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胡也频经典语录
沈从文的笔是多彩的，他的创作心境也是多样的。和许多作家不同，他能如同一位迷恋景致的游人，在文体的千姿百态的山水之间徜徉。他不愿把自己的艺术触角，囿于狭小的范围，而是乐于尝试，乐于探险，在适合自己才情的广阔天地里漫游。 与《边城》、《长河》等小说相比，《记胡也频》很少为人提及，《记丁玲》也是在近年因为传主的指责，才在大陆文化界屡屡为人论说。 然而就文体而言，它们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却应占据一席之地。它们是沈从文最早的长篇纪实作品，和《从文自传》一样，都是值得赞许的传记作品。 自然，《记胡也频》没有《从文自传》那样艺术成就显著，也因其篇幅有限而缺乏《记丁玲》所具有的丰富性，但它是沈从文创作纪实作品的第一次尝试，更可视为他与胡也频、丁玲友谊的一段珍贵记录，是《记丁玲》的雏形。 我们可以将两部作品视作一个整体来品味。 过去人们说沈从文是文体作家，往往带有几丝贬义。其实，我看沈从文并不是一位“唯形式主义者”。他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尝试各种文体，不仅仅是出于他本能的对艺术形式的喜爱，更多的则是根据内容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形式。 他对文体有一种超乎于其他作家的清醒意识，他的作家论，他的散文，他的各类结构的小说，都以不同于他人的特色而显示出他的艺术个性。他的这种意识，并非是一种“游戏意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因素置于一旁而去作文体的尝试，把沈从文当作一个单纯写作意义上的文体作家，完全是一种误会。 非常明显，沈从文选择纪实文学的文体来写胡也频和丁玲，以及后来写自传，绝对不会是写小说太久而突然心血来潮尝试一下新的文体，而是他所想表达的情感，他所要描写的人物，必须采用这一形式。 由于沈从文历来强调艺术的节制，情感的节制，使得人们时常注意到他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以及他的超然。 《边城》一类小说成功地表现出的淡泊、悠远、平静，更加加深了这一印象。然而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侧面，和别的作品相比，《记胡也频》、《记丁玲》就突出地表现了沈从文创作中感情因素的影响。这两部作品的创作冲动，作品中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描写，以及流露出的作者的情感，都不同于他的很多常为人们提到的作品。 他没有超然，没有拉开自己和作品的距离，而是时时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传主的现实生活交叉在一起，这大概是他对纪实作品文体的一种理解。至于他的难以掩饰的真诚而热烈的情感，使人惊奇，但却不能不说：这也是沈从文。 沈从文受感情的影响来写这两部作品，他的感情使他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他的性格的另一面。 描述和论说沈从文的文章很多，人们喜欢述说的是他的温和，他的甘于寂寞。 在人们看来，他身上缺少剑拔弩张式的阳刚之气，更有人则将他视为生性懦弱，且带市侩气，一胆小书生也。其实这也是一种误会，一个人的勇敢或者说阳刚之气，未必一定表现为拍案而起，怒发冲冠。 只要他心中有真诚的情感在，这情，或是异性之间的爱，或是同性之间的友谊。情义一日不灭，他都可能为这情义而做出与平常性格迥然不同的举止。读《记胡也频》和《记丁玲》，联系到它们问世的经过和当时的特殊环境，我会感受到沈从文炽烈的感情，感受到这位来自湘西、曾在士兵堆里滚过爬过的文人，身上仍然带有难得的侠气。 这侠气源自友情，源自他的人生观念中对正义、对友情的态度。能这样对待友情、能这样看待正义的人，不可能是懦弱的，更不可能带有市侩气。 沈从文和丁玲在晚年时发生的矛盾，是永远也说不清的往事。熟悉他们的交往的人，包括我这个读过《记胡也频》《记丁玲》的年轻人，为他们的这一结局感到遗憾。 不过，我又想，友谊不管是什么结局，不管它曾包含多少苦涩，毕竟是最值留恋的。就像月亮，圆时是美的，缺时也是美的。沈从文和丁玲晚年的龃龉，令人遗憾，但不会因此而影响人们对他们早年友谊的重视。何况，有他们的作品在，有他们各自的成就在，人际的纠纷，不应当影响对他们作品的评价，更不会影响后人看待他们以往的友谊。 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的交往，是现代文坛中难得的、充满戏剧内容的一个片段。 