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马屁的经典语录漂亮
武则天时，有个叫朱前疑的小干部，上书说：我做梦梦到陛下活到八百岁。
武则天立刻破格提拔，他从普通干部一下提到科级。
朱前疑得到了甜头，不久，又说：我梦到陛下白头发变黑了，牙齿重新长出来了。
武则天直接提拔他成省部级，掌管车辆马匹。
约等于武则天出行车队的队长，但，是副职。
朱前疑不甘心只是个副省级呀。
于是，他要再接再厉。
一次出行回来，他上书武则天说，他听到了嵩山呼喊万岁了。
可是，女皇就发给一个红色的算袋，可以佩戴在他的绿官服上。
朱前疑的内心是失落的。
正好一次机会来了。唐朝要攻打契丹，缺少马匹。武则天下令，京官捐一匹马，就可以授五品的官。
于是，朱前疑花重金买了一匹马，捐了。
可武则天没有动静，于是他就几次提醒武则天。
最后，武则天烦了，直接把马退给了朱前疑，罢官，赶回老家。
这段历史出至于《资治通鉴》，但是司马光为什么要写这个无足轻重小人物的故事呢？
原文如下：
先是，有朱前疑者上书云：“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即拜拾遗。又自言“梦陛下发白再玄，齿落更生”。迁驾部郎中。出使还，上书曰：“闻嵩山呼万岁。”赐以绯算袋，时未五品，于绿衫上佩之。会发兵讨契丹，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酬以五品。前疑买马输之，屡抗表求进阶;太后恶其贪鄙，六月，乙丑，敕还其马，斥归田里。细心的你一定有疑问：
前两次就说了两句话，朱前疑直接实现人生的大跨越。但是第四次，他可是响应政府的号召，花了不少钱，干了一点实事，可是武则天倒不实现她的诺言了。反而把他罢官。为什么？
为什么朱前疑那么纠结于五品官的转正问题？
在唐代的五品官可是一个的分界线。
五品以上就是高层的官员，俗称“高官”。有特殊待遇，享有门荫，免罪等种种特权。
古人说的“加官进爵”，加官容易，但是想要进爵必须要上五品。
到了这个阶层，不仅自己荣耀，连母亲和妻子也能获得封号，享受待遇。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可以为“士”，换句话说，五品官的孩子出生就是有国家干部的编制和待遇。
所以，朱前疑对五品官的追求非常执着。
武则天毕竟是政治家，她根本不糊涂。
此时武则天已经老了，当然在心里害怕衰老和死亡。
朱前疑前两个马屁拍的好呀，抓住了武则天老年的心理特点。
他不是祝福武则天万寿无疆，而是说梦到了。
古人信梦呀，即便不是真的，也是好兆头，寓意武则天长寿，武则天当然高兴了。
武则天给朱前疑封的几次官也是有意思的。
第一次是“拾遗”。从八品，相当于正科级。负责讽谏、荐举。也就是动嘴皮的，没有实权。
第二次是 “驾部郎中”，从五品，也是干的是五品的活，待遇是六品。
朱前疑之类的人，也只是服务帝王的部门，属于次要部门。不能进入国家管理中枢。
武则天小算盘打的也好。
拍马、捐马上来的官员，“酬以五品”，就是给从五品的官职，但是没有待遇。
很像今天“评而不聘”“评聘分开”。
武则天心里明白，靠拍马屁上来的人，一般没什么真才实学，也只能干点不重要的活了。
其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哄领导开心。
给你了头衔，不给实惠实权，这对自己管理也无危害。
至于五品以上的官，是绝对不肯轻易授人的。
可朱前疑没有把握领导的心态，以为仅仅靠拍马就能上去。
想要往上爬，拍马和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第三次，武则天给他一个“绯算袋”，就是红色装逼的袋子，不，装笔的袋子。
“算袋”就是过去大臣的公文包，里面装点办公的笔墨。
五品以上才能穿红，五品以下只能穿绿，连帽子也是绿色的。朱前疑可不想戴一辈子的绿帽子！
武则天意思就是，朱前疑我给你一个红色的笔袋，装装逼就行了。你只配这种待遇了。
的确，拍马能拍一时，却拍不了一世。
但是，朱前疑真看不懂帝王的用意，也不懂武则天御人之术。
结果，恰得其反。
的确，对于武则天来说，封官容易，罢官也更容易。正像罢黜朱前疑一样，根本不要什么理由。
看似武则天糊涂，其实不然。
朗博曰：
和领导讨价还价，找死！
拍完马屁就想有回报，大忌。
只有拍到发至肺腑，心甘情愿，毫无所求，无怨无悔的地步，让领导自己觉得不给你好处都不好意思时，这才是算到了境界。
郭沫若骂鲁迅衣冠禽兽，鲁迅直接回击五个字，让他无地自容
我们都知道郭沫若与鲁迅的关系差到极致。
首先郭沫若的人品就相当的差，作为一代文人却失去了传统文人的底线，对自己的几任妻子都是始乱终弃。
我们都知，郭沫若最为人所熟悉的就是他的马屁精，拍马屁写诗那叫一个厉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就与郭沫若曾经对骂过，有人说鲁迅骂的原话是“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真不知道是出自何处。那么，鲁迅到底骂了什么呢?
鲁迅一生骂过无数的人，但他不是随便说的。郭沫若为了诋毁鲁迅，曾经骂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这还不够，还强调说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对于这样的人，鲁迅肯定不屑于像街边小贩一样骂对方祖宗十八代的，他学过医，毕竟有理性主义的。
于是，鲁迅称郭沫若是“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痞棍)”，简单来说就是“才子加流氓”。
为什么鲁迅说郭沫若是“天才加流氓”？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 ）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沫若出了三个妻子，还有好几个情人，又喜欢去妓院嫖娼。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郭沫若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郭沫若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女人，曾把性病传染给郭沫若，并殃及安娜。
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
鲁迅先生的话虽然尖刻，却也没说错他。郭沫若是典型多情的绝情人。爱与不爱，只在一念之间，也都是他义无反顾的理由。嫁给这种男人就好像撞大运，运气好了能让他停留，运气不好就糟抛弃，而且“从此萧郎是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