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经经典语录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缔造者。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聚徒讲学，以文化传承为己任，从事于文化教育和文化遗产的搜求整理工作。曾经受益于老子的孔子，主张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五十六岁时候开始周游列国十四年，因道不得行，而不再从政求仕，便退回乡里，设帐授徒，讲授古代文化知识，并且有意识的评古论今。
同时，孔子搜求整理、聚残补缺，保存并阐发古代典籍，有着独到的见解、明确的意图和精湛的体例，注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他开创儒学，编纂《春秋》，修订《六经》，对远古文献典籍作出了很大的发展。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通过语言化让愿望从内到外以表达出来；所谓经者，常也，一个社会需要有纲领性的东西。孔子将搜求到的三千多首诗歌，归纳整理为三百零五首当成教科书，来称赞或讽刺、肯定或驳斥一个人的品质修养等。汉代将其叫做为《诗经》，它不仅反映了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封建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更赋予了中华文化源头的美誉，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西汉文学家司马迁这样评价过孔夫子：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衹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己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诗经并不是孔子写的,而是由孔子整理,编撰民间歌谣而成的。可以参考《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摘要：本文从文化传承的视角入手,试着分析孔子与《诗经》关系,进一步挖掘《诗经》与孔子之间的内在道德文化联系,从而对中国几千多年来的儒家思想文化作个简要的阐释。 关键词：孔子 《诗经》 文化传承 道德文化 儒家思想文化对于每一个读到先秦文字的读者来说,孔子和《诗经》是这一时代文学的重要符号。《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赋予了我国文化的源头的美誉。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经》甚至可以与西方人的《圣经》相媲美。而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东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论基础。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时至今日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孔子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与《诗经》已不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符号问题,它们都已上升到了中国的文化层面,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信息,乃是整个中国社会文明进程。传统的东西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传统是历史长期的积淀,是一个民族宝贵经验的结晶,是一笔十分丰厚的资源,是转型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基础。所谓的文化传承,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和继承。如果说《诗经》和《周易》代表了前一个时代,而战国勃起的诸子百家哲学与散文代表了后一个时代。孔子恰恰处在这两个时代的转折时期。 孔子对于《诗经》“述而不作”的做法,进一步说明孔子晚年对《诗经》的整理只是删定。孔子一方面在不自觉地,部分地继承,运用先代的情感表达方式,吸取《诗经》各种美学价值,同时却也在愈来愈理性将《诗经》进行切割,分类,从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阐释《诗经》。 孔子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对《诗经》,这部中国文化的源头进行了自觉与不自觉传播和继承。同时,文学进程,从来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维,及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联系的。文艺的发展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它与当时的历史阶段相适应,是这一时期民族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的感性显现。 《诗经》是西周、春秋时处于孕育、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和精神风貌的结晶,是这一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等种种社会条件交汇的产物。孔子正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大流的价值取向,建立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中华文化的生命特征,也就是文化生命,主要体现为“仁”。 中华文化以仁为根本精神。仁,将宇宙人生融为一体。以孔子为代表儒家倡导仁和礼的统一思想,被李达五在了四个层面的深刻的阐明：第一, 以“君君臣臣父子父子”,“天地君亲师”为核心的血缘伦理基础；第二, 以持中、保守、内向、克制、忍让,即“温良恭俭让”为标准的心理基础；第三, 以忠孝节义为宗旨,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互助的人道主义精神；第四, 以“修身齐家治天下”为人生追求目标的个体人格。 （1）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2）的说法,实际上是讲“仁”本身就是为了释“礼”。学礼,懂礼,行礼,护礼,就是儒家君子的责任与风度。儒家“仁”的本质就是维护等级之礼,法规之礼,人际之礼,为人之礼。这种在春秋战国的社会生活大变动的背景下的道德文化,实际上是以君王意识,家长意识为构建核心,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标准。 这样的道德文化取向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体现了先进的封建生产力的需求,从而能够很快地发展为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为后代封建君王所提倡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不仅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同时也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孔子说：“依于仁,游于艺”（3）,只有依照仁的精神,才能创造诗歌的生命。 以这个观点去看《诗经》,无论是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的《生民》、《大明》,反映劳动生活的《七月》、《丰年》,描写爱情婚姻的《关雎》、《卫风·氓》,以战争徭役为题材的《采薇》、《王风·君子于役》,还是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的燕飨诗《小雅·鹿鸣》、《大雅·既醉》,揭示政治黑暗的怨刺诗《荡》、《正月》等,都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愿望为根底,都是要“经夫妇,成孝敬,美人伦”,以达到孔子所倡导的艺术标准,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的政治标准。如《硕鼠》里,对于那个不劳而获的统治者,早已经忍无可忍了,但他也只能“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消极选择。君权的思想在统摄着他的思想,在无奈的压迫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自身的出发,另寻一块修身养性的乐土,正应验了：诗可以怨而不可怒也。 《诗经》一些作品赞美贵族阶层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击失德违礼之辈不如：“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5）这本身就在强调仁礼统一的道德修养标准,即体现了“诗可以观”的社会认识作用。再如《采薇》、《出车》、《六月》等,堪称中国边塞诗的源头,写战争,回避刀光剑影,恐怖血腥,其主要意义就是回避战争,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弃,对和平统一的渴望,正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 如《秦风·无衣》里所描绘的战争前的情景,就要求大敌当前,所有的臣民都应该“修我戈矛,与子同仇”（6）。如果说,《采薇》等通过兴、观而有“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微微怨悱的话,那么《秦风·无衣》则可以看成是教育群臣民,号召臣民同仇敌忾的“群”。 孔子所谓的“诗三百,一言蔽之,思无邪”的论述,即无邪就是要合理。礼即理,就是在儒家道德规范,儒家思想文化原则下,诗歌观念取向和诗歌创作的原则,就是要体现仁的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正因为孔子与《诗经》有这么一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诗经》才具有了经典意义。 但是这才只是开始。《诗经》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被作为官方的一种思想被提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人们在重视之后,就会把孔子所说的话,孔子所用的教材、各种文献经典化、神圣化。这个神圣化、经典化的过程就是上一讲张隆溪教授所说的“阐释”。《诗经》是当时的人所写的诗,和我们现代人所写的诗并没有不同,但是要经典化,就必须把《诗经》的作品从普通的文学作品提升到儒学经典的地位。 这个过程就是把一般人写的诗变成经典的过程。在经典化过程中,人们对“诗”的阐释就附加了许多并不是作品本身具有的内容。也可以讲,在《诗经》经典化的过程中,讲了不少歪理。所以要正确地看待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把握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需要将两者置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中去思考,才能最终得出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也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符号,是现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依据。同时,它们的关系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新的价值内涵,就有待于我们今人去挖掘,从中吸取对我们现代化建设有意义的道德、思想方面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