密不可分。
梁钦宁：从小他就受他父亲的影响，比较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他父亲和他父亲的朋友都比较倾向于君主立宪，所以他父亲就把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月刊》，《新民丛报》的合订本都辗转给他买来。
他爱不释手到什么程度呢？有时要枕着书刊睡觉，他跟他父亲一样受梁启超的影响非常大，比较赞成君主立宪，而且他父亲非常开明，大人在家里讨论这些问题时，不但允许他旁听，还允许他发表意见，并且他发表意见之后，他父亲并不点评他对错，而是鼓励他去参与、鼓励他的主动性。在他的印象中他父亲给他的教育有三个方面：一是给他讲日常生活常识、吃饭穿衣；第二是带他上街买东西，学会人情世故；第三是带他去看戏，给他讲戏里的故事。
宸冰：这非常适合小孩子学习，在生活当中言传身教。
梁钦宁：而且他还给他买来当时给儿童看的木刻的启蒙画报，是介绍西方和中国的历史人物。
宸冰：可见小朋友幼时的家教是多么重要，家长给孩子打开一扇什么样的窗，孩子就可能看见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梁济先生一腔报国的热情和对社会的思考深深地影响了他。
梁钦宁：我曾祖父投北京敬业湖（现在的积水潭）而亡，但在投湖前三天，他们父子有过一次最后对话，我曾祖父问我祖父：世界会好吗？他沉吟片刻答到：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变好。我的曾祖父说：能好就好。三日之后他就投湖自尽了.
他的死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陈独秀、胡适、徐志摩、李大钊等人对他的勇气表示尊敬，也探讨他为什么死。但影响最深的是他儿子梁漱溟。
宸冰：所以他将把这作为他一生要去践行的事。
梁钦宁：他说因先父去世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这个行动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93岁他最后一次登上讲坛时说他一生都是拼命干的人，一生都在拼命干，干什么？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
宸冰：所以他背负的责任和使命，给他的一生带来了很多的坎坷，尽管他为天下人所熟知时，是以一种戏剧化的情景出现的，比如一本书、一篇文章。
梁钦宁：这篇文章是《究元决疑论》，那时他给司法部部长做机要秘书。他有感于他的好友——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的死，黄远生是被暗杀的，他也是中国第一个死于暗杀的记者。他有感于他的死写下了这篇长文《究元决疑论》，此文评议古今中外，还有幸得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青睐。
宸冰：我看到一个记载：他当时把这个文章送给蔡元培先生，本来是想去请教的，没想到蔡先生说：我早就看过了，你写的很好。
梁钦宁：那是1916年的12月26日，当时黎元洪大总统刚给蔡元培先生颁发了校长委任状，因为梁漱溟在做部长秘书认识教育部长，请当时的教育部长范源濂先生代为引荐，拿着范源濂先生的名片和《究元决疑论》去登门拜访。没想到蔡先生说：此文写的不错，北大非常重视哲学门（哲学系），我想请你来教印度哲学，当时梁先生刚中学毕业，他立刻向蔡先生言明他只有中学学历，又没有任何执教经验，愧不敢当。蔡先生说我这回来北大，就把喜好哲学的朋友们都聚在一起，你不来怎么可以。
宸冰：其实是让大家互相探讨。
梁钦宁：我祖父又想推辞，他又说你来北大可以不把自己当作老师，就当作跟大家共同学习，可他是部长的机要秘书，不能说走就走，他又向蔡先生言明这个情况，蔡先生说你可以先请人代课。
宸冰：向往那时候先生们的样子，后来他为什么又去了呢？
梁钦宁：这个过程其实很坎坷，他先请他的好友许丹先生替他代课，他还是做部长秘书，可那一年张勋复辟，民国政府自然解散。他不想去执教，去湖南亲戚家住了三个月，并且想出家。
但他在来往长沙的路上看到军阀混战、兵祸连连、民不聊生的惨状，又让他暂时放弃了出家之念，他写下一篇长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号召大家组织国民新兵会，他拿着这篇长文回到了北京，蔡先生写信告诉他，许丹得重病了，你得赶快回来。就这样我祖父到了北大，而且他第一天去北大时就去校长室去见过蔡先生，还有陈独秀先生，寒暄过后就问二位先生一个问题：你们对孔子什么态度。
1917年，新文化运动已经形成势头，批孔现象非常普遍。蔡先生答道：我们不反对孔子。我祖父立刻说：我不但不反对孔子，我此来北大就是要替释迦和孔子说个明白，不做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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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老先生有他独立的思想，始终保持着主动性，他的经历，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要以什么为准则，然后用一生去践行。这种精神和心态是现在社会所缺少的也是必备的。
他的作品《朝话》中说到：时至今日，“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青年依然不多，依然有很多青年自觉或不自觉地处在“时代的欺骗”里。自己的欲望、父母的欲望都在催着他奋力向前，不断地去得到。所以会有“青年活的像中年”的感觉。
是否，欲望是“我要得到它”，重结果，心在未来；而志气是“我要去做这件事”，重过程，心在当下。想明白这点，做起事情来感觉会放松很多，不再是紧巴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