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经典语录.你读过的书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 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才会失望。因为有爱，才会有期待，所以纵使失望，也是一种幸福，虽然这种幸福有点痛 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思念你，我就不会妒忌你身边的异性，我也不会失去自信心和斗志，我更不会痛苦。 如果我能够不爱你，那该多好。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如果情感和岁月也能轻轻撕碎，扔到海中，那么，我愿意从此就在海底沉默。你的言语，我爱听，却不懂得，我的沉默，你愿见，却不明白。 你问我爱你值比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都是严格的考验。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是袖珍戏剧。 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时间和机会；不要做的事情总找的出藉口。 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 回忆永远是惆怅。愉快的使人觉得：可惜已经完了，不愉快的想起来还是伤心。 一个知己就好象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 替别人做点事，又有点怨，活着才有意思，否则太空虚了。 书是最好的朋友。唯一的缺点是使我近视加深，但还是值得的。 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 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 人因为心里不快乐，才浪费，是一种补偿作用。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块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一般的说来，活过半辈子的人，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 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湮没了。 男人做错事，但是女人远兜远转地计划怎样做错事。女人不大想到未来——同时也努力忘记她们的过去——所以天晓得她们到底有什么可想的！ 男人憧憬着一个女人的身体的时候，就关心到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了她的灵魂。 惟有占领了她的身体之后，他才能够忘记她的灵魂。 要是真的自杀，死了倒也就完了，生命却是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变的更坏，更坏，比当初想象中最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 太大的衣服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性，走起路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的地方是人在颤抖，无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颤抖，虚虚实实，极其神秘。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短的是生命，长的是磨难。 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 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 硕达无比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栓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但是，酒在肚子里，事在心里，中间总好象隔着一层，无论喝多少酒，都淹不到心上去。 男人彻底懂得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 他看着自己的皮肉，不像是自己在看，而像是自己之外的一个爱人，深深悲伤着，觉得他白糟蹋了自己。 女人还没得到自己的一份家业，自己的一份忧愁负担与喜乐，是常常有那种注意守侯的神情的。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善良的人永远是受苦的，那忧苦的重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只有忍耐。 深情是我担不起的重担，情话只是偶然兑现的谎言。 我爱你，为了你的幸福，我愿意放弃一切--包括你。 小小的忧愁和困难可以养成严肃的人生观。 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最悲哀的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 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象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听到一些事，明明不相干的，也会在心中拐好几个弯想到你。 你死了，我的故事就结束了，而我死了，你的故事还长得很。 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 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
没有读完张爱玲的所有书，不敢妄评，但是按风格来说不是。
在《半生缘》里有这样一段话：“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可能与这个类似。
文|张爱玲
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我对于人名实在是非常感到兴趣的。
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旧时代的祖父，冬天两脚搁在脚炉上，吸着水烟，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
叫他光楣，他就是努力光大门楣；叫他祖荫，叫他承祖，他就得常常记起祖父；叫他荷生，他的命里就多了一点六月池塘的颜色。
除了小说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实的（往往适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种需要，一种缺乏。穷人十个有九个叫金贵、阿富、大有）。但是无论如何，名字是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种创造。