他们三人的友谊、他们共同的奋斗，毕竟是充满着艰辛、浪漫、创造精神的那一代文人的一种缩影，而他们各自的文学成就，更是文学史上多彩的一笔。 《记胡也频》与《记丁玲》，就是沈从文根据他的记忆、他的理解创作的，这是他从自己的角度对他们的友情的富有诗意的记述。读这些作品，不必拘泥于细节的真伪，而是从整体艺术效果来感受那个时代的青年的奋斗，感受当时文坛的氛围，同时认识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几个不同的性格。 《记胡也频》，或《记丁玲》，两部传记的写作经过，本身就充满着侠气。 一九三一年挚友胡也频遇害后，沈从文以丈夫的名义，在形势复杂、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常德丁玲的家乡。在那里住三天后，他们又一同返回上海。 在当时的情形下，他的这一举动显然带有一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气。在与丁玲的交往中，这大概是最能表明他们的友谊程度的一件事。 由于帮助营救胡也频和护送丁玲回常德，沈从文失去了在武汉大学的教职。回到上海后，他便应徐志摩之邀，前往北京，重又来到当年他和胡也频、丁玲结成友谊的地方。 就是这次故地重游，沈从文写出了他的第一部纪实作品《记胡也频》。 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开始连载《记胡也频》，约四万字。这篇文章最初发表时的题目为《诗人和小说家》，连载至第十一次(十月十五日)时才改为《记胡也频》。 《记胡也频》分三十四次连载，前十一次由编者加有小标题，后面部分则取消了标题，题图一直为一位女子头像。 《记胡也频》的创作和发表，距胡也频的被杀害只有几个月，这是中国现代社会最为黑暗的时期。由于白色恐怖的威胁，公开悼念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文章并不多见。 而沈从文尽管与左翼文艺有隔阂，但这并不影响他从友情出发控诉国民党强权政治。如果我们了解当时国民党的文化高压政策，就会承认沈从文写文悼念友人，不会像闲庭信步一样悠然自得，他需要真情，也需要勇气。 两年后，《记丁玲》的写作同样如此。 一九三三年五月，丁玲在上海被特务绑架，她的失踪成为轰动中外的大事。当时正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对于丁玲的失踪，为之担忧，为之愤慨，在十天之间，他接连写出《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两篇文章，控诉国民党的暴行。当听说丁玲已被杀害的传言后，他又曾以《三个女性》为题创作了短篇小说，借在海滩漫游的三个女性的交谈，写她们对被捕遇害的女子“孟轲”的景仰和赞美，而“孟轲”便是代指丁玲。 与此同时，沈从文开始写《记丁玲》，这时作品的题目为《记丁玲女士》，《记丁玲》为后来出书时改定的。 七月二十四日，由王芸生编辑、在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十卷第二十九期，开始连载《记丁玲女士》，在目录中，这部作品被列入“小说”类，署名“从文”，到第三十四期时，署名方改为“沈从文”。 《记丁玲女士》全文约十一万字，从与丁玲初次相识开始，一直写到丁玲失踪，是一九三一年的《记胡也频》的进一步充实和延伸。关于胡也频被捕前后生活的描写，是一九三一年被禁止发表的，这次则作了充分的叙述。 在开始写作全书之前，沈从文写了一篇《记丁玲女士·跋》。 跋的字里行间，跳跃着的不是《边城》中的那种淡泊静远，而是湘西兵士一般的强悍，透出扑面而来的侠气，这正是和整个作品的基调相吻合的。沈从文这样写到： “一个前进作家他活下来时，假若他对于人生还有一点遥远的理想，为了接近那个理想，向理想努力，于生活中担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于退缩的。 他看准了他应取的方向，他对于他的牺牲便认为极其自然。他相信光明与正义所在，必不至于因为前面触目惊心的牺牲了，就阻止了后面赴汤蹈火的继续。他明白一页较新的历史，必须要若干年轻人的血写成的。同这个社会中种种恶劣习气作战，同不良制度作战，同愚蠢作战，他就不能吝惜精力与热血，他们力尽气竭后，倒下去，僵了，腐烂了，好像完事了。 在一般人记忆中，初初留下一个鲜明活跃的影子，一堆日子也慢慢地把这些印象弄模糊了，拭尽了。可是，他们却相信，他们强悍的生，悲惨的死，是永远不会为你们年轻人忘掉的！” 沈从文的这篇跋，后来出书时没有被收入，但它却是他写作心境的最好说明。 在写《记胡也频》时，他也说过一段话可以与此相补充。 在写完《记胡也频》后，沈从文曾补加了一个“附志”，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更重要的是他以深沉的哀痛和激愤，抒发了对胡也频的死的感慨。 “总而言之，到这个时节，他是用不着别人来想象他的如何存在，关心到他的本身了。 但一个活人，他倘若愿意活下去，倘若还能活下去，他应当想到的，是这个人怎么样尽力来活，又为了些什么因缘而死去。他想到那些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他一定明白‘镇定’是我们目下还要活着的人一种能力，这能力若缺少时，却必需学习得到的。一个人他生来若并不觉得他是为一己而存在，他认真的生活过来，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结束。 一个理想的损失，在那方面失去了，还适宜于在另一方面重新生长，儿女的感情不应当存于友朋之间，因为纪念死者并不是一点眼泪。 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 ” 沈从文在写两部作品时，对遇害的朋友，对失踪的朋友，他都怀着深厚的感情。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他未必同意胡也频丁玲的政治见解，但在作品里，他对胡也频和丁玲的性格却表现出敬意，活泼而生动的文字，流露出由衷的赞美。譬如在《记胡也频》中，他把自己与胡也频进行比较，感叹自己性格的弱点，而胡也频在他看来，则是一个时时充满自信心的强者。 他下面的一段叙述，正是从人性的角度以他独特的理解而对胡也频所作的评价： 至于那个海军学生却与我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用“刚愎”或“固执”作为性格的解释，都不至于相去太远。 但这性格显然是一个男子必需的性格，在爱情上或事业上，都依赖到这一性格，才能有惊人特出的奇迹。 这种性格在这个海军学生一方面，因为它的存在，到后坚固了他生活的方向。虽恰恰因为近于正面凝视到人生，于是受了这个时代猛力的一击，生命于创作，同时结束到一个怵目的情境里，然而敢于正视生活的雄心，这男性的强悍处，却正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 有人曾认为沈从文带着偏见的目光审视胡也频，在动荡的社会变化面前，俨然一位绅士，显露出他身上懦夫的弱点。其实，《记胡也频》也好，《记丁玲》也好，从沈从文的叙述中，我感受到的是他对丁、胡是抱着充分的理解，即使也有一些歧见，他仍然从性格、热情的角度，勾画出友人完美的形象。 他的这种写法，既出于他对友人的真诚情感，也是与他的艺术个性相吻合的。沈从文还用赞美的笔调这样写丁玲： 然从另外一方面说来，则凡属于一个女子某种美德，她却毫无缺处。她亲切却不狎亵。 她爽直并不粗暴。她无时髦女人的风韵，也可以说她已无时间去装模作样的学习那种女性风韵。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个女人，不过因为她没有一般二九年华女人那分浮于眼眉形诸动止轻佻风情罢了。认识她灵魂美丽天分卓绝的，只是很少几个朋友，一般人对于她的美丽于长处的认识，则必需数年后从她作品上方能发现的。 (《记丁玲女士》) 我很欣赏沈从文笔下对胡也频、以及丁玲的赞美之词。一个曾被左翼文艺严厉批评的文人，在左翼作家遇难后，仍然能把他们作为美好的形象来描写。应该承认，沈从文在作品中对胡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有所责怪。 但他主要是认为他们有勇气和理想，却缺乏对现实的冷静考察，因而显得有些激烈有余，对事业未必有益。他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是将他们作为政治家来描写。他是一个小说家，胡也频和丁玲在他的眼中，是作为熟悉的友人而存在。当怀着感情创作时，他是将他们作为普通人来描写，捕捉的是他们生活中令他难忘的亲切的细节。 这些细节，包括他所做出的主观分析，未必与他们的政治意愿相吻合，但从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两个传主却是可爱可亲的。他们是沈从文印象中的人物，是他所理解所钟爱的人物。正是如此，他的有些议论今天来看，也许显出他的偏持，但这并没有影响两个传主整体形象的丰富性和光彩夺目处。 《记丁玲》出版时，《良友图画杂志》上，曾刊有一则《记丁玲》的广告，对沈从文这部作品便作出这样的评价：“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说只有作者沈从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书从丁玲的故乡和她的父母写起，作者特有的那枝生花妙笔把一个冲破了旧家庭束缚到大都市里来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现在读者的眼前，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部最完美的传记文学。 ” 《记胡也频》本来一直写到胡也频被捕、被害，但发表时却被当局删去，目前所见到的，只是写到胡也频被捕当天，到沈从文处请他写挽联的事情。文章正文留下的最后一句，正好是写丁玲：“那种镇定，在2月9号，我们从南京方面朋友左恭家里赶回来，10号得到一个消息时，还依然保留在孩子母亲的脸上。 ” 被删除的部分，显然是当时犯忌的内容。后来出书时沈从文没有补充，我们无法了解它们的面貌，无法知道他是以何种方式和语言，控诉对友人的杀害，表达对死者的悼念之情。 这些缺憾，读《国闻周报》上连载的《记丁玲女士》，可以得到某种弥补。 我觉得，即使撇开两部作品的内容不论，仅仅《记丁玲女士》最初的发表以及后来出书时所遭受的删改和腰斩，就很能说明沈从文的作品在当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他的文章没有鲁迅悼念柔石的文章那么振聋发聩，脍炙人口，但至少在那个时代，他的这一作品所遭受的命运，是与左翼作家的作品相同的。 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九日出版的《国闻周报》第四十期上，“编辑后记”写到：“…… 沈从文君的《记丁玲女士》，至本期已连登十一次，诚然是长的作品，我想也是读者长读不倦的。最近两期正谈到这一对年轻夫妇的某种生活，这是很难着笔的，作者的文字甘苦，是我们应该领略的。 ” 编者所说的“某种生活”，正是沈从文所描写的丁、胡二人参加左翼运动的生活。从这两期起，《国闻周报》上的删改开始多起来，几乎每页都可以见到“××”。有的段落，甚至大部分只是××，句子割得零碎不堪，难以明白原意。被删改的内容，主要涉及对左翼文艺和政治活动的描写。 如今没有作者原稿，《记丁玲女士》便永远是《国闻周报》上这副百衲衣一样的面孔。 譬如写到胡也频被杀之后丁玲在上海的处境时，这么几句话被删得只剩下这副模样： 况且丁玲还正有人以为她已组织××××，预备在上海方面有所活动。 种种不实不尽的谣言，不单迷乱了××，好像同时也就使×××××也不很明白。××××，×××，××××，这并不希奇。××××也算是平常的事。 一九三四年九月，赵家璧的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将《记丁玲女士》更名为《记丁玲》出版精装本，列入“良友文学丛书”第十种。 书的出版，遇到了比刊物更多的麻烦和限制。此时上海已有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沈从文笔下的许多文字，显然犯忌，不能列入书中。于是，沈从文的这部作品，被腰斩，《记丁玲》一书，实际上只是《记丁玲女士》的前半部分，后面大部分内容此次未收入书中。 《记丁玲》一书，为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证审字第九十七号。 在书后，赵家璧先生特地附上“编者话”，对作品的腰斩作一说明： 沈从文先生所著记丁玲一稿，原文较本书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一九三二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克全部发表，特志数语，以告读者。(原文实应为多出五万字左右。 ——引者) 《记丁玲女士》中未被出版的部分，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抗战期间，出版控制稍松时，才又由赵家璧的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以《记丁玲(续集)》为题出版。此次，精装本《记丁玲》也改为普及本，和“续集”一起出版。 有的文章记载《记丁玲(续集)》一九三四年就出版过，不确。 《记丁玲》以及续集与《记丁玲女士》比较，删改更为明显。大大小小的删去和补充，计有一百多处，涉及字数则达万字左右。这大概是沈从文的作品中命运最为坎坷的一部，也是最值校勘的一部。 出书时删去的内容，主要是对国民党杀害胡也频的批评，以及对丁玲胡也频政治活动的叙述，也有几处涉及他们的个人生活的段落。 下面两段被删改的文字，可能会使人们惊奇它们居然出自沈从文笔下，发表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年月： 一，我觉得古怪的不是这种青年人的失踪，应是大多数人的麻木，……多数知识阶级还扪龠谈天，专在一些无当于实际的问题上有所争论，也不知道杀戮年轻人的办法是一种如何愚蠢的办法，故这种杀戮还在用种种方式继续下去。 