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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业经典语录
刘子业经典语句
回答前废帝刘子业朝的时局问题，必须得回到孝武帝临终前的布局，以及这个精细设计的布局是怎么被“莫名其妙”地突破开始。
孝武帝临终前安排的布局："太宰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以骠骑将军、南兖州刺史柳元景领尚书令，入居城内。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大事与始兴公沈庆之参决；若有军旅，悉委庆之；尚书中事，委仆射颜师伯；外临所统，委领军将军王玄谟。"
辅政大臣（按排序）：
刘义恭：宋武帝刘裕第五子，当时刘宋皇室辈份最高的成员，代表着皇族利益；
柳元景：伧荒北人而且是为士族鄙视的武人出身，其势力主要聚集在襄阳一带；沈庆之：出身江南本土的吴兴沈氏，但这个时候的吴兴沈氏仍然是靠武勋和军功上位，还不被士族接受，尤其是沈庆之目不知书、军功起家；
颜师伯：虽出身琅琊颜氏，但他这一支在晋宋之际已经沦落，其家族子女已经和寒门通婚，父亲又早亡，基本已沦落为孤贫的寒门庶族；
王玄谟：虽然是北方的太原王氏出身，但直到南燕亡后才过江，渡江太晚，晚渡北人向来是受歧视的（参考东晋后期的王仲德，渡江后被早渡的太原王氏出身的王愉歧视和讥讽，履不得志，最后反而投靠了刘裕阵营），其势力只在青、徐一带有点影响；
当然还有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戴明宝在中枢核心辅佐前废帝对辅政大臣进行牵制；
这个布局因袭了孝武帝打压门阀贵族的思路，这里面没有一个是门望极高的世家大族，当年刘裕至少还留了一个谢晦。
这个布局的特色是五人相互制约和分权。刘义恭和柳元景，虽然居于顾命大臣之首，但两人的职务中书监、尚书令，经刘宋中叶的官制改革，已经成为荣誉职务，权力很模糊，实权被后面三个瓜分，应该是利用两人的威望安抚和镇住皇族和一些地方势力；沈庆之掌握大事参决权，但行政事务的处置权却掌握在颜师伯的手上，而颜师伯的参决权又被沈庆之瓜分；军队管理和皇宫禁卫由王玄谟控制，但军队征伐大权又掌握在沈庆之手中，沈庆之的军权一定程度上又被王玄谟牵制。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权力制衡格局。
但是这个布局也有很大的缺陷。就是这个辅政班子中缺乏富于政治斗争经验和协调平衡能力的人，甚至行政管理能力也不尽如人意。同时由于朝政多门导致没有一个能真正统领全局，应对复杂局势的人。五位顾命大臣，三位是纯武将。可以看出孝武帝安排的辅政大臣人选，更多是从政治背景、功勋威望和亲密程度来考虑的，其中的缺陷，也埋下了后面的隐患。
孝武帝布局逐渐瓦解的过程：
首先，辅政大臣内部发生分化，孝武帝驾崩仅仅不到三个月，王玄谟就被刘义恭、柳元景和颜师伯三人排挤出去了，出镇边境的青、冀二州刺史。紧接着师伯专断朝事，不与沈庆之参怀，谓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预政事？"庆之闻而切齿，沈庆之随即也被刘义恭、柳元景和颜师伯三人孤立。因此刘义恭、柳元景和颜师伯三人抱团在了一起。史称：义恭与义阳等诸王，柳元景与颜师伯等，常相驰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