我喜欢替人取名字，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实行过。似乎只有做父母的和乡下的塾师有这权利。除了他们，就数买丫头的老爷太太与舞女大班了。可惜这些人每每敷衍塞责；因为有例可援，小孩该叫毛头、二毛头、三毛头，丫头该叫如意，舞女该叫曼娜。
天主教的神父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逃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子通用的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也不多。
习俗相沿，不得不从那有限的民间传说与宗教史中选择名字，以至于到处碰见同名的人，那是多么厌烦的事！
有个老笑话：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洋洋告诉牧师，决定用—个从来没人用过的名字——撒旦（魔鬼）。
回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整个的王云五大字典供我们搜寻两个适当的字来代表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而仍旧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叫子静，似乎是不可原谅的了。
适当的名字并不一定是新奇、淡雅、大方，好处全在造成一种恰配身份的明晰的意境。
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贷学金、小本贷金的名单，常常在那里找到许多现成的好名字。譬如说“柴凤英”“茅以俭”，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茅以俭的酸寒，自不必说，柴凤英不但是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仿佛还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能够写篇小说，用柴凤英作主角。
有人说，名字不过符号而已，没有多大意义。在纸面上拥护这一说者颇多，可是他们自己也还是使用着精心结构的笔名。
当然这不过是人情之常。谁不愿意出众一点？即使在理想化的未来世界里，公民全都像囚犯一般编上号码，除了号码之外没有其他的名字，每一个数目字还是脱不了它独特的韵味。
三和七是俊俏的，二就显得老实。张恨水的《秦淮世家》里，调皮的姑娘叫小春，二春是她的朴讷的妹妹。《夜深沉》里又有忠厚的丁二和，谨愿的田二姑娘。
符号运动虽不能彻底推行，不失为一种合理化的反响，因为中国人的名字实在是过于复杂。一下地就有乳名。
从前人的乳名颇为考究，并不像现在一般用“囡囡”“宝宝”来搪塞。乳名是大多数女人的唯一的名字，因为既不上学，就用不着堂皇的“学名”，而出嫁之后根本就失去了自我的存在，成为“张门李氏”了。
关于女人的一切，都带点秘密性质，因此女人的乳名也不肯轻易告诉人。在诗词里我们可以看到，新婚的夫婿当着人唤出妻的小名，是被认为很唐突的，必定要引起她的娇嗔。
男孩的学名，恭楷写在开蒙的书卷上，以后做了官，就叫“官印”，只有君亲师可以呼唤。他另有一个较洒脱的“字”，供朋友们与平辈的亲族使用。他另有一个备而不用的别名。
至于别号，那更是漫无限制的了。买到一件得意的古董，就换一个别号，把那古董的名目嵌进去。搬个家，又换个别号。捧一个女戏子，又换一个别号。
本来，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种心境，名字为什么不能随时随地跟着变幻的心情而转移？
《儿女英雄传》里的安公子有一位“东屋大奶奶”，一位“西屋大奶奶”。他替东屋题了个园叫“瓣香室”，西屋是“伴香室”。他自己署名“伴瓣主人”。安老爷看见了，大为不悦，认为有风花雪月玩物丧志的嫌疑。
读到这一段，我们大都愤愤不平，觉得旧家庭的专制，真是无孔不入，儿子取个无伤大雅的别号，父亲也要干涉，何况这别号的命意充其量不过是欣赏自己的老婆，更何况这两个老婆都是父亲给他娶的！
然而从另一观点看来，我还是对安老爷表同情的。多取别号毕竟是近于无聊。
我们若从事于基本分析，为什么一个人要有几个名字呢？因为一个人是多方面的。同是一个人，父母心目中的他与办公室西崽所见的他，就截然不同——地位不同，距离不同。有人喜欢在四壁与天花板上镶满了镜子，时时刻刻从不同角度端详他自己，百看不厌。多取名字，也是同样的自我膨胀。像这一类的自我的膨胀，既于他人无碍，何妨用以自娱？虽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浪费，我们中国人向来是倾向于美的糜费的。
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外界对于我们的名字发生兴趣的话，那又是一回事了。
也许我们以为一个读者看到我们最新的化名的时候，会说：“哦，公羊浣，他发表他的处女作的时候用的是臧孙的名字，在××杂志投稿的时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莲，樱渊也是他，有人说断黛也是他。在××报上他叫东方髦只，编妇女刊物的时候他暂时女性化起来，改名商烟婵。”任何大人物，要人家牢记这一切，尚且是希望过奢，何况是个文人？
一个人，做他自己分内的事，得到他分内的一点注意。不上十年八年，他做完他所要做的事了，或者做不动了，也就被忘怀了。社会的记忆力不很强，那也是理所当然，谁也没有权利可抱怨……大家该记得而不记得的事正多着呢！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与我同名的人有两个之多，也并没有人觉得我们的名字滑稽或具有低级趣味。中国先生点名点到我，从来没有读过白字；外国先生读到“伍婉云”之类的名字每觉异常吃力，舌头仿佛卷起来打了个蝴蝶结，念起我的名字却是立即朗朗上口。这是很慈悲的事。
现在我开始感到我应当对我的名字发生不满了。为什么不另挑两个美丽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点美与深沉，至少投起稿来不至于给读者一个恶劣的最初印象？仿佛有谁说过：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伟丽触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么？
张爱玲的母亲于上世纪30年代中叶在法国
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眼儿的过分的信任，是我们的特征。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
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话又说回来的。要做俗人，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依旧还是“字眼儿崇拜”。也许我这些全是借口而已。
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点回忆。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在填写人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煐，张煐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意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