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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与危机经典语录
兴盛与危机经典语句
金观涛在80年代出版了一本名叫《在历史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的书，当时印了很多次，影响了好些年轻人。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正如书名所说的那样——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我们的封建社会是西欧的封建社会么？在相关著作里，作者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认真对待，还是迫不及待地朝自己心中的这个大问题奔去了。可是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明白，大问题能搞清楚么？）之所以绵延两千多年，是因为它是一个停滞的、周期性的超稳定结构。
把话说得形象一点就是，每个朝代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一块大石头推上坡，但石头最终还是要滚下来，下一个朝代从头来过重新推，如是更替了两千多年。也就是说，在作者心目中，从某个角度而言，两千多年来，中国可以说是没有进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于是在西方工业革命后被历史所有抛弃。
作者从马克思说起。马克思认为，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农民互相隔离，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而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则说过这样一句话：“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由此，作者把马克思和控制论搭在一起，并认为找到了解释问题的新理论路径。但我总觉得有些怪，既然马克思的分析和控制论的说法并无二致，如此费尽周章又是何苦来哉？是因为作者自己原来是学化学出身么？
当然，马克思和控制论用来解释西欧封建庄园经济都是十分顺畅的。每个庄园就是一个经济自给单位，基本要啥有啥，而农民都依附于庄园存在，不存在交往问题。而作为统治者的贵族、骑士和牧师，他们的物质利益、政治权力、封建义务、生活兴趣和爱好，都和所占有的庄园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就没可能也没必要建立一种超越土地的关系网。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一样？作者不加分析就把马克思关于西欧封建庄园的论述直接套在了中国农民身上（这是一个重大错误，可惜作者把这个错误一路贯彻到底，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西方，基本停留在普及寻常知识的程度）。既然基本经济形态是一样的，那么，如何找到这种关系网呢？商人被长期抑制，只有在皇室、贵族和地主中产生出一个不安寂寞、需求较多的特殊阶层，建立“社会通讯”的关系网，才能把整个社会勾连起来了。
作者把这个历史重任交给了“儒生”——他们不像西欧封建主那么目光短浅，会“游览名山大川，千里迢迢求教于名师，或在深山书院苦读，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而且他们是靠学问而非土地进入官僚体系，相对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从而进行“全国性的广泛交往”。
这种分析太缺乏说服力。我们的读书人为什么就天性爱到处跑？真的就比西欧人交游广泛？甚至广泛到了脱离土地的程度？作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举了海瑞的例子进行补救——
海瑞是海南人。1552年中举后先是分配到福建南平主持教育工作，四年后调往浙江任淳安县长，1562年削职进京，次年到江西赣州的兴国当县长，1564年又被召回北京在户部管理云南工作，1567年去了南京，之后又到苏州，再后来他辞官回海南岛住了16年，1584年以72岁高龄再次赴南京履职。
海瑞可能跑得比较夸张，不过在作者看来，这起码说明我国古代的官员的确跑得比较频繁。可百度百科告诉我们，海瑞祖上是从福建晋江垵边迁过去的。如果海瑞祖上不是因为当官，而是以老百姓的身份去的海南，那么，按照作者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海瑞的祖宗会从福建迁到海南，别人的祖宗也会迁，于是我国历史上老百姓迁移也是非常普遍和广泛的呢？不是没有，比如从上海松江跑到海南黎州又跑回上海的黄道婆。
其实不用逼得这么紧。刚举完海瑞的例子，作者自己就赶紧挖了个坑跳了进去——为方便像海瑞这样占总人口不过0.5%的干部全国到处跑，历朝历代修建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在作者眼里，在这些路上行走的人们，主要不会是迁徙的农民，不会是做生意的商人，驿站也不会成为商业发展的聚集点（这些都是马克思的西欧论述之外的东西，而马克思是普世的，中国自然也不会有），竟然是那占总人口不过0.5%的政府公务员，这是多么吓人的场景，就算统治者这么死脑筋，老百姓也一点能动性都没有么？
就算这些路主要是为公务员们修的，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听话，让他跑就跑？又为什么这么能干，能把皇帝的旨意传到全国各地？作者说，那是因为他们有统一的信仰。信仰很吓人，但也很模糊，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信仰是如何建立、怎么贯彻的。作者只是说，在这个模糊信仰的支持下，这个官僚体系能够遏制庄园制的发展。可城堡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成也儒生，败也儒生，官僚地主就从他们中产生，从而导致了王朝覆灭，作者也没有分析这个信仰崩塌和重建的过程都是如何进行的。总之，一团糊涂。
