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德教育经典语录
调动孩子的想像力一般人认为，先有技巧，后有完整的想像力表述，但在优秀的美术老师那里，这两者可以反过来，甚至对儿童来说，后者更为重要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男为天，女为地，女子就该在最底层”，伴随着这些内容的热传，女德班也被推倒了舆论场的中央。一时间，“女德班”被批评为“污化女性”，是“奉行封建糟粕和男权复辟”，当然也有另一种声音表示支持，认为女德教育机构是被“妖魔化”了，并将其作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这一言论的呼应。
舆论的喧嚣之下，似乎更值得追问的是，女德班缘何存在？它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厘清？我们是否需要女德教育？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我们究竟需要何种女德教育？
质疑：“心灵的洗礼”还是“愚昧的表现”？
女德班是“心灵的洗礼”还是“愚昧的表现”？曾经接触女德教育的学员各持不同看法。
在“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的公众号中，记者找到了女德班学员的学习侧记，从中不难窥探到她们参加课程的动机。据历史消息记载，2015年12月，来自齐齐哈尔的刘玉荣参加了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第18期女德班的学习。对她来说，每一堂女德班都是一份“心灵的洗礼”，每一堂课她都会“情不自禁流下泪水，检讨自己是一个多恶的女人”。对公公婆婆诚心忏悔后，刘玉荣“全家生活在一起，和丈夫彼此间多了默契和关爱”。
在参加女德班的学员中，刘玉荣很有代表性。这是一群年龄在35至55岁之间的中年女性，身份各异，有家庭妇女、个体经营户，也有白领和学生。不少人因为家庭生活中存在不和谐因素而来到女德班寻找“答案”。在通过亲友介绍“慕名而来”并学习完相关课程后，她们中很多人声称“找到了标准，知道了什么是女人应该做的”。
在不少学员的自陈中，“家庭”是必会谈及的话题。囿于在现实婚姻关系中女性的地位，以及他们对家庭资源的支撑需要，一旦家庭的动态平衡和和谐被打破，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她们多半会把问题归因到自己身上。而这恰恰为女德班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除了自主报名参加课程外，还有一些人是通过学校或单位所组织的讲座接触到了女德教育。据悉，在讲座中，有人听后“大受感召”“当场大哭”的观众，但也有部分人对讲座内容提出了质疑。
张伟是烟台市合卢寺的一名义工，曾经作为协助组织者听过三次“女德教母”丁璇的讲座。“我们希望听到正面故事，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丁璇讲的恶的东西太多，负能量较多。”她说。对于丁璇宣扬的“女性要忍辱”的观点，张伟尤其不赞成，“她讲的东西谈不上国学，只能算是家庭伦理的教化，况且传统文化也不是这样的。”
被称为“女德教母”的丁璇，早已被视为宣扬女德教育的旗手。去年5月，她以河北省传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的身份在江西九江学院举办的一个讲座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女孩最好的嫁妆就是贞操”，“三精成一毒，专伤不洁女”“女人衣着暴露容易失身”等言论甫一发布，就引发舆论关注。
面对众多的质疑，丁璇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强调女子贞操问题，是因为坚信守住贞洁才能保证婚姻的“福报”。而且她澄清，认为自己并不是所谓的“女德资深专家”，“我自己只是一个退休的老百姓，在家没事搞一搞这个方面的研究”。
虽然公开表示自己“只讲家风家德，妇德女道，和国学不沾边”，但在盘梳丁璇从2015年7月7日至2017年5月的全国讲座记录时发现，除了包含有“公益讲座”字眼的讲座外，38场讲座中接近一半的讲座都公开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
对抗：女德“约束”与女性解放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女德’的意义，在于重视女性扮演好自身的社会角色，即作为女儿、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角色。”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中心研究员潘帅说，中国人素来强调“男女有别”，对于男性和女性分别有不同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规训，过去讲女德的书也有不少，如《女诫》、《女训》、《女则》、《女论语》、《列女传》、《女孝经》等。而即便在儒家“乾健坤顺”形而上学体系下，“‘坤德’也并不‘屈从’于被统治的地位，而在实质上起到推动、统摄着乾道发挥‘以知帅人’作用的效应，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的王堃副教授说。
