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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务天时则财不生_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 —— 管仲经典语录
不务天时则财不生_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 —— 管仲经典语句
出自《管 子.牧民》：“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 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荒，上无量 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 则刑乃繁。”
严格意义上管仲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因为古汉语中的“经济”一词指的是经邦济国，这比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学的概念要宽泛得多，包括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以及社会体系的构建等多方面，管仲恰恰就是这样一位通才。既然题主拿管仲和亚当斯密、凯恩斯相比，那我就单纯讲讲管仲思想和现代经济学的对比吧，至于管仲军事思想、外交思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头条号文章，我有专文系统介绍管仲各方面的成就，也算是一家之言吧。长期以来西方人有一种蜜汁自信，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中国人只关注朝堂争斗而忽略国计民生，这也难怪泱泱大国上下五千年除史记之外翻遍二十四史再没一本史书系统介绍过经济文化民风方面的事，看中国的传统史书都是写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借用《人民的名义》里祁同伟的话”老百姓在哪儿呢？我咋没看见呢？“前段时间剑桥大学还专门写了一部中国经济通史，声称中国人自己没写自己的经济通史所以他们写了。客观来说咱们中国人的确没写出自己的经济通史，但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早在春秋时代就诞生了十八世纪以前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没有之一），他的经济理念即使比之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都并不显得落伍过时，更难能可贵的是此人并不是一位端坐书斋坐而论道的纯粹的经济学家，而是一名求真务实的实践者，他亲手推动了春秋战国时代第一位真正的霸主横空出世，这个人就是管仲。齐桓公拜管仲为相时曾询问富国强兵之道，管仲的回答归纳起来就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要想国家强大先得人民富裕。于是齐桓公又询问富民之策，管仲答：“要重在发展国民经济，而不单单是增加国家财政，国民经济发达了，国家财政自然增收。百姓贫困，就会逃离，教育就无法施行，法令就无法推行。而人民贫困的原因，在于生产力不足，或者贵族君主的克扣，或者是豪强的兼并，或者是民俗上的奢侈的习惯，或者是财货的外流。因此要奖励人民的经济生产，注重商品的流通。国家不要过分的奢侈和挥霍，但是合理的积极的消费对生产也是有刺激作用，可以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要善于利于天下的财货，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使国家的经济强大起来。”在那个年代管仲率先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国家、团体或是个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用管仲自己的话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 ，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只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 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只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那个年代是农业社会，农业被管仲放在绝对重要的第一位。管仲对于农业的论述十分高深，土地的成色、灌溉的构成等等绝对技术的东西都说得清清楚楚，可见管仲是个怎样的通才。管仲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土地的重要性，讲述农业的重要性。管仲认为：历代统一天下的君主，其原因就是“国富而粟多”，而粮食来源于农业，因此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是非常重视粮食的。“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开辟土地是管仲始终强调的，而开辟了土地国家依然贫困，就是政府太奢侈了。既然如此那么对应的策略自然也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大力开垦荒地；另一方面减少公共行政开支和公款消费。管仲可不是端坐书斋坐而论道，他研究农业的水准绝对是大学教授级别的，齐国有多少种土壤，什么土壤适合种植什么样的植物，什么样的季节应该进行怎样的农业活动，多大的土地能够养活多少人等等，都说得清清楚楚。管仲之所以对土地如此熟悉可能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今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聊管仲的早年经历。为了鼓励农民开垦荒地，管仲认为农民的利益和积极性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执政者必须明白农民究竟想要的是什么。管仲认为：农业生产是要依靠天时的，每年的收成是固定的，但是打起仗来就会一下子需要很多粮食，这个时候农民就无法承受。因此国家要有足以应对战乱的粮食储备，同时还要尽量少打仗以积攒国力。管仲同时认为：因为农业是靠天吃饭的，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飞跃式的大增产，所以国家的税收不能靠农业，因此要减免农业税，政策上要向农业倾斜。当然他不会想到三千多年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减免农业税了，而是全面废除农业税，但在他那个几乎全国百姓都是农民的年代提出减免农业税绝对是超前的先进思想，这点管仲甩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两千多年。管仲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税收政策的“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就是指根据土质的好坏美恶，也就是区分“陆、阜、陵、墐、井、田、畴”的不同情况，从而确定对土地征收赋税的多少。具体的征收办法是这样的：“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岁饥不税。”这里不仅考虑到了土地的情况，而且考虑到了年景，两年征收一次，收成好的年份税率百分之三十，也就是年税率百分之十五。收成一般的百分之二十，收成不好的百分之十，灾年不征税。这样的税收可以说相当的低了。那么为什么两年征收一次呢？管仲曾经对齐桓公说过，如果年成不好而征税，农民交不起，就只能借高利贷。那么改成两年一交，农民就有机会把上一年的余粮来交税，不用借高利贷。除了税收政策上的倾斜，管仲还有一个鼓励人们垦荒的大招——包产到户。有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这不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之一嘛，管仲是穿越者吗？咋连这招都会？