二，明白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的生成，必需把自己生活加入广泛劳苦群众的生活，自己的感情成为普通群众的感情，自己的欲望恰是群众的欲望，这样年纪轻勇于写作者，并不是没有人。然而这种人，幸而不被上海商人刻薄所饿死，便是被政府捕去所杀死，教授与战士，则惟各自以偏持的诚实，致慨于中国文学之无望，……政府对于作家除了愚蠢的杀戮以外，则从不作过一次聪明事情，读者则常常被一二负荷了三数盾牌迎风挂旗的流行作家，用朝三暮四的方法，养成皆毫无见解极其可怜的分子。 ……书店中人使她活下来，社会的统治者当想方设法毁去了这种难得的作家时，包括教授与战士在内，一切人皆仍然沉默着，如对于政府所作的其他各种蠢事一样，不发一言。中国将来若果真有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照我想来，则这作品是应当不要忘却写到这一件事情的。 这里没有迟疑，没有遮掩，完全如同一个战士在呐喊，在慷慨激昂。 沈从文的表述，自然缺乏左翼作家纪念胡、丁时所采用的明确的政治术语和同志情感，也没有更为强烈控诉和战斗的呼喊。他只是一个文人，更不是一个完人，他不可能像一个革命者那样面对强权政治的残暴。但，这毕竟是黑暗中迸发的火花，是弱者呈现的刚强。它属于正义、善良的人性，是中国文人最可宝贵的声音，在当时，他的这一举止，与社会的进步力量相一致，在后来，人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文字中更加全面地认识沈从文，理解沈从文。 把侠气与一个外表儒雅温和的文人连在一起，似乎显得牵强。其实，健壮者威武者未必就一定带有侠气。中国文人历来推崇为情义而献身的传统，沈从文虽然没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文人美好的性情。 在艺术观里，平淡是他赞赏的境界，在生活中，他同样信奉着平淡。而他的笔下所流露出的侠气，也就无声无息地渗透在他的平平淡淡的生活中。 一九八二年，沈从文在晚年最后一次回家乡时，曾有三个中年人带着许多礼物来看他。三个乡亲一见到他，就连声喊“恩人”，一齐下跪。 他大吃一惊，连忙扶他们起来。 这三位中年人说，他们来自离凤凰一百多里的铜仁县，在“文革”时期，他们曾到北京上访，要求澄清自己的冤案。到北京后，身无分文，他们想到了湘西的老乡沈从文，便贸然前去求助。多亏沈从文解囊相助，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 可是，此次看着他们，沈从文无法回忆起这件事情。沈夫人隐隐约约记得有过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的几个人的模样，她也无从回忆了。写文章谈及此事的人为之感慨说：“他们几个青年人哪里知道，那些年正是沈老夫妇每餐啃两个馒头过日子的时候！”(刘鸿洲《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这是毫不惊人的义举，朴素而清澈，一如沈从文笔下湘西的水。 可贵的是，这种善良，这种热情，就是一种朴素的侠气，自然而然地发自沈从文的心中，是没有任何雕琢虚饰的天性的袒露。他平平静静地做，不求回报，不求虚名，更愿意人们遗忘。这是他做人的可爱之处，可敬之处，从写《记胡也频》《记丁玲》，到文革中的这件小事，有贯穿始终的脉络在。 应该说这种侠气，也源于家乡湘西的熏陶。沈从文曾是行伍出身，在一群群剽悍勇武甚或带有原始野性的湘西士兵中间，他形成了人生观。他敬佩那些勇敢者，特别在孩子时代，对家乡赫赫有名的“侠者”总是抱有羡慕和敬重。在以《凤凰》为题的散文中，他就以赞美的笔调描述过家乡当年著名的游侠者田三怒。 在抗战开始时，沈从文对参加战斗的湘西士兵的英勇，也表示出极大的敬意。“这才像个湖南人！才像个镇人！”他感慨地说。他以家乡人的悲壮和正气作为自己的骄傲。当他对一些留在凤凰的家乡军人发表意见时，他赞美湘西人的侠气：“同乡的性情，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不畏强暴，仗义而能济人之急，具英雄本色，且以得人敬重为荣。 ” 沈从文用家乡的性情，鼓励同乡投入抗战，可见对湘西侠气他有着清醒的意识，在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是一个文人，但家乡尚武崇侠的传统，早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印象和他的善良真诚的天性交揉在一起，带着它们，他走出湘西，走向人生。 就这样，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平淡朴素却又感人的故事，留下了《记胡也频》，留下了《记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