接着，刘、柳、颜三人居然和控制内廷中枢的中书舍人戴法兴等人联合了起来。《宋书》记载前废帝刘子业登基后“未亲万机，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这是说戴法兴一个人就把顾命大臣的行政权力全部剥夺了，似乎是把一切责任归罪戴法兴，后来《资治通鉴》引用了这段记载。但是《宋书》的记载前后有矛盾，《宋书.恩幸传》明确提到了“法兴与太宰、颜、柳一体”。而根据《宋书.蔡兴宗传》记载的蔡兴宗和刘义恭等人的一次关于薛安都加官的问题上的争执，蔡兴宗希望给薛安都加左卫将军，常侍如故，刘义恭嫌薛安都为多，不同意，最后刘义恭理亏，没有争赢。但是不久戴法兴控制的中旨，却给薛安都为右卫（低于左卫），加给事中（低于常侍）。戴法兴不仅公然助阵刘义恭，而且最后蔡兴宗由是大忤义恭及法兴等，出为吴郡太守。而且后面，当前废帝刘子业杀戴法兴后，刘义恭、柳元景等居然忧惧无计，这只能说明他们本来就和戴法兴是一伙的。前废帝刘子业即位初期，朝政完全被刘、柳、颜、戴四人把持。
紧接着，刘、柳、颜、戴四人，居然尽废孝武帝生前所有改革举措，这也是导致他们最后结局的一个关键性的错误举措。孝武帝生前的改革举措，有相当一部分是巩固皇权，限制强臣出现的措施。在这种措施下，大臣之间的权力被紧紧压制在皇权之下，且互相制衡和约束，难以行非分之事。刘、柳、颜三人，应该就是为扩张自己顾命执政的权力，因为按孝武帝生前的布局，刘义恭和柳元景更多是虚职，权力模糊，如今他们专政，要直接扭转过来得遭遇制度上的阻碍。按理他们应该只废除孝武帝的那些巩固皇权，限制强臣出现的举措。我猜，他们可能是怕，太有针对性地废除孝武帝限制强臣出现的政策，会导致目的和意图太过彰显，毕竟小皇帝还在，到时扯不清，引人非议，干脆一股脑全废了，但是全废了，也是一步臭棋。因为他们的权力来源本身就是孝武帝的政策赋予的，像颜师伯、柳元景、戴法兴，这种出身的人，换做在文帝朝，压根就不可能进入高层。他们这种作茧自缚的行为，不仅使得高门士族加大了对他们的鄙视，也使得原本与他们一样是孝武帝政策的受益人群也疏远了他们，甚至有的人倒向了前废帝刘子业，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最终反而让他们陷入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局面。
最后，面对刘、柳、颜三个顾命大臣与戴法兴联合，一步步扩充自己的权力，这等于让前废帝刘子业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威胁。从史料上分析，前废帝刘子业应该是联合了同为寒门出身，控制中枢机要三位中书舍人之一的戴明宝（戴明宝在刘、柳、颜、戴四人覆灭后居然“增邑百户”，应该是在此事件中立功了），高门士族王景文等（前废帝在铲除四人过程中，以王景文为右仆射与颜师伯分台理政，削弱其权力），并有沈庆之和王玄谟其他两位顾命大臣作外援或者是事先知会了两人，先是赐死戴法兴，后又对刘、颜、柳三人步步紧逼，刘义恭等三人狗急跳墙，密谋造反,但他们却没有军权（这说明孝武帝的布局即使被他们突破了部分，但仍在发挥作用），于是派柳元景联络被他们之前孤立和排斥的沈庆之。当时刘、柳、颜三人当时已经是孤家寡人，处于社会舆论中的尴尬地位，沈庆之本来就被他们排斥了一回，而且沈庆之也是孝武帝政策的受益人，对他们尽废孝武帝政策自然相当不满，沈庆之当时应该已经知道前废帝刘子业要对刘、柳、颜动手了，甚至可能事先就同意了刘子业的行动，所以立马向前废帝刘子业告发刘、柳、颜三人企图谋反。不久，刘、柳、颜三人身死族灭。刘、柳、颜、戴四人覆灭后，部分被四人废除的政策被恢复，沈庆之荣升太尉，王玄谟调回京城，朝政自此全由刘子业一人掌控。自此，孝武帝临终前的布局彻底被突破。
孝武帝的布局原本就是一个过渡的方案，迟早要还政刘子业。如果刘子业在铲除刘、柳、颜、戴四人后，能和其父亲，祖父一样有手段，说不定还能使刘宋政权走向稳定。南朝的政局只有那些能建立一套足够有力量的军政班底的政治强人才能驾驭，但从历史记载来看，刘子业并没有建立一套有资历、有能力的军政班底来填补住权力真空，或者说是历史没有给他时间。加上性格上的缺陷，反而造成了内外异动，人心离散。