《管子·乘马第五》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包产到户，老百姓就会自己抓紧农事，就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不知疲倦地辛勤耕作。不包产到户的坏处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得过且过，磨磨蹭蹭。如今包产到户了，大家分成了，税率也是公开固定的，收成多就得到的多，百姓必然全力去耕作，兄弟父子都会互相督促了。那么在管仲之前土地没有包产到户吗？答案是这个真没有。西周时期配合政治上的分封制，经济上推行的是井田制。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全天下所有井田归周天子所有，但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周天子的政令难以推行全天下，于是周天子就分封诸侯去各地建立国家，分封的土地依然归属于天子，诸侯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受封的各路诸侯又把自己国内的土地分封给自己国内的贵族以及不能继承国君之位的非嫡长子，比如叔段就在母亲的支持下向哥哥郑庄公讨要封地，所有受封的贵族都是周天子的臣民，他们对封地只享有租税收入，但土地本身的所有权不归他们。这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而已。西周王朝就像一家大型的跨国上市公司，由于内部股权的分散，实际经营业务的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势，于是所谓的强势管理层和弱势股东的现象就出现了。由于实际占有并组织人力耕种这些土地的是当地贵族，而非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周天子，于是在当地人看来他们眼中只有自己这片土地上的贵族主子，而周天子基本上等同于一个传说。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时代是没有农民的，有的是被禁锢在贵族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奴。诸侯国君统治的地盘称之为国，而士大夫贵族统治的地盘称之为家，在贵族封地上出身的每个人都以封地的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从小就被打上自家主子的烙印。在贵族眼中这就是一些会说话的工具，农奴辛勤耕作的成果自己是无法支配的，连他们自己都不过是主子的私有财产而已。时光进入春秋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发明，大量原来不适宜开发的土地被开发出来。于是所谓的公田与私田之争就出现了：所谓公田其实也是私有，只不过是由贵族世家占有，私田则是一家家小农户占有，因为贵族们掌握了话语权就公然称自己的为公，也真是够不要face的。按当时的井田制规定：由九块田地组成的井字形中间最好的那块必须是公田，然后边角的田地才能是耕种农户的私田。结果中间那块土质最好的土地往往是产量最差的，因为在耕种那块土地时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这样一来贵族们就纠结了：要保证自己的收入无非两种途径——一种没收私田，强迫农奴为自己耕种；一种承认私田合法化，然后自己收取私田的租税。管仲认为：前者绝不可取，那样只会导致农奴的生产积极性全面下降，到时所有土地的产量都会像中间那块公田一样，最后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不幸的是他这一观点在1959~1961年的大跃进时期得到了验证。最终管仲选择了后者，开辟出以前田地上的封疆阡陌，承认人们对自己所开垦土地的所有权，国家只从收成中收取固定比例的租税以维持财政。这时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的农奴们才不去管从理论上来说这些土地都是周天子的，别说管仲就连他的主子齐桓公都无权处置，不过话说回来这年头还有谁真把周天子当回事呢？“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管子认为国家有五害是必须作为重中之重来解决的，而五害之首就是水患。管子首先任命了一名大夫作为水官，专门负责国家的水利建设和防洪抗灾。水官的手下配备工作人员，常年在河流、堤坝、水渠巡视，随时报告水情。每年的秋天，对人口进行统计，看看可以征集到多少人兴修水利；到了冬天，就开始准备工具，水官统一协调。到了三月，春耕来到之前，开始动工兴修水利，这时候天气开始变暖，也没有雨水，白天也开始变长，农活也还没有开始，正是兴修水利的最好时机。堤坝的要求是底部一定要够宽，那样才坚固，在不毛之地修建水库，以缓和洪水和储水。堤坝上要种上荆棘灌木，穿插着种些柏、杨这样高大的树木，才保证堤坝的坚固。堤坝年年都要进行整固，平时也要专人看守。水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五害中的其余四害“旱、风雾雹霜、瘟疫、虫灾”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齐国的水利建设是春秋各国中最完善的。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管仲积极扶持副业生产，强调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以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种植桑麻。桑麻是纺织业的原料来源，没有充足的蚕丝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纺织出锦、绣、绢帛。因此管仲继承齐国种桑养蚕的历史传统，制定出具体政策，扶持桑麻种植及养蚕业的发展。规定在房宅左右要种植桑麻，支持妇女养蚕、纺织。传授土壤知识，指导种麻。每年阳春养蚕能手给予奖励。采取这些措施，使齐国的养蚕业迅速发展。二是饲养六畜。管仲把养六畜纳入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给予充分重视。对六畜饲养实行保护鼓励政策，反对对饲养六畜征收赋税。规定：杂草丛生的洼地，不适合粮食生长，应作为饲养麋、鹿、牛、马的牧场。在春秋两季，把幼畜供应给百姓，把老畜杀掉卖出。同时建立固定饲养场，设立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提升一级。这样有利地调动了人们养六畜的积极性，促进六畜兴旺。三是多种瓜蔬。蔬菜瓜果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因此管仲非常重视瓜菜生产。“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四是植树造林。管仲对国家土壤性质、地势作出细致分析，提出了植树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固城防。大堤上错落种植灌木与杨柏树，保护堤坝。限制入山林砍伐时间，重视森林防火问题，奖励植树有功者。“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管仲在那个时代就意识到了植树造林对保持水土和土地肥力的重要性，这又是他远远领先于世界的一个方面。五是发展渔业。管仲积极要求发展渔业生产，提倡国家对沿海渔业进行统一管理，制定合适的征税政策，使生产与销售连为一体，大大提高渔业生产的效益和渔民的积极性。管仲的学识之广，见地之深，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想来这与他的出身密不可分，他能够知道民间疾苦，能够知道国家最需要做的是什么，能够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管仲在面见齐桓公时说的三句话“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充分反映了他的治国理念。在他眼里普通百姓和朝廷官员都是人，是人就免不了人性的弱点，比如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然这话是汉朝的司马迁所说，但其实春秋时代的管仲早就看清了这点，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强调道德，也不迷信强权，一心务实。他改革的本质是将人性的弱点变成劳动的动力：集大家之私，成社会之公。