即使这个信仰就好像老子所说的“道”，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为什么我们能够产生这样的信仰，而西方不能？作者给的理由非常惊人，第一，基督教先天就不适合把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整合在一起；第二，当时整个欧洲文化水平低下，当教士真正成为有知识的阶层的时候，资本主义都开始萌芽了。
这两条理由是在第30页提出的，可就在第28页，作者还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是封建社会，具有大致相当的生产力水平，却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呢？”那我不禁想要问作者一个问题：“为什么具有大致相当的生产力水平，中国和西欧却会出现文化水平的巨大差异呢？”
这样矛盾的例子有不少。比如在第40页，作者说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及时下达中央号令和收集各地情况的信息系统”。而在第15-16页，作者却写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一些布政司远在距京都数百里甚至数千里之外。如果重新造册，并盖上原地方衙门的印信，公文一来一回就得几个月”。——到底是及时还是不及时？
到此我只评述了此书的第一章，但已基本涵盖了作者的核心意思。不难看出，作者的探索还是很粗糙的，论述中存在不少沙石，相互矛盾的论据无法支撑论点，超稳定结构这个提法似乎也称不上观点，只能说是有点想法。可是考虑到这本书是作者先一篇论文、再一篇论文、出了一本专著、引起学界热烈讨论之后再拿出来的情况时，我觉得有点想法的评价恐怕都太高了。
虽然作者说“这本书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在我看来，这是一本浮躁的书。为什么研究这么大的问题？作者说，“如果具体去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一个一个原因，几乎这个问题已经被透彻地研究过了”。即便如此，我想浩如烟海的研究和典籍应该也是作者研究的基石，应该对其有所启发，也该在书中有所体现。但整本书读下来，除了马恩，我似乎没有看到一条超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引注，而作者对古文的引注、对史料的引用也有投机取巧之嫌：
第一，该注的不注，比如作者声称东晋的的官员比例超过其他各朝，但不见数据，也不见说法来源，倒是把西汉、东汉、隋、唐、宋、元、明、清列了个遍；
第二，史料运用比较随意，比如作者把武则天当政认定为导致吏治最腐败、王朝面临全面崩溃的外戚当政的依据，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引用的历史事件基本没有超过现今高中教科书所讲述的范围和模式；
第三，对历史存在平面化处理的倾向，在作者的论述中，我们看不见前人对相应问题的思考，有的只是我们看到疑问丛生的时候，作者恰到好处放一个历史叙述，告诉我们：你看，史书上有记载和我想的是一样的。
最后要说的是，我的评述不像当时的多数批评那样，是上纲上线、意识形态的，认为不遵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大逆不道，我只是老实地读了，然后把矛盾的地方指出来，我想应该不存在不理解作者观点的问题。
这篇读后感太长，而且有些小家子气，似乎走上了我所不赞赏的王彬彬评汪晖的套路。其实事情本来很简单，八十年代那些人能出什么东西？现在还能看就不错了，有各种毛病都在所难免，那是时代的局限。
既然看开了，何必写这么多？原因在于我不欣赏那代人赋予八十年代的意义——启蒙是一个醉心的词汇，反思是一个深刻的态度。可幼儿教育也是启蒙，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思考过，谈何反思呢？确切的说法恐怕是，无知者无畏。
一边诉说被历史耽误了，一边又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种态度非常糟糕。对于他们那代人而言，八十年代只是学习的开始，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将要贯穿他们，我们以及今后的好几代人——学，就得老老实实地学，被自己耽误那才是真的无可挽回的耽误。
事实上，如果自己不耽误自己，历史也不会耽误任何人。钱钟书的《管锥编》是文革时开始写的；杨绛的《堂吉诃德》译稿虽然被红卫兵收去，但对西班牙语的学习却一直没有中断；季羡林也是在文革时开始偷偷翻译《罗摩衍那》；何美欢问冯象，文革中怎样学外语，冯象答说，不开会，不参加政治学习，就学会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可好些人太轻狂。《走向未来》这套书当年影响不小，金观涛事后回忆，“编委会成立时有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50岁以上的人。当时老包年龄最大，45岁，编委会就以他的年龄为上限”。抛了老朽，自己瞎搞，再就是贻误后来人。
老朽们渐渐去了，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即使没那个能耐，也主持起了大局。“话语权是你们的”，于是，虽然只是大而空的少年习作，但八十年代也成了反思的年代，启蒙的年代。
这是历史的真正悲哀。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鲁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