王堃进一步解释道，坤道以“敬”为主，以“信”和“义”服人。当今女德班中要求女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丈夫言听计从”不仅不为传统文化所弘扬，而根本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相左。对此，中国社科院大学女性研究专家于闽梅副教授也明确指出：“现存女德班所谓的训导并不是真正的“女德”，其在传统儒家伦理中找不到对应的内容。”
早在东汉时期，著名女史学家班昭针对女子专门创作了一部道德教育书，这本1800多字的小册子《女诫》包含“敬顺篇”“专心篇”等多个主题，也多被看作是我国最早的女德教育教材。
随着中国社会步入近代，女性启蒙开始起步。据统计，1902年至1913年，相继有50余种女性报刊成立。1908年，《新世纪》刊物刊发“女德篇”，称“吾不能不大声疾呼为女子鸣其不平也做女德篇”。1927年，《大公报》更是开设了《上海职业妇女访问记》专栏。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在宣扬女性平等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摒弃女德的规范及要求，女德规范及约束与呼吁女性解放两个面向之间的对抗一直存在。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的相关搜索结果显示，这一时期报纸标题中带有“女德”的文章有百余篇。1914年，《妇女鉴》详细罗列了女性“持家”“处事”“处人”等多条箴言。
据于闽梅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女性角色定义也分两个阶段。建国初期，优秀女性多被塑造为劳动女性，新中国的一系列法律也在极大程度上保障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之后，受资本主义消费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性感”成为女性角色一大新的关键词，这一阶段，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日趋复杂：既要在形体上动人，又要求在身份上当好贤妻良母，可以说，“新启蒙”时期，女性启蒙尚未完成。
思考：中国性别德育走向何处
丁璇式的女德班不可取，那我们是否还需要女德教育？对于这一“时代之问”，于闽梅说：“女性主义要建构的是男女平等的社会，而“平等”也是一种道德，也就是说女性主义要建构的未来社会是更道德的社会，这与弘扬女德是不冲突的。”她进一步解释说，在古代社会，君子的道德主要针对男性，对女性的道德建构从客体角度（第二性别）进行，例如“厚德载物”，女性需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是与男性不同而已。“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有助于建构新时代女性道德人格，从传统中提炼精华更可能达到未来社会对女性的希望和建构。”王堃也认为，儒家伦理对女性的要求并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压迫，而是希望女性承担“默胜于辩”的社会角色，
在关于女德班的公共探讨中，有网友“逆向”思维，呼吁建立男德班，并认为这样才更能实现男女平权、性别平等。在传统文化中，确实对“男德”也有一定的要求，《尚书》中说舜“刑（型）于二女”，《孟子》中要求国君“刑（型）于寡妻”，都是要求男性在家庭里成为妻子的典范。勇敢、坚毅被作为儒家伦理中理想的男性形象，也与其所被要求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有直接关系。毕竟，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的角色定位一直是主导型的，从古至今变化不大。于闽梅认为，“当一个社会出现道德滑坡，究其责任，更应该从社会主导角色入手，所以既有女德班，也应该有男德班。”
今日女性和男性有各自需要扮演的社会角色，合理的女德班、男德班也应开展相对应的宣传与教育。于闽梅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男女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再像古代那样分化，女性在生产生活中也逐渐萌芽了主体性地位，关于性别平等的启蒙要在中国重新展开。“这需要一批接受过传统文化训练，进行过女性主义思考的人，他们理解什么是传统文化，能辨别何为糟粕、何为精华，进而从中提取优秀的内容进行弘扬。这样的教育不是压抑的、否定的，而是积极的、鼓励的。”
卷入舆论漩涡的女德班早已被证明是与传承无关、与正能量亦无关的伪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女德教育不应在摒弃女德班的过程中被一起泼出去。唯有真正溯本求源，汲取传统文化精华并自觉顺应性别平等的趋势和时代要求，女德教育才有可能真正回归其本义。
光明日报记者王丹 通讯员 郭雨祺 张子旭