可能是源于早年，元凶弑父自立那会儿，刘子业被自己的伯父刘劭当成人质，差点被自己的亲大伯所杀，可以想象当时仅仅5岁的孩子就经历了生死线的徘徊，还是自己的亲大伯，估计从此留下了心理阴影。此后，刘子业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心理疏导。孝武帝即位后，他成为太子，孝武帝是一个极度急功近利的人，从《宋书》记载的孝武帝在位前期的诏令来看，有时一天连发好几道诏令。可能希望自己的这个太子能尽快肩负起重担，孝武帝对他给予了相当大的厚望，但也给少年的刘子业增添了太多的心理压力和负担，稍微不如意，就经常遭到父亲的谩骂和批评，还不时遭到老师戴法兴的严厉教育和监督，使他的心理压力长期得不到释放，以致于直到刘子业即位初期“欲有所为，法兴每相禁止”这应该是戴法兴过去的习惯使然，戴法兴在刘子业为太子时，就“侍太子于东宫”。而对于刘子鸾，可能孝武帝从来就没对这个儿子抱什么期望，因此经常带着刘子鸾、刘子师巡游，给他们弄很多好玩的，而子业同学却每天待在东宫，完成大量的作业任务，接受着严师戴法兴的监督。使他十分嫉妒刘子鸾，感觉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份怨恨不断在心中积累。从刘子业赐死戴法兴后，截去法兴棺材两头，抄没家产，可以想象怨恨有多大。
前废帝刘子业亲政后，先是泄私愤，把自己妒恨了许久的刘子鸾、刘子师赐死，还掘了他们母亲的墓。紧接着，又准备铲除刘、柳、颜、戴四人的余党，先是义阳王刘昶，前面引用的义恭与义阳等诸王，柳元景与颜师伯等，常相驰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这段史料，提到了刘、柳、颜和义阳王刘昶的夜夜声歌，可知他们关系相当好。刘昶被迫举兵却无人响应，最终带着小妾逃亡北魏。后刘子业居然把刘昶的老师一家给下狱杀害了。这一期间刘子业应该还干了很多事，否则蔡兴宗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动别人造反。孝武帝布局已破，前废帝刘子业又暂时还没有建立和培养出一套有资历、有能力的军政班底。其性格上的缺陷，也造成了他基本已经接近“孤家寡人”的状态。应该是感觉到了某种严峻的形势，于是为防止皇叔异动，把他们统统聚集在皇宫，困住他们，用多种形式对他们进行恐吓。然而皇叔并没那么好控制，连刘子业身边的侍卫、宦官都能被刘彧收买，可以想象刘子业的权威和人心有多么不足。最想不通地是刘子业居然派沈攸之把沈庆之给赐死了。刘子业杀沈庆之，完全没有逻辑。或许沈攸之早已经投靠了刘彧。沈攸之和宗越、谭金等人一样，是前废帝刘子业在位时为前废帝诛杀各方大臣的得力干将。可是，刘彧政变上台，宗越、谭金等人全都被赐死，唯独沈攸之非但保全了自身，反而还得到重用，后来还成为刘彧的顾命大臣。以前看过一种说法说沈攸之早就是刘彧的人，所谓刘子业派沈攸之赐死沈庆之事件，要么是刘彧、刘休仁集团通过沈攸之在刘子业面前，对沈庆之中伤进谗，使刘子业做出错误判断；要么是就是刘彧集团假借沈攸之之手除掉沈庆之，向刘子业报告是病亡，政变后再嫁祸给刘子业。沈庆之死后仅仅26天，刘彧联合刘子业身边的侍卫发动政变，弑杀刘子业称帝。不久，刘宋全国爆发了文帝系和孝武帝系为争皇统的“义嘉之乱”，这次内乱也间接导致了刘宋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沦陷，自此刘宋再没崛起过，反而在不停地内部斗争中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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