在下不禁叹服我华夏先民的智慧——先民造字时”公“字的一半正好对应”私“字的一半，这不正说明古人想告诉我们”合众人之私即为公“，事实上我们普通人的亲情、爱情、友情都是自私排他的，可当大家把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己及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时每个普通人的情感就升华为一种人间大爱。所以管仲施政不压抑人们的逐利之心，而是正确引导这种逐利之心，把国家的富强建立在每个国民生活幸福的基础上。管仲改革最核心的是“以商止战”即：对内方面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对外方面就是扩大对外贸易，用贸易来制衡战争。让各国发动战争的代价大于终止贸易的代价！因此他又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管仲却将“工商”与“士农”并排。同时管仲又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管仲还制定了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使林木和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在提高积极性方面管仲提出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这样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会自觉地早起晚睡，不辞劳苦地经营，否则大家都是奴隶，只能消极怠工。这样做的本质其实就是把劳动者由被野蛮强制下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那是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那是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其实是对立的：儒家弟子看不到这世界丑恶的一面，而法家弟子则看不到世间还有美和爱的存在，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认为“善”和“恶”都不是绝对的，但“私”和“贪”却是永在的，自私和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得到满足。利用人们的逐利之心最终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这与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早了对方将近两千三百多年。私营经济也是管仲率先提倡的。齐桓公曾要求将国家资源由政府垄断经营，但管仲说：“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也就是说政府不能独占资源，应该放手让民众去经营，政府只要征收30%的所得税即可。管仲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有金融概念的人，他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要求君主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住粮食等重要商品，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他认为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常固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价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才能发挥调节作用。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管仲还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至于国家如何发行货币？管仲认为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管仲是第一个强调国家贸易的人，他大开国门欢迎各国商人，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他还在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关键的是：管仲掌了握对外贸易中最微妙的技巧：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这不就是人民币“贬值”和“升值”的概念吗？在这种自由贸易方针的鼓舞下，齐国首都临淄繁荣至极：“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国际上最宏达、富贵雅典人口不到5万。管仲的经济思想中还有一项非常超前，那就是鼓励消费，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指出：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每当年岁低迷时，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这同2000多年后的凯恩斯经济学又如出一辙。但管仲过于强调商业和普通，甚至忽视了很多道德。比如管仲在齐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大妓院”，繁华的都城临淄就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闾”100人，共700人，他也被认为是性产业化的鼻祖。“国家大妓院”有四大作用：一是增加了国家税收；二是解决了女奴隶被解放后的的再就业问题；三是解决了许多男子的生理需求，促进了社会和谐，四吸引了爱金钱更爱美女的四方英雄来齐国发展。正是对商业有着如此深刻的见解，管仲也成了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经济学家。他的“自由经商”主义跟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非常相似，他的“投资”、“消费”、“出口”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又跟凯恩斯经济学遥相呼应，但是他理论早了对方将近两千三百多年，堪称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鼻祖。事实上管仲才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动“货币战争”的高手。齐桓公曾经想教训楚国，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齐桓公就派人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后开心的说：“鹿，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赶快让老百姓都去捕捉活鹿！”于是楚国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行动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这时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楚国也因此却误了农时，而这时管仲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管仲发动的另一场货币战争是‘衡山之谋’。衡山国盛产兵器，天下无双。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于是衡山国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一年后，齐国派人购运粮食，当时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的其它国家百姓都运粮卖给齐国。然后就在夏收前的一天，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齐国又忽然对衡开始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但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